你未必是人好，你只是没机会放荡

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 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搞道德审判呢？

我先来讲一个心理学上的“道德执照效应”。

这个效应是心理学家莫林和米勒提出的。

莫林和米勒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让两组学生分别接受两个命题。

第一组学生接受的命题是：大多数女人都不聪明，更适合在家看孩子，而不是出来工作。

学生立马提出抗议：“这是性别歧视。”

第二组学生接受的命题是：有些女人真的不聪明，更适合在家看孩子。

接受命题的学生态度都比较缓和。

接下来，莫林和米勒让这两组人去当招聘考官——判断应聘者是否适合某高层职位。

这几份工作所处行业一直是男性主导的， 比如建筑业和金融业。

实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刚刚强烈反对性别歧视的第一组学生， 反而更倾向于选择男性来担任这些职务。

而刚刚态度缓和的第二组学生， 对男女应聘者反而做到了公平公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莫林和米勒说：“那些明确反对过性别歧视的学生，便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性别歧视的人了，所以便获得了一种道德许可——做什么都不带性别歧视，于是便为所欲为的任性发挥。”

这就是著名的“道德执照效应”：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做了好事之后， 他就会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 仿佛取得了一种“道德许可证”： 我便可以心安理得的评价别人。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瓜？

因为吃瓜常常可以获得道德优越感。

一个人做了一点好事之后，他就取得了“道德许可执照”——我可以心安理得的评价别人，从而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

“我收入这么低，都捐了100元，吴京你赚了十几亿，为什么捐这么少？赚这么多，捐这么点，太自私了。还说爱国，就凭这一点就不爱国。”

当我们说出这一番话后，就获得了一种无形的道德优越感：

“我是不自私的”，“我是很爱国的”。

“我不是绿茶”，“我人品很端正”。

这种“道德执照效应”还有一个极其诡异的特征——那就是即便我没有做好事，仅仅是意淫一下，大脑也会真的认为自己做了，从而产生道德许可。

很多一分钱没捐的人，不就是靠着意淫获得了“道德高潮”吗？

“我相信自己的道德比吴京高尚。”

“我若赚了十几亿，肯定捐1亿。”

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 真的就比那些当事人更高尚吗？

其实未必。

于建嵘教授讲过一件事： 一次，他去邻居家玩， 正好碰到老大爷看病回来， 一进门，老大爷就对医院破口大骂： “检查个骨质增生就要几百块，医生都是黑心烂肝的狗东西。” 一会，于建嵘和他儿子谈到高考， 老大爷听到了，斩钉截铁地说： “一定要考医学院，要当医生，工资一分不要都行，单拿红包和提成就几辈子吃不完。”

拾遗君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我就是想说—— 当我们站在道德高地批判众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也是众生的一员。

我们痛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

我们咒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垄断行业钻。

我们讥讽不正之风，却一办事就忙着找关系。

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

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 我们憎恨的不是特权，而是自己没有特权。

人都是善恶同体的兽， 我们未见得比人家高尚多少。

非常喜欢作家杨奇函的一段话：

维持我们节俭的， 可能是我们的贫穷。

维持我们检点的， 可能是我们的丑陋。

维持我们低调的， 可能是我们的平庸。

维持我们钻研的， 可能是我们的笨拙。

促成我们义无反顾的， 可能是我们的走投无路。

激发我们看淡一切的， 可能是我们的一无所有。

我们心无旁骛， 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从容。

我们刚正不阿， 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被诱惑。

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行之所以合乎道德规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情操高人一等，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短板变成了高尚。

正如杨奇函所说：我们未必是人好，我们只是没有机会去放荡。

意识到“我们未必比人家更高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