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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的还有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这位特斯拉、SpaceX和Neuralink的创始人和X的拥有者，当地时间1月19日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发言：“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胜利，这是人类文明的岔路口。”马斯克如今被称为“美国最有权势的普通公民”。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里，他不仅要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将继续深度介入美国政府的外交、产业转型等重要事务中——就连作为中美科技竞争缩影的TikTok都有可能寻求马斯克的“解救”。马斯克是近年来美国科技界意识形态“向右转”的一个缩影。奥巴马政府后期的国家监控丑闻和拜登政府对科技行业的严苛监管助推了这一转变。与马斯克一样热衷参政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对于科技进步的推崇，意外地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产生了共鸣。
记者 | 程靖
编辑 | 徐菁菁
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对于指点世界的兴趣似乎已经远远大于研发新能源汽车和探索太空。新年之交，他先是在德国马格德堡2024年12月20日的圣诞市场恐袭后指责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又在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上为近年来支持率一路走高的德国极右翼选择党（AfD）背书，还在2025年1月9日与该党领导人爱丽丝·韦德尔（Alice Weidel）在X上直播对话，畅谈了能源政策、德国官僚主义、希特勒、火星和生命的意义等等话题。1月以来，马斯克在X平台上呼吁英国政府释放常年领导反移民和反穆斯林运动的极右翼活动家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称监禁极右翼人士的英国是“暴虐的警察国家”，引得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Jean-Noel Barrot）公开批评他对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的支持。在美国国内事务上，马斯克也不遑多让：他和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近日公开支持美国的技术人才签证（H-1B）政策，在美国甚至是通常持有反移民立场的特朗普阵营内部，都引起了一场有关美国应保护本土工人还是引进外来人才、美国价值观是否有助于培养人才等话题的大型辩论。
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都是特朗普钦点的“新员工”：去年11月13日，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一周后，他任命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创建一个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该部门的简称DOGE，和马斯克曾经炒热的加密货币“狗狗币”（DOGE）同名。该部门的三大愿景是撤销限制经济发展的监管法规、削减80%联邦官僚机构的人员、“为纳税人”节约2万亿美元的公共预算。特朗普称赞这个机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哈顿计划’”。旅美政治学者王浩岚向本刊解释，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新部门需要通过国会立法，“政府效率部”将不会是一个正式政府部门，而是依托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以政府高级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存在，“他们会更多地通过影响特朗普本人的工作来实现目标”。现在看来，“政府效率部”的计划能否实现尚存疑问。王浩岚指出，美国国会掌握财政权，预算法案需要得到参议院绝对多数即60票才能通过；美国政府每年6万多亿美元的联邦总开支中有超过2/3都是福利项目，裁撤这些福利开支无异于“政治自杀”；200万名各级政府官员的雇佣受到法律保护；联邦监管机构的存在依据是美国行政效率法，单方面废除将触发惩罚程序。“简而言之，特朗普和马斯克想做的事情都在‘三权分立’中行政权的框架下，很可能会和立法权和司法权起冲突。”但无论成效如何，马斯克深度介入特朗普新任期的执政看来已成定局。政府效率部（DOGE）的迅速出炉是对其忠心陪伴的回报。2024年11月4日总统大选当天，打开X平台的美国用户都看到了一个场景：英雄版的特朗普动画形象大步走过首页信息流的顶部，那是特朗普竞选团队“#Voted For Trump”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是马斯克用他手中的舆论工具为特朗普做的最后一次冲刺。两天后，特朗普获得了一场大胜，他最终获得的304张选举人票，仅仅略少于2016年他战胜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时的312张票数。
