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底线思维”一经提出便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频词汇，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如何理解“底线思维”的实质内涵，如何运用“底线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成为当下重要的时代课题。任何一种新观念的提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底线思维”的形成也不是“断层式”的突发奇想，而是孕育在丰富的历史文化之中的。本文以“内在的心理需求——潜在的意识认知——外在的行为表现”为线索对“底线思维”进行深入剖析。首先探究“底线思维”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之中而隐含的求稳图安的内在心理需求; 然后分析基于求稳心理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即“底线思维”的意识认知前提; 进而探究将忧患意识转化为预防行为的动力来源，即务实自强。基于以上分析发现，“底线思维”的内在逻辑与传统禁忌文化不谋而合，可以说禁忌文化是“底线思维”的文化前身，“底线思维”是禁忌文化的现代性超越。文章最后回归现实，讨论“底线思维”的现代价值意蕴。总之，“底线思维”是对传统文化诸多方面的高度凝练，体现了社会的智力、智慧和智能水平。
一、求稳: “底线思维”的内在心理需求
农耕文明，或者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是原始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选择的结果。黄河、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气温适中，雨量充沛，适合于农耕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自古就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国家，农业也一直被看作是治国安邦的“本业”。人们为了适应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创造了多样性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丰富博大的农耕文化，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是以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农耕文明自身就是安稳的。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1]]一书中根据自然环境之别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类: 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比较三者的区别时他将农耕文化的特点概括为: 安、足、静、定，认为农耕经济自给自足，无事外求，相对于游牧生活的流动变迁，务农者更加追求安定、稳固。务农者的生活状态影响着其心理对外界的感知，最终产生了静定的、保守的、安足的传统民族心理。
因农业对土地的依赖而形成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性是求稳心理形成的物质成因。中国人历来与土地亲近，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地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种地谋生，也就被束缚于土地上，土地的非流动性限制了农耕者的流动性，进而形成了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基于土地所形成的家庭关系、宗族关系、乡邻关系，造就了“‘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稳定的乡土社会和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2]]。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3]]黎民的本性是安土重迁的，骨肉之间相附相依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安土重迁，黎民之性; 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4]]。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是中国传统求稳心理的直接体现，在其作用和影响下，国人逐渐形成了求稳图安的传统民族心理。
基于乡土社会的稳定性而形成的宗族制度是求稳心理形成的精神成因。传统的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人口相对稳定的封闭区域，人们聚群而居，经过对长期相对安稳的生活实践的不断探索和总结，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宗族制度。宗族是一种由父系亲属组成，族人之间大都相互有血缘关系，祭祀共同的父系祖先，彼此相亲相爱、互通有无，并受共同的族规族训约束，长幼尊卑有序的家族聚居组织。“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 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 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为之族。”[[5]]宗族制度之所以长久稳定的存续，一是因为宗族满足了人们生活上的需要。宗族可以为农耕者及其家族提供包括养老保障、教育保障、贫困救助、灾荒救助甚至住房救助等各个方面的宗族保障。而且宗族实施内部救济，许多族训都明确要求“有患难则相救恤，有疾病则相扶持”[[6]]，通过族产对贫困、耄老、幼小、残疾等的族人进行必要的帮助，来发挥其制度的优越性。“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长不能嫁者，粜其余谷，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而又凶馑祲礼于斯，延师养子弟于斯，旌节劝孝宾兴于斯，察奸罚不肖寓焉，合食亲亲厚族寓焉。”[[7]]二是因为宗族满足了人们精神上的需要。宗族通过族训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祭祀共同的先祖来统一人们的信仰，通过密切的人际关系来增强族人相互之间的联络，满足了族人精神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一种制度的存在，不仅维持了族人的生活秩序，而且通过对族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双重约束，使得国人追稳求安的意识更加强烈。
