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小农”扶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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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小农”扶贫试验

记者 | 马宇平

编辑 | 张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已经习惯了面前坐着年轻的学生。但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却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

“什么是‘巢状市场’？”他们问他。

7年前，叶敬忠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桑岗村开始了一项“巢状市场扶贫”试验。那时，国际上刚刚出现“巢状市场”一词，叶是提出者之一。

桑岗村是太行山深处一座典型的贫困村庄。叶敬忠记不清带学生来过多少次。他们熟悉从北京开车到这里的路，也熟知每一户人家的婚丧嫁娶。

叶敬忠相信“巢状市场”会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的一个突破口。他的计划是，为农村贫困户构建一个特殊的市场，摆脱食品工业巨头的控制，让生产者直接与消费者联系。

他甚至有一种浪漫的想法：通过“巢状市场”，增强城市人和农村人互动，让原本冷漠的买卖有更多人情味儿。

摸底

桑岗村距离北京190公里，全村共183户。与其他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中国村庄一样，桑岗村近一半人口在外务工，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为主。

早在1996年，叶敬忠就带着学生在当地做农村社区发展研究。几十篇博士和硕士论文都“产自”附近的几个村庄，研究课题包括村庄政治、资源开采、农村市场等，涉及农村社会的许多方面。

村里的婚丧嫁娶、添丁进口，他们都一清二楚。曾有学生逐家逐户地了解这里的社会关系，甚至可以做到“只看房子就可以画出家庭宗族关系”，也有学生手绘了村庄所有地块，梳理了水利灌溉的变迁。

“你以为把车随便开到哪个村口就可以进去做研究吗？”与桑岗村多年的相互了解，让叶敬忠产生了把试点落在这里的想法。

关于“巢状市场”，叶敬忠解释，农产品与食物市场是一个全球性市场，也是复杂而充满变数的“无限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食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被割断了联系，中间有无数大公司、中间商甚至金融炒家，控制着从土地到餐桌的整个链条。

“巢状市场”强调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结。叶敬忠打了个比喻，就像“鸟巢”一样，中间相互连在一起，一个一个节点像蜂窝状，每个节点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紧紧团结，享有共同的“价值观”。

他的试验从摸底开始。2010年10月，这位教授带着团队在村里调研。农户家里几只鸡、几头猪、几只羊，菜园里种植什么、怎样种植，饲养家禽是用草还是用饲料，大田作物施了多少化肥……学生们拿着这份问卷哭笑不得，“村民都嫌我们问得太细了！”最密集的一周，他们访谈了74户。

“村庄至今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小农农业形态，通过种养殖的结合实现了与自然的协同生产。适合开展以构建‘巢状市场’为模式的扶贫实践。”叶敬忠在调研报告里写道。

小组

首批参与试验的有70多户。在叶敬忠眼里，他们都有各自的资源，“就是家里的一亩三分地”。

而他的试验，是要保护传统的耕作方式，让一家一户的“小农”有更多生存空间。

按照“巢状市场”的理念，农户院里的鸡鸭猪羊，菜园中的蔬菜，山坡上的瓜果核桃板栗，还有农民自己加工的豆腐和粉条，都是产品。而且这些产品是“可持续的，是本来就有，而无需特殊发展的”，也是在家门口几乎卖不出去的。

在桑岗村，几乎每家的院落里都有几只鸡，农户随手撒的几把菜叶和玉米便是它们的饲料。

叶敬忠粗略算过，每个贫困户家里养10只鸡，一年卖给“巢状市场”鸡和鸡蛋的收入能有一两千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哪怕只提供鸡蛋，每户每年也能有不错的收入。

在叶敬忠看来，“巢状市场”没有“门槛”。只要农民能养鸡，能种地，都可以参加。

他们在村里选了3位“热心、有威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村民作为生产小组的组长，而进入“巢状市场”的首批城市消费者是叶敬忠的同事们。收货、配送、调节生产等由组长负责，叶敬忠的团队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负责观察、记录并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村民许新全55岁那年被选为桑岗村生产小组的组长。从那时起，他习惯随身带个本子和笔，“因为经常有人在村里见面就说‘我家有几只鸡蛋，几斤红薯，你们要不要’。”

巢状市场的基本运作流程是：消费者下单——村庄小组长整理订单——农户提供产品——小组长包装——送货给消费者——消费者取货交钱——小组长将现金交给农户——消费者反馈。