特朗普胜利集会上马斯克出席并发言（图｜sky news）2024年11月6日晚，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的庆祝晚宴上，特朗普特别感谢了马斯克的存在，“一颗明星诞生了，埃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夜（宣布胜选）时我们俩坐在一起”。特朗普还特别提到大选前的两周里，马斯克一直在最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帮他一起竞选。胜选后，两人如胶似漆。《纽约时报》报道称，马斯克一直住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Mar-a-Lago）里，接受采访、打高尔夫、几乎参加特朗普的每一次会议和用餐，并为特朗普的组阁提供建议，为多名共和党政客背书，甚至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ğan）、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Zelenskyy）通电话，和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等人参加了至少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他的作用甚至被认为超过了特朗普竞选前任命的两位过渡团队负责人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和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连特朗普的孙子凯（Kai Trump）都将马斯克称为“叔叔”。
2024年11月16日，特朗普和马斯克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球馆一起观看UFC重量级冠军争霸赛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横空出世前，马斯克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间派”：2004年起，他曾给小布什（G. W. Bush）、奥巴马和佛州参议院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等政治主张迥异的人提供捐款；他在2014年时形容自己“一半是民主党人，一半是共和党人”，在社会上主张自由主义，在财政上主张保守主义。2016年特朗普首次竞选总统时，马斯克的标签是关注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和太空探索的企业家。他支持希拉里的经济和环境政策，极力抨击特朗普这位声称“气候变化是个谎言”的极右翼人士。但在特朗普首次上任后，马斯克以“希望总统听到理性声音”为由受邀加入了由特朗普牵头的、以一群企业家组成的政府经济顾问团体，即“战略与政策论坛”和“制造业就业计划”。仅仅半年后，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事触及了马斯克的价值观红线。退出两个小组后，马斯克对特朗普的一些具体政策保持着直言不讳的批评，包括限制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行政命令、关税政策等。但新冠疫情彻底将马斯克推到了民主党的对立面：疫情期间，马斯克一直强烈反对各州政府实施的程度不一的居家隔离令，认为其是限制自由、“违反宪法”的“法西斯主义”。2020年5月，马斯克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特斯拉工厂就是否应该复工和民主党主导的当地政府打了一场嘴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给予了他支持。
投桃报李，2021年特朗普败选后，特朗普的极右翼支持者武力冲击国会大厦，推特平台旋即封禁了他的账号。马斯克在2022年收购推特后的第一项“仪式”，就是将特朗普的账号解禁。两人的关系在2024年迅速攀升。当年3月时，马斯克还表示不会向总统候选人捐款；但仅仅4个月后，特朗普在宾州一次竞选集会上遇刺，马斯克开始公开为特朗普背书。7月，他在X上做了一场直播，提出了建立“政府效率部”的想法。一周后，他发推特称，“我愿意服务”（I am willing to serve），表示他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大选前一个月，马斯克频繁现身特朗普集会，还面向摇摆州选民举行了每天100万美元的抽奖活动，只要选民愿意签署一份支持言论自由和持枪权的请愿书——直到特朗普再次当选。马斯克在X上发文
马斯克的加入对特朗普阵营来说意义显然非同寻常。旧金山互联网风险投资公司豪恩资本（Haun Ventures）的首席营销官蕾切尔·霍维茨（Rachael Horwitz）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说，马斯克让一些人对特朗普甚至保守主义的看法焕然一新——在马斯克的陪伴下，特朗普看起来不像一位年迈、思维越来越混乱、身负多项罪案、曾经连任失败的前总统，而是一名充满活力、敢于冒险、非传统、拥抱领先技术的领导人。美国塔夫茨大学科技政策助理教授曹起曈说，马斯克将原本就倾向于特朗普但还游移不定的独立选民和科技行业选民吸引到了特朗普的阵营。尽管令人惊讶，但马斯克不过是站在硅谷“右转”的政治潮头。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美国的工业实业家代表了政治保守派，而硅谷所在的加州历来被视为民主党和进步派的大本营。然而，硅谷的政治光谱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2024年4月，马斯克的南非老乡、风险投资人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在他位于好莱坞的家里举办了一场“反拜登晚宴”，晚宴的主题是如何筹集资金以击败民主党。