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乌维·维特施托克，译者：陈早
编者按：
国会纵火案后，独裁降临德国，希特勒开始明目张胆地迫害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奥西茨基拒绝逃亡被捕，埃里希·米萨姆、埃贡·埃尔温·基希没能及时逃离，布莱希特和德布林在万分惊险中，逃离了柏林，并最终离开德国，免于逃狱之灾。
昨晚，《世界舞台》编辑部的卡尔·冯·奥西茨基还和朋友们一起去拜访他的女朋友古斯蒂·黑希特，一位假小子似的、才华横溢的年轻同事。她原本学建筑，并在维也纳拿到了工程学位。几年前，她的一个设计方案在柏林蒂尔加滕建造新犹太教堂的比赛中胜出，但最终方案没有落地。她很失望，不久之后便受聘为《柏林日报》的周日副刊《世界明镜》的图片编辑。仅仅三个月后，特奥多尔·沃尔夫就将她提升为部门主管，负责整个副刊。
她并不胆小怕事。前天，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日，她把社民党反对希特勒的大规模集会照片放在了《世界明镜》的头版，内页则用其他示威照片填满了整整两个版面，标题是《德国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游行》。
奥西茨基的妻子莫德并不知道黑希特的存在。昨天广播报道国会大厦着火时，奥西茨基的朋友和古斯蒂·黑希特再次催促奥西茨基马上出国。但他坚定不移。他总是有留下来的新理由：想等下周日的选举；不知道自己在国外怎么生活；还欠着债，新房子的装修很贵。不，他心意已决，他会留下来。此外，他还安抚朋友们说，搬去新居后他就不贴门牌了，所以突击队应该很难找到他。
回家后，莫德也催促他逃跑。但她也失败了。奥西茨基要留下来。三点半左右，门铃响了，两名刑警逮捕了他。他们允许他洗漱穿衣，然后带走了他。“打起精神来，”他向莫德道别，“我很快就回来。”
埃里希·米萨姆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作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领导人，他和恩斯特·托勒一样，在纳粹的抓捕名单中高居榜首。但米萨姆还有第二个问题：他没钱。为了能逃出国，这几天他一直在东拼西凑。昨天，他终于凑够去布拉格的票钱和到达后最初几天的费用。他计划今天早上离开，行李箱都已经装好了，他的妻子随后会去找他。凌晨5点，门铃响了，他们还在睡觉。两名刑警逮捕了他。他有被捕的经验，战争以来他已经两次入狱。“这次会更苦。”他对妻子说。然后像往常一样平静地与她告别，也与尼基和莫里，这对夫妇的狗和猫告了别。
埃贡·埃尔温·基希在自己位于莫茨街的住处被捕。和埃里希·米萨姆一样，早上5点，他听到门铃响起，紧接着是房东太太去开门的脚步声。然后她敲了敲他的房门：“基希先生，请开门。”他一开门，两名意外客气的刑警就逮捕了他。他被允许洗漱穿衣。他们问他是否有武器或打算逃跑，他否认，因此被免去了戴手铐。
受权刊发，选自《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德]乌维·维特施托克 著，陈早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万有引力2024年1月。
三人没有坐巡逻车，而是乘地铁去了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局。基希挤入其他乘客之间。早起的人们在习以为常的上班路上，等待他的却是不确定的未来。在警察局，两名警官把他交给内勤的同事，并为他领取了一张凭据。通往政治警察部的走廊上人满为患—一群灰头土脸、从晨梦中被拖来的人。基希最先认出《世界舞台》的驻场律师阿尔弗雷德·阿普费尔，他曾为许多左翼积极分子辩护。好吧，基希想，也许他能把我弄出去，于是叫道：“你好，阿普费尔博士，我被捕了。”
然后基希认出了其他人。卡尔·冯·奥西茨基在，还有其他几位作家、科学家、医生，另外就是一些原本享有豁免权的共产党国会议员。一圈名流。戴着纳粹标志的年轻辅警紧张地监管他们，直至他们被分批带入地下看守所。正当他们掏空口袋，上交钥匙、火柴、铅笔和鞋带时，新任警察局局长马格努斯·冯·莱韦措挤入人群，叱骂起来。他称他们为“无赖”，并把一个没有立即在他面前立正的人关进了小黑屋，然后又消失了。剩下的人被塞进一个集体牢房，一个房间47人。靠墙有木板床，中间摆着一个桶。所有人用一个。接下来什么都没发生。等待开始了。
一大早，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就从苏尔坎普的公寓出发了。布莱希特在柏林做医生的老同学开车把他们送到安哈尔特火车站。站台上没有人认出他们。他们上了一班去往布拉格的火车。当火车终于开动并加速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可他们在途中突然意识到犯了一个错：魏格尔有三枚价值不菲的戒指落在了布莱希特的公寓，在财务如此紧张的境况下，这一损失令人难过。边境上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两人的护照正常，而且布莱希特可以出示维也纳朗诵会的邀请函作为出行理由。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海伦娜·魏格尔，丹麦，1936
一到布拉格，他们就给柏林的年轻钢琴家格奥尔格·克内普勒打了电话。魏格尔前不久出演《无产阶级母亲的摇篮曲》时，为她伴奏的正是克内普勒，在那场演出中，她曾短暂被捕。两人向克内普勒描述了戒指所在的箱子，请他去取。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克内普勒是共产党员，也是犹太人，如果遇到冲锋队的人正在监视或搜查布莱希特位于动物园车站附近的公寓，他有可能性命不保。但克内普勒很幸运，他找到了遗失的戒指，立即离开了目前为止似乎还没被动过的公寓，然后带着珠宝踏上了寻找它们的主人的路。
