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钱烧了很久，闻得到酸，火苗熄灭的一刻，我眼前变黑，像蒙了一层灰灰的薄纸。
今天的故事，有关“减重”，更有关“生死”。
“减重”的故事里，贾明亮是化工厂里铁面无私的司磅员。为了多赚点钱，司机们总是会想法子增重过磅，大部分司磅员早就被车队买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贾明亮是个例外。
“生死”的故事里，贾明亮有个冻死在雪地里的爹，非要给爹迁坟的妈，死了的儿子，恨他的前妻，可奇怪的是，这些人，从没出现在“减重“的故事里。
这两个故事，将如何交集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谜题。
《减重》全文约34500字，前14500字免费试读。请您注意，本内容属于「戏局」栏目，为虚构创作。
钢厂彻底倒闭半年后，我借钱买了辆二手的六米八，给本地化工厂拉物料。活算不上俏，没基本工资，按趟出车，周边短程跑。
刚进去时，运输科长说运气好一天能跑三四趟，但从规律上看，运气就没好的时候，基本一天一趟，上半夜出去，下半夜回来，连月重复。检车、装货、上磅、运送，除了速度快慢自个能控制，其余跟车间流水线没什么差别。
正月十五，朔风里尚能闻到硝烟味儿，不远处炮鸣依旧，闷响。
早上七点，天还乌黑，时有几刹闪光，彷佛天被炮炸晕，反复重启，醒不过来。化工厂今天大休整，正月十五老传统，清洗车间，辞旧迎新，为开年做准备，除了卸运站，整个厂子没什么人。
我提着一箱牛奶往磅房走。前几天刚下过雪，正化冻，人行道踩下去，触感酥软，“噗哧”、“咔嚓”，黑水沿着路缝往下流。往前望，整条大道黑白交错，黏糊糊一片，像夏天杀猪铺子放久了的砧板。
一辆半挂车从另一条道上开至坡顶，刹车声尖锐，司机提着一桶防冻液下来，边放水边往水箱里灌。天气极冷，司机热气喘出去，瞬间凝成水，扑在头顶，半分钟不到，头发就湿了一片，旋即再上霜，彷佛身体正在缓慢进行冰冻。
走到近处，我认出司机，二车组的人，给车间拉原料的，多是长途，天南地北跑。他指着我手上的牛奶问：“过节发的？”
我说：“对。”又说，“今儿没发，元旦发的，今天他们打扫卫生，让我拿走。”
司机笑了一声，往我要走的方向看了一眼：“找老贾去是不？”
我点点头，刚要说话，司机忽然对嘴喝了一口防冻液，咂吧咂吧，又一口吐出来：“操他妈的，你说缺德不？以前往防冻液里兑矿泉水就算了，这下好了，直接灌他妈自来水。”
司机一边吐一边将防冻液递给我，我想了想，接过来喝了一口，口感生涩，甜味细微，倒是极冷，冰得后脑勺疼。我对着瓶口看，发现蓝色的不是液体，而是瓶子本身，很违和，白水就像《小鲤鱼历险记》里的鳞片，不染一物，在风雨摇晃的废墟里，安静地飘着。
二磅房位于化工厂东南角的一片沙土场里，正临出口，位置空旷，除了过磅称重，还是个临时停车场。沙场正当中铺设着一台3*9米防爆地磅，右面有两间打通了的平房，中间拉了个帘儿，前面作办公室，后面作宿舍。屋子不大不小，家用电器挺齐全，还能炒菜做饭。车队队长说，往前十年数，这地儿还是保卫科的值班宿舍，化工厂还叫玻璃厂，在工厂上班还是个俏活。
我到的时候，贾明亮正站在院子里，用洗车的水枪呲着盆里的冻白菜。他照常穿着一件蓝色印花羽绒服，应该是早几年的了，有些小，前襟黑得发亮，薄如破棉絮，打远看，像衣服刚洗完就套在了身上，冻得硬邦邦的。
我跟他招呼一声，进屋把牛奶放在床底下，摁亮电视，把铺盖赶到床尾，躺下点根烟，用遥控器调台。屋里没装暖气片，只有一个热太阳对着床吹，不顶用，冷空气里夹着几丝潮湿的暖意，躺着也不断打寒颤。
贾明亮吸着冷气儿从外面进来，边扯白菜梆子边瞥电视，问我：“晚上没活也不回去啊？”
我点了点头，没想解释，电视里是佟长江和闫学晶，唱《刘安杀母》，后段了，俩人正抱着哭。贾明亮盯了我几秒，没吭气儿，举着漏盆闯开帘子出去，步态蹒跚，又走到室外用水枪洗菜。
几分钟后，屋外传来一声气刹响，接着开门关门，脚步声起。
贾明亮说：“今儿不放假吗？”
“昨天的料，车停大门口忘了。”听声音是个中年人。
贾明亮说：“东西都拿下来，把水倒了。”
“冻上了，刚开没两步，你这也没人啊，差不多行了。”
贾明亮没有说话，中年人静了几秒，接着妥协，声音里带着气馁：“行，我出去溜一圈。”
