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格局，是我兔跟鹰酱的博弈，也就是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之间的博弈，或者称为新旧力量之间的博弈。
按照我兔战略家李德胜的话，这个规律叫做“农村包围城市”，按照日常俗语就是“富不过三代”，“diao丝逆袭高富帅”。按照鹰酱家的商业理论来说，则是“创新来自边缘”，以及刚刚故去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Clayton M. Christensen)
所说的“创新者窘境”。
为了纪念刚刚故去的克教授，我们就从“创新者窘境”切入，对英国脱欧话题进行进一步展开。
英国脱欧，可以看做这个老练的政治动物，灵敏地嗅到世界秩序的礼崩乐坏，选择待价而沽，以便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就像一条追逐利益血腥味的鲨鱼，利益在哪里，英国就在哪里。
人家的信条早就天下皆知：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种“婊子无义”的毫不拖泥带水的风格，倒是让别人比较容易预测其行为。
世界秩序的礼崩乐坏，正是创新者窘境所造成的。
因此，理解了创新者窘境如何改变世界秩序，就会理解英国的选择以及我们的应对。
也许有人会问，英国脱欧不应该讨论国际形势吗，跟商业理论有啥关系？
生物学家在研究人类的遗传规律的时候，不会直接拿人类进行研究。因为人类的寿命实在太长，代际更替的速度太慢，等到出结果黄花菜都凉了。因此，他们会将研究目标转向果蝇，这种小昆虫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十天就能繁殖一代，一年就能更替三十多代，差不多相当于人类从宋朝到现在的更替数目。
类似地，研究国际形势，也可以找到类似“果蝇”这样的理想替代物，那就是“企业”。国家与企业同作为人类组织，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而后者的寿命要短得多，绝大部分企业都活不过十年。研究企业的兴衰周期，对于国家的兴替，国际形势背后的底层逻辑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克教授所撰写的《创新者的窘境》，是一本探讨企业兴衰规律的书籍。这本书解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商业界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什么管理良好、一直努力做到最好的企业，反而会遭遇失败？
与其他商科书籍不同，这本书具有明显的数理思维与科技化倾向。克氏在考察企业时，借鉴了生物学家的思路，选择了企业中的“果蝇”——生产硬盘的公司。因为这一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企业更替过程十分明显。
大部分人认为企业失败在于内部腐败、管理涣散，但克氏的结论与此大相径庭，他认为：
领先企业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认真听取了消费者建议，并积极投资于能够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下一代产品、技术和生产能力。
但是，这也正是这些企业遭遇失败的根源。
最初，大型计算机使用14英寸的硬盘。大型计算机制造商的工程师研发出8英寸硬盘，但是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要求硬盘产品具有400MB的容量，而8英寸硬盘当时的容量只有40MB。
这些工程师只好带着技术出来创业，并将8英寸硬盘销往一个全新领域—小型计算机市场。小型计算机制造商找不到为它们的微型计算机配备合适硬盘的方法，14英寸的太大太贵，尽管8英寸硬盘单位容量成本高于14英寸，但这些新客户愿意为对它们所看重的其他属性（小尺寸））支付更高的价格。
后来，8英寸硬盘每年以超过40%的速度增加其产品容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8英寸硬盘制造商已经能够满足低端大型计算的容量要求。随着容积的高速增长，8英寸硬盘的每兆字节成本组件降至14英寸硬盘以下。最终，14英寸硬盘制造商全部被淘汰出硬盘行业。
随后，8英寸硬盘被5.25英寸硬盘取代，5.25英寸被3.5英寸取代，3.5英寸被2.5英寸取代，2.5英寸被1.8英寸取代。
每一代新硬盘企业用破坏性技术颠覆前者后，又会“魔咒”般地犯了与前者同样的问题，再被后来者所颠覆。
如果你以为成功者骄傲自满，停下了技术创新的脚步？恰恰相反！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新产品研发，甚至颠覆自己的下一代产品，往往是由这些领先者首先研发出来。
然而，原创技术并没有什么卵用，这些技术反而是在原先不起眼的竞争对手那里发扬光大，最终自己被淘汰出局。
这一规律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个人电脑所需的主要技术并不是IBM或苹果的原创，而是由施乐公司首先研发出来；颠覆胶片行业的数码照相技术，是由胶片行业的领袖柯达公司研发出来；智能手机的主要技术，早在iphone出现若干年前，就被诺基亚公司研发出来了。
