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正文

任谁都知道，说脏话不“文明”。尤其是在小孩子面前，脏话尤其需要禁绝——否则被他们听到学了去，口无遮拦在人前吐出一句来，大人也要跟着尴尬。

但一个更为显见的事实却是，从古到今，任何一种语言与文化当中，都不曾少了脏话的容身之地。这些扎根于生活中的污言秽语，甚至是每种语言和方言中最能产生身份认同、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究其原因，大概是人类永远既需要文明与道德的规训，又无法抗拒突破禁忌、发泄情绪的需求与快感。由于不同文明／文化之中有着不同的禁忌，其语言体系中最“脏”的语言也往往与其对应。比如欧洲在政教合一的时代，最“脏”的语言总是和亵渎上帝相关的。而当宗教逐渐落下帷幕，人们越来越注重私领域的价值时，身体、器官相关的词汇便成了最大的禁忌，自然也就成为了骂人用的脏话。

今天，书评君跟大家分享李零教授的一篇文章《天下脏话是一家》，如他在文中所感慨：这些肮脏字眼，它们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之强，历史上屡禁不止，时隐时现，伴随我们到永远？这一现象，难道不也像爱情一样，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吗？这样的永恒主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学术上刨根问底吗？

天下脏话是一家

文 | 李零

小时候，我们都说脏话。谁教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小朋友？可能都有份。但老师到底是谁？谁的后面又是谁？就像很多童谣（有些童谣，本身就很肮脏），很难找到最初的发明者。我们好像都是无师自通，但又并非得之天授。发生原理是什么？传播途径有哪些？很多问题都很神秘，值得上下求索。下文是我的读书笔记，凡临文不讳，儿童不宜，均用拼音表示，请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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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在内蒙古插队，地点在一个叫临河县（现在是市）的地方。那里并不是真正的大漠草原，但却是古人歌咏，满目苍凉的所在。出火车站，一条大路朝北走，百里之外，横着阴山，阴山脚下，就是敕勒川。虽然，路边有农田村舍，但一马平川望出去，房极疏，树极少，天极清澈，野极空阔，到处可见“红柳、枳芨（芨芨草）、蛤蟆草（白刺）”，即所谓“河套三大宝”。如果你没到过这块土地，也没见过这些细长几埒房高的枳芨草，大概你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过，关于“三大宝”，当地还有一种说法，是“坷垃垒墙墙不倒，半夜跳墙狗不咬，姑娘卖bī娘不恼”。这三句话，除头一句是当地特色，即用碌碡滚压地面（当地水位很高），令其出水变软，然后用“西锹”切四刀，向上一翘，便成带草皮的方砖，晒干垒墙，后面两句在陕北和晋北也到处流传。当地人，那些“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洒泪走西口，不远千里，来此定居的流民，中国的哥萨克，他们的后裔，要比时空隔绝的口里人更多蛮风，“离bī不说话，说话就打架”，满嘴脏字。我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收获之一。

我们的老师，他们要形容一个人笨，照例会说，这家伙，真是“qiú也挛不成”。最初我理解，它不过是说，你这个人太笨，什么也干不成（相反的赞语则是，除了生孩子，他什么都会）。在日常用语中，此话出现频率极高，我能感到，它有性含义，但非常模糊，有，也就那么一点点，毫无刺激，谁的耳朵都很麻木（久听脏话，会不觉其脏），我还以为qiú只是嵌入其中，加强语气。但有一次不一样，队里盖房——给我们这些知青盖房，仨人，一人在地上和泥，一人往上送泥，一人在上抹泥。下面的人，唰，一锹掠起，沉甸甸，朝上一抡。上面的人骂，好你个急死鬼呀，把爷操（当地话是累的意思，与脏话cào同音）得来来。下面的人说，咋？你卖的就是这号bī，别嫌qiú大；给你个现成的，你qiú也挛不成（比较“烧火烧不旺，挛qiú挛不涨”，“挛qiú”是指做爱）。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耳听全文，我还真不知道，上面那句话竟是掐头去尾，原来的含义很下流。

还有，我想做个书架，上木匠家借锯子和刨子。老乡说我不懂规矩——木匠的家什，那是“大姑娘的奶，只能看，不能揣”。又“qiú毛擀毡”或“bī毛擀毡”，则是表示干不成，雅言叫做“缺乏可行性”。