进化工厂有大半年，我跟旁人没啥说道，就跟贾明亮走得近。他看长相是挺邋遢一人，身短头大，有点驼背，走路还磨鞋，像抬不起来脚似的，四十出头，我应喊哥。他之前也开车，在邻省，给食品厂拉大米什么的，驾龄不短，后来不干听说好像是出了场事故，得了啥应激综合症，手把不准了，开车老哆嗦，就改行到我们厂干司磅。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就在二磅房。那次车间项目赶急，同一时间段，三个车组都有任务。那天还下雨，不大，但绵密，铺天盖地的，像一张张最小尺寸的绝后网从天上甩下来，到达地面又蒸腾着起雾，开快了啥也看不清。第二趟车时，我到二磅房称重，还没等开到沙土场，打远就瞅见道外一溜排了十几辆车。贾明亮背上披着张塑料袋，手拄撬棍，挤开满脸不耐烦的司机们，从前往后走，威风凛凛，如同视察。他边走边喊，后面的，把水箱里的水都倒了！
这事儿很正常，但发生在我们厂不寻常。司机们为多赚点钱，打起歪主意，拉完货后加满水箱，以此增重，有的大胆的，还特地改装水箱，扩大个几倍，装五六百斤水不在话下。
要想弄成这趟子事儿，只靠司机费力气白扯，化工厂俩磅房，一磅房规模大，司磅员、监磅员林林总总十余人，内外接应，都被几个车队买通了。我刚分配过来时队长就找我聊过这事儿，一人一月两百，省心省时省力，6米8能拉出7米6的成绩。
二磅房就贾明亮一人，原是给渣土车建的，之后成了夜班磅，跑夜车的都指定往这儿来。贾明亮跟别的磅员不一样，不吃受贿、人情这两套，工作态度严苛，学队长话，跟鬼子进村搜刮东西似的。凡有车来，上下查得彻彻底底，一辆车能减下三五百斤的重量来。
一开始司机们不能理解，见过太多脏了，看见纯净也当成重影了。有人说贾明亮是内鬼，有人说贾明亮太贪婪，有人说认真可以理解，但太认真就有猫腻，贾明亮肯定是犯了什么事，才变得这么认真。后来大家统一口径，说是贾明亮自己开不成车，也见不得别人开车，因嫉妒对司机产生仇恨，然后以公报私。
我跟贾明亮走得近没啥特殊原因。我们车组专跑夜班，一天一趟，晚十一点出车，凌晨四五点钟回来。一开始我在厂附近租了间屋，但也远，停车也麻烦，早上进不去，晚上出不来。后来我跟贾明亮熟悉了，一个月交他三百块钱，白天就在办公室后头睡，管两顿饭，吃了就睡，醒了就能走，挺方便。
我俩基本上没啥话，有时几天都说不上一句，没事儿时他就捧着本书看，或者说是个笔记本，一页页儿的，都是从报纸和书上裁下来的，瞅着像语录，大道理，生活经验之类的。有时还背，挺虔诚，站在窗边，举着本子，望着沙土场，背诵真理的同时跟世界坦白，他是个没活明白的人。
每次贾明亮一有这举动，我都有种过来人的感慨。刚跟刘亚雯认识那会儿，我也得意这些假把式，没事儿就捧本诗集看，看得直哭，再仰着脖子读。那会儿钢厂效益还行，上下五六百人全靠仨车间吃饭，不仅能吃饱饭，还有闲工夫探索自由、真理和奇迹。说实在的，这本身就是种奇迹。
跟刘亚雯认识就靠诗，当时街道组织工人给退伍兵开联欢会，她跟纺织厂的工友来排练，休息时被推上去表演。初印象挺腼腆一女孩，黄色毛衣，白色涤纶裤，头发微卷，揪子上插着一根红色簪子，说话和笑都皱眉头，鼻子往下缩，像近视眼。
她被撵上台去，先捂着脸笑了半分钟，接着跟工友使眼色，然后说，我也不会啥，就给大家朗诵首诗吧。
贾明亮走进屋里，搓着手巡视一圈，捅了捅炉子里的煤球，取记录过磅的本子，转头问我：“这两天厂里说要减产是不？”
我看他一眼：“听谁说的？”
“刚那司机，说最近排班表都整不出来了，活变少了。”
我点点头，用遥控器调台，河南卫视重播《民兵葛二蛋》，新片子，年前才上映，讲抗战的，主演阎娜也东北人，演得不错。
贾明亮掏出烟，扔我一根，看了几场戏后又回到前头办公室，用铁钳掏炉子。我看了一会儿，电视响片尾曲，有些困，掫开被子正准备盖，手机响了，我妈，一连打了三四个，等到字幕出完才消停。刚盖上被子，又进条短信，还是我妈：“啥时候回来啊？你姥就这几天了，她想见你。”
我把手机放一边，仔细捏了捏被子角，贾明亮听声进来，看我几秒说：“中午吃不还？”
我说：“不吃了，没多饿。”
贾明亮点点头：“晚上也不回去是不？”
“不回去。”
贾明亮说：“我得回家一趟，菜给你留着，醒了自己热。”
我“嗯”了一声，贾明亮蹒跚着出去，点了根烟，坐在窗边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没多久他又起身走动了两步，捅咕了几下炉子，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弱。
临睡着前，我听见他小声朗诵：“我万分坦然，我说，让我离去，让我灰飞烟灭。”
我爸去世十三年后，我妈忽然提出给我爸迁坟，说是找大师看了，有凶煞，跟水有关，茔上没法化解，得搬，用大师话说，惹不起躲得起，一搬化万物。
一开始我没当回事，以为老太婆年纪大了发癔症，且说且听，隔不多久自己就能忘。结果年前腊八，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位置选好了，要我跟她去看坟。这时再想拦已经晚了，钱都交上了，墓地花两万，给风水先生八百八，后来看合同，买墓地还给了风水先生两千提成。
