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中兴和华为来说，2018年又是一个分水岭。
2018
年
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因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
7
年的出口禁令。中兴陷入危机，因为中兴通讯的大量芯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中兴危机，引发了有关“中国芯”的大讨论，这是
2018
年上半年最大的社会热点之一。不但中兴，中国的大部分芯片都依赖于进口。
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的总额为2271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4万亿元，远远超过了石油，成为中国每年进口最多的产品。全球82%的笔记本电脑，70%的手机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里面的核心——芯片却严重依赖国外。
在“芯片危机”的局势下，华为不仅是例外，而是中国产业界名副其实的一枝独秀。
2018年8月31日晚8点，华为在德国柏林电子消费展（IFA）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了麒麟980和华为P20系列全新版本。据称，麒麟980的性能已经超出高通的骁龙835，与苹果刚发布的A12在伯仲之间。前段时间又传出消息，美国巨头微软考虑在中国的数据中心使用华为新开发的AI芯片。
贝佐斯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每个一夜之间的成功都花了差不多10年”。华为麒麟芯片一夜成名的出现在2018年的公众面前。这个“一夜成功”，华为不仅花了10年，而是两个10年。
华为在芯片领域的自主研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持续投入了。当前在国内，华为海思是第一大芯片公司，2017年的营收已经达到360多亿元。
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在芯片这种核心技术上，华为比中兴更有战略远见，至少超前了20年。
其实华为的战略远见比单纯的某种核心技术的战略布局更深刻的是人才战略。
让我们回到1998年的一次校园招聘会现场。
2.
1998年，面对华为的崛起，中兴掌舵人侯为贵已经感到了明显的压力。二者的竞争，已经转为人才大战。为了抢夺人才，中兴决定在当年11月进入清华园进行大规模人才招聘。可他没想到的是，华为早在当年的10月27号已经用高薪酬吸引了大批清华相关专业的精英。更让中兴无法接受的是，先前很多与中兴打好招呼或完成签约的人，陆续转投到了华为。
实际上不只中兴，巨龙、大唐、摩托罗拉等一系列国内外通讯巨头在人才争夺战上都败给了华为（自那之后的不到20年里，摩托罗拉彻底倒下了）。
2000年，华为在南开大学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招聘会，声明月薪“不低于4500元”。当年北京回龙观的房价还不到3000元/平。这意味着，刚刚入职华为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加上当年的奖金，可以买房付首付了。
同样在2000年，华为有了更为具体的基本薪酬标准：学士学位的员工，月薪不少于7100元；双学位的员工，月薪不少于7700元；硕士学位员工的月薪高达8000元，博士生则过万。除此之外，每一名员工都能享受到不少于10万元的年终分红。以当年深圳的工资水平衡量，华为的这个薪酬标准高出了深圳一般企业的15-20%。
不但对国内人才如此，对国际上的人才的招揽，华为的力度更大。早在1996年，为了让更多海外归来的技术精英来到华为，任正非承诺年薪不少于10万美元。这些精英不曾想到，在这个国家百废待兴的国民通信市场中还能有人放出如此“狠话”。就这样，华为很顺利的招聘到了大批技术精英，他们成为华为的技术研发人员和高级工程师。
一位专门研发芯片的工程师因业绩突出、经验丰富，刚进入华为的时候年薪就达到了40万美元，而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随着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增大，其年薪又猛增到50万美元。
3.
那么华为的人才战略又来自哪里呢？答案是，任正非对社会发展的深刻洞见。这个洞见有关知识价值的准确定位。
任正非断言：
“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知识资产使得金融资产苍白无力。按劳分配要看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按资分配正在转向按知识分配”。
1997年，经过了十年创业后，任正非为了获得更大更持久的发展正在设计“华为基本法”，以作为企业发展的制度依据。这部基本法一方面基于任正非已有的见识以及10年的创业经验和教训，另外，他还聘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顾问参与编写。
在这部“基本法”的最初起草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起初，专家们在第一份草拟的大纲中明确提出了“价值”内涵的定位，但仍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为基准。任正非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对于高新技术的研发人员，其劳动价值的界定必须与时俱进。为此，任正非专门派遣孙亚芳去北京，当面向那些专家阐述自己的想法。
孙亚芳是谁？
1982年，孙亚芳在新乡国营燎原无线电厂工作，任技术员。
1983年，在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工作，任教师。
1985年，在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
1989年，孙亚芳进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市场部工程师，培训中心主任，采购部主任，武汉办事处主任，市场部总裁，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变革管理委员会主任，战略与客户委员会主任，华为大学校长等。
1999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份简历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似乎没有，在中国社会里这样的简历数不胜数。唯一有看点的地方就是，
起点是普普通通的技术员，终点是董事长。
与之相似的另外一份简历是任正非本人的。
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业于建筑工程单位。
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
任正非因工程建设中的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
这两份简历最核心的地方在于，知识和技术所创造的价值是巨大的！
显然，任正非让孙亚芳深度参与华为基本法编制工程，并派遣她去于北京的专家交流的原因是深刻的。孙亚芳正代表着华为的研发技术人员，代表着劳动者的价值，也足以代表华为和任正非。
孙亚芳在北京新世纪饭店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各位学术精英进行了会面，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展开了商讨。孙亚芳和盘托出任正非的观点。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任正非的这段话：
“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知识资产使得金融资产苍白无力。按劳分配要看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按资分配正在转向按知识分配”。
不久，这句话充分体现在了华为“基本法”里面，并在此后的20多年得到了彻底贯彻。
2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在困扰于买房、医疗、教育等等生存生活问题，任正非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指南（绝大部分人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知识资产在哪里”）。它甚至可以用来解读个人、组织机构以及一个社会的整体命运。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更简洁的表述是这样的，“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或者，“知识就是力量”。
对于你我，以及不同的个人、组织机构、甚至国家，其不同之处在于：有的人，把它当做知识、见识或者口号，而另外一些人把它当做决定生死存亡必须遵从的核心“法则”并坚定的付诸行动，并由此造成了命运上的巨大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