晚宴的嘉宾包括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新闻集团总裁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等等。两个月后，马斯克和萨克斯、风险投资人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在湾区主办了一场为特朗普的筹款活动，入场票价5万美元。在这些为特朗普大声疾呼的人中，硅谷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是最早为特朗普背书的硅谷企业家之一。事实上，蒂尔的父母都是“狂热的共和党人”，他早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本科期间就创办了保守自由主义哲学刊物《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1998年，蒂尔创立互联网支付平台Paypal后，围绕Paypal核心团队的创业者后来成为硅谷“Paypal黑帮”，参与投资或创建了“脸书”、领英、YouTube、特斯拉等科技巨头。政治上，蒂尔一直很坚定，曾为罗恩·保罗（Ron Paul）、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共和党人分别提供过数百万美元的竞选资金。2016年，蒂尔为特朗普竞选捐赠了125万多美元，参加了当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并为他演讲。特朗普当选后他还担任了总统过渡团队的执委，并资助了特朗普2022年的中期选举。2016年11月16日，特朗普胜选后，硅谷风险投资人、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出现在特朗普大厦
蒂尔和特朗普竞选搭档万斯（J. D. Vance）的渊源则更加深厚：万斯从律师到风险投资人后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蒂尔的公司Mithril Capital担任合伙人。2019年，万斯创立自己的风投公司时Narya Capital得到了蒂尔、风险投资人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和谷歌前CEO施密特（Eric Schmidt）的支持。2021年,正是蒂尔把曾经激烈批评特朗普的万斯带到海湖庄园，和这位前总统吃了一顿早餐。第二年参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万斯得到了特朗普的背书，其间还得到了蒂尔1500万美元的捐款。美媒Politico报道称，当时万斯的大部分竞选广告都外包给了蒂尔捐款的“保护俄亥俄价值”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rotect Ohio Values PAC）。在“Paypal黑帮”逐渐崛起为右翼政治力量之前，硅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民主党和进步派的大本营。这与当时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不无相关：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世界格局，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1992年竞选总统时先对手一步认识到了硅谷科技行业的前景：他先拉拢了苹果公司时任执行财务官戴夫·巴拉姆（Dave Barram），后者邀请了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等人共同制定了一套美国科技发展政策，将美国经济发展重点从制造军备转向发展一系列新的民用技术和产业，以应对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贸易战。硅谷自此蓬勃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技术中心。
Paypal Mafia主要成员合照（《财富》拍摄于2007年）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助理教授黄靖洋告诉本刊，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用社交媒体力量当选的总统”（相比于罗斯福和肯尼迪分别是第一位用广播和电视当选的美国总统）。“脸书”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是奥巴马竞选团队一员。奥巴马在任内制定了网络中立等政策，禁止网络运营商针对不同互联网平台的流量差别待遇，这一政策有效推动了“脸书”、推特、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增长。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也被认为是“脸书”推波助澜的结果。“当时硅谷的一些‘科技乐观主义者’认为，社交媒体有助于‘赋权’全球的民主化，这一观点让科技企业和民主党越走越近。”黄靖洋说。奥巴马的两个任期都得到了硅谷科技企业家们的鼎力支持，不是帮他筹资，就是为他提供竞选建议。负责跟踪竞选财务和游说数据的非营利机构Open Secrets的数据显示，2012年大选前的10月，谷歌向民主党竞选投入的资金几乎是给共和党的10倍。奥巴马在当年的选举中赢得了旧金山湾区9个县，在旧金山获得了84%的选票。曹起曈提到，由于奥巴马两次竞选时通过社交媒体动员了大量的年轻选民，而后者往往支持民主党的进步派理念，反过来也让硅谷认为自己对民主党的贡献颇丰。但转折也来得很快。2013年10月，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斯诺登（Edward Snowden）爆料了“棱镜”计划，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通过一项名为MUSCULAR的项目秘密利用谷歌和雅虎全球网络中的数据链接，每天窃取美国用户的数百万条原数据和通信内容信息，而谷歌和雅虎对此毫不知情。部分硅谷人士开始对奥巴马政府失望。科技行业与民主党政府蜜月的终结，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这个行业的发展逐渐超越了技术本身，并因此与政治权力发生了冲撞。
