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无论是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模式，还是传播学的研究取向与关注视野，都面对着诸多改革与变迁。在去年“国际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国际论坛举办期间，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教授陈韬文做客《复旦引擎》，与我们分享了推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与中文学术发展的经验，回顾了港陆的学术交流与差异性，畅谈了其研究倾向的变迁历程。
采写 丨刘夕铭 施晓蕾
陈韬文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院长、研究教授及新闻传播学荣休教授，第七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ICA（国际传播学会）会士。曾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与明尼苏达大学，获明尼苏达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和新闻研究。发表的著作以探讨跨境传播、权力结构与传媒互动、民意与公众论述、社会运动与传媒、文化全球化、新闻人员专业化和中国传媒变革等问题为主。
引擎>您在比较传播研究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也做过很多大陆和港台三地新闻人员的比较调查。比较研究对于研究者的视野格局和整体意识往往有很大的要求，您认为在比较传播研究中主要培养怎样的能力？您对于当下传播学比较研究的发展现状如何看待？
陈韬文>实际上，在互联网发达以后，现在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很多。一个是我们学习过程里，眼界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你可以想象，你师姐、师兄他们十年前那个视野跟你们现在就很不一样，二十年前更不要讲。大家的视野实际上越来越国际化、全球化，现在到海外交流的可能性也比以前要大很多。另外一个情况，是现在你有更多的机会认识一些训练和理念接近的研究人员，从而增加合作比较研究的机会。我举一个例子，我每一年教一门课叫Global and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全球与比较传播），这是博士生必修的。这门课要求同学做一篇跨境传播研究或是比较传播研究的论文，希望是完整的，并带有新意的。我最记得，有一个同学叫Michael Chan，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老师，他几年前修课的时候，他的termproject是研究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中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香港方面的调查，他可以自己进行，但是美国的调查如何进行是一个实在的问题。他就想起参加ICA一个年会时所认识的一个博士生。他就联系这个学生，邀请她合作，在美国进行同样的调查。从问卷设计到写成学期论文，三个月就做了出来，并随即修改投给AEJMC的年会，拿了学生优秀论文奖，最终还把论文发表在很有分量的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学刊上。那个时候Michael不过是个博士生，跟他合作的人只有一面之缘，彼此只在研讨室聊过一阵子就认定对方可以合作，最后把这种“弱关系”（weak ties）转化为研究协作者的紧密关系。当然，比较传播研究需要一定的资源。不过，Michael的例子充分说明，比较研究是很可行的，并非我们所想象中这么难。其中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否做比较研究的意识，是否懂得比较研究的逻辑。
话说回来，我一向跟学生强调，就算你不一定真的是做比较传播研究，研究时也可以进行隐性比较（implicit comparison）。所谓隐性比较，就是把研究的现象跟发生在其他社会类近的现象进行有系统的对比，或者进行一种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这种隐性比较对产生洞见、概念化、理论化和创新都很帮助。有所对比，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发现的理解应该变得深刻一些，对其理论意义也可能理解更深。比如，新媒体事件这个问题，比较一下就会晓得，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么多新媒体事件，而香港却相对少很多。前几年中国大陆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一个重大事件。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以前大陆的网络环境比大众媒体宽松不少，所以大家都到网上发声，不少矛盾因而在网上爆发，成为新媒体事件。但是在香港不是这样，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大媒体也多不会掩盖矛盾，是以新媒体事件没有大陆的多，影响也没有这么大。有了对比，我们对新媒体事件发生的社会条件就会有更深的体会。
引擎>西方或者港台地区的民调是比较发达的，而大陆似乎相对少些。如果涉及到相关的比较研究，会不会有数据的困难在里面？
陈韬文>民意调查的量数与公开性，确实不同地区会差异很大。比如西方，对各种民意的调查都做得很广泛，奥巴马和希拉里的竞选谁赢谁负，调查都会做得很细。香港和台湾如果要做全地区性调查，也不是很难做，你付钱委托一个公司或者大学就可以，像我们学院就接受这种委托。但比如学生阶段，可能没有财力，如果要做这种调查怎么办？可以有一个妥协，不要做全民调查，可能是找大学生群体，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虽然不是全民代表性调查，但如果你主要是想探究变数与变数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意义应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引擎>2011年，您在《新媒体事件研究》中进一步梳理了“新媒体事件”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使用非常热门，但也存在一些乱象。您觉得在对“新媒体事件”的相关研究上，要注意哪些问题？怎样的视角与关注才能带来有意义的研究。