上午内阁开会。希特勒把两项希望兴登堡签字的紧急法令提前下达给他的部长们。在他眼中，已经到了心理上最后清算共产党的正确时机，而他公开说过不想让此事受制于法律上的顾虑。部长们对此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会后，他向兴登堡递交了《国会纵火法令》以及《抵制背叛德国人民和高度叛国活动法令》。兴登堡毫不犹豫地签了字。第二部法令的主要目的是判处某些政治罪犯死刑。而第一部宽泛得多—它废除了所有重要的基本权利。自今日起，国家干涉不再受任何限制。言论、新闻、结社和集会自由，邮政和电话保密，以及住宅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统统失效。还有人身自由，从现在开始，警察可以随意逮捕任何人，无限延长拘留时间，并阻止被拘禁者与家人或律师联系。换句话说，德国境内的任何人、任何事都任凭政府和当局摆布。大门向恐怖敞开。
名义上，基本权利只是“在另行通知前”暂时作废。但这两项法令一直到纳粹政权覆灭后才被撤销。德国的法治被废除了。《国会纵火法令》第2条还授予帝国政府接管帝国各州的权力。因此，联邦制也被废除了。
宣誓就任帝国总理仅30天后，希特勒就为其无限统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几周后，他只需要通过《授权法》，就能让议会彻底成为摆设。在英国《每日快报》的一次采访中，希特勒被问及关于冲锋队和党卫军计划屠杀政敌的传言是否属实。他饶有兴致地回答：“我不需要巴托罗缪之夜。我们已经借助《国会纵火法令》设立了法庭，所有国家的敌人均将受到指控并被逮捕，这样就永远不会有阴谋了。”独裁降临。
早报的头条新闻让身在法兰克福的维利·明岑贝格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国会大厦着火了！纵火犯是共产党员！当局对所有共产党干部下达了逮捕令！他的女友芭贝特·格罗斯给他在柏林的公寓打过电话。明岑贝格的秘书告诉她，警察夜里已经来过，带着逮捕令和明岑贝格很早以前的一张照片。
两人和司机一起商议还能做何打算。午报上登出了著名共产党员的通缉令，明岑贝格也在其中。他最好不要在街上被人看到。所有边境站应该都收到了他的缉捕令，此时出境也极其危险。
这时芭贝特·格罗斯想起，她姐姐玛格丽特的公公、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就住在达姆施塔特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虽然只有一面之交，芭贝特还是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关于明岑贝格如何脱逃的建议。司机把车停在布伯家附近，芭贝特让两个男人留在车上。她的到来让布伯大吃一惊，但他确实想到了一个办法：萨尔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始终在国际联盟的管理之下—一个令德国政治家尤其是纳粹恼羞成怒的事实—根据德国人的观念，萨尔州并不与国外接壤，其边界从德国通往德国，因此德国方面对那里的控制明显松懈。布伯有一个朋友在萨尔布吕肯当大学讲师，他给芭贝特·格罗斯写了一封推荐信，并在信中请这位朋友为明岑贝格提供几天庇护。
现在只缺一张明岑贝格能用的假身份证。芭贝特·格罗斯回到法兰克福，趁着黑森州狂欢节的喧闹，联系上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同仁，后者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护照给了她。里面的照片根本不像明岑贝格，但他别无选择。幸运的是，当他们乘车到达萨尔州边境时，天已经黑了。海关官员敷衍地照了照车内，几乎没看护照。他们被允许继续行驶，明岑贝格得救了。
但他再也没有回德国。此后几年，他尝试在巴黎组织左翼移民抵抗希特勒。由于遵循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斯大林规定的共产党路线，他于1938年被开除党籍。1940年，他试图逃往瑞士，以免落入进军而来的德国军队之手。几周后，有人发现他死在格勒诺布尔以西的一个森林里，尸体的脖子上缠着一根绳子。
9点左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打开了收音机，才听说国会大厦的火灾。播音员称之为共产党的暗杀。德布林马上关掉了收音机。他丝毫不相信共产党是纵火犯的说法。在他看来，关键的问题是：Cui bono（谁会因此受益）？对他而言，答案显而易见。
然后，电话响了，没完没了。不断有人打电话来，催促他去安全的地方。他认为太夸张，甚至有点可笑。下午来了客人，也劝他逃。他还是拒绝，但不知何时终于屈服了，打算出去三四个月，直到国家摆脱纳粹。
晚8点左右，他带着一个小箱子，离开帝王大道的公寓。门口站着一个男人，因为寒冷，他在冲锋队制服外面套了一件便衣。男人上上下下打量着德布林，跟着他到了地铁站。站台上，他等着看德布林上了哪趟车，然后走入同一节车厢。德布林在三角火车站下车时，男人还在跟着他。这时，德布林才意识到情况多么危险，他随时都可能被捕。突然，身边热闹了起来，一大批人涌下刚停稳的车。德布林跳下楼梯，在最近的站台纵身跳上一列正要开走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