脏话扎根于生活，渗透于生活，两者水乳交融，于此可见一斑。他们对脏话的运用太熟练，人人都是张口即来，而且自然天成，行云流水一般（注意，脏话不可常说，常说则会上瘾）。我对活语言的理解，从此上了台阶。

然而，脏话毕竟是脏话，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老乡说“走胡地，随胡理”，乡下人到了城里，也要遵守城里的规矩。他们一旦离开广阔天地，当街撒尿是决不允许，这和随地吐痰还不一样。文野之间，从来都有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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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的要义就是知道也不能说。

社会禁忌早就教会了我们：一个成年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脱离了（或掩藏着）低级趣味的人，说脏话，那是万万不可以——特别是当着女士的面。你能想象，在伦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在提倡“五讲四美”和语言纯洁的今天，还有人会把脏话当学问，不仅躲在书斋里研究，还搬到课堂上讲授，不仅教本国人，还教外国人，并因而写出专书吗？有。比如，我读过一本书，就是这样：Elizabeth Claire，An Indispensable Guide to Dangerous English for Language Learners and Others, Second Edition，Delta Systems，Co. Inc. 1990，此书初版于1980年，闻有台湾译本。它的作者，作者自我介绍说，是一位在纽约大学受过专门训练，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特别是 ESL（即作为第二外语的英语）教学的“和蔼可亲的老奶奶”：伊丽莎白·克莱尔（注意：这种资格很重要，脏话最好是由人们认为从来不讲脏话的人来讲，美国的房中书有时还印全家福，也是这个道理）；对象，则是在美国以外长大的学习者，而且肯定是“成年人”（美语中以“成人”为定语的词，除“成人教育”，没有一个是好词，这是发人深省的）。他们初来乍到，对美语中这个相当重要也相当麻烦的方面绕不开，然而又从书本或课堂学不到（老师耻于讲，学生也羞于问）。这本书的内容，是讲在美国视为社会禁忌，然而到处埋伏，有如地雷的“危险英语”（其实是“危险美语”）。全书，主要的篇幅都是花在讲性器和性事，身体和厕所，少量涉及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禁忌。作者说，在他们的语言中，这些词汇是“最必要，最有用，最有趣”的部分，学习它们，不仅可以帮您排忧解难，还能带您深入美国文化，多好。所以导读是必不可少。

由于不了解活的美国语言，人们可能会惹出很多麻烦，闹出很多笑话。例如这本书的例句部分有pussy一词，我手头的《英华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于该词下注明，这是小孩讲的“猫咪”，并有“少女”之义（等于puss）。过去，有位港台歌星，演出时特意穿身银珠绣字作I’m a pussy的毛衣，目的在于广告她的歌风：我可是个纯情少女呀。但这个词的词义早已发生变化，查对此书可知，它还有下流含义。I’m a pussy的意思，其实等于说，“我是一个bī”。还有我们这儿，有位科技部门的翻译，他不知道intercourse有性交之义，make water是指撒尿，竟把“中美某某交流委员会”翻成“中美某某性交委员会”，“造水厂”翻成“撒尿厂”。特别是前几年，大家都知道，有个日本留学生，万圣节讨糖果，只因不晓freeze一词还有“站住，不许动”的意思（上述《英华大字典》也未收这一用法），结果竟被老美误杀，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纷纷呼吁，要全面改革英语教学法，必须加强“活语言”的教学，而脏话正是属于最典型的“活语言”。正像脏话在我们或其他国家的语言中一样，作者说，“危险英语”也是美语中最生动也最活跃的部分。

什么人说“危险英语”，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好像特别“开放”。更何况，美国电影，话越来越糙，什么人都满嘴脏字，和老农民似的。这种四面出击，广泛传播的文化，咄咄逼人，也加强了我们的印象。这个“印象”，不能说全错，也不能说全对。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自由自由得一塌糊涂，刻板也刻板得匪夷所思，富极富，贫极贫，文极文，野极野，天堂和地狱糅在一块儿，怎么都能说对一半。在美国，讲脏话主要是社会下层，主要是男人，主要是小孩（特别是所谓teenager，即13—19岁的半大小子），也正好是一半。另一半并不如此。但正人君子就绝对不说脏话吗？那也未必。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面：身体，上半截装饭，下半截装屎；精神也一样，有时是魔鬼，有时是天使。作者给外国人教“危险英语”，要板起面孔讲，用最安全的方式讲，这就像中国的色情小说，戒淫必先宣淫，宣淫才能戒淫，或现在卖香烟的，一定要特别说明，医生说了，吸烟有害健康。丑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是西方的见面礼。此书也是从预防和戒备的角度（即precautions）讲脏话。

