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在聊｜教育工作为什么这么累？

大家好！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教育工作为什么这么累？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我叫易媛媛，大家也叫我100或者圈圈，2013年到2019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的是国际政治和政治学。2019年至2022年在深圳龙华区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教了三年的初中道德与法治，带过三个年级的12个班，大约500名学生。2022年7月，我完整带完的那一届学生毕业以后，我就离职转行到了深圳某研究机构，从事社会组织&公益慈善有关的研究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

对我而言，转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决定，它没那么容易，更没那么简单，离职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不断地与自己、与身边关心我的人对话交流，剖析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2023年末我开始用小红书，当时看到有网友询问教师转行能做什么，我想着可以贡献一下自己的经验，就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介绍自己转行的过程（小红书@佰说），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很多人好奇说，看上去我还挺热爱教育的，为什么会想转行，于是我就又写了一篇为什么想转行的文章，但一直被平台判定为违规发不出去。

今年很偶然的机会我把这篇文章发给了友子老师，他看完以后觉得很适合来到“社会学会社”做个分享，就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茶话会。

转行之思｜教育组织的目标偏移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我转行的原因，那就是：在我看来，当下公办学校的组织目标远远地偏离了我心中的教育目标。

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还是老师们日常接收到的道德塑造，都告诉我们，学校这个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教师教书育人、学生求知成才，对吗。在我的教育理想当中，我也觉得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但是当我沉浸式体验了三年以后才发现，教育系统里的诸多相关方，各有各的诉求，老师教书育人和学生求知成才，反而成了最次要的目标，我将其称之为学校组织目标的多方偏移。

这个概念我是从周雪光老师的《组织社会学十讲》里看到的。周雪光引用的是米歇尔斯《寡头政治的铁律》，讲政治组织的组织目标替代。这一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接下来，我会从我所看到的来自校领导、老教师、家长、学生、班级、学科等多方视角来说明，为什么我会觉得公立学校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移，并非围绕教书育人展开。

《组织社会学十讲》封面，作者周雪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图源：douban.com]

校领导的视角｜“学校周边的房价就靠你们了”

我观察到的第一个视角来自学校领导。我入职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2019年的下半年（这个时间节点很关键，大家可以对照下面深圳房价的走势图来感受），在某一次全年级教师参加的总结会上，有一位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出了一句我不太理解的话：“老师们，学校周边的房价就靠你们了。”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个别领导这样想，就没多加思考，后来在类似的会议上听到另外一位校领导也说出同样的话，我就开始琢磨这句话的意思了。

我理解这句话的逻辑链条是：因为这所学校成立不到三年，需要通过前三届毕业生的成绩来在该区一炮打响，这样家长们才会“孟母三迁”，把孩子送到我校，从而带动周边小区的房价。也因此，校领导们在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给老师们施压要出成绩，不同班级不同学科的成绩分析表和排名永远是开会的首要内容。教师大会结束后，老师们，包括我在内，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分数KPI的压力传递给任教班级的学生，为下一次考试定下分数目标。层层压力就是这么传导的。

但仔细想想，让一群刚入职靠自己工资根本买不起房的名校生们肩负着“把学校周边的房价打上去”的重任，这是不是有点离谱。

老师的任务本应是教书育人，但是校领导是这个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可能拥有多处房产，希望靠老师来把房价推上去。也有领导想要跟你建立利益共同体，比如在会上劝老师们早点买房，这样房价上涨就能够享受到好处。这里头代际的、阶层的冲突显而易见。其实当时我也确实有看过房，但还好后来没买，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深圳的房价在我入职的第三年，2021年达到了巅峰以后，一直在下降。

后来我认识一个在深圳地铁做地铁线路规划的朋友，跟他聊起来地铁点位的选择，他说起区政府有更改规划来决定地铁点位的权力。我顿时触类旁通，房价看交通配套，也看学区。地铁到的地方，房价会更高，学校好的地方，学区房价也可能更高。学校的成绩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师们来卷，我在无形之中参与到了这个卷的过程，但这必然不是我理想中教育的目标。需要澄清的是，整体而言那所学校的领导还是有在做教育的，或许是身处增长期太久，人们都以为繁荣会永远持续下去。奈何我们这一代赶上了转型期，也承受了无尽的压力。

深圳房价十年走势图。[数据源：EPS DATA]

老教师的视角｜“同学们，时间不多了，唯有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第二个视角，是我观察到我们学校一些老教师对教育的认知。大家知道深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很多老教师都是从内地引进来的，湖南、湖北、江西会比较多。在我看来，老教师对于深圳学生会有一种比较“傲慢”的理解，或者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历史惯性，我个人不太适应这一套话语。

在第三年的时候，我带的学生要中考了。某一次重要的区模拟考试过后，全年级的学生在操场上开年级总结大会。一位领导站在一米高的台阶上，对着话筒一脸严肃认真地劝告台下的300来个学生：“同学们，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一刻我在心里苦笑：“天呐，我那家里有一排楼可以收租的深二代学生们还要改变什么命运啊。”

我们那个学校的生源不算是区里最好的，但其实成绩也能排到全区的前列，我们的生源基本上都是一类二类的学生。在深圳一共有六类的生源，一类二类就是指在深圳有房有户口的。在我教的500多学生中，绝大部分家庭都不算贫穷，很多家长会砸重金到孩子的教育上，将家庭的经济资本转成文化资本。也有一些经济条件甚好的父母不那么在乎孩子成绩，大不了把孩子送出国。在我看来，这些一类二类的深二代或者本地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是高配了，他们并不需要去改变什么命运。但是老教师们还在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那样——我来自一个小地方——跟学生们说，你们要努力考试才能改变命运。这套我们熟悉的“阶层跃升”的话语，孩子们真听得进去吗？