每月去北京送货的前几天，村里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倒数第4天，村民端着自家的鸡蛋交过来；倒数第3天，杀猪；倒数第2天，杀鸡；出发的前一天，准备新鲜青菜，并按订单装货。在每样产品的包装上，都明确标注着生产者和生产过程。产品的价格也会有季节性的小波动，但不受外部市场影响，非常稳定。过去几年，市场上的猪肉和鸡蛋价格数次出现了“过山车”般的起伏波动，而“巢状市场”的猪肉和鸡蛋价格只有小幅调整。

送货那天，两辆载满“小农”产品的汽车凌晨3点就从村里出发，在北京的送货点配送完毕，深夜返村。

7年的实践，每个流程都经历过完善。在热心消费者的帮助下，农户们还建立了微信公众平台，实现移动下单和支付。

磨合

尽管模式听起来并不复杂，但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鸡蛋问题。叶敬忠就此组织农户开过无数次会议。消费者抛出很多问题，让有着40多年务农经验的许新全也感到头疼。

消费者的疑问包括：同一家卖的鸡蛋，大小不同，蛋黄颜色深浅不一，蛋壳厚度不同，是不是掺了从市场上买来的鸡蛋？夏季炎热，如果农户家用冰箱保存，配货完再回到常温条件下，两三天后鸡蛋就易坏，这怎么办？

农民们从未关注过这些细节。

还有猪肉问题。消费者嫌猪肉太肥，或是表示分割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志愿者和村民们观察发现，村里杀完猪，多按当地集市上的分割方法，某一块肉就要四五公斤。而城里的消费者习惯了购买小排、腔骨等不同部位，都是很小一块。

为此，叶敬忠和同事们还特地带农户代表去云南考察，学习别人的经验；带他们到北京的超市里，学习猪肉的切割。

一段时间磨合下来，村民们开始注意购进鸡仔的品种。刚进夏天，他们就把鸡蛋埋进粮食里——这是目前村里通用的保鲜的土办法。为使包装更卫生，项目组给村民添置了塑封机，还先后添置3台冰柜。

许新全用土办法检测鸡蛋是否新鲜。他拿着手电筒对着鸡蛋逐个照，检查是否完好。后来他们自己制作了一个小箱子，上面挖洞，鸡蛋恰好可以“卧”进去，箱子内部安装一个灯泡，这样便省事许多。

许新全觉得自己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他日常要留心各家的生产问题，保证产品的质量。2015年他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志愿者们培训他如何使用，从打字、发图开始，督促他在消费者的微信群里与大家沟通。

他起初不习惯。在他看来，一个庄稼人每天拿着手机对着人家拍，“不正经”。志愿者也对他拍的照片不满意，因为那些照片或“乱”或“暗”，“你经常能看到人头顶上长出一根电线杆来”。

叶敬忠说，今天的城里人习惯了超市里干净整齐的农产品，缺乏对生产、作物的了解，“怎样让这两个群体建立信任、有效沟通是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许新全已经成了专业“客服”。他把鸡蛋的保鲜过程、新鲜土豆从地里刨出时的模样，还有树上核桃的长势，都拍照发到群里。在群里回复问题时，他通常先打上一段“得体完整”的话。

“巢状市场”建立初期，许新全偶尔会遇到些“麻烦”。一次，村里一农户家的女主人扛着锄头往他家院子里一站，气冲冲地问：“凭啥你总优先买他家的羊，凭啥买他家的不买我家的？”

对这类问题，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绝不干预。叶敬忠解释：“村里有很多人情规范，我们不参与。‘巢状市场’一定是植根于村庄文化、村庄政治的，通过他们自己的参与进行动态调节。至于消费者，是一个自发发展的过程，我们也不干预。”

去年年底，叶敬忠带着学生们对桑岗村的农户进行了一次关于“巢状市场”的调研，90%的农户都表示满意，不太满意的农户表示是自己参与的机会太少了，建议扩大规模。

但叶敬忠和团队坚持认为，村庄快速涌入很多消费者不是好事，会破坏村庄的供给平衡。“我们要放弃那种‘大规模大产业’的思维，坚持以农户为主，有什么资源就用什么资源。不然就又回到了直接建个大棚、搞个鸡场的产业化模式，这就与我们‘巢状市场’的理念相悖了。”

修复

一位最初就参与试验的志愿者这样评价：“‘巢状市场’落户桑岗村的7年，实际有着宏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变迁，它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层面的社会试验，是草根的、底层的、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试验。”