关于下流话的应用范围，作者有这样的描述：

有些人在任何场合都不说下流话。由于宗教和个人的原因，他们对这些话简直深恶痛绝。 几年前，只有男人同男人才说下流话。今天，虽然仍有许多男人老是用下流话同其他男人讲话，可是只要有妇女小孩在场，他们却从来不吐脏字。如“小心点，这可有女士”，这句话就是提醒那些违反这一惯例的男人。 很多下流话都是从男性组织，如陆军、海军、运动队、酒吧、监狱和其他类似组织发源。从扫大街的到银行家，甚至美国总统，任何社会阶层的男人，他们都有可能说脏话。 但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现在，很多女人也偶吐脏字，只不过，她们还没有像男人那样脏话不离口。 几年前，下流话在书籍、影片和电视上还不准出现。可现在，在畅销书中，在时髦片中，却是司空见惯，最近就连电视也允许说。 当着小孩，多数人都不吐脏字，但小孩会从其他小孩听说这些词，即使不明其义也照样会学着说。如果小孩在公开场合说下流话，家长会非常尴尬。 青少年为了故作惊人之语也会说下流话。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喜欢在墙壁和建筑物上涂写脏话。 情人在床上温柔缱绻，也少不了用脏字。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脏字要远比科学精确、正经八百的医学术语来得更为自然。 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下流话也情有独钟。他们嫌正规用语过于道貌岸然。

上面的话大体客观，但并非囊括无遗，比如黑人特别爱讲脏话，她就没说。我猜，这样的话本身就在“危险”之列，她不敢讲。妇女讲脏话不自今日始，“偶吐”也有回护之嫌。总而言之，脏话的普遍性，即使打了折扣，也还是相当广泛。

有个朋友，西方语言学家，喜欢收藏春画，爱屋及乌，对脏话也饶有兴趣。聊天中，他跟我说，全世界的语言，论表达能力，水平颇为参差，有些发达，有些落后，脏话的活跃与否，是判断其水平高低的指标之一。承他不弃，我们的语言还在发达之列，英语也在伯仲之间，如莎翁的话就特脏，研究英语，不可不察也，中文译本失其神韵，是非常可惜的，他补充说。我说，大家彼此彼此，我们，男人爱说脏话，没错，女人也一点不弱，骂街，站在街心的高处，当着众人的面，顺风而骂之，是泼妇的一大特长，“奔放”和“解放”，有时分不清。我还记得，“文革”头一年，有些女孩，天真烂漫，好端端，突然模仿男孩，剃光头，嘴里不干不净。1967年军训，中学生返校，女孩子雄风不减，cào—cào不离口。解放军叔叔从哪儿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不是班门弄斧。其中一位绷不住，终于怒吼：你还欠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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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脏话有什么共同点，语言学家一定有广泛搜集和理论分析。我只是凭生活经验，讲点外行的体会。我理解，这些不雅之辞之所以十分传神，特别能表达情绪，肯定有人类最原始最古老也最基本的东西在下铺垫，时髦说法，是有深厚的底蕴和长久的积淀。

所以我说：雅言，古语是根；俗语，脏话是本。

随便举点例子吧。

（1）

做爱、生殖、排泄类。这方面，各类文化的共同性最大。比如，我们说“家伙”（《金瓶梅》叫“那话儿”），美国人叫tool；我们说“傻bī”（北京歇后语是“见二哥不躲——傻bi”），美国人叫stupid cunt；我们说“狗屎”，美国人叫bullshit（直译是“牛粪”）；我们形容某人特会巴结上级，叫“溜沟子拍马舔屁眼”，他们管这种人叫ass—kisser。Do it，是双关语的“干”（即“脱了裤子大干”的“干”）。S.B.D（即“无声而臭”的缩略语），是我们的“蔫屁”。satisfy，是我们的“欲仙欲死”，临河人也叫“受应”。“入肉三寸，亲至骨缝——谁透谁受应，管他那个闲事情”，“透”即cào，“受应”是“受用”的意思。此类例子最多，内容太脏，恕不俱引。