当年不可一世的行业巨头，并没有继续用新技术引领时代，反而被弱小的竞争对手用他们自己首创的新技术打得丢盔弃甲
，成为后人的反面教材。
克教授的这本书让许多公司的管理层如梦初醒，意识到真正的威胁究竟来自哪里。如今这些市值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不无不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成长起来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甚至改
变当今商业世界的整个竞争逻辑。
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20本商业书籍之一”。
如果一个组织是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化，领导层在了解“创新者窘境”的理论后，会因为知道事不可为而提前跳船，为个人谋求更好的出路，而不是继续投入时间精力全力挽救行将倾覆的巨轮。这样反而会加速巨轮的沉没速度。
比如摩托罗拉的CTO
保罗·斯坦伯格（Paul Steinberg）曾说过：
“克里斯坦森的理论确实很有说服力，而且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的推断令人心悦诚服，最终，我将自己那套理念弃诸脚下。
如今，我已经登上了更高的位置，也就更认识到：
管理者必须想办法吃透克氏的理念，否则其公司难逃厄运。
是他，让我弃旧从新了。
”
在摩托罗拉衰落之前，其高层已经认识到了他们衰落的根源，但是无力阻挡这一趋势，选择了提前跳船明哲保身。英国人脱离欧盟的思维方式，与此完全一致。
如果这一现象仅是个案，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决策层的失误或愚蠢。但是这种状况一再出现，肯定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而必然是有某种深层次的规律在起作用。
要解释清楚这个规律，我们首先要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寻求灵感。
生态系统中的任一物种，总是生活在某一个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中。生态位，可以理解为物种生存的细分环境，指的是物种占据的空间、时间以及生存资源的总和。每一种生物占有各自的空间，在群落中具有各自的功能和营养位置，以及在温度、湿度、土壤等环境变化梯度中所居的地位。商业上所说的利基市场，指的是细分市场，就来自于生态位（niche）这个词。
很显然，由于要竞争相同的资源，生存竞争一定发生在
生态位相互重合
（或部分重合）的物种之间，而
生态位不同
的物种之间则可以和谐共存。
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也是一个生态系统，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生态位。上一讲说到，
伦敦这个骚货到底勾搭中美印日哪个ye汉子，与生态位共存原理密切相关。
并且由此可以推论：英国与美国必然渐行渐远，而与亚洲的关系必然会越来越密切，因为同为异养型组织的伦敦与纽约的生态位太接近了，而与亚洲国家形成良好的互补。
生态平衡时，各个生物的生态位原则上不重合。若有重合，那么必然是不稳定的，必然会通过物种间的竞争来削减生态位的重叠，直到平衡为止。竞争、处于相似生态位的入侵物种的进入，会导土著物种存在区域减少。如果存在区域太小，会导致一个物种的灭绝。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排除”原则。
竞争排除原则，与当今世界秩序为什么会崩坏密切相关。
当今世界早已处于工业品供给严重过剩的状态，由于通信和物流的发达，对于很多行业，理论上都可以实现一家公司（甚至一地）生产供应全球的情况。
随着超大体量东方大国不断在产业链上由低向高攀升，必然将一些原本占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的小体量发达国家挑落马下。
因此东方大国的健康发展，天然就断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路，特别是自身实力不强，靠历史原因占据产业价值链有利位置的一些伪发达国家。
东方大国被许多发达国家集体仇视、围攻，不是这些国家吃饱了蛋疼就要跟你做对，而是你确实动了人家的奶酪。
了解这一点，不意味着以后不去动这些奶酪，而是认清现实，采取更加有效的分化瓦解策略，有选择有计划地动，以防对方合纵成功，形成反中联盟。
追求每一个战场的胜利，就会陷入当年拿破仑的困境，最终被联合起来的敌人合力做掉。
李德胜的统一战线，则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最佳套路。
我在《华为崛起》这本书提到，华为与思科的对抗，就是与西门子、3com等合作伙伴建立统一战线，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战线画在敌人脚下，从而在强大的思科遏制之下，成功实现了崛起。
