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世的国家无不信奉发展的原则，而一般大众无不信奉积累。对他们而言，物质积累、知识积累、德行积累是指向幸福的通衢大道。他们依照如下线索构筑道德，即：欲望产生行动，行动产生行动的准则，最后准则上升为道德。但是这个道德与乌托邦思想家所说的道德不同，因为积累只能达到“更好”，却无法达到“最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乌托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否定了社会生活，它与大众无干，它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相矛盾，一旦它与大众结合，便会导致一场灾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乌托邦是反人民的——尽管在乌托邦内部人人平等，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举凡士、农、商、邮政、电线、铁路，无非工而已。”亨廷顿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比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乌托邦与大众理想的差别。他指出：“知识分子对社会怀着疏离感，农民怀着不满意感；知识分子的目标是广泛的，理想型的，农民的目标是具体的，有关利益分配的。”
在乌托邦思想家中，除了弗朗西斯·培根这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大多数人通常拒绝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和科学进化论观点。这种拒绝态度赋予乌托邦以某种终极价值，并不可避免地使它与其他社会形态相隔绝。似乎不存在走向乌托邦之路，环绕着它的不是旷野就是大海，没有国家与乌托邦毗邻。乌托邦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尽善尽美。这种伦理和政治上的唯美主义有时走向极端，就显露出残酷的一面，例如，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康帕内拉，都认为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最高权威应当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造就优秀的下一代应当根据哲学的规范来分配最好的男女生育者。不过，任何完美的事物中的确蕴含着人类梦想的尊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建于赤道上的一座小山；它的七个城区，即七个同心圆，以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太阳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太阳”，实际上体现了早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巨人的渴望：
要获得“太阳”称号的人，一定要熟悉各民族的历史，他们的一切风俗、宗教礼仪和法律，要熟悉各个共和国和君主国的情况，以及立法者、科学和手工业的发明家，也要了解天体的结构和历史。……同时，也应该懂得物理学、数学和占星学。……人们对“太阳”的要求主要是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原理和论证，万物的同异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与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慧和爱、存在物的等级，它同天上、地面上和海中的东西以及神所理想的(凡人也能了解的)东西的类似关系……
乌托邦有如理想主义的风暴眼，每每以稳定的状态呈现。在那里，一切矛盾达成了妥协，因而它自身绝不酝酿崭新的创造和革命；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早已确定，因而不存在嫉妒、倾轧和阴谋；人们的一切欲望得到了满足，因而欲望被彻底取消；此外，由于它是想象的结果，因而想象就在那里永远地结束了。
柏拉图认为，国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其任务是提出人类理想并教育公民接受能使他幸福的特殊的道德准则，因而能对国家做出最大贡献。(见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〇年版)同样我们可以指出，大多数乌托邦思想家所赞同的公有制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公有制的职能应该是消除欲望、剥削和不平等，从而使人人得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在这种对于公有制的迫切向往深处，埋藏着乌托邦思想家对于人性的信赖；他们以为，剥去生活邪恶的外衣，就能够发现人性善的种子。康有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摩莱里由于充分相信人类具有良好的品德，因而对人类的进步抱有信心。傅立叶更把这种信赖推向极端：他认为，听任人类情欲的自由发展，便可以成功地为全人类解决最大的幸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