（2）

动物、畜生类。用动物骂人，在全世界也很普遍。特别是家养而不是野生，我们称为“牲口”的一类，更是经常用来糟蹋人（亚圣孟子已经用“禽兽”来骂人）。它最能体现人类的偏见，优越和歧视都有，而且还有指桑骂槐的功效。动物被人骂，并被用来骂人，实在很委屈。它们再怎么听话，再怎么卖力，拼命往你怀里扎，使劲往你脸上贴，也达不到人的标准（请对比“人权”的概念）。比如狗，考古学家讲，它在六畜中驯化最早，是人类最老最老的老朋友，自古就是宠物之最（农村喜欢给小孩起名叫“狗儿”，雅言叫“犬子”）。但全世界都爱拿狗骂人。我们说“狗娘养的”或“狗崽子”（日本有姓“犬养”的，中国人闻之，必捧腹而大笑），美国人说son of bitch（bitch不仅指母狗，还指母狼或其他雌性动物，重点是轻贱妇女的同类，即广义的女性或母性，有人也随上下文义把它译为“婊子养的”）。其他动物，如牛、马、猪、驴，还有鸡，无一可以幸免。人类的贪吃好色，蠢笨偏执，一股脑都被嫁祸于它们。“蒙古大夫”，这也是汉族编出的缺德话，意思是说，只会给牲口看病，医术太差。

（3）

出身、辈分类。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类，根子是祖先崇拜。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充大辈，借辈分压人，如以“爷爷”、“奶奶”自居，骂别人是“王八羔子”、“兔崽子”（与第二类有交叉），或者加cào字于别人的先辈之上（与第一类也有交叉），骂完人家的女性先辈，不解气，还得搭上男的。最奇怪的是，我们北京话，还有跟人家“二大爷”过不去的一类。比如，气极了，北京人会说“cào 他二大爷”。近年，的哥还管初上路开车，手潮，摇摇晃晃在前面挡道的富婆阔姐叫“二大爷”，更怪。美国，这一类不太发达，但他们的bastard也应归入这一类，相当我们的“杂种”，临河人叫ge pao（不知哪两个字），有时还加上“灰”字，则更显刻毒（四川的“龟儿子”也属这一类）。还有，美国黑人爱说mother fucker，有人以为相当我们的国骂（“他妈的”）。其实，这话的直译是“cào妈人”，含义略同于北京人说的“cào蛋人”，其实和我们的国骂还不完全一样。

- 4 -

脏话的渊源，其来尚矣，邈乎难寻。这样的字，仓圣羞于造，许慎也不收。即使有人拐弯抹角造几个出来，也是随造随亡，刚一出口，就有人消灭，不能让它伤风败俗。它能留下来，那是命大造化大，赖口口相传，虽千载之下，精神不灭，一直活在所有的活语言当中。

比如，敦煌卷子里，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其中有“空皮而，无力而髝髞”一句，就是早期的粗口荤段。这十二个字，有一半是怪字，其中除“髝髞”是“粗急貌”（这里指心有余而力不足，放着机会干着急），在《玉篇》《广韵》《集韵》里还保存着解释，其他都不认识，字典里查不到。我翻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也没有解释。这种考据学上的难题难不难？难。但凭生活常识，我们照样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两句话，既是形容“夫妇俱老，阴阳枯槁”，它的上句第一字，肯定是相当现在的bī；下句第一字，肯定是相当现在的diao、qiu或ji ba，没跑。至于上句的最后两字，读字读半边，似可读为“羸耷”，估计也是形容皮松肉懈，相当今语之“耷拉”。说到这儿，我很感慨，这些肮脏字眼，它们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之强，历史上屡禁不止，时隐时现，伴随我们到永远？这一现象，难道不也像爱情一样，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吗？这样的永恒主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学术上刨根问底吗？我想，光从语言本身分析，里面就有许多深刻道理，值得我们细心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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