统治阶级采取的重农抑商及户籍管理制度等是求稳心理形成的制度成因。国人求稳的民族心理的形成离不开统治阶级的制度安排的约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安定保守、不喜变动的特点正是封建统治者所要求的。历代王朝进行了系列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小农经济从而稳定国家基层社会秩序，如重农抑商政策、户籍管理制度等。中国的重农抑商始于战国时期，由秦国最先建立起制度体系，并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强化成形，在后代的演进中又不断地自我强化并延续到清末，“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唯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为贵”[[8]]，最终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重农抑商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极力推行的经济制度。除了农业可以为其统治活动提供财力、物力资源外，重农抑商制度还可以将人口绑定在土地上，限制人口的流动，避免大批流民导致社会动乱。为了让农民安于农业生产生活，统治阶级采取诸如休养生息、减免赋税徭役、抑制土地兼并等多种措施来保障农事的顺利进行，同时还限制商人的各种权利，甚至提倡“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9]]的稳定代继，以防止社会变动的发生。户籍管理制度是统治阶级控制人口流动的另一种制度设计。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也始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由商鞅创立推行，通过县下设乡，乡间“民为什伍”、“什伍连坐”，形成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编制的目的是“使民无得擅徙”[[10]]，历朝历代都沿用了户籍制度来对臣民进行管理以控制人口随意流动。通过统治阶级一系列的制度设置，国人的求稳心理被外力进一步强化定型，延续千年。
以上这些基于农耕文化而形成的物质、精神以及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国人追求安稳、不喜动乱心理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安稳的生产方式营造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农人静定的生活方式，从而内化成了追稳求安的传统民族心理，而这种求稳的民族心理也促使了人们为了维持安稳而进行各种思考和尝试，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底线思维”便是在内在求稳心理的作用下形成的，其潜在心理需求就是底线安全感，在“保底”的前提下开展其他活动，避免破坏“最基本安稳”状态的情况发生。
二、忧患: “底线思维”的意识前提
忧患意识指由于对国家民族命运或个人前途成败的深切关注而产生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所倡导的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一种时刻自我警惕、自我提升、以天下为忧的精神，一种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1]]。忧患意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于“底线思维”对底线安稳的担忧有重要的意识导向作用。
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由来已久。在殷周之际，中国哲人就已产生忧患意识，表现为对人生和宇宙命运的关怀。“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开始思索天人关系的产物，它直接萌发于殷亡周兴的现实政治剧变。”[[12]]在天人关系的内在逻辑中，帝王的地位和权力由天神赋予，受天命而统治人间。如果帝王的统治不当，其天命便会被收回而另赋予可托之人。殷亡周兴，周初统治阶级总结夏商两朝的兴衰更替认识到“天命不常与”，所以从掌权之初便对政权安稳怀有深深的忧虑。先秦时期忧患意识逐渐发展成熟。面对着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变幻无常的人生世态，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感与责任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忧患意识。如孔子对“道”的忧患，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13]]，孟子对执政的忧患，认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14]]; 韩非子对君臣关系的忧患，认为“人主之患在莫之应，故曰‘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人臣之忧在不得一”[[15]]; 老子的“忧而无为”，认为“大道废，有仁义; 慧智出，有大伪”[[16]]等等都是传统忧患意识的凝练精华。
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体现着勇于担当的悲悯情怀和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首先表现为居安思危，即安稳时不忘忧患，盛世中不忘动乱。《系辞传》中有论述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17]]安危、存亡、治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告诫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要时刻抱有警惕忧患之心，只有这样才可以安身守国。因为“利端始萌，害渐亦芽”[[18]]，所以顺境中也要时刻警惕，避免乐极生悲，故“君子得意而忧，逢喜而惧”[[19]]。其次，“思危”不仅仅表现在对“患”的担忧，更是积极地探寻产生忧患的原因及解决忧患的途径。“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 思其所以乱，则治矣; 思其所以亡，则存矣。”[[20]]再者，只有平时把有深深的忧患意识才能在真正出现“患”的时候无所惧怕，所以君子应“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21]]，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22]]还有最重要一点，解除“患”的最佳时机是在祸患还没有成形之前将其扼杀于摇篮中，所以要“防患于未然，除祸于未形。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23]]。