华为与思科的对抗，某种程度就是中美博弈的提前预演。
也许不能算是巧合，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商业博弈的过程中，英国的电信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华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打入亚非拉电信市场之后，图谋进入欧洲市场，却被欧洲同行严防死守，正是英国电信率先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华为，从而为华为打开了通向欧洲的大门。
生态位可以很好地解释国家间竞争与国际秩序的变迁，但是为什么这种变迁通常是屌丝逆袭高富帅呢？
生态位宽度，是指被一个物种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
比如野猪这种杂食性动物，从草籽到小动物什么都吃，它的生态位宽度就很广。熊猫只以特定的竹子为食，它的生态位宽度就很窄。
生物生存的基础是能量供应（对于动物来说，主要指食物），但是捕食总是需要消耗能量。于是，在生存资源丰富、自身也比较强势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能量消耗，生物会优先以最容易获取、营养最丰富、口感最好的食物为食，也就是俗称的“挑食”。并且自身也会越来越向适应该食物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其食谱就会越来越窄，术语叫做“生态位宽度收缩”。
越是稳拿，因为地位强势生存环境优越，越是挑食；越是屌丝，在夹缝中生存糊口尚且不易，哪有挑食的资本，于是胃口越杂。
猫科动物中，越是大型的如狮虎，其食谱范围越小，越是小型如山猫猞猁，食谱越杂，就是这个原理。
生物进化史上，无数曾经无比辉煌的强大生物就是这么灭亡的。生活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剑齿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从捕食所需的能量消耗的角度衡量，
草食动物中，移动速度最慢、体重最大的厚皮兽（象类），显然是性价比最高的猎物——只要捕食者能够成功杀死它。于是剑齿虎进化出巨大的上犬齿、强壮有力的前肢、能够张开到90度角的巨口。只要一对獠牙嵌入猎物的厚皮，造成可怕的伤口，就会使其失血而死。相应地，剑齿虎的奔跑能力、咬合能力都偏弱，对于体型更小、奔跑速度快的羚羊、斑马等猎物无能为力。
剑齿虎基于草食动物的分布，形成了优先捕捉最优质头部猎物的习性，获得了最高的捕食效率，并且也越来越向适应这种捕食方式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效率。然而，
当气候发生变化时，大型象类如猛犸象因为食物缺乏大量死亡，剑齿虎也就迎来了它的末日。
相对不那么特化的狮子老虎相对于剑齿虎，原本都属于屌丝阶层，但是由于它们食谱范围更宽，能捕获的猎物种类更多，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幸存下来，成为如今的生态霸主。
上述概念对应于企业，所谓能量就是金钱，企业追求最大利润最小成本，客户就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客户种类的分布决定了企业的生存资源，也就是它的“生态位宽度”。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利润率是最核心的指标，市值、高管薪酬、投资者对其的青睐，一切的一切都围绕于此。
市场上领先的强势企业正如剑齿虎，具有了优先选择头部用户的特权，而市场上的客户资源也是遵循幂律分布的，因此它一定是拼命追随并满足头部用户的需求，于是它可以用20%的资源消耗，获得80%的利润，从而尽可能地
提高利润率
。
如果要进一步争取头部之外的长尾用户，那就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源，赚取更少的利润——也就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因此，企业的核心用户实际上定义了企业的行为和发展方向，正如厚皮兽的特质决定了剑齿虎的进化路径一样。
这背后体现了一条基本的物理法则——
最小作用量原理
：所有的自然现象，作用量趋向于最小值，也可以表述为：所有可能的结果中优先选择效率最高的那一个。
生态位以及背后的幂率和最小作用量原理，不仅决定了生物的演化路径，也决定了商业和国家竞争演化的规律。
企业向核心用户聚焦，也就意味着企业自我限定了边界。边界之内是高价值区，边界之外是形同放弃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市场。
然而，破坏性的力量，就蕴藏在鸡肋之中。
在《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中，给出了“颠覆性创新”的前提条件：
1、“破坏性技术
”
发展的速度，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期。