以我对我那500多名学生线上线下1000多天的观察，生活在物质文明相对发达的深圳，他们的主要危机并不是“物质贫困”和“赶英超美”，更多的是关乎生存意义，还有人生价值的精神危机。在我短暂的教师生涯中遇到了很多非常困惑的孩子，问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日复一日的背书做题有什么意义。包括我观察到一些女孩沉迷于饭圈，或者网络游戏，尤其是饭圈，她们会觉得在那样一个组织当中会感受到活着的意义、找到自己的价值（饭圈组织内有很精细的分工，一个13岁的初中女生，可以是整个华南区某专项任务如视频剪辑的负责人，领导着不小的团队，微信上几千个好友）。我的学生中，有抑郁的、有想变性的、有出柜的、有被家教老师猥亵的、有被父亲家暴赶出门的、有初中就开房的、有跳楼的......他们的世界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困惑和挑战，但我们的老师们只想着让他们做题来改变命运。

后来每次遇到一些发达地区的老师，我都会劝他们说不要再给这些孩子传递改变命运的苦情话语了，他们只会越想越困惑的，有可能就多带他们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有趣、有爱，是值得存活的。

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近年来流入人口持续增加，大量建新学校、引进新老教师。新教师就是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名校生们，老教师基本都是从内地引进而来的名师。我后来看到兰小欢老师在《置身事内》里讲教育系统，教育局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的任免，所以其实每个县/区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自己的教育生态。

这种教育生态是以校领导班子和引进学科名师为中介来影响到底层教师们的生存状态。因为是由区教育局的领导决定引进谁和招聘谁。所以如果区教育局的领导懂教育也爱教育，那就可能引进同样懂教育的优秀老师来做管理。但如果区教育局的领导本身不懂教育，也不想做好教育，很有可能就会凭TA的经验惯性或者利益取向来办教育——会抓成绩的就是好老师，给自己塞钱的也是好老师。而会抓成绩的或者给他塞钱的老师一旦做了领导或者学科带头人以后，我们这些被领导的老师们就会受到某些特定力量的驱动了。我离职以后也收到过区里其他学校年轻老师的诉苦，说学校从内地引进的老教师作为学科带头人，不支持他做课堂创新，觉得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只让他抓学生背书，记知识点来抓成绩，他觉得很痛苦。也有人大的校友跟我分享她裸辞的原因，觉得在深圳教书没有成长，没有遇到能带领她的人。所以说，很多时候老师遇到一所好学校一个好领导，学生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很看运气。

图为《置身事内》封面，作者兰小欢，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图源：douban.com]

班级的视角｜“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他们组成的班级会有非常大的班风差异”

我曾经在公众号上写过一篇《为师之乐》的文章，讲我同时教8个班级，同样的内容讲8遍也没那么枯燥厌倦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和人际关系的磨合，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每个班都有了自己的风格，同样的教学内容在不同班级得到的反馈完全不一样。

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教育实验”——并不是刻意实验，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我当时同时教的8个班级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生源的三类班级。

第一类班级是六类生源的实验班。十几个班里只有那一个班是六类生源，指的是父母在深圳没有房也没有户口、通过笔试和面试进入初中实验班的学生。正常来说，初中是按学区来划分的，但他们是在全区范围里通过笔试面试进来的。在家访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一类生源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父母是在周边的城中村开小店或者是在工厂务工，住在附近的一些城中村，人均居住面积很小。

第二类班级是一类、二类生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学生父母在深圳有房有户口，很多是开厂或者做生意的，住在学校附近的别墅社区。我们学校南边是别墅社区，北边是城中村。他们的班级是中国-加拿大合作办学的，有专门的外教，每年家长需要另外交一笔不小的钱给外教。

第三类班级是一、二类生源的普通班，这类班级的生源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地人，父母的文化水平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有收租或者是村集体的分红。我当时问过学生村集体的分红，普通的一年可能有十几万，一些收租的家庭可能有一排楼或者一栋楼。再有一种就是深二代，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大学毕业之后到深圳工作的深一代，大厂员工，或者律师、公务员这样的白领。

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他们所组成的班级会有非常大的班风差异。前两类班级我教过两届（只有那两届有这样的实验班，刚好我都教了）。第二类的班级，孩子们非常自信，桀骜不驯，班主任老师甚至校领导他们都不会放在眼里。年级长、德育主任也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他们的班级非常活跃、外向、吵闹，学生普遍很有自己的想法，随时随地敢于挑战权威。第一类的班级就特别安静，特别乖，每次上课也不举手，也不会很积极的插话、打断老师，大多是乖乖地做题，希望老师给他们多布置一些题。第三类则看情况，看这个班里有没有一些很突出的人能带动整个班级的氛围。

这样一种偶然的、区隔的安排，让我直观体会到了学校系统里的阶层视角，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头也会去塑造班级这个小群体的生态，甚至会影响老师的状态。像二类三类的这种孩子，其实会给老师提出更多的挑战，需要付出更多才能获得学生的尊重；一类的孩子，天然信服教师的权威，更多的需要心理上的支持、鼓励，帮助他们在应试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等等。

因为太困惑，这个过程中我去读了很多中英文的著作和论文，意识到学校在发挥知识和文化传承的功能之外，也是阶层再生产的地方。国内外很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定性的定量的，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读过的一些讲学校如何实现阶层再生产的研究。[图源：分享者微博]

家长的视角｜“哪怕孩子抑郁了，学校也得托管。”

第四个视角来自学生家长。当我们在说教育是民生问题，需要国家保障的时候，其实隐含了现代国家的一组关系，即家长对于学校的目标在于国家通过公办学校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的，公办学校是一种标准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由此，家长难免对服务的时长和质量会提出要求。譬如为了满足双职工家庭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他们会要求学生尽量在校时间更长一些，于是有了延时辅导，因为他们没办法按时接送。