新坟在东沙公墓，东沙河往南两百米左右的一块冲积扇地带。墓园整体有近百十亩，按ABC划分区域，像梯田一样一层叠一层，节节往上。我爸买在B区，在墓园中间，属于中档，一块平坦地里林立着上百座墓碑，碑式斜卧，静静存在，仿佛一排排太阳发电板。
那天看完新坟，我妈组织了一场家庭会议，研究迁坟的日子和流程。
亲戚们事先不清楚这事儿，听明白了都发愣，然后看我，好像我才是这件事儿的主谋。
他们也是劝，不同意，“无凶触凶”、“十迁九灾”、“消费主义的陷阱”，各有各的说法。
我妈的态度很坚决，有人说话，她安静听着，听完点点头表示有道理，然后说：“我知道，但迁肯定是要迁的。”
会议敲定得很快，一个多点儿，除了刚开始就被气走的二叔，全家人基本都同意，主要是我妈已经把钱花了出去，木已成舟，再讨论载不载人没多大意义。
中国人身上就有这种特质，哪怕再致命的事情，只要为此付出了代价，权衡之后便会接受，中国人最会折中。
那天宋思清也在，我妈亲自打电话喊来的，她没进屋，到了之后就一直在院子里坐着抽烟，待会开完后再假装迟到。之后吃饭，我妈特地把我俩安排在一起，她很少动筷子，一直喝水，期间俩人总共就说了两句话：“来了”，“来了”。“走了”，“走了”。
我跟宋思清离婚已有四年，我妈还想着撮合，早几年是心愿，两年前检查出肺癌后成了遗愿。离婚时我儿子贾先凯六岁，在人民路小学上一年级，学得一塌糊涂，背写汉字写一本子字母，五减二都要用手算，上了半年学，开家长会问他在哪个班都记不清楚，只认得路。孩子打小就皮，疏于管教，我常年开车，宋思清在一家粮食公司干会计，忙时也脚打后脑勺，孩子很多时候都是我妈看。
离婚原因是我酗酒，不停喝，不用下酒菜，半下午都能灌进去两斤白酒。酒品也差，喝多了就发疯，打老婆，打孩子，有几次还奔过东沙河，已经跳下去了，让钓鱼的给我救上来了。贾先凯一年级下学期，差一星期国庆节，我跟宋思清办理了离婚，孩子判给了她，还有限制，两周见一次。见也没啥用，孩子已经长大了，记事儿了，怕了我了。
关于复婚，其实我妈早知道这事儿不可能，也知道宋思清有了新的感情，但我爸死了，生活也正在逐渐与她失去关联，仅有的念想剩下我们两个。“人死之前，先没的是念想”，这是她常说的话。
迁坟日子设在正月十六，前三天就得摆堂祭祀，规格越隆重越好。我妈为这事儿挺下功夫，全部一手操办，买现杀的猪头，找戏班子，又从外地请来俩道士做法，追着新年的最后一股热闹劲儿昼唱夜诵，跟开联欢会似的。
迁坟前一天晚上，张双林到现场来，拿了六百块钱礼金，我妈执意不要，张双林执意给，推推拉拉，整得场面有些尴尬。他是我同期战友，退伍后进了消防，一直有联系，家里有啥事儿都来帮忙。我拉他到屋里吃饭，他还想争取，要把钱给我，我没推，收下放在桌子上。
张双林这才满意，夹了口菜说：“明天迁啊？”
我说：“对。”
“我跟其他人说了，到时过来帮帮忙。”
我点点头，拧开瓶盖，倒了两杯。他说：“你也喝啊？”
我说：“天冷，整点。”
张双林接过一杯，看着我喝了一口，皱眉头说：“小点口，少喝点。”
“你这时候咋过来了呢？”我挥挥手，让他吃菜。
“明天有演习，我不定多喒来。”张双林停了停，从兜里掏出几张打印纸，“你说那车找了，东风，半挂，栏板，车灯一黄一白，符合的就这几辆。”
我接过来迅速看了一遍，没看着有用的，又递回去。
张双林说：“都没有啊？”
“你这都今年审的，有就出奇了。”
“你要找啥时候的？”张双林探了下头，收起来打印纸说，“找这干啥玩意儿啊？”
我正要说话，屋外传来几声脆响，像镲，三顿三促，接着落入平静，数秒过后，能听见道士念咒的动静。张双林瞪眼听了几秒，看着我说：“念叨啥呢这是？”
“谁道了，白天唱戏晚上念咒。”我跟他碰了下杯，喝了一口看着屋外说，“走十几年了，你说人睡得好好的，突然拉起来让他看戏，紧着折腾，谁不生气？”
张双林瞪了我一眼：“别瞎说，这叫念想。”
我嘟囔了一句，张双林没听清，说：“你说啥？”
我说：“前年的，找10年年审的，本地牌，半挂，东风，栏板，一黄一白。”
张双林愣了愣，说：“你到底找这车干啥？”
“念想。”我看着他说，“我也是念想。”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也可能是一宿都没睡着，凌晨四点，穿鞋出门，往我爸的墓地走。这两天气温有提升，但正遇化冻，还是挺冷，晚上出门空气跟冻上似的，喘气儿都困难。路两边已经有铺子开门了，老板借着路灯铲门前的冰溜，几名妇女在屋里包着饺子。
大道一马平川，每根路灯杆上都吊着一个灯笼，多数不亮，还有瘪的。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管理人员每年年前装上去，年后再取下来，以此往复，仅做形式。发现这个秘密的是贾先凯。某年春节，我带贾先凯去看人钓鱼，他拿着一把AK-47仿制塑料枪，用塑料弹在某一个灯笼上留下了三个弹孔。一年后，又是春节，某天晚上，他兴奋地从外面跑进来，带我到更远的一盏灯笼去，看到了他一年前留下的痕迹。但那天晚上他很沮丧，因为他早已丢掉了那把枪。