“底线思维”是一种后顾性的思维方式，着眼于负面的影响因素，在认真分析现实情况和自身能接受的最坏结果的基础上确立底线，并时刻以底线为警戒，不放松，不懈怠，不偷片刻之安。“忧患”是“底线思维”的意识前提。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产生了对底线安稳的深深忧虑，因为这种忧虑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使人们可以时刻保持警惕，思考并努力做出超前的防范，着眼全局，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采取积极的措施守住底线以避免任何可能影响底线安稳的势态发生。
三、务实: “底线思维”的动力来源
随着实践活动的开展，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运行规律有了基本的了解，对自身的能动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自我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重实际而黜玄想”[[24]]，注重现实、崇尚实干，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务实性增强。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知是一个由破到立的过程: 破除了对幻想出来的自然神力的盲目崇拜和过度信仰，反观自照，开始了对命运和世事的哲学性思考。这种哲学思考首先表现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开始思考人立足于天地间的意义。《易经》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5]]认为人要效法天地，在天道、地道的启发下，积极探究人道，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生命活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天地运行般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其次，这种思考表现为对天命鬼神的怀疑和否定。作为务实轻卜的无神论者孙子就具有较强的不事鬼神的务实理念，“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祠而福从”[[26]]。他反对靠求神问鬼预卜战争的吉凶，也反对靠主观臆想推测战争的胜负，他觉得必须依靠自己，从了解敌人详情的人口中得到敌军的真实情况，才是进行科学预见的先决条件。“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27]]最后，这种思考表现为对自身能动性的肯定。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8]]即自然运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还提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29]]的主张，认为人在天（自然）面前不能一味地顺从与敬畏，而应该在了解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运用自然规律来为自身服务。
中华民族一直具有“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务实精神，强调“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30]]从根本上讲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来源于农耕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实践。在耕种活动中，农耕者遵循时节时令，因土地种类、天气变化、作物类别等制宜，强调适时提早，不违农时，重视自然规律，讲究实效。《把胜之书》说: “种禾无期，因地为时”。《劝农书》中记载: “地力不同……皆须相其宜而耕治布种之，苟失其宜，则徒劳气力”。所有这些经验的累积都是农耕者不断探索的结果，反映出传统农业的科学性，表现了农人积极探索自然规律的务实精神。另外对自然灾害的积极防范和应对也是民族务实精神的体现。虽然传统社会受天人感应说、五行灾异说等的影响，占卜、祭祀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应灾方式被使用，但历代荒政中也不乏积极务实的救灾制度和措施，如赈济、蠲缓、安辑、兴修水利、重农抑商等等。这些制度和措施表明人们在强大的自然面前积极作为，努力改进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与天灾人祸积极抗争，务实自强。
除了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传统的务实精神在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以神为本”到“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的转变。殷商时期，先民还未开化，统治阶级在“万物有灵论”[[31]]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神为本”的治理理念，其统治活动大多的是基于对自然力的神化和崇拜进而顺从并屈服于自然神祇。祭祀、占卜等能够通神的行为活动被高度重视，“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2]]的思想盛行。《洪范·五行传》中记载: “故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敬之至也。”