学生早上七点多就要到校，上课上到五点，延时服务到八点。虽然我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但将心比心，让青春期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一天天在小小的书桌上坐12个小时，还要遵守班规、校纪、不能随便讲话，下座位只能安静看书做题，还有来自教师和家长两方面的业绩压力，我自己觉得是很反人性的，是一种很强的规训。

标准化的公共服务意味着学校和教师给到学生的东西是统一的，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程、统一的规矩，但偏偏人，是个性化的，是千人千面的。在我印象中，只有极少数的家长会觉得学校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不OK，跟老师抗争；或者会教自己的孩子一套在这个系统里存活的方式。大部分的学生，只能乖乖地被关在学校里，接受整齐划一的教育。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酷爱阅读和思考社会问题的女孩，她自己非常爱看历史类哲学类的书籍，阅读的层次、思想境界都远超同龄人。但从初二开始她就有点抑郁了，经常在QQ上跟我说身体很不舒服，无缘无故就会胃疼，说是查不出来原因。我在朋友的推荐下读到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的《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了解到抑郁会引起躯体障碍，于是建议她去看一看精神层面的问题。后来查出来果然是双相情感障碍造成的躯体障碍也就是胃疼，再后来去到了康宁医院住院。

图为《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书影，V. 帕特尔、C. 汉隆主编，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图源：douban.com]

虽然很聪明，但她因为生病，学业还是落后了很多。她想休学治疗，老师也支持她休学。但她父亲（据说是公务员）还要让她每天上学，给她找家教补习功课，直到有一次她在学校走廊上想翻墙跳楼被路过的老师拉住。她的班主任老师，一个刚从从北大毕业两年的女孩，当场就崩溃了，求着她父母把孩子带回去，她父母才同意把孩子带回家。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特别大，当时我跟她班主任互相安慰，我们作为老师觉得压力好大、特别难受，感到教育工作之艰难。

我们不理解：哪怕孩子已经很严重的抑郁情况，在学校过得很不开心，为什么家长还是要把她放到学校里来，让老师来看着。

离职转行以后，我读到了《街头官僚：公共服务中的个人困境》这本书，也召集一些老师们办了一次读书会，老师们共读完以后普遍认可班主任工作很符合街头官僚的理论，并且很震惊这么重要的真理怎么没人告诉过他们。班主任本质上就是在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公共服务。书里提到街头官僚始终是在冲突中去提供服务，会受到服务人数、官僚系统多种条件的约束，很难保证服务质量，永远也没有办法让被服务的对象满意。这里有一个天然的冲突——个体教育要因材施教，但40多人的班级管理需要统一的标准，这种天然的冲突意味着老师必然需要付出高强度的情绪劳动。所以在学校里面，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教师（不当班主任无法评职称），绝大部分的精力需要花在为家长提供服务上面，而非纯粹地把课上好、因材施教地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好。这也构成了目标的偏移。

图为《街头官僚》封面，作者迈克尔·李普斯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图源：doubanio.com]

学生的视角｜“怎样才能期末不统考？从这个窗户跳下去就可以。”

2021年8月31号，我在豆瓣上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我的学生自杀的事情。那时候是疫情第二年，听说深圳那一年跳了不少学生。我的学生是在开学考试前一天晚上跳的。我每次想到她，都还会有情绪的波动。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女孩。

作为道德与法治教师和加了几百个学生QQ的、学生眼里没有架子的大姐姐，我在学校处理过很多孩子的抑郁，但基本都是这些孩子主动向我发问或者求助，我才会去了解和关心。这个孩子没有任何预兆，就自己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们了解到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了。父亲在监狱，继母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她是老大。没有生母的更多信息。因为我加了很多学生的QQ，就看到他们在QQ上猜测、转发这个消息。学校不让老师们讲，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跟学生们讲，害怕他们模仿。开学考试取消了，当天晚上就通知我们第二天的考试不搞了。学生们其实知道有同龄人跳楼然后考试取消。在我看来就像富士康工人的跳楼一样，是一种死亡的抗争。学校的考试压力可能未必是最主要的，但也是压力来源之一。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之后，我就在班里听到学生之间闲聊：“怎样才能期末不统考啊？”“从这个窗户跳下去就可以，牺牲你一人幸福千万家。”好心酸！

后来我也看了很多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分析。大家都明白，青少年的抑郁，并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过错，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其实是主因。但是学校很多时候没有尽到一种该尽的责任——为学生提供社会网络的支持。

我一直不能接受学校系统里所有人对“死亡”都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的态度。后来我有一个很优秀的同事，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也跳楼自杀了，是在校外，但学校也不想我们多说。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和珍爱。有人离开以后，明明其他人精神状态很有问题，但所有人都要装作无事、不耽误上工，只考虑业绩的目标，不考虑人的感受。

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无论是作为单位制下的个体依附，还是作为社区里的文化场所，学校理应提供一种支持，让生活其中的人感到自己是被关心和支持到的。但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缺乏这样的文化和制度。它不仅是一种惯性的文化，也是一种隐秘的制度。我有一个朋友在隔壁某市的教育局舆情中心工作，他说他就是负责盖盖子的，凡是教育系统里负面的事件，诸如学生跳楼、师德师风、教师反抗学校的不公，一旦在公共平台上引起讨论，那个部门就会立马联系网警部门和删帖公司来处理。任何负面、或者小火苗都要第一时间去掐灭。我离职以后的夏天看到两个深圳职高的学生在宿舍里头打架的视频，发现没有办法转发出去。教育系统的传播控制非常的严格。以前在人大读书的时候，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这门课时，对于宣传系统的运作是有所了解的，但自己工作以后才能感受到这种传播控制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制度，真切地影响着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图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封面，景跃进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图源：douban.com]

学科的视角｜“他们不信你要他们背的那一套”

