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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为澳新银行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理财业务体现经济高速发展
今年以来，当局加强了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广度和深度。无论是央行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的覆盖范围，还是三会下发文件的数量，都反映了当局对于执行去杠杆、防风险、抑泡沫的决心。其中，理财业务作为银行的表外业务，更成为了这一轮监管浪潮的风眼，对相关的委外投资以及其资产价格，造成了极大的震荡。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字，截至
2016
年底，银行理财产品全属余额的
29
万亿元，其中债权资产配置比例为
43.8%
。自从去年年中有关部门提出加强监管银行理财业务的宏观审慎管理后，债券价格开始下滑，息率也出现上行。由于银行业也同时是国内债券市场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加强监管银行表外理财的影响最终也会反映于银行负债表的资产方。可以见到，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整合的个体，在一个环节下药，往往会在另一个部位的出现反应。正是这个原因，尽管市场情绪受到影响，但是当局加强治理、防止风险隐患，避免泡沫爆破，用心良苦。
一时之间，银行部门与非银金融机构的委外投资、理财产品等等，被不明所以者（特别是海外的中国分析员）看成金融市场的洪水猛兽。
我们要指出，理财投资业务膨胀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现象。事实上，中国经济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国企改革以后，释放了大量改革红利，贸易顺差持续，居民及企业的财富大量积聚，正当他们找寻更好的储蓄机会的时候，国内及国外的利率水平却因为国际金融海啸而持续下滑，只要理财产品提供稍高的投资回报，资金便会从银行表内流向表外。追逐回报并非坏事，资金通过非银行渠道支持实体经济，更有助于发展直接金融，提升资金流向的透明度，以及改善金融资源效率，符合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原则。
快高长大跌碰难免
所以，中国应该找寻未来理财投资业务的发展道路，而并非否定理财业务对经济的贡献。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发展经验，引以为鉴，以避免重复它们曾经走过的冤枉路。其中，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极具参考价值。
首先，澳大利亚的经济以及货币体系发展历程与我国近年的情况非常类似。在上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经历一轮矿产业黄金期，大量资金涌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当时，澳大利亚仍然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跨境资金外流较少，
1971
年以前，澳元仍然与英镑挂钩，直至
1971
年改为与美元挂钩，经过
10
多年不断的探索，包括曾经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也经历了不少的冲击，终于在
1983
年
12
月
12
日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在利率方面，澳大利亚在
1972
年才容许银行自由决定贷款利率，
1973
年也放开对
CD
利率的管制，银行业信贷总量就在当年增长
30%
。
正当澳国进行汇改和利率市场化的时候，其银行业也才慢慢开放及改革。正如现任澳国央行行长的记述，在改革以前，当地银行仍然缺乏为信用风险定价的能力。但由于开放了资本管制，大量外资银行进入市场，银行业的恶性竞争造成了信贷的极速膨胀，更
l1987
年
10
月全球股灾之后，大量资金从股市进入房地产，最终造成了
90
年代初的泡沫爆破。这个经验，加强了当局推动金融业风险管理架构的决心。
目前，理财资管业务成为澳大利亚全金融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员。过去
25
年，财富管理行业每年增长
10%
，截至
2016
年末，其总资产管理总额达到
2.8
万亿澳元，相等于整个金融体系的总资产
50%
，或
GDP
的
168%
，总量世界排名第六。当中，超级年金行业是过去
10
多年发展最快，占财富管理总资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