墓地早有人来过，积雪上头有烧完的香灰，碑也干净，被仔细擦抹过。我在坟前站了一会儿，抽了两根烟，看着碑铭，突然不知道来这干什么。我爸死后，我很少来祭奠，没离婚之前每年是一家三口过来，烧香，放炮，像每年挂不亮的灯笼一样走个形式。离婚后我只带着贾先凯来过一次，流程一样，烧香放炮，听贾先凯说他拿了一张进步奖，此后就再没来过。
我爸生前有三四种病，肝硬化、肺栓塞、高血压，每种都能致死，但却是冻死的。那年我还跟宋思清处着对象，深冬，上大夜班，下班路上传讯室喊我名，我妈打来电话，说我爸死了。我还记得刚听见这事儿时的状态，迷糊，懵，然后松了口气，只想回去睡觉。
人死在二道街的一条巷子里，发现时头发都冻硬了，酒气倒久不消散。有人喊来联防队，分析是前一晚喝酒，喝晕了，躺地上睡，给冻死了。
当时不止我松口气，住附近的也松口气，累赘死了，死得造福百姓。我爸是酒蒙子，一喝准喝大，喝大就没人样，呜呜渣渣，老想跟人切磋，街坊四邻怕他，全躲着走。我爸对外空有力而无处使，便对内施展拳脚，不过他倒很少揍我，就喜欢半夜拉我起来唱歌，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和《潇洒走一回》，我便唱，哭着唱，唱一夜。我后来发现，我唯一继承我爸的，就是一喝酒就闹事儿。
我妈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往回走，走到十字路口看见我妈从远处走来，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元宝和纸钱。我往前走了两步，接过篮子，还挺沉，有两瓶酒。我说：“拿这么多东西干嘛？”
我妈说：“要迁坟，底下也得打点，给你爸当过路费。”
我说：“其实用不着搬，白花钱。”
说完我才发现说了句废话，我看向我妈，她好像没有听见，一步一步，走得沉稳。
我们往上爬坡，穿过一大片田地，月亮还在高处，皎洁透净，往西而去。远处的山脊黑黝黝的，但有几闪亮光，仿佛巨人眨眼，沉默又悍然。到达坟墓后，我妈从篮子里掏出酒，跪在地上，往碑上泼洒，说：“要走了，喝口酒，醒过来吧。”
她倒酒的动作匀速柔缓，像帮助孩子喝水，一缕一缕，一口一口，每次泼洒之后都会等待数秒。她说：“你喜欢热闹，我把人都喊来了，亮子的朋友也来了。”
我闻到酒气，鼻腔内的凝滞感顿时散开，风流动起来，冷空气吸入，我打了个寒颤。我妈把酒倒完，仍然跪着，让我烧纸，我听话照做。她继续说：“让你去更好的地方，保佑家里，保佑亮子，不要恨我。”
她用树枝把没有烧着的元宝赶进火焰里，又拢了拢四周的碎屑，像在跟我说：“坟离河五十米，水向坟朝南，底有暗流，水势凶猛，这叫向前水，也叫脚底穿心，是大凶。”
纸钱烧了很久，闻得到酸，火苗熄灭的一刻，我眼前变黑，眨了几下眼也没恢复正常视力，像蒙了一层灰灰的薄纸。我妈站起身，面向碑，嘴中喃喃。我听到几声乐器响，向下望去，在大道一侧，响器班已做好准备，吹唢呐的班头站在前头，身后是笙，其后是锣，最后为镲。亲戚们也聚集完毕，二叔穿了一身暗红色的呢子西装，显得单薄，他看着灵车抽烟，不知喘出的是热气还是烟雾。一辆SUV从十字路口开进来，宋思清从副驾驶绕到主驾驶，递给里面的男人一个儿童书包，然后又绕到后车门，向里面笑着挥手。
我看向面前的坟墓，坐东朝西，面向一轮圆月，坟上有稀疏野草，时见翠绿，远处案山环绕，近有流水，其间地势平坦，绵延不绝。环顾四周，坟墓仿佛一叶轻舟驶在海上。
我看着我妈说：“非得搬吗？”
她说：“得搬。”
我说：“搬了有什么用？”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搬了，人就能换个活法。”
重新开班后，厂里的活确实变少了。黑板上的排班表五六天没更新过，出车变成当天指示，白班夜班都有，路线也变得不规律，有时还跑不完全组。三天后，油漆车间停工，走了一大批工人，负责运输原料的一个组也被撤了下来。刚发生时，所有人的反应都有些迟钝，但并不为此感到惊诧，而是觉得诡异。就在年前的总结大会上，厂长还宣布效益上升，全厂上下意气风发往新时代迈步，但短短十几天后，厂子就像对联一样失去了时效期，惊艳只有一霎，之后只能等死。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说工业废气这段时间查得凶，连CCTV都报道过，有可能厂子被什么局的查了，要整改监管。有人说是股东闹别扭，要夺权。更多人没那么大的想象力和大局观，他们只会带着焦虑不停地抽烟，不停地说：“我操他妈的。”焦虑持续了大概一周，一周后的某一天，人群突然变得散漫起来，很少人再去谈论“工厂”和“下岗”，一改往常做事，少了严谨，多了应付。散漫便会影响秩序，早上到岗签到，人变得不齐，出车卸货再无往常的标准，不少司机开始拉私活，大有破罐子破摔的架势。正月二十七，早上七点半，我准时到休息室报到。最近人来得越来越少，八个人的车队只到了仨人。队长迟到了十几分钟，到后宣布任务，四趟车，还是没轮上我，三个给了没来的，剩下一个队长开。队长讲完要走，被一个伙计拦住，说：“我打听打听，这班儿是咋排的？”