第六个视角是我所教的学科的视角——道德与法治。初中的道德与法治分为心理、道德、法律、国情国策四个板块，是中考闭卷科目。六本书，一共50分。法律和国情国策比较好教，它有标准答案。心理和道德部分的中考分数占比通常是很低的，大多考选择题。但是，尽管它占比很低，前三个学期也都会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每天都会有书面作业。有考试就意味着有筛选，就需要标准答案。学校要求我们去抓成绩的结果就是我要去——有时候要加班去——督促学生们背什么“友谊是平等的、双向的”“家是心灵的港湾”“师生关系是教学相长亦师亦友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等等。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是比较难受的，一个班40多个学生，明明有的孩子会被同学霸凌，有的孩子被家长关在门外露宿街头（当时我有个学生经常被家长关在外面，自己跑到麦当劳或者偷偷到学校教室的地板上住一晚，此事我当时发过微博和豆瓣），还有的学生被老师当下属一样去使唤、乃至鞭打。你还得让他背“尽孝在当下”“友谊是平等的、双向的”。

未成年人的话语权是很弱的，他们不像大学生可能一言不合会举报老师讲课有问题、或者用选课来投票。他们作为弱者的抵抗，可能是生命的抗争，也或者是他们不信你要他背的那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从小做起。

考虑到标准答案里，友谊只能是“平等的、双向的”，不能说是“对等的、互相的”。家也只能是“心灵的港湾”，不能是“灵魂的居所”。我后面读教育社会学的时候意识到这就是伯恩斯坦所说的语言符码在制造不平等。没有标准答案，却要求学生按照规定语言答题。对于那些本身可能遭受了不公、或者被伤害的未成年人来说，或者对那些未能从家庭里习得精致话语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教育社会学里有一本很著名的书《不平等的童年》，研究显示——协作培养的中产阶级儿童的词汇量是专制或忽视教养的劳工阶级儿童的数倍。

图为《不平等的童年》封面，作者安妮特·拉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图源：douban.com]

不平等是一方面，不人性是另一方面。在我看来，《道德与法治》这门学科，非标准化的内容就不应该用标准化的方式来考核。八年级下册以前的内容都不应该用纸笔来考，而应该用一些自评互评师评或者建构性的手段来评价，当然不考的结果可能就是老师不会教了（我觉得其实很多老师也只会做题）。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些创新的案例、标杆的典型，培养老师们用生成的方式去教德育。比如说要教学生们去面对和处理真实世界里的人际关系——友谊，家庭，师生——而不是在网上随便找几个课件，千篇一律的小红和小明的故事。与此同时，德育的培养也应该带学生们读经典、做活动、做调研，甚至走出校园来教这门学科。我离职后读到一些小说，觉得特别适合用到生命教育这一课，比我当时在讲台上灌输学生要热爱生命、守护生命好用得多。但就算让我再回到学校，我会不会用这本小说来去教生命教育？其实很难，因为学生们的时间基本都被学校课程和补习班安排的满满的，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拿出来给我去带他们去阅读。这也是这个学科让我觉得比较难受的地方，没有用合理的方式在教德育。

后面国情国策的部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很多时候它是宣传，不是教育。刘海龙老师在《宣传》一书中写道，“教育是令被教育者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教育者并不强迫被教育者接受某个具体的观点，所以它能够增加对宣传的抵抗能力；而宣传则以降低接受者的判断能力为目标，利用人性的弱点，令接受者接受对宣传者有利的观点。”我大学时候接受的思政教育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讲起，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论争。但中学的思政课是归纳而非演绎逻辑，举一个例子就能得出一个伟光正的结论，中间省略了太多太多的社会事实和反方观点，我觉得自己驾驭不了。

图为《宣传、话语及其正当化》封面，作者刘海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版。[图源：douban.com]

个人的努力｜在“楚门的世界”里尝试过做教育？

对我这种比较有个性的老师来说，我经常感到学校系统是一个“楚门的世界”，大多数时候大家乖乖地按照自己的剧本角色在“演出”，一场又一场的考试，一茬又一茬的花朵，流水线般的进来加工生产，然后送出去。偶尔一些抗争，比如优秀同事的跳楼、学生的自杀、教师的吐槽上热搜马上又被抹干净、年轻的班主任因为学生轻生而崩溃、我自己很欣赏的学生被送去医院接受电击，这些细节还是会让你感到这个系统不太对劲。我更在乎的价值是真实和公正，我希望教师是育人的。封闭的校园很大程度上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场域去做这个实验，在一个象牙塔里带00后们去做一些尝试。对我而言是在有限范围内去平衡育人的目标和业绩的目标。

我每学期教七到八个班，有一些班级会跟我建立起默契和信任。大概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在个别班级摸索出了一种折中的策略——跟学生们约定前三分之二个学期带他们做活动，办戏剧节、绘画、思辨、大家自由交流、讲故事、聊学校的八卦等等，尽量不去背书做题。但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学生们要配合我冲业绩，抓紧一切时间背书和刷题。事实证明这套方法还不错，最后我带的学生成绩也很好，学生们也能在道法课上多收获一些乐趣。在课业之外，我也参与了很多人际关系、心理问题的个案干预。包括但不限于学生被家暴、被骚扰，同伴之间的矛盾冲突，种种。初中生最核心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人际关系，而这些全都是高度异质的个案，需要老师花费很多时间去一一面对，跟社工很类似。

有部分孩子思想发育得较为成熟，喜欢思考国家社会大事，所以当时我也在学校办社团，带孩子们讨论政治与社会问题，当时也会带学生走出校园，让他们关心身边的河流、给他们讲“三和大神”、带学生去做调查、参加深圳市民工作坊等公共参与的活动。