个人电脑CPU芯片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二十年前，CPU性能还不尽如人意，每一次升级换代都会引发换机潮，因为现有产品的性能总是不够给力，新产品会给我们不得不换的理由。然而现在，英特尔已经要出第九代酷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若干年前的产品仍然足以满足需求。
这就意味着，优势企业产品的性能优势越来越不够吸引人，原先的边缘产品的性能越来越能满足主流客户的需求，而它的其他特性（便宜、便携、寿命更长）越来越有吸引力，甚至形成反超优势。边缘产品对应的技术就被称为“破坏性技术”，因为它可以破坏原有的利益结构。
ARM架构的CPU原先相对于X86的CPU，性能要差得多。但是随着性能过剩，前者的低功耗、待机时间长的特点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在物联网（LoT）设备中，功耗问题将代替性能问题成为CPU芯片的主要考量，所以，ARM技术相对于X86技术就成为一种“破坏性技术”。
因此未来的竞争中，ARM公司将全面取代因特尔在CPU上的霸主地位。软银的孙正义早已预计到这一点，豪掷310亿美元收购ARM并将其私有化，为下一代的技术竞争提前布局。
2、“破坏性技术”初期，用原有主流用户关注的指标衡量，一定是相对于原先的产品是劣化的。
与“破坏性技术”相对，在主流指标上进步的技术则被称为“延续性技术”。在延续性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严格遵循“强者越强”的规律，因为越是强者越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延续性技术的研发，
强者 形成“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更多利润—更多研发投入—更好的技术”的正反馈循环，追赶者只能在后面吃灰，获胜的机会极低。
英特尔与AMD在X86技术的竞争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英特尔
的优势成为其继续强大的理由，
英特尔
对于AMD是猫捉老鼠的心态，后者存在的最大理由，恐怕是避免因特尔遭到反垄断诉讼。能够颠覆英特尔这只“剑齿虎”的，一定不是AMD，而是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导致其他赛道上的选手异军突起。
英特尔的没落源自PC的逐渐式微，带动英特尔业绩下滑，
相当于猛犸象进入灭绝周期成为剑齿虎灭绝的诱因。
除了前面提到的ARM，英伟达（Nvidia）也逐渐成长为英特尔的掘墓人。这个大众熟知的显卡厂商所积累的GPU（图形处理器）方面的技术，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而这都是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
中国在燃油车制造技术和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上追赶如此吃力，就是因为这是“延续性技术”。但是电动车技术在商业化的逐渐成熟，以及“摩尔定律”即将失效，使得这两个领域都出现了“颠覆性创新”的良机。
以下第三点，在克教授的书中没有明示，但可以从书中内容归纳出来：
3、“创新者的窘境”表面上是技术创新的问题，但真问题在于利益分配。
克里斯坦森说：真正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是市场价值网，而非管理者。管理者只是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角色而已。
用户的幂律分布规律，决定了优势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向头部客户聚焦，放弃了大量的长尾用户（最小作用量原理），同时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破坏性技术在短期内不符合头部用户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开发这些产品，就会在一段时期内，对主流产品的销售产生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会使得企业短期内的利润率下降，因此优势企业不可能对其大举投资。
特别是原有主流业务模式早已成熟，又占有优势，相当于躺着挣钱；探索新业务需要资源投入，结果未知，还会损害主流业务的盈利。
优势企业的组织架构，人员配比、利益流向，都是与主流产品相适应，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性。企业从上到下所有的绩效评价，都与利润率挂钩。就如同剑齿虎与猛犸象共存亡一样，这种被称作“价值网依赖”的强力依赖，会使得优势企业绝难主动进行变革，将重点转移到“破坏性创新”，虽然它代表了未来。
俗话说：“挡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进行破坏性创新，相当于“自损财路”，谁会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就算CEO高瞻远瞩，看到了战略未来，但是企业的股东、董事会、高管、中层、员工等各个利益相关者从各自的短期利益出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施以阻挠，令变革泡汤或流于形式。