埃隆·马斯克
美国作家查尔斯·都希格（Charles Duhigg）在《纽约客》发表的《硅谷：新的游说怪物》一文中采访的数位科技公司高管都提到，过去科技公司认为“政治是愚蠢的游戏”，但2010年前后，Uber、爱彼迎等共享经济公司兴起，这些公司跨越了交通、住房和外包劳工等多个行业和群体，政府对其监管范围越来越大，让科技企业意识到不得不想办法参与政治。2020年拜登当选后，硅谷一度以为美国回到了奥巴马时期——用杜希格的话说：“在那个时代，科技被认为很酷，政客们吹嘘自己认识扎克伯格。”但硅谷对拜登的热情很快被浇灭：总统在三个联邦监管部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分别任命了三位科技怀疑论者。其中，证券交易委员会主任加里·盖斯勒（Gary Gensler）向加密行业提起了80多项诉讼，其中一些人曾是民主党的赞助者。加密货币公司Ripple的CEO布莱德·加林豪斯（Brad Garlinghouse）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民主党支持根斯勒针对加密行业的“非法战争”会破坏美国创新蓬勃发展的能力，“难怪共和党宣布了支持加密货币的立场……选民会留意这一切的”。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则开始起诉或调查谷歌、苹果、亚马逊、Meta、特斯拉和其他几十家科技公司。2022年，欧盟通过了全球最严格的《数字服务法案》，禁止大型科技公司（主要是苹果、Meta和微软）利用其相互关联的服务和资源限制用户、打压新兴竞争对手以促进竞争，拜登在监管问题上选择与欧盟保持一致；此后，拜登政府的反垄断机构和司法部试图阻止微软的并购交易、希望拆分谷歌。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5日，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右）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跳上舞台，与前美国总统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左）同台亮相，此次集会地点是特朗普首次遭遇刺杀未遂的地方。（图 法新社）2022年底，OpenAI发布聊天机器人ChatGPT，此后不断迭代的新版本引起行业革命的同时，也引发了政界和科技界对于AI技术界限的大讨论。2023年10月，拜登签署了美国首份旨在加强安全评估与监管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对于一些科技从业者来说，监管意味着“紧箍咒”：安德里森和他的合伙人霍洛维茨（Ben Horowitz）在2023年发表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呼吁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少量或完全不进行额外监管，因为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通用问题。这份对于支持者来说振聋发聩的宣言将技术监管与“独裁”“威权”等政治术语联系起来，指责民主党政府将美国拖入“反民主”的深渊。处于行业中心的OpenAI态度相对温和，表示该公司准备接受对数据安全和透明度的实质性限制，并支持政府成立一个新机构来监管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黄靖洋提到，尽管科技巨头们在政治立场上各有各的“机会主义倾向”，但他们对政府监管的反对是一致的。安德里森没有说的是，监管可能意味着风险投资更加困难，可能剥夺他们的利润；而OpenAI对监管的表态则引起了AI行业小公司的反感，因为相对于大公司，小公司在监管上更不灵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些都让科技行业进一步“右转”。从克林顿、奥巴马时代的齐头并进到拜登时代的针锋相对，硅谷精英们如今感到的是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心理落差。曹起曈说，科技行业曾经认为他们为民主党的进步主义事业给予了巨大帮助，比如马斯克发展新能源汽车，就为民主党关心的延缓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贡献，“他们做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表彰或认可。2021年拜登在白宫举行电动汽车活动时，邀请了产量远远比不上特斯拉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母公司斯特兰蒂斯；而在2023年底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组织特斯拉工人罢工时，拜登历史性地前往支持，这些都让一贯反对成立工会的马斯克和拜登的‘决裂’成了必然”。
