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浙、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就规模和数而言，三地以闽为最，而闽中又首推建阳。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熊禾在《书坊同文书院上梁文》中也说：“书籍日本高丽通。”建阳的余氏、刘氏、熊氏、蔡氏、詹氏、陈氏、郑氏等诸姓，世代刻书，历经几朝数百年而不衰，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对于建本书的评价，历来是毁誉相参，其中持否定态度的不在少数，往往贬之为“最下”。
为了对建刻这一社会历史活动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也为了写学位论文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材料，我于1982年11月中旬前往福建，对建刻史迹作了一番实地考察。沿途经南京、上海、宁波、杭州等地，走访了各地图书馆，查阅了部分建阳刻本，特别是在天一阁查了现存的《建宁府志》和《建阳县志》。12月上旬到达闽北，除建阳外，还到了邻近的南平、建瓯、崇安、邵武等地，重点是建阳县的麻沙、书坊两地，行程逾万里，历时一月余。在各地图书馆、文化馆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看到了不少实物，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将此行有关见闻略作整理，就教于各位方家学者。
麻沙
麻沙在建阳县西南七十余里，从县城乘汽车跑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途经莒口、竹洲两镇，莒口产梨树，是刻板的好材料。竹洲距麻沙仅十华里，因山地遍生竹子而著名。用竹造纸，成本低，、来源广，原料利用率高。邻近的崇泰里、兴中里产墨，这些又为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建阳县地处武夷山东南，东晋、唐末、五代以至南宋等几个战乱时期，这里却一直较为安定，中原人士为避战乱，南迁入闽，在此定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建阳虽是闽北山区的一个小县，然而在历史上却文风蔚盛、人材荟萃，朱、蔡、黄、游、刘、熊、叶诸儒继起，号称“建阳七贤”，他们倡立书院，招收生徒，刻书讲学，仅莒口镇所在的崇泰里就有云谷、庐峰、鳌峰、寒泉、云庄、溪山、潭溪等七所书院可考。朱熹墓、宋慈墓至今犹存，只是十年动乱中，破坏过于严重，最近国家又拨下专款，加以修缮。建阳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曾被称为“八闽之咽喉。八闽北出朝以京阙，未有不由此者。”所有这些都是建阳之所以成为刻书中心的重要条件。
今日的麻沙镇已很难找到刻书的遗迹，有的是一所现代化造纸厂。只是过了麻阳溪，到了一水之隔的水南大队，还可看出些旧貌。早在唐代就开始在麻沙定居的刘蔡二姓至今仍为麻沙大族。我在麻沙最大收获就是在刘登仁家看到了一部《刘氏宗谱》。卷端题“建州刘氏三族贤传，乾隆丙戌原编，道光乙未重增，光绪庚辰忠哲后人续梓”，刘秉均编，大字巨册。其中卷三列祖著作，卷四艺文杂记及诗词题赠中保留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最使人惊讶的是《刘氏忠贤传》载其祖出彭城，为西汉刘向后裔，上面还载有刘向的像赞、传记及三篇文章。最早在麻沙择居的刘氏祖先唐少府监刘翱，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卒于后唐潞王清泰三年（936）。刘氏自北宋起开始刻书，宋代有刘学礼、刘仲吉、刘元起、刘之问、刘通判、刘叔刚等。在《刘氏家谱》中很容易就查到了三桂堂主人刘日新，其后人又以日新为堂名，自元末迄明初刻书甚多，今天我们可知见的就有三十余种。此外象君佐的翠岩精舍、刘宗器的安正堂也极有名，刘龙田的乔山堂多刻医书类书、小说戏曲等通俗实用之书；刘弘毅慎独斋专刻《十七史详解》、《文献通考》等大部头书，所刻均密行小字，别具风格。我们所拜访的刘登仁老先生自称是刘翱三十六世孙，虽然年已七十七岁，思想却很开明，以较低的代价(40元)就将珍藏家谱让给国家，与我同行的建阳县图书馆曾志堂馆长和福建省图书馆辅导部郑一仙都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麻沙曾多次发现过刻书的版片。在县文化馆，我们见到了这些刻版。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王治平同志还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这些版片的发现经过。“文革”前，他到麻沙搞文物普查，到一些农民家问起有没有刻书的版片，农民都不清楚，就让他自己去翻。水南一家农民住的是旧房，灶间上部还有一个阁楼，老王爬上去后发现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原以为是煤块，取来一看，居然是刻着字的木板，共有三百多块，这可真是建刻史迹的一个重大发现。后来在麻沙又陆续收集到一些版片，但数量都不多了。
