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制定‘人才九条’的过程，也是正定解放思想、促进改革的过程”——习近平在正定

李乃毅： 我1977年到河北日报社编辑部工作。1983年3月初的一天，正定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的同志找到我说：“我们正定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翻两番’目标，县委要面向全国招贤纳士，准备出台一些举措吸引人才，习书记想和你谈一谈。”

因为我在政教部分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闻采编工作，同时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报道，便欣然应邀前往。习书记热情接待了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对面放着旧书柜，有两把帆布折椅，还有两个板凳支的木床，上面铺着带补丁的褥子。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我俩面对面，打开了话匣子。

习书记首先告诉我县委为什么要出台政策招聘人才。他说，正定是一个产粮大县，每年上缴粮食7600万斤，对国家贡献很大；又是一个“高产穷县”，老百姓生活困难，县财政资金拮据，城建、医疗、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欠账很多。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改变这种状况，否则“翻两番”目标无法实现。具体来说：一是农业不能“单打一”，不能只种粮食，还要发展多种经营。二是要发展企业，创新项目，引进技术，尽快把工业搞上去。可是正定的工业基础薄弱，现有国营企业管理水平不高，产品销路不畅，有的经营困难，有的面临倒闭。要搞活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有优秀的企业领军人物，县里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怎么把人才引进来。

习书记说，打算出台一些吸引人才的政策，希望通过省报宣传出去，面向全省、全国，把那些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各路人才请过来，帮助正定加快发展。同时，这些人才也可以找到施展才能的舞台。

听了这番话，我觉得习书记的想法非常好。一是他看准了发展战略的支撑点——人才依托；二是找到了市场经济的制高点——人才竞争；三是抓住了聚集要素的关键点——人才政策。我对习书记说：“您的想法很好，我完全赞成，我会尽我所能写好报道宣传出去。但关键还是要看县委出台的政策是否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只有政策打动了人才的心，他们才会从四面八方奔正定而来。”

习书记谦虚诚恳，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建议。我把在报社采访实践中，所接触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员的处境、困难、顾虑、期盼以及具体人物事例，向他作了详细介绍。他认真倾听，一一记在本上。在以后的时间里，习书记又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3个半天时间与我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习书记从政治态度、工作环境、利益分配、奖励机制、调动手续、生活待遇、家属安排、来去自由等9个方面，大胆突破，有针对性地提出独到的优惠政策。大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放开经营自主权、入股分配、奖励机制、家属“农转非”、建“人才楼”、设人才服务处，小到生活上提供“全部细粮”、送粮到家、搬煤到户，习书记逐条认真思考，逐句仔细斟酌，逐字反复推敲。我不过是按照他的思路和要求，写成报道文稿罢了。所以说，习书记制定“人才九条”的过程，就是这篇报道产生的过程。虽然报道署名是我，但“人才九条”是主体内容，所以它的真正作者不是我，而是习书记。

李乃毅： “人才九条”文字不长，不过千字，内容却事关各方。利润提成涉及分配制度，人才流动涉及人事体制，细粮供应涉及粮食政策，农转非又涉及户籍管理。比如人事调动，当时政策是不允许各省市间自由流动的。30多年前和今天不一样，工厂管理者、科技人员属于国家干部，不能自主选择供职单位，一切都由组织分配安排。你想调走，除非所在单位同意，否则你走不了。因为档案是每个干部职工所有的证明文件，你非要走，档案不给你，你的党籍、公职、工龄、工资在新单位接不上，你的户籍在异地落不了，你的口粮在粮店买不到，生活都成了问题。所以，档案关系转不到正定是不行的。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大胆提出，凡是正定急需人才，派人员与原单位友好协商，以最大的诚意争取理解支持；本人决意到正定工作，原单位坚持不放，档案不给，县委、县政府责成组织人事部门重新建档接续关系。这一做法，突破了人才工作调动的瓶颈。尽管困难很多，但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还是做到了，这确实是需要眼光、胆识和勇气的。