队长说：“轮流的啊。”
“轮流你们五天跑四趟，我两天跑一趟啊？”伙计拦住门不让队长走。
另一个伙计说：“就是，欺负人没见这么欺负的。”又给我使眼色，“路平，你说两句。”
队长挨个看了我们仨一眼，眼珠子往下瞟，像看乞丐，说：“那行，今天我不跑了，你仨商量，看谁跑。”
头一个说话的伙计磨蹭半天，问了队长发车时间，不好意思地说：“我车就停外面呢，赶趟，我跑吧，明天你哥俩跑。”
另一个伙计有些急，挥了下手说：“你别扯这一套，你昨天都跑过了。”
队长掰开第一个伙计的手钻出去，说：“我还有事儿，你仨商量吧，商量好了给我打电话。”
我没动声，小步跟在队长身后，退出已经爆发的争吵，往二磅房走。前几天短暂升温，太阳挺大，没用一天雪就化得差不多，但也没暖和多少，绒裤还穿着。今天天有点暗，风刮得勤，昨天看天气预报，说是要下雨，下完明后天又降温。已经立春差不多一个月了，这天气反而像刚进入冬天。
到达二磅房时，贾明亮正给要过磅的车放水，拧开压力盖，观察刻度线，灌一瓢热水，再拧放水螺丝，每次一放水，少说十五分钟，多则半个小时。司机站在磅上，比贾明亮高出一头来，手里拤着一根烟，上下晃荡，不知是要抽还是要让，动作和表情都挺滑稽。
我走到近前，跟贾明亮打声招呼，司机趁空终于把烟递给贾明亮，告饶地说：“大哥，行了，我刚加的防冻液，行行好吧，就这一次。”
贾明亮看司机一眼，转过头说：“那没法，就这规矩。你要在一磅称你就在一磅，你来我这儿肯定得放。”
司机烟还举着，无助地歪着嘴看我，我装没看见。司机叹口气，小声说：“这都啥鸡巴人呢。”
这时又开进来一辆车，贾明亮到前看了一眼，放过水了，车上也没装啥重物，于是让放水的司机挪车。
司机满脸痛苦：“差不多了，我也着急。”
贾明亮寸步不让：“咋差不多了？赶紧挪吧，别耽误人事儿。”说完又转头问我，“吃饭了吗？屋给你留了。”
我点点头：“吃了，食堂吃了。”
我俩说话时，司机叹了口气，默默上车，将车开进沙土场里，然后下车，蹲在地上，点起那根没送出去的烟，看着我们的方向抽。
后车上磅，贾明亮着手忙起来。他最近的工作量变多了，大磅房关停了两个地磅，三个变成一个，独木难支，赶时间的只能从贾明亮这儿过。忙活完已经是中午，贾明亮准备做饭，前几天他回家带来了一罐酸菜，味儿不错，我挺得意这口，跟小时候在馆子里吃到的很像。
贾明亮舀了一壶水烧上，捅了下炉子，坐下说：“今天还没你？”
我说：“没。”
“四天了。”
“得活动，不活动哪有活啊。”我叹口气，想了想说，“那水放差不多就行了呗，整那么严格干啥。”
贾明亮没听明白，“啊”了一声。
我说：“过磅。”
贾明亮笑了一声：“你没瞅见他那水箱啊，能装六七百斤，完了放水管儿还没个鸡肠子粗。”
我也笑了一声，看着他把壶里的水倒进暖瓶里。墙边一溜摆了七八个暖壶，不是喝的，是给司机们预备的，有时水箱上冻，不浇开水放不出来。
我说：“我晚上不在这儿住了，回家一趟。”
贾明亮说：“行，吃完饭走呗？”
我点点头，他指着床底下一箱酒，元旦时厂里发的，说：“那你把那酒拿回去吧，咱俩都不喝，给屋里老头喝。”
我说：“我喝，没豆腐，喝完我得吃口豆腐。”
贾明亮挥了挥手：“行了，你还是拿走吧，上哪给你整豆腐去。”
我笑了一声，又问：“没听你聊过，你家几口人啊？”
贾明亮想了一会儿，眼神挺邪，说：“你想听真的听假的？”
“就解闷儿，甭管真假，我也不能调查，你想说啥说啥。”我说。
贾明亮为难地“咝”了一声：“这咋说呢。”
“结婚没啊？”
贾明亮静了有五六秒，说：“没结。”
我说：“那就是结了。”
贾明亮摇头笑了一声，但马上他脸上就被一层灰给覆盖，眼神变暗，他又静了几秒，然后站起来，口气挺差：“行了，别唠了。”
下午三点，我从外环开进城区，路上看见加油站搞优惠，柴油降了两毛，一桶能省下三十多块钱来，但排队的车忒多，就没等，打算临走时再来。开到百货商场，坐电梯上一楼，拐进一家咖啡店，刚进门就看到我姐，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边打电话边朝我挥手。
我姐过年胖了不少，西服穿身上有些臃肿，衬衫领口撑得很大。她在商场对面的中国人寿上班，销售，一天到晚打电话，睡觉都把手机贴耳朵上，生怕错过意向客户。早几年她还在家里住的时候，年轻，对未来也没啥想法，所以觉深，睡觉都敞着门，以便我们被电话吵醒后能喊醒她。想想，也这就几年，但好像被春夏秋冬拉长了刻度，猛一回忆，居然觉得有些遥远。