老王同志兴致勃勃地用这些书版为我们复印了几张书页，一张为《九儒书》书名页，上刻“潭阳蔡氏九儒书，光绪丙戌重镌，庐峰书院藏版。”另一张是《治家良法》，上题“槜李陆一亭家训，山阴和德堂高梓。”以上板片均为红梨木所刻，其木质坚实，指节叩之，铿锵有声。一版大部为整木所治，也有二木拼接，并加箍锯。这些版片大都已过百年，除少数在发现前被虫蛀，或略有变形外，其余大量皆完好平直。著名的版本学家赵万里在1961年来建阳时曾建议将该版片印行若干部，以供研究之用，因资力不足至今未行。
书坊在麻沙西南二十里处，原属崇化里。书坊又名书林，原来指以刻书卖书为业的坊肆书店，在此为地名。早在宋代，这里就已书坊林立，至今仍称书坊公社书坊大队。
走在书坊街上，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古迹犹存，还有一些庙宇、宗祠、牌坊、古井可寻，甚至还有两幢明代的故屋，至于明代的墓碑就更多了。如果说在麻沙已经很难找到什么人谈点有关刻书的旧闻的话，而在书坊倒流传不少关于刻书的传说，不少人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掌故。公社茶场负责人熊德留是明代著名刻书家熊大木的后代，他指着村南一片茶园说：“从这里下去一二里叫距村，原来全住着人家，下雨都不用拿伞，主要是熊家和余家，专以刻书为生。”公社秘书陈利清领我们查访了“书林门”和“墨池”原址，这两处重要的刻书遗迹，直到七十年代初才被彻底破坏，所以中青年人提起来都历历在目。“书林门”坐落在村子东南去崇政里的官道路口小山坡上。至今仍可看到碎石铀的路基和旧屋的墙角。在书坊好多人都告诉我们，这里原有一百座庙，一百口井，虽不十分确切，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庙、井也真不少。我站在“书林门”所在的歌乐山上，方圆不过一里多，居然就可看到四、五座庙宇的遗址。仙亭岗上水杉树林郁郁葱葱，那里原来就有一座庙，东行数十步又看见一座吕祖庙和一座三圣庙，殿堂之内，柱子林立，楹联的题字上半部分还闪着金灿灿的漆光，可如今却成了生产队的饲养棚。
“墨池”离书林门也很近，就在山下一片水田中，面积不甚大，约见方，和一个小房间的面积差不多。民国十八年修的《建阳县志》上提到，“墨池，在书林东门境边，俗为墨坵，其水注墨，取以印书，毫不溅漶。”还有一篇谈福建刻书的文章讲“书坊有所谓‘墨丘’的，据称是当年印刷所用的墨水之来源，这种水可能是一种透过煤层的水泉，在崇化的松溪墩地方曾发现煤矿，这种水既取之不尽，又用之不竭，……是天然墨水，因印成后墨容易脱落”等等。事实并非如此，当地人告诉我们：“作墨坵的水是清的，仅是作墨的一种原料。”陈利清同志领我们往北走了不远，来到一口井旁说：“作墨坵的泉眼和这口井相连，这口井有‘书坊第一井’之称。书坊村至今都吃井水，井很多，但数这口井水最好。”井栏镌有“明万历廿九年仲冬月吉旦立”字样，走近一看，不禁大为吃惊，该井水位极高，几乎唾手可及，其水清澈甘美，附近居民正在打井水洗衣。看来，不可能有什么“天然墨水”。老年人还告诉我们，早年有一些从江西来的印通书的书铺主人，到书坊来取墨池的水带回作“种”，用来制墨印书，直到抗战爆发，才没人再来取水。这样的取水活动近于迷信，但亦可从中窥知书坊在历史上的影响是何等长远。
我所住的公社招待所原来也是一座庙，后面一条街，全都姓余。我依稀记得当年先生是在一家叫余咸清的社员家见到了《余氏宗谱》。有了这样一条线索，查访起来快多了。余咸清是解放后书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家至今仍藏有族谱，虽用木盒装着，也被虫蛀得百孔千疮。是同治年间新安堂刊本。通过家谱可知：余氏祖出扬州府盱眙县泗州下邳郡，后折居河南汝宁府固始县新安村。梁大通庚戌岁（530年）余青令建阳，其子余焕、余仲甫等徙居福州古田杉洋村，为余氏入闽之始，传十四世有余同祖，曾出任广西安抚史，年老致仕而归，寻隐书林家焉，遂为入书林之始祖。“文革”以前，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师大图书馆各抄录了一份《余氏族谱》，然而看过的人却说，从中找不到刻书家的名字。我耐下心来，细细翻检，终于从中查到了号“勤有居士”的余文兴、萃庆堂主人余彰德、余泗泉、号双峰的余孟和及其子余象斗等十多位刻书家。特别是余象斗，字文台，号仰止山人，他是三台馆、双峰堂主人，刻书极多，仅演义小说就不下几十种，而且还编过《南游记》、《北游记》、《万锦情林》等书。遗憾的是这些刻书家的记载过于简略，连生卒年都失考，至于万卷堂主人余仁仲、勤有堂主人余志安竟干脆查不到。或是室名别号太杂，或是刻书被视为射利之业，末流之辈，有渎先祖，故不入谱。而那些登科入仕的，有像有赞，大书特书，两种情况在家谱中显而易见。