美国制造业的两大明星企业通用电气和波音，曾经是美国工业的象征，如今却越来越呈现出衰落迹象，背后的原因都在于此。
中国曾经在农业时代傲世全球，成为全球科技引领者以及财富生产中心，早在宋代就出现了面向交易的大规模工场生产，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却无法迈入工业革命的门槛，归根结底是被农业时代的利益结构和思维方式束缚，陷入了“创新者窘境”。
欧美在工业时代傲世全球，成为全球科技引领者以及财富生产中心，构造了全球分工体系，是“信息革命”的萌芽之地，但是却无法挣脱工业时代的利益结构和思维方式，同样陷入了“创新者窘境”。
也许再过几百年，也会出现欧美版的“李约瑟之问”：
尽管欧美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智能革命没有在近代的欧美发生？
只要中国自身不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从而彻底改变全球利益结构重组的大势，未来必将属于中国。
如果要全面阐述这个问题可能又得写一个系列，这里仅用“创新者窘境”的模型谈一点。
兔鹰之争归根结底是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又是世界贸易份额的竞争，根据创新者窘境的模型，贸易份额的竞争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屌丝逆袭过程。
借用前阵子转载的
麦克方文章
（点击前往）中的一幅图：
上图的横轴是各档位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是国家数量），纵轴是各档位国家的平均人均GDP。虚线是人均GDP的世界平均水平。面积就是各档位国家的GDP总额。中国和美国因为各自的重要性，分别从高收入国家组以及中高收入国家组里单拉了出来。
显然这张图也符合幂律分布的规律。中国的左边就是所谓的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跟中国差不多。中国右边是占据人口大多数的“diao丝”群体。发达国家的产品基本上只能供应发达国家的市场，正如前面所说的占据主流市场的在位企业，而中国的产品则是占据了已有的中低端的边缘市场，同时开拓越来越多的正在使用“破坏性技术”向高端主流市场逆袭。
其中的基础是智能革命的相关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5G。但是智能革命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创造出适合创新涌现的环境，造成商业领域的寒武纪大爆发。因此智能革命的两大要素是
数字智能和网络协
同，从而构造出复杂网络秩序涌现的基础环境。
西方充其量可以实现数字智能，但是网络协同是万万无法搞定的，它们由于去工业化，不仅缺乏实现网络协同的产业体系，而且也缺乏实现网络协同的思想文化。
自由主义适应工业时代，社会主义则是为信息时代量身打造。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始于1949年，而是公元前221年。自秦始皇统一之后，两千年来中国一直为信息时代做准备。
两千年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文化、中央集权体制、消灭贵族人人平等的理念，结合如今的社会主义制度、遍及国内每一个乡村，正在向国外输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性整体规划，终于形成了面向智能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的经济体系。
过去的工业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造就了一批各自为战的强大公司，但是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未来的竞争将会超越公司的界限，变成了公司联盟组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这种公司联盟需要有为政府牵头，各公司密切配合才能实现。美国之所以在4g时代逐渐落后，就是美国ICT行业各自为战，相互拆台造成的恶果（详见《华为崛起》）。
中国的体制对于跨公司合作本来就有优势，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进一步助推了中国的超公司生态体系的建立和成长。本次武汉疫情，也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显著助推作用，正如17年前的非典，助推了中国电子商务的爆发。
华为立志建设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成为未来世界的“数字底座”，阿里则致力于打造未来商业世界的操作系统，这就如同盘古开天辟地，自身化为日月山河，万物在其中生息繁衍。这样的一个万物互联的智能新世界，如同构建一个吸收一切的黑洞，将会把全人类都卷入这个世界中，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这个体系之外的人们而言，则是重温旧约的大洪水传说，泛东亚经济生态建设，将在外部引发“大洪水”，只有尽早投奔才能不被吞噬。