另外，也会进入到学生的虚拟的空间。他们用QQ、有表白墙，我当时用QQ加了几百个学生，甚至一些外校的学生也会慕名来加。虚拟空间里，我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孩子去跟他们探讨一些真实的问题。我觉得我当老师收获最骄傲的事情，并不是获了什么荣誉，而是我是唯一一个被孩子们正式邀请去加入他们表白墙的老师。当时表白墙的三届墙主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遇到一些棘手的网络问题会来找我，我就教他们怎么做一个平台运营者，怎么把握自由和秩序的尺度（比如有学生会向表白墙投稿一些破坏性的内容，引发舆论争议等）。

虽然自认为做了很多育人的事情，但整体而言还是以卷成绩为主，这个过程我没有特别开心，加上后来拿到了我觉得还不错的研究工作的offer，于是我选择了退出。

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中，将组织成员的行为选择分成三类。我后来意识到自己做不到忠诚，因为不管是大学阶段还是上班的时候，读了很多批判理论，批判性思维刻在了DNA里。组织内的呼吁我也觉得比较难，毕竟“盖盖子”的力量那么强大。

图为《退出、呼吁与忠诚》，作者艾伯特·O. 赫希曼，格致出版社2024年版。

退出以后在体制外去做一些呼吁，对我来说反而是更轻松的事情。比如现在的研究课题里也会涉及教育类社会组织的研究。我当时基于小红书建立了教师社群网络，如今会带着一些迷茫的老师开读书会、讨论会，乃至发起一些小的教育创新行动，后面有机会也想去做这种偏社科的夏令营。

从业者之思｜“教育为什么会这么累”

回到今天的主题，教育为什么这么累？其实我觉得育人本身没有那么累，因为孩子们鲜活的生命始终能带给我正反馈，特别有意义感和成就感。但是组织目标偏移以后，育人的同时也要满足前面说的六类目标，就让人觉得疲惫。教育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一样，主要还是一种数字生存游戏——而在这个被KPI、分数、排名所驱动的数字生存游戏里，人很容易被异化而感到疲累。

我后来其实收到很多老师的私信或者留言，他们很多人都对教育系统或教师的工作很不满意，但他们很多也是985乃至海外名校毕业的学生，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离开了体制还能做什么。我每次就会问，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兴趣、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多数人意识到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兴趣，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哪怕他们有很好的学历，但也依然不知道到底人生想追求什么，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教育系统的受害者，也或者在改变命运的阶级叙事之外，大家都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心灵的寄托，这也是转型期的时代缩影。

三个评论引发的话题

蓝莓：如果体制内更多感受的是“教育的行政化”，那么体制外则是“教育的市场化”

我的职业经历刚好跟易老师形成一个对比和补充，是在体制外的国际高中。不过在分享我们的差异之前，还是想先针对易老师的分享聊一下我感受的共性方面。

关于教育工作为什么这么累，我感觉这一点不论是在教育的哪一个阶段，还是体制内外，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因为教师需要面对多重主体，有学校管理层、学科组/同事、学生以及家长，多元主体给我们的工作会形成一种多方面的压力，所以要面对的“累”不仅仅是“打工人”普遍化的累，还是一种老师复合身份的累。另外刚刚易老师也谈到了几个不同类型的生源问题，也就是班级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在我的工作中也会感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教育的影响。选择国际教育的家庭经济条件都相对较好，他们能够逃离中高考选择国际学校，在未来的海外择校升学上享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对学生而言，相对于大部分同龄人在“卷”考试的苦海中，他们在同等努力程度上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最初作为社会学人进入到这种工作情景中，我首先感受到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折射，也在反思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途径。

针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我觉得我们在公办学校里，可能更多感受到的是“教育的行政化”或者说“制度化”。但在体制外，我觉得我所做的工作更多面临的是教育的市场化。体制内学校所面临的这种来自校方和地方层级的压力，对我们来说感受不是那么直接，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利益取向更为明显，也就是所谓的教育市场化。于教师而言，在日常教学互动中，更像是服务者的角色，学生与家长则是购买服务的消费者，在这种定位之下，在教与学的师生互动中，是一种“顾客至上”的模式，从课堂风格到课后答疑，学生的需求和偏好更占据主导，教师的教学模式要服务于学生的需求，例如在教学内容中，相对于学科知识与案例拓展，考试的重点和答题得分技巧更重要。换句话来说，“购买者”购买的服务并非学科入门与启蒙，而是可以用于申请海外大学的一门学科的成绩。

在过去的教学中，我尝试过跟学生交流分享阅读的课外书籍，准毕业班学生兴致平平，更关心考试题型介绍和得分要点；在讲社会学基础概念与研究方法的时候，我会扩展一些书上没有的内容或者穿插介绍一些研究，却被告知：“老师你讲的这些考试都没用，大家不会想听的。”直接为服务买单的家长亦是如此，家长会的时候面对家长，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解释或回应“为什么考了这个分数”“怎样保证考到A”。此外，被作为服务者还意味着，一切服务于主体需要的工作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明确的尺度和标准，因而师生关系与我们传统文化语境下也有所出入。代入消费者视角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提供服务的教师，工作内容理应专注目标。于学校办学而言，生源是营收的重要来源，升学成绩往往又是影响生源的重要方面，此外，办学与管理风格在多大程度上与“客户群体”的需求相匹配，也是重要考虑因素。所谓真正懂教育的做法，在体制内的环境里面可能压力重重，但在市场化的逻辑里其实也是一样，一旦和利益相悖，很容易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抛弃。

前面许多分析我们都是站在相对宏观的结构性视角，我也想聊一下来自教师个体的微观体验，刚刚易老师的分享中也有一些跟学生相处的细节，让我觉得非常动容。谈到教育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提到教育情怀，我感觉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好像更容易比其他的职业附着所谓的职业道德感，大家往往对老师有着普遍且相对较高的社会期待。而作为从业者，当你走到真实的工作情境当中，你会发现自己陷入很多重的尴尬，像沼泽迷境一样的处境，会感受到个人的职业规划、情怀与结构和系统之间的矛盾，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往返，反复调适，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行政化”“市场化”。