在志愿者眼里，“巢状市场”不仅给农户们带来了收入，还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主体性。

比如当村民发现，消费者更喜欢传统的柴鸡蛋，老人们便自发去孵小鸡，这项消失的“技艺”又重新出现在村庄里。

生产小组还逐渐自发调节生产。以前，农村的习惯是春节后购买猪苗，年底杀“年猪”，带来的问题是有几个月的“猪肉断档期”。为此，村民按组长的生产计划，分批购进猪苗。在成本较高的月份，他们将得到公共基金的补贴。

公共基金也出自“巢状市场”。许新全解释说，比如村里收鸡蛋是15元一斤，卖给消费者17元。两元的差价扣除运费和组织者的劳务费后，剩下的作为公共基金。去年，生产组用1500元公共基金购买了300只小柴鸡，免费分发给30个贫困户。

在桑岗村，贫困户向“巢状市场”提供的农产品种类已达30多种，几乎覆盖了当地能够生产的所有种类。他们在北京的消费者群体也比较稳定，从最初的1个配送点发展到现在7个配送点，消费者达到120余人。

2016年，“巢状市场”为桑岗村贫困户带来了每月约3万元的纯收入。这笔收入主要流向了最底层、最贫困的农户。还为村庄创造了一系列参与屠宰、加工、包装、配送等环节的额外收入机会，在桑岗村，参与其中的村民就有16人。

“巢状市场”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变化。村民开始注重追求绿色产品，调查显示，桑岗村80%以上的农户在大田生产过程中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

除了持续购买农产品，城市消费者还自发为村庄贫困农户捐赠衣物、儿童玩具以及图书等。不少人在闲暇时访问村庄，有人还对到北京看病就医的贫困村民提供帮助。

村里还出现了更多的互助和合作，生产小组的组织能力也在提升，已能与城市消费者顺利对接，还将部分公共基金投入村庄的垃圾治理和文化活动中。

在叶敬忠看来，试验所激发的这些变化，对乡村生态修复和社会、文化的复兴意义重大。

复制

中国正在致力于全面脱贫。叶敬忠和他的同事在不同地区调研发现，各地围绕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中药材种植加工等，争相引入资本，扶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发贫困地区的产业。总体来说，是将贫困户带入大市场，或者将大市场引入乡村。

他认为，进入主流大市场非农户脱贫的“灵丹妙药”。发展产业往往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而经营者大多盲目强调规模和效率，生产方式上依赖化肥、农药等化学添加剂，可能对生态和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即使某些产业发展起来，所带来的资源和机会也可能被村庄精英或外部资本获得。这也是产业扶贫遇到的困境。

“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产业扶贫’实践往往存在一个固有的悖论，即将小农户的命运交付于大市场。”叶敬忠说，各地常常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去帮助农民搞产业开发，产品在进入市场时却遭遇价格崩塌，甚至销售无门。2016年，叶敬忠和团队正在江西调研，从新闻上得知某地西瓜烂在地里，水稻地变为莲子地，莲子价格从7元一斤变为3元一斤……

叶敬忠认为，市场遵循“丛林法则”，上演着各种技术、生产、营销、资本的较量，也充斥着各种投机、操控、垄断、排挤。将底层贫困农户置于这样的大市场中，堪比犬羊与虎豹之斗或以卵击石，农民常常沦为食品加工企业、食品集团、大型超市或零售链条的廉价原料供应者，以及被转嫁的市场风险的承担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也曾在文章中提到产业“扶富”而难以“扶贫”的现象，尤其是在开发难度大、获利机会少的贫困山区。

叶敬忠说，扶贫是社会事业，不能按市场逻辑去思考利润。“我们这种扶贫方式不像建个大广场那样，立在那，特别壮观，但是它是非常有效的、立竿见影的。”

今年，桑岗村的“巢状市场”项目被乡政府列入精准扶贫项目，乡里为他们建了办公室和冷库，添置了冷藏车。

叶敬忠相信，“巢状市场”模式非常容易复制。去年，临近的宝石村也建立了“巢状市场”，有30户贫困农户参与。短短半年内，每次产品对接的收入从最初的2000元左右，增加到1万余元。

让他更为欣喜的是外地也在效仿。去年12月，一位到中国农业大学参会的贵州农民了解到这种理念，从北京回去后，立刻着手了“复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