李乃毅： 阻力很多，尤其是在思想观念上。1983年，改革开放还不久，我们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间不长，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还有很多人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比如，“给人才提供全部细粮”这一条，就有人不理解。那个时候，包括习书记在内所有干部、职工，都是吃60%的粗粮、40%的细粮，这是国家的规定。给引进的人才供应100%细粮，当时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让他们吃100%的细粮，而我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就要吃粗粮？在分配方面，也有人激烈反对。我们干部职工每个月工资才几十元，他们一张纸上写个配方，技术转让费就要几万块，有了利润还要提成，凭什么呀？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知识、对人才、对先进生产力的认知程度。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给引进人才这么多优惠条件，一些人确实难以接受。怎么办呢？习书记首先统一县委一班人的思想认识。他亲自带队到南方改革开放前沿地区考察，然后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讲形势、谈发展、绘蓝图、论人才，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相互交流，形成全县共识。可以说，习书记制定“人才九条”的过程，也是正定解放思想、促进改革的过程。

李乃毅： 稿子写好后，我送给习书记审阅。过了几天，习书记对我说，县委已经研究同意了，你可以拿去发表了。那时正定县属石家庄地区领导，我建议先把稿子送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日报》刊登，以示尊重。习书记表示同意，就请县长程宝怀把稿子送到了《建设日报》。几天后，习书记又找到我说，《建设日报》把稿子退回来了，看你们省报能不能发吧。习书记没有跟我说《建设日报》不给发表的原因，也没有任何不满和埋怨。当时我想，“人才九条”确实突破了一些现有政策的制约，可能是地区的同志拿不准、不敢发。于是，我把稿子直接送到了《河北日报》社总编辑林放同志手里。他是一名老新闻工作者，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记者，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很高。他看了稿子以后，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人才九条”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完全符合中央精神，应该尽快发出去，决定第二天在二版头条位置刊载。那时候，中央、省委的活动报道很多，一般都占头版头条。像县委一级的报道，要想上头版头条很难，即便是很有分量的稿件也要等。我建议宁可等几天，还是上头版头条为好。林放同志采纳了我的意见，5天后，也就是1983年3月29日，“人才九条”终于在头版头条发表。眉题是“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招贤纳士，博揽群才”，正题是《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并且加了花边，以示重要，这是很少有的。

李乃毅： “人才九条”发表后，省内外媒体（包括《建设日报》）纷纷转载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家潘承孝等50多名高级专家学者，应聘参加了习书记组织的经济顾问团。于光远和数十名顾问先后到正定讲学，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0多名科技人员来函咨询、提供项目、联系工作调动，许多人是拿着报纸找到正定县政府的。习书记带领县委、县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乡镇干部，用心落实“人才九条”，热情接待应聘人员，认真解决实际问题。仅一年多时间，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好项目就在正定安家落户。长期亏损的工厂扭亏为盈了，库存积压的产品畅销全国了。195型柴油机、精细化工“碱性玫瑰精”、“三露”（今日的“大宝”）化妆品、优种“冀棉2号”等一批优质产品投产。有的填补了我省空白，有的获得了省市“科技进步奖”，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县委、县政府还依照“人才九条”精神，积极挖掘本地人才，组织人事部门对全县各界人才进行普查，登记造册，建立“人才账”。不论身份，唯才是举，择其专长，量才使用。同时，通过讲习进修、脱产培训，提升干部素质，展开经联协作。先后与全国32所学校、21家科研单位建立协作关系，引进人才和项目，并以此为突破口，创办了131家乡镇企业，扩大了村民就业，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

