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去不会“阶层固化”，反而是“富不过三代”

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看《红楼梦》的读者深思：如果贾府未被抄家，是否还能继续支撑下去？

答案是否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贾氏集团过于单一低效的业务收入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运营开支，现金流多年来持续为负，已经接近负资产的边缘，又缺乏融资渠道，破产就在眼前。

不妨按书中提供的线索分析一下贾府的收支情况。

贾家的主要收入是地租和房租，主要开支是家庭成员和佣人的生活开支。

地租和房租的好处是风险小，非常稳定；但缺点也很明显，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增长非常缓慢。

贾家从第一代开始，官就越做越小，又缺乏商业人才，估计这几十年收入增长很小。

而另一方面，家庭开支却随着人口迅速增长。

第七十四回，王夫人回忆贾敏出嫁之前，贾府的生活标准“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很多人认为，贾府从那时就已经败落了，但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衰败”这两个字。

贾敏待字闺中时，玉字辈还未出生，老嬷嬷们还在工作岗位，贾府几乎没有闲人，这样算来，贾府“单房”开销这十几年就一直在不断收缩。

正如按王夫人所透露，在建大观园之前，贾氏集团一直在“只出不进的隐性裁员”，王夫人的大丫环金钏死了，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缺着不补人。

这说明，“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只是幻相，是因为家庭总规模在扩张，生活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提高。好比一座假山，十个人可以用，二十个人也可以用。

仔细看书，你会发现贾府的那些稀奇玩意儿都是以前积累下来的，而柴米油盐这些消耗现金的日常生活资源却常常短缺。一边是仓库里堆满了奢侈品，一边是员工工资常常被挪用。

收入不变，人口猛增，福利标准又下不来，只能变卖资产，家族渐渐变成空架子，这不是能力和道德的问题，而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的贾府版，是农耕时代贵族大家族必然的结局。

过去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分家，用新家庭摆脱老传统，加强活力，大家各自想办法，只要有一支能存活，家族的香火就能延续（比如贾兰一脉）。

这就是过去没有阶层固化，而是“富不过三代”的原因。

但问题是贾母尚健在，分家不可行，唯有继续“提高生活资源利用效率”，就像我在《人神共奋读红楼：20岁的王熙凤，是怎么管理几百人的团队的？》一文中分析 了王熙凤的“扁平化”项目管理模式，基本上就围绕这一点展开。

但内部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大观园建立后，又一次性增加了大量服务人员，这个空耗资源的“大花架子”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长期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既然收入上不去，又分不了家，主子的数量也不可能降，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生活标准，裁撤冗员了。

我在《进入知名大公司，你的职业生涯就高枕无忧了吗？》一文中讲了，秦可聊在临死前向王熙凤托梦，为贾府提出的避免破产的两条建议，核心就是八个字：缩小规模，先活下来。

所以，第七十四回，王熙凤正式向王夫人建议：“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

话说得很体面，名为“整治家风”，实则“裁员节支”。

可惜王夫人直接把话给说穿了，不同意：“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

王夫人的观点是“虽然艰难，难不至此”。

可见，王夫人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我们可以认为王夫人能力差，但事实上，这也是贾母的意见。

你看，不光是王夫人，王熙凤只要想降低开支标准，贾母就开始喃喃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媳妇时，贾家是如何的气派，气氛就瞬间就尴尬了下来。

而现实中，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在面临积重难返的危机时，不敢面对现实，既不愿收缩业务止血，也不愿大幅裁员，而是心存幻想，任凭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又要说到近期连写了两篇文章的“损失厌恶”了。

这个道理其实类似我们的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经济学上的“损失厌恶”少了一些道德批评色彩，多了经济分析。大意是说，失去100元对你造成的心理损失，大于得到100元的满足感；明明有更好的人在追你，却总是下不了决心与现任分手。

就像王夫人明知目前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尤氏来访，连饭都不够了，下人的工资也常常被拖欠，但她仍然选择自我欺骗。

几位中国的学者利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民的投资行为（《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结果显示，在股票被套和股票盈利两种情况下，投资者持有一支股票的时间分别为5.7个月和2.9个月。

也就是说，出于“损失厌恶”，亏损者的更喜欢持有股票，幻想未来能解套，而不是把亏损变成现实。

这个实验还显示，女性的“损失厌恶”心态比男性更强烈，亏损时持股时间更长，盈利时持股时间更短。

正是这种心态，让精明果断的贾母不愿止损裁员，还在贾府财源枯竭时，花了最后的几千两银子办生日。

当然，“损失厌恶”只是原因之一。

有一点很有意思，王熙凤向王夫人建议裁员时，她是因病离岗状态。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她当总经理的时候不提这个建议呢？

原因不难猜，一旦王夫人同意，这个得罪人的工作是要她来做的，她当然不干。

她不想承担“裁员”的恶名，王夫人和贾母难道就愿意了？

我们在研究管理现象时，一定要把“企业的合理性”和“管理者的合理性”区分开来。

对于贾府而言，维系现状不载员是非理性的；但对于贾母、王夫人而言，不裁员，能撑多久撑多久，让自己太太平平地过完余生，却是一种“个人理性”。

有一项对企业投资结果的调查分析发现：大部分企业在投资不利的情况下，同样不喜欢“止损”，而是继续投入，毫无根据地期待后市能逆转。

这里的原因并不是前一部分所说的，个人投资者出现的“损失厌恶”心态，而是决策者不希望投资失利的消息在他的任期中暴露。

再看员工，虽然每个月被拖延“例钱”，但毕竟“瘦死的驼骆比马大”，混吃等死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啊。

而王熙凤的疯狂敛财，更是大厦将倾之际的管理者的“理性”选择。

所有人的理性选择，最后成为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这就是一家企业走向末日时的共同特点。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向一些调查对象讲了一个案例：

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就把现在的店员的时薪降到7美元。

结果，8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行为不公平。

卡尼曼随后换了一种说法：

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此时，老店员刚好辞职，老板随即用时薪7美元雇了一名新店员。

结果想好倒过来，73%的调查者认为老板的行为很公平。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还真不是。卡尼曼教授总结，人类有一种朴素的“公平道德观”：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危机或责任，通过交易的形式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即使这个交易是自愿的。

一家公司遇到经营困难，变卖资产为员工发工资，就是道德行为；如果选择解雇员工保留被市场低估的资产，就是不道德——虽然后者更有助于改善经营困境，而前者只是死缓。

春运时，铁路以涨价的方式减少出行需求，被认为“趁火打劫”，而航空公司把平时打折的机票恢复正价，则被认为是“正当市场行为”。

贾府的林之孝管家说：“人口太重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

“各有营运”四个字，说明很多佣人不见得一定要靠贾家才能生存，只是贾府为了维护“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的体面，强行把大家一起捆在了这艘“泰坦尼克”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