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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决心》 “娜拉出走”,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归

南方人物周刊  · 公众号  · 人物  · 2024-09-27 17:30

正文

三代女性,每一代都比自己的母亲更能明确地讲出那些“不对劲”的地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赵阡合

编辑 /  杨静茹[email protected]



2020年,一则“56岁阿姨自驾游”的故事爆火于网络。主人公苏敏操劳半生,决定离家出走,为自己而活,独自驾车走遍了中国数百个城市。四年来,苏敏不断地在自媒体平台发布短视频分享自己的旅途人生。而她奇观般的生活,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大部分人艳羡苏敏出走后的潇洒,却甚少追溯她出走前的生活: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为什么出走?这些问题,都在以苏敏为原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中得到了解答。


将苏敏的故事拍下来,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互联网时代是健忘的时代,即便她曾频上热搜,依旧会被新的吸睛事件一层层覆盖。而电影定格了她的故事,也放大了她的“壮举”,观众可以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走进她的内心,看到、思考、理解那些女性的困境和选择,而不仅仅是在手机上随手划过,发出一声简短的赞叹。



《出走的决心》不是一部表现女性逃离家庭后的乌托邦爽片,它既没有采用传记片形式,以第一人称视角或多个旁观视角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没有采用公路片形式,展现苏敏自驾途中的各种遭遇。它更多的是讲述前史,以平实的视角展开,选取了女主角李红(咏梅饰)几个年龄段的故事,呈现了中国女性所处的结构性困境。诚如苏敏本人所说,“出走的决心,是一点一滴积攒出来的。”


电影里的李红,出走前如“温水煮青蛙”,明明想反抗,但还是被生活“慢条斯理”地吞噬。她被贴上了很多身份标签:长女、长姐、妻子、母亲、姥姥……这些标签共同构筑了她的生活,却也压迫着她,用一张血缘、情感、责任相互交织的网困住了她,使她无暇喘息,更无暇寻找自我。


影片用了大量的视听手段,去呈现李红的压抑心理。比如,为了凸显李红出走前后的心理变化,导演用了一组明显的对比:在李红家中大量使用小景别加手持摄影,令逼仄的环境显露无遗;而李红出走后,镜头也追随李红,走到了更广阔的自然环境中,视野打开,角色的心态也随之开阔了起来。再比如,李红在家时,导演将丈夫、女儿、女婿置于前景,将忙碌的李红置于后景,并在多场戏中用厨房的窗框隔开两组人物,使观众产生这样一种观感:被“框”住的李红犹如囚徒。这些视听语言巧妙地引领观众进入到角色的压抑情境中,去感受李红所感。


李红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作为长姐,放弃考大学的梦想,早点挣钱贴补家里;为了逃脱父亲的控制,跟并不熟悉的相亲对象进入婚姻,憧憬着自己做主的生活;然后,孩子出生了,无尽的家务和微薄的收入让她连买一朵花的自由都失去了;接着,孩子的孩子出生了,她想去参加一场老同学聚会都成了“不明事理”。


李红的丈夫孙大勇(姜武饰)对李红永远端着一副挑错的态度,毫不在意妻子对家庭的付出。在家中,李红总是忙前忙后,而孙大勇要么在打乒乓球、要么在看电视、要么在语调不耐烦地发号施令。一旦他发现李红在歇息,就会傲慢地指责她“你就是懒”。


孙大勇可以被视为父权的典型代表,一次争吵中,李红用刀刺了自己胸口,确诊为抑郁症,女儿晓雪(吴倩饰)让孙大勇跟李红道歉,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暴怒:“你敢跟我顶嘴?”


影片上映后,孙大勇成了片中最受争议的一个角色。有人觉得他与原型不符,没有像苏敏前夫那样家暴妻子,人设太过温和;也有人觉得他形象单薄,更像一个压迫者的符号,没有将其性格合理化,更未能拍出男性身上同样背负着的父权枷锁——倘若真的能够拍出这一层,影片势必更具反思深度,也更能被男性观众共情。


性别议题一向很难把控,触及得浅犹如隔靴搔痒,触及得深又容易激起舆论讨伐,陷入“性别对立”的雷区。但《出走的决心》以群像呈现的方式,规避了这种创作风险。它用代际关系这条引线,串联起了三代人的价值观转变:李红的父母,李红和孙大勇,女儿晓雪和女婿徐晓阳。


李红的父母是典型的传统夫妻,父亲是一言堂的主谋,母亲则是帮凶。李红母亲(艾丽娅饰)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一方面她懂李红的苦,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女人必然承受的苦,“谁叫咱们是女人呢”。李红向弟弟索要欠账未遂时,母亲曾居中调和,当李红质问母亲“你也是女人,你也当过姐,你也是女儿,这公平不?”母亲默然半响,举了个自己小时候把白面馍让给弟弟吃的例子,说“俺从来没意见,从来没意见”。


李红与晓雪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她们构成了一种被迫形成的女性互害关系——两人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边在天上另一边就不得不在地上,总有一方要托举着对方。李红守在晓雪身边陪她生产双胞胎,就不得不错过自己期待已久的同学会;晓雪支持李红学车考驾照,结果自己就因频繁请假照顾孩子,被公司以“末位淘汰制”辞退了。母女两人互为镜像,照出了女性的无奈处境。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始终袖手旁观。


晓雪非常清楚李红在婚姻中受到的压迫,她曾在少年时直指母亲的懦弱,劝其早点离婚,甚至直接质问父亲“从我出生起,你就没对我妈说过一句好话”。晓雪不愿意成为李红,所以她为了站稳脚跟,努力工作,但这也加剧了母亲的困境,她将育儿重担一再推给母亲,沦为一个清醒但也痛苦的剥削者。母亲出走多日之后,晓雪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李红说“对不起了妞,我还不想回去”,晓雪说的是“对不起,我拖累了你那么久”。


李红出走之后,晓雪的困境是如何解决的?影片给了一个颇为理想化的设定,让女婿徐晓阳调岗,分出更多精力照料孩子。徐晓阳的戏份不多,但是片中观念最现代、最能共情女性的一个男性角色:情绪稳定,无不良嗜好,尊重女性,愿意为老丈人捡乒乓球,愿意给丈母娘出钱买车,甚至愿意牺牲部分工作来分担育儿压力。


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易察觉的“逆流”。比如徐晓阳起初觉得晓雪请假照顾孩子是理所应当,给晓雪买衣服会优先考虑材质是否会对孩子不好;又或者,他把“女性最伟大”“母亲最伟大”挂在嘴边,全然未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绑架。可见,观念进步依旧任重而道远,路上仍存在着很多令人迷惑的岔路口。


但改变亦清晰可见,三代女性,每一代都比自己的母亲更能明确地讲出那些“不对劲”的地方。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无论是现实中的苏敏还是电影中的李红,她们都在为“娜拉出走”提供一种新的叙事可能:她们义无反顾地走了很远,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归,而是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事实证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心改变,都不会太晚,正如片尾曲《心要野》所唱:“就这样,随便吧,嘲笑我们的孤独吧,我们生来不属于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