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从汴京到杭州，苏轼精心谋划的一场私奔

文 | 祝勇

▍一

朝云是在苏东坡第一次外放杭州时来到他身边的。

上一章说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在38岁上任杭州通判。有一次，他与知州陈襄观赏歌舞，见一小女孩气质不俗，眉宇间却暗含忧伤之气。问她，才知道她父母双亡，被亲戚卖到杭州的青楼楚馆，只因年仅12，还未成人，便让她先学才艺。她的歌声与身世，都让苏东坡动心，断然将她赎身，带回家中，取名朝云，只是当丫头养着，并未当作侍妾，直到四年后，朝云16岁，苏东坡才正式将她纳为侍妾，那时苏东坡，正任徐州知州。

朝云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每日餐后都会在室内扪腹徐行，这是他的养生之法。有一天，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一婢说：“都是识见。”苏东坡不以为然，只有朝云脱口而出：“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话音落处，苏东坡捧腹大笑。

▲ [清]余菱《朝云颂偈图》

▍二

按理说，司马光重返政坛，苏东坡的出头之日来了。但苏东坡独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没有改。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时与苏东坡一个战壕的战友司马光，在67岁上受皇太后之命重返朝廷，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出任宰相，北宋政坛又发生了无法预料的逆转。这个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而且会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彻底砸烂。他新官上任，就对王安石变法做出全盘否定。

刘仲敬在《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说：“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毁法者有资格向护法者要求平等待遇”，并说：“他们是最后一批唐代人，不愿意为虚伪的高调放弃事功”。

此时的王安石，就像他曾经实行的新法一样，到了弥留之际。当司马光废除募役法的消息传至他耳边时，他只微微叹了一声：“啊，连这个法都废了。”又不甘心地说：“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

王安石死后，病重的司马光半倚在床上，下令厚葬王安石。

假如反过来，王安石也会如此。

他们在政治上或有输赢，在人格上却都是胜者。

苏东坡原本已在司马光返回朝廷那年官升礼部郎中，获赐金带、金镀银鞍辔马，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可谓扶摇直上，身入玉堂，但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一肚子不合时宜”，加上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

司马光、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尽行废除。苏东坡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苏东坡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一句戏言，把苏东坡描述得其神入骨。

▍三

苏东坡在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烟花三月，第二次来到杭州。这是他屡次请退之后，朝廷终于同意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领军浙西。

仿佛是对朝廷上的官僚们说：不麻烦你们了，我自己滚。

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京，到杭州任通判，是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那一年，他39岁，就是那一年，他把朝云带回了家。此次赴杭，他已经54岁。十五年过去，杭州如故，他的心却已迥异。

在苏东坡眼里，朝廷上的官员只会唇枪舌剑，争权夺利，一件正经事干不来。对于宋朝政治制度的弊端，林语堂先生有着精妙的分析：“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在当政者与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相继贬官，并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自此以后，党议不断发生。孔子曾说：“君子不党”。但是，在实际的环境下，一个官僚的政治理想，怎么可能全凭一己之力去完成呢？欧阳修曾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向宋仁宗上过一篇奏章，就是著名的《朋党论》，把朋党定义志同道合的政治共同体，但宋代朋党，还是没有像欧阳修希望的那样，成为“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的“君子之朋”，而是沦为争夺权利、排斥异己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以至于宋代后来的党争，连“政见”都不见了，纯粹成了人事之争、利益之争，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

从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案到明代东林党案，朋党政治一直是中国王朝政治中最黑暗的一部分，一曲《赵氏孤儿》，掩藏的却是党派斗争的无情。以至于像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王诜、秦观、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这样一批有学问、有抱负、有见识、有气节的人物，都不得不为朋党政治而终生缠斗。

在中国，朋党始终没有发育成政党，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缺乏妥协意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像《伏尔泰的友人们》一书的作者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在总结伏尔泰的思想时所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有说话的权利。”不能顾及别人，就不能惠及自己。在宋朝，无论谁在台上，都把自己视作正统，对反对派无情打击，连王安石这样的清流也不例外。当政治成了拼死一搏，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朝代，就只有仇恨，生生不息，只有报复，循环不已，王朝政治，就将因此而不断颠覆，永无宁日。因此，封建中国的朋党，永远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

朝廷上的混乱与纷争，每每使苏东坡陷入过于喧嚣的孤独。在他看来，朝廷政治，带来的不仅仅是无效的沟通，是对生命的损耗，更会带来人格的堕落，与儒家的精神背道而驰。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是一回事，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是狗屎，如何将天下变成天堂？但这些儒家士人，要实现他们的家国理想，朝廷是他们唯一的去处，而进入朝廷，他们就变成了帝国的政治动物，蝇蝇狗苟，不再有匡扶天下的能力和勇气，一朝掌权，便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

正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帝国的体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最后胜出的，一定不会是优选出来的精品，而必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后来蔡京、高俅的上位证明了这一点），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也就成了虚伪与堕落的大本营。这或许就是儒家士人的悖论。这是体制决定的，而不是理想决定的。

所以林语堂又说：“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他早就不想这么玩儿下去了，他决定换一种活法，在体制允许的空间里，把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与其在朝廷扯淡，不如在基层实干。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不是官越大越好，而是官越小越好。黄州赤壁，让他看到了功名的虚无，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加务实。在苏东坡看来，官越小，自主权反而会大，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当然，做小官，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关键是官不能太小，无论在哪一级政府，最好是当一把手。对苏东坡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何况这个基层，是他最爱的浪漫之都——杭州。只不过，这种喜悦被他深藏在心里，不可告人。假如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那就是：