陈韬文>去年年初我们开过一次会议，试图重新探究新媒体事件。首先，我们发现曾经在中国十分热门的新媒体事件已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开始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去探究在怎样的情况下新媒体事件会慢慢消失。我们认为，这跟整体的政治环境、社会脉络十分有关。曾经一度为民众起着赋权作用的新媒体事件，因为发生频仍，却可引发互联网更大的管制，使新媒体事件再得不到广泛的关注，什至被消失于初生阶段。为什么曾经一度是透气的地方，现在不是了？这当中发展的过程是如何的？社会会否出现另类新媒体事件或新媒体事件的代替品？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很值得关注的新问题。另外一个关注的要点是关于新旧媒体在新媒体事件中如何互动的问题。在海外新旧媒体互动习而为常，但在中国的社会中，旧媒体是否关心事件，是否报道事件，往往存在较大的外在变数。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影响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线上发生的事情会否影响线下社会现实的发展，会否影响社会的文化观念，这部分的探究目前也不多见。有关新媒体事件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参考《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的第40期发表的专辑，当中展示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引擎>看您的研究，似乎在不同时期您的关注倾向是不同的。有时候会对香港本土的个案投射较多关注，有时候会更关注国际传播的一些议题。您认为影响您关注倾向变化的因素都有哪些？
陈韬文>我相信每个人的研究议程应该有他的社会学在里面。你研究什么东西，跟你的背景有关，跟你的训练有关，跟你的认同有关。有学者说过，最理想的情况是把社会议题变成自己研究的议题，这样把研究兴趣和推动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从而增加研究的动力和社会影响。
在90年代初之前，我关注的大多跟香港有关。为什么是如此？因为在香港看到一些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可以探个究竟。我也相信，虽然香港是一个小地方，但很多现象实际上具有普遍性或者带有一定理论意义。出于社会及学术关怀，我就从香港出发去探究在地的一些传播现象。当时正值香港进入回归的过渡期，面临着政治结构的改变。在政治结构改变的前提下，传媒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又如何影响政治过渡的进展，这是那个时候我所关注的议题。
而90年代之后，我对香港的关注比较少，因为我觉得香港的变化已成定局，新意不多，遂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变化、中港台三地比较、与及文化全球化不同方面。直到2003年，香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5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国安法》的立法，反映出传统社会学家对香港人政治冷感的定性已脱离现实。大游行之前，我预见时态严重，估计将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参与，所以我事前准备好问卷，培训了20个人在上街游行时做现场调查，最后收集到非常宝贵的材料。事件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香港政治发展里的一个分水岭。我意识到，传统对香港的认识有很大的误差，应该对香港重新认识，故此重拾研究香港的兴趣。
总的来说，我研究的兴趣较为广阔，涵盖新闻研究、政治传播、国际传播，而研究的社会对象主要是香港和大陆，也包括跨境比较研究，以至全球环境下文化的互相渗透和互相改造。我相信，我对跨境传播及文化全球化的兴趣，跟自己的较为国际化的经历和视野是分不开的，而且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问题一向是中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自然对有关问题念念不忘。
（陈韬文摄影集《City Imagined》选摘）
引擎>在您个人主页上有很多您的摄影作品，似乎您对城市、尤其是上海这个城市有很多偏爱。能不能简单介绍下您的这一爱好。
陈韬文>摄影是我的嗜好，实际上跟我的上海经验有一点关系。大致是2006年左右，我是复旦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那个时候我一年来上海三个月，暑假就在这里。我那时比较轻松，并且在偶然的机会对摄影产生兴趣，因为我家里买了一个“傻瓜”数码相机，价格便宜，但性能颇强，能将很远的东西拉近放大，好像把视力延伸了，觉得蛮有趣，开始试着玩。在上海的时候买了第一个单反，之后兴趣就越来越大，拍的越来越多，变成了今天的嗜好。因为来上海的时间多，希望多了解这个社会，自然拍上海的东西也比较多起来。2008年，我拍过上海世博会的百态，还有一个上海迷笛摇滚音乐节，我也拍过，其中有一张拍到狂热乐迷赤着上身，摇旗呐喊的照片，至今仍然跃然脑海。另外一个长期关注的就是中国大妈。在上海的鲁迅公园、黄兴公园等地方，看到大妈在唱歌、跳舞、表演，看到她们的欢愉和投入，也引起我好奇和关注，到现在已陆陆续续拍了几年。我准备出一个东西，配些照片，再加上几千字，以photo essay的形式发表。
如何展示照片？传统是靠出版摄影集和搞摄影展。我目前主要是靠网络展示，对我来讲比较方便，同时也容易接收到别人的反馈。希望将来也有机会出版影集和参与摄影展。我发表过的photo essay及网上摄影集，可以在我的个人网页上找到，欢迎有兴趣的朋友看看，并给我意见。事实上，我每年到复旦来教暑期传播理论研究班，有时就跟陆晔、顾铮老师他们一起搞摄影沙龙，互相评议一番，很好玩。
（陈韬文摄影集 《Rock Shanghai 》选摘）
引擎>最后，按照惯例，希望您向青年学者提一些个人建议，或者推荐下您喜欢的书或电影。
陈韬文>我很喜欢看电影，看了很多，但这几年没有以前那么有系统地去看。现在很有可能是在飞机上多看一些。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看的电影对我的影响更大，现在有一些电影看过不久便淡忘，什至混杂起来。（引擎>您会喜欢港片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港片在大陆很火。）港片看过不少，颇喜欢动作片，像《英雄本色》就觉得很好。周星弛的电影，早期完全看不上眼，觉得太低俗太无厘头了，但现在我也觉得很富娱乐性，没有了早期那种反感，觉得蛮有趣蛮过瘾。这种改变，有可能跟年纪和阅历的增长有关。
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片子叫《A Man for All Seasons》（四季之人），是讲英国十六世纪英国大臣ThomasMore甘愿被杀，而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念将就国王亨利八世离婚另娶的故事。电影演来很感人，让你想到，什么是真理？为自己的信念付出生命值得吗？在权力面前应否坚持原则？这些问题在当时都引起我很强的共鸣，至今仍然感到非常深刻，值得一看。
微信排版丨鞠文韬
（图片来源：http://www.com.cuhk.edu.hk/zh-TW/people/teaching-staff/chan-josep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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