我姐仔细看我一眼，说：“你瘦不少。”
我把酒提到桌子上：“厂里过节发的，给我姐夫喝，别送客户哈，牌子假的。”
她把酒提溜起来看一眼，笑着说：“你姐夫也就配喝假酒。”放脚下又说，“晚上到家吃饭。”
我说：“不吃了，我去看看亚雯。”
“你姐夫晚上加班，我一会得去看客户……”我姐勾上高跟鞋，把没喝完的饮料推给我，“你接小桑，领她去，晚上咱吃鱼。”
我没说话。她拎起包和酒，走两步又想起什么，转头问：“咱妈给你打电话没？”
我说：“打了。”
她站了几秒，像是在琢磨该怎么说话，最终只点了点头，奔着前门出去了。
到学校是下午四点，离放学还有半个点，学校门口就围满了人，家长和小贩各占一半。天气不好，刮风，头顶都是乌云，小摊上的白雾吹来荡去，罩住整条街，凶气腾腾，像96年《大闹天宫》里的蟠桃园。
街尾是家卖烤鸡架的，五块钱一个，三种口味，我各买了一个，紧着跑回车里还是被风吹凉了。味儿还行，但老板偷工减料，把蜂蜜换成了糖浆，吃多了就有些腻歪。还是第一次跟刘亚雯约会时吃的那家好吃，老板手艺好，用料不吝啬，烤出来嫩乎乎的，咬上一口，像吃炖熟的干豆腐。
三年前，也是初春，一个星期三，我从钢厂下班后到纺织厂接刘亚雯。她站在公交站牌一侧，白棉服上戴着一对粉色套袖，用嘴呼气，白气往天上飘，脸蛋红红的，皱着眉头笑。我们上三路，转六路，到湿地公园，跟着一群活泼的孩子往前行走。
那天也很冷，风吹得鼻子刺痛，说话必要简短，说长了会大喘气，那种声音很降好感。我们走到公园中央，到一处避风位置停下，她从包里拿出润手霜涂抹。
我说，你喜欢看电影吗？
她说，还行，我看得少。
我说，最喜欢哪一部？
她想了一阵，说，你呢？
我说，电影我看得杂，没特别喜欢的，诗人有，我最喜欢芒克。
她点点头，正想说话，但被一声“烤鸡架”的吆喝打断。
整钱老板找不开，是她付的钱。买完我们走到江边，在台阶上坐下，水尚未化冻，寒风裹挟着一股冷腥味儿，远处听得到鸟叫，声音悲惨，但生机勃勃，像是乌鸦。
我红着脸说，这事儿弄的，不好意思，下次我请。
她对我笑了笑，但没皱眉头，说，其实我也不喜欢诗，进团是为了偷懒，每周一下午可以少上两个小时班。
我点点头，不知道说啥。
她说，但有一句我挺喜欢。
我看着她，她转头看向远处，像在寻找声音。
她说，月亮陪着我走回家。我想把她带到将来的日子里去。
小桑拿着一朵纸花从门口出来，看见我很惊讶，一路小跑，不停地喊舅舅，我把她抱进副驾驶，她激动地手舞足蹈，刘海跟随身体一上一下，眼睛瞪得很大，声音悦耳又吵闹。我指着花说：“你做的？”
小桑立马举起来，手腕转了一圈，得意地说：“我做的！给我妈的！”
我笑着逗她：“你爸连假酒都喝不上，你还对你妈这么好，不给你爸做一个啊？”
小桑撅起嘴说：“老师说今天是妇女节，就得给我妈。”
我僵了一下，咳了一声说：“咱先不回家，看你舅妈去。”
小桑点点头，声音降了下去，小声地说：“行。”
到达墓园时天已经黑了，来探望的人走得差不多，但货车还是不让进，我们只能步行。走到目的地要经过一段上坡路，小桑每次都走在前面，踩着路边的石沿，前脚跟着后脚走，两只手跟着离心力上下摇动，歪歪斜斜像跳舞一样。我走在后面，借着路灯踩着她的影子，越往上走，身体就感觉越来越重。
刘亚雯睡在墓群的最东边，后靠一座小型祠堂，面向一丛绿化，在每天早上，她会看到太阳从一片隐秘中升起。我站了几分钟，看着碑头，说不出一句话。小桑安静地站在远处，身影有些模糊，我喊她过来，摸着她的头发说：“跟你舅妈说两句话吧。”
小桑看我一眼，动作很轻，小心地擦了擦她的碑，然后将那朵纸花放在上面。
我说：“小桑来看你了。”
小桑说：“舅妈，我想你了。”
刚过正月，我妈从家搬出来，在东沙公墓附近租了间屋，每天都提着一个篮子去给我爸上坟，一瓶酒，三沓纸钱，一挂元宝，每早七点，天天如此，像给活人送饭。家里的事儿她不再关心，两间门面房借给我堂弟开店做生意，菜市场经营一辈子的摊子也被其他商贩占用。
我有时候想，她对死亡应该是有预感的，这种预感可能从她决定放弃治疗那天就开始了，并在日复一日的接近中，变得更加强烈。她或许正面回应它，带着坦然与顾虑，以及老一辈对待宿命的尊敬，然后她放下一切事情，默默活着，等待着那一天。
我爸死后，我妈过得很不容易。当时我跟宋思清处了有两年，赶上谈婚论嫁，我爸反对，有两点，一是我和宋思清都在城里工作，若要组建家庭，就得留在城里；二是我结婚后，生活重心就会转移，包括经济，不能再把工资如数上缴。总归一点，都是为钱。
我爸生前工作是泥瓦匠，跟着队伍全国跑，但他爱喝，爱赌，压根留不住钱，出去一年回来，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当天发钱当天造光，这是常态。我妈在城郊的菜市场干蔬菜批发，杯水车薪，赚的钱都给我爸填了窟窿，从小到大，家里就没富裕过。