[[33]]天子、王后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让天地神灵高兴，表现出了极其虔诚的敬畏。西周建国以后，愈发重视农业，以农业为本，神本文化开始发生转变，虽然仍保留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但统治阶级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民的因素。《尚书·泰誓》中周武王认为: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4]]，即人民的视听反映了上天的视听，表明周代统治者已将“保民”上升到如同“敬天”的高度了。“保民以敬天”可以说是“民本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保民”是统治阶级“敬天”的辅助手段，但是统治阶级已经开始认识到“得众动天，美意延年”[[35]]，开始思考民的重要性，为“民本思想”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对民、君、社稷三者之间关系的辩证比较。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6]]。汉初贾谊提出“民为政本”的主张:“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37]]，认为民是国家、君王、官吏的根本，所以君王、官吏在统治和治理过程中都应该重视民的因素，而且民是国家安危的保障，不能为了君主之私利而害其民，那样如同自取灭亡，“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饥，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38]]。在对民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知以后，“民本思想”继续发展，君王开始对安民、利民有了各种思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国强。“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 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39]]为民兴其利、除其患成为为政治国的指导思想，至此，“民本思想”基本成熟。以农、以民为本，务本即务实，“从殷商的神本文化，到最早以农立国的西周的人本文化，中华文化基本上成熟定型，她是一种非宗教型、以人为本的务实的文化”。[[40]]由通过祈求上天，认为只要采用最隆重最尊敬的态度来祭祀就可以免除灾难、安享太平的“神本”到重视民众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考虑民众能动性的“民本”思想的转化是古代统治者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总结和认知，是其务实精神的重要体现。
当然不管是对自然运行规律还是社会运行规律的探求，务实精神的根本还在于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提高而对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和重视。“底线思维”承认风险客观存在但更加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对风险或危机的演化产生影响，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内做出积极的防备。它以务实为内在动力，相信并依靠人自身的能力，掌握真实情况，遵循经验，分析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问题，从而确立底线，并努力去做好应对预知风险的准备。所以“底线思维”是务实的，其务实性首先表现为重视人的因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依靠运气等非可控因素，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去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与挑战。其次，务实的前提是确定“实”是什么，体现在“底线思维”的运用之中则是确定好“底线”在哪里，要确定“底线”就要认清现实、勇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不逃避、不避讳、不惧怕。最后，以“底线”为实，做好充足的准备，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四、预防: “底线思维”的行为导向
预防就是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祸患的发生和发展。预防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保护行为，意在将危机或祸患消解于萌芽状态，强调提前从自身做好准备和防范，从而保有遇难呈祥、克敌制胜的主动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41]]、“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42]]、“惟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43]]等都是预防理念的体现。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预防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并将其作为上上之策加以强调，“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下”[[44]]。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都要在发现不良苗头的时候及时制止或者对可以预见的祸患采取措施积极防范。凡事预防为上，以免因对微小隐患的纵容和无视而造成大的祸端，“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45]]。不注重预防，任由机体发生病变、社会产生动乱后才想要治病、治乱则为时已晚，等到大的祸端出现后才想要救治，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中国古代大到治国用兵，小到为人处事，到处渗透着预防理念，谋划于事前，提前做好准备，从而临阵沉稳、遇乱不慌。占卜是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预防行为，因为对未知的恐惧，通过占卜求问神灵旨意并依其意志行事从而避免祸端。