我在很久之前就意识到教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重的工作，所谓“重”就是说，不仅仅是要教授学生知识而已，而是在跟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尤其当面对一个个心智发展还不那么成熟的学生，会无形之中对他们产生很多影响，这种影响可能非常潜在，难以察觉和控制，也可能是间接的、深远的。所以当真的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从业的这两年里一直在践行最基础的准则：做一个诚实和善良的同伴。许多我的学生最初对社会学都很感兴趣，所以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感觉更有压力，怕误导他们，因为当他们刚开始接触某个概念，或者学习一个理论的时候，其实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解释。将相对抽象的知识讲解给初学者，既要确保讲得清楚准确，又不至于过分固化而难以启发他们，是一件很具有挑战的事情，我只能尽量做到诚实和善良：我可以介绍一个相对确定的东西，或者说我给予你更大的空间去自己理解，我诚实地告诉你，我们怎么样尝试去学习、去批判，同时我会尽量避免传递一些真正影响人思维模式的应试的东西，在教学中尽量减少这一部分的比例，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提升真正的学习能力无益。

目前为止这份工作给我带来许多正向感受，比如帮助学生取得了理想的成绩、申请到了想去的大学或专业，或者有的学生虽然中途放弃了这个学科，但也会告诉我在社会学的课堂中有所受益；而且我觉得把自己喜欢的学科一点点介绍给其他人，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件比较享受的事情。当然同时也会有一些前面提到的压力和不安，也会有一些迷茫和障碍，比如如何克服倦怠感，在面对相对重复的内容和不同的初学生，怎样始终保持热情度和投入度，在长期单向和主动的输出过程中，怎么避免走向僵化。所以这也可以算作一份自我探索式的工作吧。刚刚我听到易老师分享您跟学生的相处，会觉得非常感动，这也让我反思自己，在所处的教育环境里该怎样不被自己不认同的那些部分同化，尝试找到自己的“感动”。

易媛媛：简单回应蓝莓老师分享的国际学校做教育的经历。一个是，其实我不是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而离开学校的，虽然学校系统有很多问题，但我还是很喜欢跟孩子们相处。我离开的原因主要还是我自己更想去做研究。其实孩子们带给我的治愈多于压力，我教的是初中的孩子，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我感受到了特别多的爱。比如有的孩子，我当时去家访的时候干预过她父亲家暴的事情，后来她就会给我送很多她自己做的小东西，甚至请我去吃她亲手做的饭。有一些孩子会在各种场合保护你，理解你，还有的孩子信任你，希望你做他的mentor。我觉得学生给我的治愈远远多于我给他们的东西。孩子们可能年纪越小越相对单纯。当然，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孩子们会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可能会逐渐走向理性，初中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期。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有童真的那一面，也有明辨是非的那一面。第二点想回应的是我觉得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因为我本身是政治学背景，对于国际学校里地方精英的孩子，可能他们要面对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命题是日渐民粹的世界，精英和底层日渐分化、阶层越来越固化的一个世界。

今年刚好跟朋友一起翻译了一本讲英国民粹主义的书，说的是在英国社会当中精英和底层的认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不是英国的特殊现象，是全球层面的普遍现象。现在全球右翼力量的兴起也成为一种政治浪潮。（我在豆瓣上有一个“global far right”（全球极右翼）的书单）所以我觉得对于精英学生来说，可能很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去理解全球的这样一种变化。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未来都会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成为可以全球自由流动的人，但他们也会面对来自底层的民粹压力和一些反对力量。如果说有什么能够应对职业倦怠，或者是让这个工作变得更有意义。从他们的核心命题出发去做一些小的融合实践。比如说像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一群欧美名校的学生，他们自发地想要去帮助中国若干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去申请国际学校，包括如何申请奖学金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试图弥合精英和底层之间的这种距离。社会上也有很多公益的项目，包括我自己现在也是研究公益慈善行业，有很多这种公益的项目。所以对于上海的孩子们来说，我觉得作为老师可能可以在自己小小的乌托邦里头做一些行动，去回应宏大的全球性的问题，或许也能够缓解老师的职业倦怠。

友子：我们今天还能如何想象师生关系？——街头官僚、保险推销员、封建家臣、抑或事不关己的陌生人？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会社的编辑友子，现在也是国内一所高校的老师。刚刚听了易老师和蓝老师的分享之后我感触特别多，最核心的感触在于今天我们还能够怎样去想象教育工作，怎样去想象教师这个职业。因为易老师和蓝莓老师分享的师生关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教师角色想象。一个是被政府的行政关系所束缚的师生关系。我们看到，在公立学校中，教育工作者像一个基层公务员一样，让易老师深刻共鸣的所谓的“街头官僚”，它要不断提供量大管饱的公共服务。另一个像一个保险推销员一样，跟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市场关系，学生也不会觉得我要多尊重你，你不就是拿我们家钱给我们家干活吗？变成一个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一个是过度的行政化，一个是过度的市场化，这实际上代表了目前教师或者教育组织面临的两种困境。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我尝试延伸一下对教师角色想象的分析维度。我觉得在大学中，师生关系的类型又有不同。它走向两种极端，一个极端在理工科中，这种师生关系是市场化和政府行政化的最糟糕的结合。经常会听到理工科学生把自己的老师叫做老板，是一种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但这种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又不等同于市场化的关系，因为这种老板跟员工的关系里还有一层行政关系。老板拿到项目之后，比方说一个课题项目是100万。那老板可以把100万全部拿走，不让学生拿任何钱，或者只给学生发几百块钱就行了。因为他手握着毕业大权。所以学生在这个关系中是权责高度不对等的，没有任何话语权，它跟纯粹市场关系下员工可以离职还不太一样，更多像是封建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理工科当中的这种师生关系，它变成了一种以权力为要件的市场化师生关系，既有市场那种赤裸的利益算计，又有着官员行政当中那种命令与强制。