我爸死后，我妈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我跟宋思清结婚，家里没钱，她便四处借，将房子和地抵押给亲戚，凑了一笔钱让我俩建设新生活。那段时间她做什么事儿都很快，抵押家产、置办婚礼、托关系向厂子要房，一切行动都很快，就像在脑海里演练已久的下意识。
我结婚后，她在菜市场打了三年地铺，夜以继日，一边卖菜一边送菜，也过了一段我爸刚拿到钱就转手的日子。我和宋思清让她到我们家住，甚至威胁，不止一次，但她只有在贾先凯刚出生时短暂住了半个月，还是为了照顾宋思清。
她是个合格的婆婆，这是宋思清说的话，我听到不高兴，她又改成了“优秀”。当时我没有说话，但有些难过，为我妈，也为我，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只是觉得人不该被这样定义。
几年后，日子慢慢好起来，我家的老宅划在拆迁范围里，分的房子在开发区，我妈意料到未来市场，要了两间门面房，打算以后留给我做生意。我用下岗买断金和积蓄买了一辆车，给加工厂拉活禽，活不累，只管开车，收入比在工厂时还要多。有时我会想，我爸死了，我有了新家庭，我妈变得自由，家里日子也轻巧起来，所以他的死我一点都不惋惜，还觉得痛快，苦尽甘来最痛快。
前十一年来，我妈都很麻利，麻利到焦急，好像生怕时间不够用。而且她很准确，很少出现失误，就像一名一流的羽毛球手，疾速，利落，永远也不会把球打到界外。两年前她检查出癌症后，放弃治疗的决定依然果决，很迅速地便将球打到了对面，但她在生活中突然变得有些踌躇，我想那是害怕，不过她不是害怕死，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妈搬出去后，我去看过她两次，第一次人没在，公墓里也没有，我爸的碑上被浇了白酒，浸进土里，草腥味与酒气结合，像小时候我闻过的我爸嘴里的气味儿。第二次她在屋里，正给观音菩萨烧香，对我的态度很冷漠，甚至没有让我进屋。
她说：“你咋来了？”
我说：“来看看你，买点东西。”
她举起香拜了三拜，插在香灰里，两手捧着祈祷。
我说：“妈，先让我进去。”
她站了有两三分钟，一直念念有词，没有声调起伏，没有感情，像贾先凯默背课文。我又敲了敲玻璃，我妈抽出空来，说：“你走吧。”
我说：“我走啥啊，我来看看你。”
“走吧，以后别来了，再来我就搬家，让你找不着我。”我妈两手依旧捧着，双眼紧闭。
我“啧”了一声：“你这弄啥玩意儿呢？”
我妈说：“走吧，别再来了，我快不行了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那次被我妈撵走后，我就没再去过，我妈也没消息，给她打电话，早上能打通，但不接，晚上打就直接关机，虽然折磨人，但每天也算个汇报，证明我妈还活着。家里亲戚知道了没说啥话，只是叹息，能说啥呢？再多话也没用，人都要死了，愿意干点啥干点啥吧。这时才发现原来这话不是说给病人听的，是说给家属听的。
进了三月，天变长了，汽车站旁边的夜市明显多了不少摊贩，塑料棚子里摆桌，十一二点还有啤酒瓶的动静。我租的房子在汽车站北一百米的家属院里，三楼，临街，二室一厅，一个月六百块钱。租这儿出行方便，2路、6路和13路起始站都在这，一条曲线，两条折线，贯穿整个城市，往哪走都有车。
屋里两室，我住一间，另一间放了俩冰柜，最大容量的，搬上来费了老鼻子劲儿。一台是从雪糕店收的，冻了七八扇猪脊骨，都被我用刀砍过，或者刺，或者捅，整得血肉模糊，没舍得扔，留着自己慢慢吃。另一台是新的，空间不仅大，还深，叠着躺下两个人不是问题，里面没放东西，但也开着，怕长时间不用放坏了，导致要用的时候耽误事儿。
冰箱对面的架子上有一排刀，长的、短的、开山刀、特种刀、匕首、水果刀……各式各样的刀都有。整这么一堆用了两年时间，吃过亏，比如最大的开山刀，刀身亮得晃眼睛，却没开刃；最贵的日本倭刀，花了两千，宣传说是削铁无声，吹毛利刃，结果砍了两下猪肉就卷成麻花了，薄得跟铁片子似的。
架子最上头放着几把电棒，是我打电线杆子上的小广告电话买的，摁开确实是银光闪闪，劈哩叭啦，但就是没有电流，往身上电，强度还不如打火机的压电点火器。后来拆开才发现，闪光的是灯泡，响声是里面的喇叭。
租在这还有一个目的，窗户正对面是车管所，能看得见院里的检车站，有很多时候，我就站在窗前，什么都不做，一动不动地看着检车站。
东风，半挂，栏板，车灯一黄一白，两年，我记下了两百六十四串符合条件的车牌号。