祭祀仪式中的常祀也是一种预防行为，通过对神灵祖先的例行祭奠而求得佑护，避免天灾人祸的发生。另外历代荒政中也有很多预防灾害的政策措施。军事更加重视战前的准备工作，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孙子认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46]]。“不可胜在己”，所以善战的人必先做好充足的准备，确保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可与敌周旋。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47]]，他认为用兵之道，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是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严阵以待; 也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是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充足准备。
“底线思维”作用的结果就是预防行为的产生。除了对可以预知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其重心更在于防止突破底线的最坏情况发生。现代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因素越发多样，除了可以预见的隐患，人们面对的往往是更多不确定甚至不可预知的风险因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提前做好防范完全控制事态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人们从大局出发，更多地从自身的需求和能接受的最糟糕的结果入手，确定底线，在行为选择和决策制定时以底线安稳为前提，做好充足的准备，提前预防预警，避免因底线失守而造成可怕的后果。
五、禁忌: “底线思维”的文化前身
禁忌文化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禁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中，由人类自己建立起来的、借助象征符号使之成为社会成员代代相传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48]]禁忌的对象很多，外界的自然现象、节气、动植物禁忌，自身的饮食、居住、社交、嫁娶、死生禁忌等; 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语言禁忌、行为禁忌、思想禁忌等。总的说来“禁忌一方面指的是‘神圣的’或者‘不洁的’、‘危险的’一类事物; 一方面又是指言行上被‘禁止’或者心理上被‘抑制’的一类行为控制模式”[[49]]。
最早的禁忌起源于原始人因无知而产生的对自然的崇拜和畏惧。在认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生老病死、四季交替、风雨雷电等所有自然现象都会让原始人感觉不可思议，在其有限的认知内去理解无限的问题，很容易演化出一种解释，那就是冥冥之中存在一些超自然的神力在左右着世间的一切，掌控了人类的命运和自然规律的运行。他们对每种事物都怀有莫名的恐惧，生怕其中包藏着祸害。为了自我保护，避免这些臆想的超自然力量带来的灾祸，便产生了对这些超自然神力的笃信、敬畏和崇拜，并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一系列原始信仰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原始禁忌。
在人类蒙昧时期产生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习惯性禁忌习俗，并未经过分析和证明，只是在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面前，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自我限制，表现为因对未知神秘力量的恐惧和崇拜而产生的毫无根据的迷信。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禁忌也在不断扬弃与转化，后来越来越多禁忌的产生不再是盲目的自保性回避，而是基于对事物的深入认识和了解之后，依据科学与唯物的经验有意识规避不良后果的产生而进行的心理和行为的自我约束。无论是盲目的迷信还是科学性的经验，几乎所有禁忌都有一种共同的功能和特性，即通过对神秘的自然力和自我悟性经验的感知，对臆想的危险、灾祸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是一种神秘而多属消极的精神防卫现象。“禁忌的主体是对未知事物心怀畏惧的人，主体通过主动的自我限制、自我防备来期待消除危险和灾难，是超前的回避行为，满足了人们精神上的需要。”[[50]]通过约束自身而预防和制止潜在的危险，从而达到避凶趋吉，保护自身的目的。
“底线思维”要求事先确立“底线”，在实际工作中，“底线”对人的决策和行为进行引导和警戒，既定的“底线”不可逾越，否则会产生可怕的后果。这与禁忌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不谋而合的，也即“底线”本身就是一种禁忌。比较禁忌文化与“底线思维”，两者都是因为主体对某一对象的惧怕而进行的超前应对，设置不可逾越的界限，规范和约束主体行为，提醒主体小心行事，以此来防止祸患的发生。所以，“底线思维”是禁忌文化的现代性延续，与禁忌文化一脉相承。但“底线思维”又不局限于禁忌文化，“底线思维”更加务实，“底线”的确立是基于对自身和外界的各种条件、各种因素综合、科学的分析。面对“底线”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超前回避，而是提前预防，做好充足的超前准备，在确保“底线”安稳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结果，所以“底线思维”是对禁忌文化的能动性超越。
六、“底线思维”对社会发展的现代价值
“底线思维”是在多种文化和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基于追稳求安的心理需求，虽然惧怕风险和祸患但不回避，仍然勇敢地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在全面分析各种决策因素的基础上，评估自身能接受的最坏情况，设定不可逾越的底线，做好事前预防，避免破坏底线安稳的情况出现，做到遇事不慌，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并积极争取最好的结果。对“底线思维”进行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意识认知等方面的深层次梳理，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利用“底线思维”指导决策制定、应对处理各种风险和挑战。