来书坊后，我们还曾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在墨池东面到书林所在的小山坡之间，原有一座大庙，叫千秋寺，寺有千柱落地，规模宏大，但不知建于何年。还说当年的刻书作坊在庙中，这个庙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洞，可容二三百人，洞里藏有很多版片。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因庙中的和尚淫乱无行，整个寺庙被官府抄毁。但传说中的地洞不知在什么地方。还有人告诉我们解放初郑振铎副部长曾打算组织人力，把这块地方挖掘一下。1958年开公路时经过这里，人们希望能把这个山洞挖出来，可至今也没有发现。可是一查文献，见《嘉靖建阳县志》卷首书坊地图上，果有个清修寺，正位于传说中千秋寺所在的位置上。该志载有明正德七年知县戚雄和明嘉靖二年知县项锡各有一首咏诗，说明这个寺由来已久，大约建于宋元祐年间，规模也不会太小。先生《南行日记》中也提到：“书坊门在小山坡，从山坡到平地，这一带过去是书肆作坊。早已焚毁无余矣。”这里所指，也是传说中千秋寺所在的位置。“千秋寺”和“清修寺”方音极近，恐传习致讹。细翻《余氏宗谱》，亦可找到蛛丝马迹。在上庠房书坊文兴公派下世系，三十二世余继安名下有这样一段记载：“公于嘉靖巳丑年向阮姓买有山地一片，座落东门书市人和社，上至高岗，后刘宅，山下至大路，左至山路，右至郑张二姓山为界。公游览其间，睹山水之气清，慕圣贤之过化，遂于嘉靖癸丑年建造庵一所，名曰清修寺，以为子孙讲学之所，亦可为印书藏版之地。……”地理位置和寺名亦相吻合，只不过说“建造”不妥，恐是重建或重修。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此处为书坊书市集中之地，清修寺也藏过书版。由此可见，传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合理成份。如果我在书坊多住些日子，一定会听到更多更有趣的传说。
从建阳到崇安，要经过著名的武夷山游览区，原以为汽车一定会在层峦叠嶂中翻山越岭，没想到走的尽是宽阔平坦的公路，在历史上这正是从福建到江西、浙江的主要通衢。崇安县图书馆建在崇溪桥旁，是一座设计新颖的五层楼，很有现化的气派。更为难得的是，馆上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清道光年间刊刻的《武夷山志》版片七大箱，真应该整理出来，让他们为旅游文化事业作贡献。邵武县图书馆至今也收藏不少古籍，给《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就上报了十几种，有的是海内孤本，大部分是建阳书坊所刻。建瓯县原是建宁府所在地，县图书馆创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藏书多为民间所献，古香古色的楠木书上刻着“罗网百家通天地人以资博览，推阐三教统儒释道而集大成”等对联。架上《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珍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十通》、《万有文库》、《佩文韵府》等书琳琅满目，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应有尽有，毛晋汲古阁刻的《十三经》、《十七史》也有数种。最多的是《御批纲目》、《通鉴辑览》之类的书，据说有三十八种之多。临走还发现了建阳庐峰书院版的《蔡氏九儒书》，细审之，正是建阳县藏版的那一种。
看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古籍，我想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多么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历经兵火浩劫，保存下来的实在是太少了。更好地发掘、整理、利用它们，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面前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