另一方面，在人文学科当中，我觉得由于不涉及太多的利益（说到底是没钱哈哈），师生关系并没有变得和谐，而是变得无关紧要。人文学科当中师生之间更多是一种“你别打扰我”的关系。因为人文学科中老师面临很强的论文发表压力，教学方面的成果并不被受到实质性重视，只要保证给学生高分就行了。我每门课都给你90分，你也开心，我也开心。大家不用去关心我教的是什么，你的绩点也高了，我也不用花心思在课堂上了，我可以花心思在论文上。所以人文学科当中，师生关系更多变成了一种互不干扰的关系。

我在想，今天这种市场化以及高度行政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还能如何理解教师这样一种工作，如何理解教育工作？因为两位老师之前所讲到的教育工作，它有非常强的道德性。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道德性好像它变成一种“单方面的道德”。学校领导、教师、社会都对老师有这种道德上的期待。老师本身履行了这种期待，或者说履行这种义务之后，好像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而是被这样一种身份所捆绑，被这种身份施加越来越多的约束限制。

听完之后我就很感触，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虽然上课跟我的KPI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尽力去做这个的原因就在于我从学术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无意义，反而是在教学过程当中，由于课程内容我在一定程度可以自由支配和想象，所以我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激励。但这种激励也不足以让我继续支撑下去，因为我面临很多外在的约束。所以我听完之后感觉，目前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你内心还有一些想法的话，似乎是在这个制度的缝隙当中去刨土、去尝试行走。大概是这样一种感受。

易媛媛：友子老师，你同时也当班主任，我记得你之前也会分享你的学生带给你的热烈的回应，给你很大的成就感。你觉得人文学科师生之间联系不紧密，那假期带学生去做调研的时候，不会产生一些师生之间教学相长、亦师亦友的关系吗？我很好奇。

友子：这是我羡慕你的地方。不管是今天听你分享，还是之前听你分享，我都非常羡慕你能从教育工作中获得这么大的激励，以及学生给你的热情。比方说像蓝莓老师，他感受到的学生可能把他当做一个服务者；但是我的感受中，其实学生跟老师的互动没有那么强。因为大学不像高中，高中初中阶段老师跟学生共处在一个生活空间中，有非常多的密切互动，但是在大学中我觉得大家互动非常少，非常的淡，就包括作为班主任，你很难说经常给他们开会，或者说你搞个什么活动，因为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有的学生拼命去卷学生会，有的学生从大一开始考公，有的学生拼命卷绩点，有的学生是想老师你别来打扰我。大学学生层面的差异性太强了，我觉得大学的师生关系有点像“陌生人的业务关系”，不像初高中阶段有点像“村子里熟人关系”，老师跟学生之间很难建立起很强的关联。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做的没你那么认真，我觉得你的付出是比较多的，所以也是一个反思，就是别老从外部找原因，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易媛媛：当然，大学老师做课题科研的压力会很大，还有行政的工作，所以确实负担会更重一些，特别对于青椒来说。回到刚刚说到的问题，我回顾我在大学阶段和老师之间的联系，我跟我导师其实没有过多的联系了，但我跟一个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一直还保持着联系。我觉得我理想中的教育者不是限定在师和生的这种关系，或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这种关系，不是限定一个特定的空间，特定的场域或者特定的形态，回归到本质，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的一种关系，一棵树晃动另一棵树。所以我会更倾向于老师自己能够去传递一些东西，回应到学生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吸引他来找你，他愿意走近你，追随你。比如之前在学校开校本课，学生他本身对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感兴趣。刚好我也感兴趣，就凑在一起成为校本课的搭子了。但也有很多学生不感兴趣，他可能对数学感兴趣，他就去跟数学老师成为搭子。或者他可能对语言感兴趣，就去学语言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影响，互相的吸引和共鸣能够产生教育和被教育。

青石：学生抑郁是否与其缺乏跟世界的真实链接有关，越来越局限于学校的狭小天地？

刚才提到学生抑郁的状况，或者说心理出现问题的状况。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因为学生在面临一些社会化问题的时候，因为学校占据了他生命中太多时间了，很多时候他跟老师同学的交往也是一种异化的关系，他对外面的世界可能也失去了真实的链接。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导致他心理上，对人生的意义或价值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迷失，或者说一些偏差？在您的观察里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易媛媛：的确是这样的，特别在深圳这种城市，我认识很多学生的生活就是被学校和家庭安排的各种各样的课所排满的。他们没有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我关注到城市规划领域这些年会探讨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有一些城市规划师也提出想给城市里的孩子打造亲近自然、与人产生连接的空间。这是一种公共性的努力。回到教育议题，我认识不少孩子是家庭条件很好，他们每天都被一节一节的课排满。上层和中产会把教育外包，方方面面都可以外包，花钱请专业的老师。这没有错。但我认为作为家长，还是要去呵护和培育孩子自身的生命力，对世界的好奇心、学习反思的能力，种种。总之别给孩子整抑郁了。

青石：是，所以您觉得像这样类型的大城市的生活，对下一代意味着什么？

易媛媛：其实大城市也有很多的公园，有很多自然的东西，有海边；寒暑假也有一些做得很好的家长会带孩子去旅游，或者带孩子去徒步，希望带孩子走近自然，跟人建立关系，或者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会的项目。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不会那么容易抑郁。我觉得是家长观念和教养方式的差别。

青石：很重要。我觉得是不是教师有时候退回来，更加重视怎么跟不同教育观念的家长打交道。自己内心的内耗或者说抑郁能够消解一点点，因为道德的责任感实在太强了，尤其是对于充满理想的老师来说。