拜登在其社交平台X的个人账号上为自己竞选活动发出筹款呼吁奥巴马时代以来民主党政府积极倡导的进步主义价值观近年来进一步分裂了美国，硅谷也不例外。21世纪头十年以来美国人对有色人种、性少数社群和女性平等权益的呼吁和身份认同政治被称为“觉醒文化”（Wokeism），但从2020年起，右翼和一些中间派人士开始用同一个词来讽刺这种左翼政治运动，尤其是学校和工作场所实施的“平权行动”和DEI〔DEI是指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共融（Inclusion）〕的用人原则。黄靖洋说，许多科技企业家反对“觉醒主义”，认为工作场所里执行的DEI规范无法“唯才是举”，严重影响了科技行业的工作效率。马斯克更是“觉醒主义”的激烈反对者——2022年，他的双胞胎儿子将自己的性别认同改为“跨性别女性”，并给自己改名为维维安·威尔逊（Vivienne Wilson）。外界普遍认为那件事给他带来了重大打击，并让他从自由主义者变成一个极右翼人士。马斯克后来接受采访说，自己的儿子是“被觉醒病毒杀死的”，发誓要摧毁“觉醒病毒”。这也是他收购社交网络“推特”，把它改造成“X”的原因之一。马斯克调整了X的算法推荐机制。生活在湾区的加密货币从业者Afra曾重度依赖推特来获取以太坊基础建设领域的新闻和技术进展，但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她发现，每天阅读的“精心打造的专业信息流”变成了“算法推荐信息流”，“只有30%到40%是我关注账户的信息，其他都是推荐信息，甚至能刷到中国国内社交媒体热门的视频”。马斯克将X变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经济学人》统计了他从2013年到2024年11月的3.8万多条推文，发现他从2013年到2018年每周十几条推文，到2024年时每周要发220多条，近两年他则密切关注移民、边境管制、选举公正性和“觉醒病毒”；过去他用30%到50%的推文讨论特斯拉和SpaceX，现在两家公司只占他推文的11%，讨论政治却越来越多。
马斯克表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禁止 TikTok，因为它违反言论自由。尽管马斯克在X上表现得像一个爱在网上“喷人”的中年男人，但他的政治主张已不仅仅是言论，而是深入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纽约客》2023年8月发表的一篇长文用“影子政权”来描述马斯克对美国政府的无声渗透，他被称为“美国最有权势的普通公民”和“第一伙伴”，影响力甚至比历史上的J.P.摩根、洛克菲勒或是索罗斯还要深远、影响更加广泛——仅仅在俄乌冲突期间，他在前期毫无保留地给乌克兰捐赠“星链”互联网设备，后来提出自己的和平计划，甚至一度用限制“星链”信号的方式干预战局。在产业领域，SpaceX帮助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将宇航员从美国本土送到太空，特斯拉助推着美国的能源转型和电动汽车发展，同时发力在人工智能领域。风头正盛的OpenAI CEO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也同意，马斯克是一个“迫切希望拯救世界的人”。已经有更多的“马斯克”进入美国政府。曾和马斯克一起举办“反拜登晚宴”的投资人萨克斯被特朗普任命为新政府的“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沙皇”，他还将领导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萨克斯主张对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领域减少监管。这正符合《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里的反监管叙事。这篇激情洋溢的宣言说，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三个，即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利用和技术，其中唯一永恒的增长源泉只有技术；技术还可以解决饥饿、黑暗、寒冷、流行病、贫困、人与人的孤立等所有现实社会的问题。
科技企业和投资精英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某种共同的目标和合作的可能。一些人认为，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愿景，是用“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组合填补美国在人口和技术人才上的短缺，帮助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的目标。黄靖洋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拜登政府的“再工业化”3.0政策并未取得显著成功，而“再工业化”如果取得长足发展，需要的不是特朗普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阵营中大部分渴望“美国优先”的中下层劳动力，而是高新技术和人才。马斯克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的庆祝手势引发争议（图｜CNN）但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能和特朗普政府合作多久。王浩岚认为，马斯克和特朗普这两位自尊很庞大的“alpha male”（动物界主导权力的阿尔法雄性）最终的结果多半是“闹翻”，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曾与许多创始合作伙伴决裂的“黑历史”，也是因为很难想象未来特朗普能在多大程度上与马斯克分享权力，“无论特朗普是否曾经试图践踏民主程序、身负多少争议，他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美国总统。一个政体的权力通常属于政府等常设权力机构，而马斯克作为一个企业家，通过投身政治活动来获得权力，未来势必有很多富豪会效仿。其权力的合法性一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反思：‘美国社会是如何走到这一步，能够容忍一个这样超脱体制的人存在？’”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