这两年，我每一天都在想着同一个情景。我找到了那辆车的司机，并将他带到这里。我有五十二把刀，我会尽量在他断气之前让每一把刀都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会死去，但不会腐烂，我会留着他的眼睛，让他亲眼看着，我如何一刀刀把他身上所有的肉全部剐干。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宋思清打电话给我，说在我家楼下，问我要过去结婚时的档案。我没多想，答应一声开门下楼，走到一半才发现，我已经从那个家搬出去两年了。给宋思清打回去，解释一遍，约定明天再见，结果刚撂电话宋思清又重播过来，说不要档案，就想见我一面，有话要说，让我赶紧来。
我刚一进小区，右胸下肋骨就劲儿劲儿地疼，钝疼，中心一点，朝四周发散。小区中央是个小花园，有滑滑梯、跷跷板等儿童设施，以前贾先凯最喜欢那个黄白色的漫步机，有次荡太急还摔了下来，磕掉了左门牙，到底也没长出来。
宋思清在一张椅子上坐着抽烟，见我来想起身，我挥手止住，皱着眉头看着她。
宋思清问：“瞅啥呢？”
我说：“找我啥事儿啊？”
宋思清扔掉烟，用脚碾灭，说：“你妈搬去哪儿了？”
我有些烦，叹口气说：“就这事儿啊？”
宋思清又掏出一根烟，点头说：“昨天我回去，发现搬了。”
我说：“咱俩离婚了，有事儿你跟我说，你老往我妈身上扑干什么。”
宋思清笑着看我：“为钱呗。”然后眼睛瞬间闪起来，往下掉泪，“你妈说了，等她死了，她把那两套房子都给我。”
我低下头，鸟悄儿看她一眼，没敢说话。
宋思清擦了擦泪，往上看了一眼：“咋不在这住了？”
我说：“睡不着。”
她往边上挪了挪，腾出半拉位置，眼神示意我坐下，我挺不乐意，走过去斜着坐，后背冲着她，屁股只坐到一点边。
她说：“你现在还喝酒啊？”
我说：“喝，偶尔喝点，喝不多。”
“车呢？现在敢开了吗？”
我扭过头跟她对视一眼，摇了摇头。
“还是紧张？哆嗦？”
我站起来，往外撤了两步，大声说：“你想说啥呀？”
宋思清看着我叹了口气，掸了掸腿上的烟灰，说：“今天我接他儿子放学，让老师留下了，说孩子打人。咋回事呢，在家里他爸不让他说脏话，一说就打嘴，今天他班里的同学说了句‘我操’，他就直接伸手打人家嘴。”她停了停，若有所思地笑了一声，接着说，“我突然就想起来以前先凯故意吧唧嘴，一吧唧我就打，打了一个多月才给他治好。然后有次跟你妈一起吃饭，你妈牙不行，就吧唧，结果这孩子骂你妈，说快恶心死他了。那天我打了起码得俩小时，打到最后他连哭都哭不出声了。”
我没接话，胸口闷着疼，手心里全是汗。
宋思清说：“我想着这事儿，回去路上问他儿子，还记不记得先凯哥哥，结果他说忘了，也才两年吧，这就忘了。”
我说：“行了，别说了。”
她说：“一开始把我气不行，这小逼崽子……但反应过来，我又有点害怕，我发现我也想忘了他。这两年，我逼着自己不想他，在你跟前也从没说过，我以为我能忘了，还希望我忘了，但我忘不了。我每次接他儿子，看见学校里那些小孩，我都觉得是我儿子。我给他儿子买衣服，总想买两件，好看的给我儿子留着。”
她捋了捋头发，缓了几秒，继续说：“我就想，你可能跟我也一样，你不想，不说，一天见不着人影，酒还不停，你也是想把他给忘了……”
我说：“我没忘。”
她说：“你说过，你做不好一个爸爸。”
我再次重复：“我没忘。”
她顿了顿，说：“你得记着。”
我说：“我记着。”
她说：“你得记一辈子，是你害死了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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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题解开了一部分，可似乎又有了更多的疑问。
贾明亮为何如此铁面无私？
宋思清的孩子是怎么被贾明亮害死的？
贾明亮的妈妈为什么非要迁坟？
贾明亮的仇人是谁？
或许你猜到了一部分，但我敢确信，那不是全部。
不信的话，我先剧透一点吧，贾明亮的妈妈非要迁坟，是为了镇住他的父亲。
她说：
“我选的那地方，左边的人是当兵的，右边的是见义勇为死的，上下也都是正直的人，能镇住他。”
“棺材上的符不是镇我，是镇你爸，是我杀了他，我也会一直镇着他，让他以后再也不能害你。”
“你放心，妈会一直守着你，别害怕。”
至于其他的部分，还是请您自己来看吧。
后半部分有点长，大约20000字。
也许读完之后，您会愿意，再读一遍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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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减重》结局
妈妈会一直镇住你爸，让他不能害你 | 减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