首先，“底线思维”缘于对“底线”的敬畏，其根本在于底线的不可逾越性。运用“底线思维”是因为心中对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造成的后果有所惧怕，因为惧怕所以要提前确定“底线”，并做好准备，防止突破底线的情况出现。底线已是能接受的最差情况，突破底线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底线之上可以适当放松，逾越底线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纵容放任的。“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以重，惑主之所以轻也。”[[51]]圣明的君主会重视任何威胁“身死国亡”的因素，因为“身死国亡”是国之底线，不能让步。同时，底线的防守是一个持续的行为，在决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要时刻保持警惕，始终坚守底线，不放松，不动摇。“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52]]若想不失败，则必须在从始至终不能有丝毫懈怠，否则容易前功尽弃，图万全于始，防万一至终，唯此才能确保底线安稳。
其次，“底线思维”要求勇于正视现实，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底线思维”承认惧怕的存在，但主张不能回避最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而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勇敢地面对最坏的结果。古人云“闻死而愠，则医不敢斥其疾; 言亡而怒，则臣不敢争其失”[[53]]。生病的人不能一听到医生说死就发怒，帝王君主不能一听到臣子提及亡国就大发雷霆，这样只会让医生不敢如实指出病人所患的疾病，让臣子不敢进谏批评帝王执政的过失。勇于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讳言危险的存在，只会使危险扩大而迅速到来。运用“底线思维”必须要有认识最坏情况、面对最坏情况的勇气。“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郭化若在研究《孙子兵法》时指出，面对战争“孙子认为要把主要方面放在两种准备上，即必须看到有最好的可能，提高胜利的信心；同时又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应付不利情况的发生”[[54]]。又说: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55]]智者考虑问题，必须“杂于利害”，除了对害的防患，对利的向往更加重要，唯此方能有信心、有动力，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第三，“底线思维”要求在做出决策前对情况有全面的了解，进行双向、双面的思考。所谓双向思考，既要考虑自己能接受的最坏结果，又要考虑自己能争取的最好结果; 双面思考是既要对自身的能力和现有资源进行评估，又要对外界环境或事情可能的发展态势、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评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56]]孙子认为“知”是一切军事计谋的前提，想要制定计策必须先了解面对的情况，在未战之前，必先知道己、彼、天、地的各种情况，再决定计划行动，唯此方可取胜。并且在决策过程中，要对掌握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作出慎重的考虑和研究，做到未战先谋，知而后战，在确保底线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决策。
第四，“底线思维”意在掌握主动权，以防御为前提，积极主动地应对问题。运用“底线思维”以不变应万变，确定并死守不变的底线，灵活主动地应对变化莫测的现实情况，“计者，由我而定，百世不变之原则也; 势者，视敌而动，随时随地至变而不定者也”[[57]]，对于设定好的底线，弄清可能影响底线安稳的各种因素，提前做好应对预案，以便在突发情况真的发生时能够有章可循、冷静沉着。实践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如果没有“底线”，则很容易被动地疲于应对突发情况，因受其影响和误导而迷失最初、最根本的意图和应该坚守的原则。只有坚守底线才能沉着冷静，于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不变初心，掌握主动权。
可以肯定的是“底线思维”是一种符合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科学思维方法，其逻辑严谨，适用性、实用性极强，可以用其谋改革发展全局。首先，有利于清醒认知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现状。运用“底线思维”可以克服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恐惧和畏难心理，鼓励人们勇于面对现实和矛盾，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更加清醒的认知，摆正应对困难、解决矛盾的心态，预见并接受可能出现的最差情况，做好准备，做到心中有底，坚定改革发展的信心。其次，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和挑战。运用“底线思维”可以转换治理的目标，从自身需求出发，明晰自身的底线在哪里，以自身能接受的最坏情况为准做好预防准备，使不确定性风险的最坏可接受后果确定化。这个最坏可接受后果便是行事的“底线”，在“底线”之上做出努力，从而增强风险的人为可控性，为决策主体在进行决策选择时提供依据和方向。最后，有利于明确改革发展的方向。运用“底线思维”可以使改革发展有章可循，以“底线”为准则，立足全局、突出重点，应对当前、兼顾长远，让人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从而善于取舍，看到改革发展的远景，明确改革发展的方向，谋划改革发展的全局，牢牢掌握改革发展的主动权。
本文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本期编辑：执金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