很快，人才效应就反映到县里工作的其他方面。习书记刚来正定的时候去学校调研，他看到透风漏雨的危房教室，趴在土台上写字的孩子，半年多拿不到工资仍坚持教学的老师，心情沉重，非常难过。他多么想给老师、孩子们改善一下教学条件，可是拿不出钱来啊！如今县财政收入增加了，他可以做以前难以办成的事情了。县委决定，教师工资开支列入县财政预算，每月与干部同时发放。县里筹措187万元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对1020间教室危房进行维修或拆除新建，给孩子们购置木课桌椅3000余套，16个村新建了教学楼。13个公社建立了文化站，45个村成立了俱乐部。不仅如此，对县城的主要街道重新规划建设，对重点文物古寺楼塔进行修缮保护。建起荣国府，带动旅游发展。同时开展“五讲四美”精神文明建设，改变陋习，治理环境，清洁街道，美化县容，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乃毅： 我在与习书记接触中感受到，他确实爱才，可以说，他遇才起敬，得才欣喜。“人才九条”出台后，他为了把石家庄市的一位新产品发明人请到正定办厂，晚上亲自到桥东区谈固小区登门拜访。小区楼房很多，不知住在哪个楼，习书记便用双手作喇叭扯起嗓子高喊那个人的名字，边走边喊，终于找到了他的家。当习书记了解到发明人在研制新产品过程中，他的儿子误服试剂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时，立刻答应把技术转让费再提高一些，以便给孩子治病。这位工程师深受感动，很快在新城铺乡办起了日化厂，当年盈利39万元。这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乡办企业来说，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正定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叫贾大山，为人正派，性格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习书记刚到正定工作时不满29岁，贾大山不屑地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人管我们。”这话传到习书记耳中，他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主动去贾大山家拜访，请教如何才能把正定的事情办好。习书记在与贾大山交往中发现，贾大山这个人德才兼备，坦诚务实，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于是打破非党人士只能担任副职的惯例，把他直接提拔为县文化局长。贾大山当局长后，各项工作干得很好，受到人们称赞。

这仅是两个事例，像这样的事还有许多。在“人才九条”中，可以处处体现出习书记思人之苦、谅人之难、成人之善、容人之量。像“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一旦感到自己的技术专长不能有效发挥时，可以申请调到所向往单位，县委、县政府不加阻拦，并给予提供出走方便”，等等。我想，正是习书记这种善政为民、厚德待人、求贤若渴、敬士如宾的人格力量，使有志之士心甘情愿汇集到正定，凝聚在他的周围，为共同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乃毅： 主要有三条。一是习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作风。“人才九条”发表后，据我所知，有一些同志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既有赞成支持的，也有怀疑反对的。有的说“行不通”，有的说“拿不准”，有的嘲讽“出风头”，还有的叫嚷“瞎胡闹”。一时间在本地、本省引起一场大讨论，甚至波及全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书记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心静如水，坦然面对。因为习书记不拘一格博揽群才的目的是富民强县，他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是对人民有利。所以习书记不惧非议，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全面落实各项承诺，用事实证明“人才九条”是正确的，最终赢得了人们的理解、支持、拥护。

二是习书记运用创新思维，革旧除弊，解决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习书记来到正定之后，通过调研深深感到，造成正定“高产穷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大、工业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企业基础薄弱，没有叫得响的产品，缺少懂市场、会管理、能研发的人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将第二产业做大做强，就必须把优秀的管理、科研人才引进来，把好的项目拿过来。习书记紧紧抓住引进人才这个“牛鼻子”，积极面对市场经济要素聚集与原有计划经济政策间的矛盾，主动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大胆冲破旧有体制条条框框的束缚，积极运用务实政策导向，吸引大批人才、项目在正定落地，使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三是习书记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人才九条”里面的某些条款，在当时不仅招致非议，而且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如第二条中“大胆起用和广泛接受各种人才。其中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曾当作‘资本主义’典型批判至今仍不被重视的；由于社会上的偏见，使其科研遭受压制的；没有学历而自学成才的”。这在当时都是“犯忌”的，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或犯过错误、挨过批斗、没有组织结论的人，即便再有才干，也不能重用。现在正定要把这样的人当作“香饽饽”引进来，不少同志心存疑惑，顾虑重重。有海外关系的人里通外国怎么办？犯过错误的人再捅娄子咋处理？新产品研制失败损失谁负责？拿到科研经费跑了哪去找？一句话，就是认为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对他们不放心。习书记说：“大家光说缺少人才，可又不相信人才，这怎么行啊？只要摘掉‘左’的眼镜，优秀人才就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们要诚心诚意地赶快把人才引进来、用起来。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什么责任，由我和县委负责。”习书记就是这样，面对风险挑战，敢于承担责任。因为他知道，推出“人才九条”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实现“翻两番”目标的必由之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确实需要各方人才为正定的发展献策出力；不是为了捞取个人好处，而是要让40多万老百姓早日富起来，快点过上好日子。习书记这种为了党的事业敢于担当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回想34年前，习书记招贤纳士博揽群才、焕发正定勃勃生机的这段历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是他，打开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大门，吹响了富民强县奔小康的号角，这浓彩重笔的光辉一页，将永载正定发展史册！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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