如果不想被杂质混进来造成“污染”，就不能急于求成，成建制地接收投诚者，必须有人在外面做一些“脏活累活”，将这些结构细细磨碎，就好像把摄入的异种蛋白分解为简单的氨基酸，才能成为合成身体的原料，才有益身体健康。
立志于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英国，就是天造地设地适合与中国搭档，作为干这种“脏活累活”的最佳代理人，没有之一。
英国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本能就要充当欧洲搅shi棍，防止欧洲整合。等到美国进一步衰落，英国也可以成为美洲的搅shi棍，从而使得这两大洲的资本都汇聚到伦敦，也就相当于伦敦反向对两大洲进行金融殖民，在伦敦金融家挣得钵满盆满的同时，也使得两大洲进一步陷入分裂动荡的深渊，才能让两大洲的精华部分“粉末化”后再不断析出，成为泛东亚经济体系的养料。
这不是我异想天开，历史上早有人实践过，那就是历史上的丝路，以及背靠丝路成为欧洲金融中心的水上城市威尼斯。
在历史上，“一带一路”是欧亚大陆各个地区自发形成的通商贸易网络。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考证，一带一路的雏形远比西汉要早得多，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玉石之路、盐之路、青铜之路等等。
汉武帝带领西汉官方加入“一带一路”，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生产型大国，内部资源调配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生产力水平在整个体系中最优，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了这个优势，东方大国于是始终作为贸易顺差国。汉朝输出的丝绸、铁器、铜器等产品具有压倒性的质量、产量、成本优势，击败了商路上与之竞争的几乎所有同类产品，也就摧毁了其他国家相应的产业。
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果不是安心于混吃等死的话，只有三个选择：
1）成为东方大国的一部分，或者依附于东方大国成为附庸；
2）差异化竞争，保持自己独特的优势产业，并采取其他手段（比如掠夺）来弥补财富的不足；
汉代就是通过贸易和文化扩张，占据并且稳固统治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所有适合农耕的土地。
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国际贸易中，欧洲始终被中国的商品大潮完美压制，处于逆差状态，欧洲的经济血液（贵金属货币）被源源不断地抽取，既发展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也无法积累起发展所需的足够资本，欧洲的内部矛盾高企，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欧洲的生产力始终被压制，欧洲的贸易金融体系只能对内进行经济殖民和金融压榨。
欧洲金融殖民体系最著名的的代表就是圣殿骑士团，威尼斯则是其大本营。
“圣殿骑士对女人没有兴趣，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除了金钱。”
圣殿骑士团开展了广泛的银行业务，是近代金融业的鼻祖。由于圣殿骑士团拥有免税甚至征收什一税的特权，并且具有庞大的组织网络以及雄厚的实力，还拥有强大的武装，相对于其他商团简直就是压倒性的优势，与圣殿骑士团竞争的商团，要么被碾压排挤到破产或黯然退出，要么选择依附于它。
说圣殿骑士团富可敌国都委屈他们了，他们拥有的财富可能比当时欧洲所有国王加起来还要多。
12世纪末期，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其中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堂和城堡，如伦敦的圣殿教堂，柏林的圣殿宫。
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估计，在13世纪，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计有600万英镑，当时的英国王室的年收入只有3万-10万英镑左右。
从经济角度来说，圣殿骑士团是货真价实的超级巨鳄，是隐藏在幕后的欧洲真正的主人，是一个以宗教为外衣，以武力为后盾的跨国贸易和金融帝国！
作为一带一路接入欧洲的桥头堡，威尼斯天然成为金融买办以及金融殖民的角色。威尼斯一方面对外跪舔，从中东贸易伙伴手中获取来自东方的珍贵货物，一方面无情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方面在欧洲各地策划内斗、叛乱，趁机攫取各国的财政和金融大权，尤其在英国为祸最深。所谓的英国《大宪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