易媛媛：是，所以我讲到孩子已经想跳楼了，还是被父母塞在学校，最后其实还是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抗争。当时班主任老师崩溃了，求父母把孩子带回去，其实这也是一种抗争。这种方式是很消耗的，对他也会造成很大的创伤。我们当时那一届老师挺多都离职了，因为我们有学生跳楼，也有同事跳楼，但是学校没有给到足够的支持。

Cray：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某医院就读精神科专硕。刚刚提到的学生群体抑郁的情况、自杀的情况其实越来越低龄化。大部分有厌学或者自杀抑郁问题的患者在儿童精神科门诊还是比较多见。精神科的诊断是三级诊断，首先我们要排除器质性的疾病，其次是排除生理性因素很强的疾病，最后才是像抑郁这样社会心理因素占比很强的疾病。在儿童科收治的病人往往是中间类型，生理因素加上一些社会心理因素。比如双相（情感障碍），儿童精神科病房很多小患者虽然是因为抑郁进来，但住院之后会发现都有一些向双相转变的特点。

再说自杀，现在也有挺多精神科医生研究青少年群体里自杀，以及我们叫“非自杀性自伤NSSI（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这两个是比较热门的方向。有些精神科医生也会去做一些田野访谈。前一年有个师姐的毕业访谈就叫“青少年自杀未遂者的生活经验”，在儿童科收了一些年轻小女孩作为被试，谈论一些自杀未遂的经历。我们平时在临床访谈中也会听到“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这种无价值感、无意义感。有些孩子解释他们自残的行为，说当他们心灵痛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试图用身体上特别具象的痛苦去转移，这样他们心里受到的苦就会轻一些。当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反复的自伤、自杀或者吞药，这在青少年的群体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很难说是某种单一的因素。因为像精神科，其实还是临床医学的一个二级学科，除了讨论社会心理学上的问题，更多还是看一些生理的问题，包括神经递质的问题。精神科的主要治疗手段还是通过药物，心理学上的治疗我们在病房里给到病人的帮助并没有那么多。

这些小患者很大一部分的家庭都难说是美满的。我们在采集病史的时候会采集这些病人的个人史，就我接触过的十多个孩子里，没有哪一个小孩的个人史是比较好的。我说的好是指他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非常爱他，或者能用正确的方法爱孩子。住院的孩子里很多都是，比如在很小的年纪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一方因为一些事情进（监狱）了，是另一方带大的；或者爸爸妈妈对孩子经常有一些打骂侮辱；或者家里有非常重的经济负担。很多时候这些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很难说清楚中间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因果关系。当然这也不绝对，我们也能看到有些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依然有着健全的人格。

治疗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局限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具体介入这个孩子的成长。在国内目前的医疗环境，我们也需要去回避一些风险。我们写的每一份病历都是一份法律文书。包括心理治疗也一样，我们不会给来访者做指导，告诉他你该怎么选，我们更多是让他自己去学会一个方法，自己去习得这个经验，去选择下一步的路，但是像青少年就特别困难。

现在研究非自杀性自伤有一个比较热门的方向是成瘾相关。这些行为不停出现，最后就会变成一种类似成瘾性质的行为，有点像烟酒依赖。我们很难说通过心理学上的一些手段去干预，所以最后这些小孩都住院了。他们住院进来的时候，很多手上腿上全是伤疤。

进食障碍现在也越来越年轻化。病房里最小的患者可能就6、7岁。其实大家很难想象一个6、7岁的小孩会出现怕胖的想法。但我们去做访谈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小孩往往也跟抑郁的孩子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他在学校有一些被霸凌的经验，别人说他胖；或者他在家里面得不到家里人太多的关注。你研究这些小孩的背景会发现他们非常像，只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太一样。一部分进食障碍的孩子是通过节食来重新获得一种对身体的掌控感，对人生的掌控感。他们觉得体重秤上的数字在掉，他只要少吃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就往下掉，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重新掌控他们人生的一种途径。这个行为最后都会有一点成瘾性质，最后他们发现这个数字不掉了就会不舒服，必须要看到这个数字往下掉。

我们在治疗儿童及青少年患者时，对患者家属的教育与患者的教育同样重要。我还是相信及时、尽早的干预是能够帮助到他们获得更好的将来的。

易媛媛：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关于抑郁治疗的、在精神医学之外的社会化的路径，因为刚刚提到很多是家庭功能出现了障碍，就是这个家庭没有给到孩子家庭保护，父母没有尽到责。那在改变不了父母的情况下有两条解决路径：对于底层的家庭，例如父母犯罪没有人能够抚养的，国家层面会把抚养权拿过来，由国家养，这个是最极端的情况。但刚刚说到很多抑郁的孩子父母可能也是在的，但可能没办法发挥一个良好的家庭功能。

在社会化恢复这块，我看到有一些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在做这样的尝试。比如像“渡过”社群，我看他们公众号里有亲子关系班，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出来放在我们为他打造的环境里，让他脱离父母的有毒的关系，由专业的充满爱的老师们给他提供陪伴支持。还有像杭州的“绿汀小屋”，把抑郁的孩子送到绿汀小屋里由社工老师来进行24小时的陪伴。深圳也有这样的一些小型机构，通过社会力量干预的方式来解决青少年的抑郁问题。老师们后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跟家长讲一讲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在做这样的事情。或许能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吧。

〇分享者：易媛媛，现任深圳某政策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曾于深圳某中学担任了3年的道德与法治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

〇主题策划：棱镜、兰也

〇文稿修订：嫣然、猫股、兰也、棱镜、圈圈、Cray

〇封面图截自海报设计：阿罡

〇排版：芋圆

〇审核：卡卡、水天清、悦怿、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