小草在歌唱。

▍四

苏东坡离开汴京的时候，年已83岁的老臣文彦博为苏东坡送行，苏东坡上马时，文彦博满面忧色地说，不要再写诗了。苏东坡闻之大笑，答道：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作注疏呢。意思是说，朝廷里的那些人忙着对他的诗进行曲解和构陷，假如自己不写了，那些人岂不失业了吗？

说罢，扬鞭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朋友陈传道的信札。陈传道听说苏东坡被贬杭州，以为他被朝廷所贬斥，急忙来信安慰，他哪里知道，在杭州，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他给陈传道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

但苏东坡的心里，并非总是纯然一色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内心丰富而敏感；而作为一个父母官，百姓生活的凄楚又让他时刻感到忧伤和不安。那时的朝廷，被一种难言的黑暗和沉寂笼罩着，欧阳修、司马光已死，富弼和范镇已退隐林下，司马光躲在洛阳的独乐园里，独享着读书修史的快乐；张方平纵情饮酒，不问政事；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明哲保身，对政治讳莫如深；而苏东坡本人，虽然用佛道，用艺术把自己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他的棱角，终究还是裹藏不住。

这一点，苏东坡后来离开杭州、到扬州担任知州时结识的佛印禅师看得最通透，所以他经常挖苦苏东坡，把他打击得七荦八素。

最有名的，还是“八风吹不动”的故事吧。

苏东坡曾经写诗表扬自己内心的淡定，那诗是这样的：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苏东坡写了这首诗，很得意，派书童送到金山寺，给佛印禅师印证。佛印禅师是云门宗僧，日本学者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中评价佛印“颇有三教兼容，形成一宗的气概”，这一点，与兼融儒释道于一身的苏东坡颇为相合，他也成了苏东坡的方外至交。佛印禅师看后，批了两个字：“放屁”，就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气得半死，跑到金山寺去大骂佛印，佛印就哈哈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立刻意识到，是自己的心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笃定，有时风动，幡也会动。

这样的苏东坡，才是真实的苏东坡。他的精神世界，永远成分复杂；他的心里，也永远是五味杂陈，既与现实相纠缠，又不失宗教的宁静与超脱，更有艺术的潇洒与奔放。所以他的文学，既载道又言情；他的书画，既儒雅又叛逆。他自己就是一个混合体，一个精神世界里的杂种。但这种混杂，却让他左右逢源，不是逢官场的源，而是逢内心的源、艺术的源。蒋勋先生说他：“可豪迈，可深情，可喜气，可忧伤”，但那底色，还是儒家的，是救世济民。他没有一刻忘记他的国家和黎民，即使“处江湖之远”，也没有放弃过对儒家的忠贞。无论漂到哪里，让他“不思量，自难忘”的，依旧是尘埃一般的碌碌百姓。

▲ 苏轼行书书法《归去来兮辞》

▍五

当年初来杭州，苏东坡就在西湖的水光山色的背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忧伤。那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私盐贩卖遭到朝廷禁止，而穷困的百姓，因无力还债，只能铤而走险，做私盐生意。官府的监狱里，一万七千多名待审囚犯挤在一起，人满为患。

苏东坡的脸上，布满了忧愁，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活命才铤而走险的，朝廷把他们逼成了囚犯，然后再审判他们。但当时苏东坡只是通判，虽有一定权力，但毕竟不是一把手，而且，最令他痛苦的是，作为一个在州府长官领导下掌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事项的命官，将这些无辜的人“绳之以法”，正是他不能不履行的职责。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除夕，苏东坡坐在都厅值班，将狱中囚犯一一点名过目。那些囚犯面色污黑，表情阴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苏东坡面前一一走过，像一团黑云，重重地压在苏东坡的心头。苏东坡面无表情地执笔点名，没有人看得见他心底的暗潮涌动。他知道这些人犯罪，都是无奈为之，很想像古代的仗义之士，为这些囚犯们开释，却终究没有这样的胆魄，只能在内心里骂自己。天色将暮，心情黯然的苏东坡仍然没有返家。他坐在官衙的黑暗里，猛然间站起了身，挥手在墙壁上写下一首诗：

除日当早归，

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

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

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

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

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

闵默愧前修。

但这一次重返杭州，苏东坡担任知州，一切都不同了。在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县三级。州一级行政长官通常派赴京官担任，而且一律“以文臣知州事”，称为“知州”，以避免像残唐五代那样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离开汴京之前，苏东坡收到黄庭坚专门写来的一封信，劝他不要来，但苏东坡还是没有理会黄庭坚的建议，义无反顾地奔赴杭州。

刘仲敬在《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评价苏氏兄弟代表的蜀党（与其相对的是程氏兄弟代表的洛党）时说：“他们嘲笑新党和洛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则束缚自己，……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事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

从朝廷上逃离，好似一次精心谋划的私奔，让他的身心感到一次畅快淋漓的洗礼，让他意识到自己身体里的激情还未曾泯灭，让他笑傲现实世界里的所有成见与约束，去绝然地投奔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题图：杭州西湖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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