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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纪录片
《蓝、白、红》之红色情深
“没有爱,没有某种程度的接近、友谊和感情投入,你拍不了电影。我的影片主题就是一个字‘爱’。缺乏爱,需要爱。这是我拍片的唯一主题。”克里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这位被誉为当代欧洲最有独创性的,最有才华,最无所顾忌的电影大师对于电影拍摄的最基本要求是爱,而也就是这种爱支撑着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到电影事业中,年仅55岁却因心脏衰竭与世长辞。他的作品从不以情节取胜,以娱乐为目的的观众面对他的影片只会觉得索然寡味,不知所云。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地方,他认为电影就应该反映现实社会,他所关注并终生探讨的是个体的精神世界,因而他的作品紧扣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真实,同时也混合着宗教的虚伪和世俗的尖刻。可以说,他更接近于运用电影语言讲述个人存在状态的哲人,因而被哲学家刘小枫称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
基耶斯洛夫斯基惯于自问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命题,他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以探寻生命世界中最本真最深刻的含义,《蓝、白、红》三部曲是他最后一部盛大的交响乐,蓝、白、红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分别代表自由主义社会的三种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而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三色所蕴含的意义不应仅仅限于国家而言,放之个体生命中我们仍可以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生活事件中。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的味道,最适宜有效的办法是体味生活在这个生存制度中眼里噙着的泪水的个人的经历。《蓝色情挑》从一个因车祸而失去至亲的女人在不断挣扎着逃离即成的事实中表达着对自由殒灭的慨叹,《白色情迷》则从一位身处异乡而受到种种不平等待遇的波兰人在他的寻求报复的过程中呈现出平等追求的悖论,在此基础上,封箱之作《红色情深》用一个受着周围冷漠环境影响而困惑的女子的内心纠结与及不自觉中流露的纯真和爱来展开进而探讨了博爱。
《红》
提及《红》,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这样说:“最接近人道精神的是博爱,而我们是可以博爱的,因为我们总是在目光中显露出慷慨。”在影片中,我们虽然看到的是现代社会“爱”在不同层面上的一种缺失,然而隐藏在这种缺失背后的是一股强烈沉重的呼唤“爱”回归的情感。影片的最初镜头通过奥古斯特拨打了电话号码,随之出现五彩斑斓缠绕着的电话线路飞快地闪动,穿过墙壁与海水眩晕着交织,夹杂着人们的说话声,最后到达目的地,而我们听到的却是忙音。这一组镜头构成了现代人际关系的譬喻和象征:我们似乎彼此联结、通信畅通而无阻碍,然而人与人面对面饱含体温和呼吸的感情交流恰恰被这电磁波阻隔在了两地。电话可以说是《红》中最具有表现力的道具,孤独的老法官窃听邻居的电话而乐此不疲,这是侵犯隐私权的,因为通过电话,虽然双方都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方的表情,然而他们却述说着不为人知的事。女主角范伦媞娜与其身处大洋彼岸的恋人,联系他们的唯一纽带只是冷冰冰的电话机,也在这一次次的通话中观众可以深切感受到男友对范伦媞娜的猜疑、冷淡以及责备,异地相恋,两人之间的隔阂矛盾也随着剧情的发展与日俱增。一对深爱着对方的同性恋者因社会的异样眼光而不能在一起,只能借助电话互诉思念之情,编织着他们脆弱不堪几近支离破碎的爱情。年轻的奥古斯特爱上了比他大两岁的学姐,内心却忧虑自己绵薄的爱无法满足恋人,一次次拨打电话等来的是永远也无法接通的声音,最后他还是只能咀嚼着失去恋人的痛苦,而这一经历又与退休的老法官年轻时那段遭遇背叛的恋情如出一辙。富足老太太为能让女儿多多陪伴自己而不惜屡次谎称生病欺骗女儿,最后导致永远失信于自己深爱的女儿。
恰恰是通过描述爱的缺失,折射出导演对爱的召唤,爱与不爱,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命题,爱得太盲目,或许它就是不爱;反之爱得痛彻心扉,它也将导致无法相爱,而爱更需要有一座回音壁,微小的爱意反复得回响着,变成巨大的轰鸣,只有当付出的爱被隆重地接受并且珍藏时,才能肯定爱的尊贵与神圣。所以雨果说: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我们。付出的爱需要得到回应,这也是影片的主题孤独的人们在真爱缺失的年代寻找着慰藉与被爱,“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熙熙攘攘,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为何忙碌,他们无力抵抗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影片中从人们眼神里透露的出那种迷茫与无助不时地警醒着我们这个年代需要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深情交流来作为瓦解举手投足间却不知所措的惘然,打破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拉近每一颗希求爱与被爱的心灵间的距离。
色调是导演和摄影师表现情绪、创造意境的手段,它在影片中高速运转,纠缠着宿命,把爱涂描成一座温暖而又潮湿的城堡。红色是这部影片的底色,而所有的画面也都充斥着或多或少的红色背景:范伦媞娜红色的巨型海报、红色的咖啡屋、红色的吉普车、红色的窗帘、红色的毛衣、红色的笔记本……在看似漫不经心的铺陈中,将红色一再的重复,使观众潜意识里感受到热情、爱情、愤怒、警告的红色,并挥之不去,伴随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是一种无需言说的内在感情不谋而合地与导演意欲表达的红色寓意引起共鸣。同时基耶斯洛夫斯基以其朴实平易的拍摄画面使得所有一切发生的都很自然,仿佛就是在描述着我们生活中的若干场景,所体现出来的“举重若轻”的手法正是欧洲艺术电影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像法国新浪潮电影作者戈达尔所说的一样:“一部电影并非发生在银幕上,而是发生在观众和银幕之间。” 完整看过《红白蓝》三部的观众都会注意到一个相同的场景,一个老人吃力地将空瓶子送到垃圾桶中去。这一条线索在预示着现代人普遍的冷漠缺少相互帮助的同时也试图把人物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因此显得影片的主题或人的生存状态所具有的普遍性。而三部影片中每个主角的反应也大相径庭,在《白》中卡洛正处在失意的时候,一直处在旁观者的角度,直到老人将瓶送进后才抿嘴一笑;而在《蓝》中茱莉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眼前发生的一幕,只是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中;而只有在《红》中,范伦蒂娜走过去帮助老太太把瓶子丢到垃圾桶中去,这不得不令人遐想到《红》或范伦蒂娜代表着热情和希望。而最后影片中主角被救起的定格画面与之前范伦媞娜的那幅巨型口香糖广告海报巧妙地吻合,而此时她旁边是与她共患难的奥古斯特,如果说范伦媞娜与退休老法官之间只能是一段擦肩而过的爱恋,那么范伦媞娜和奥古斯特最终的相视一笑在弥补前两者的遗憾也促成了一段真正的爱情,正如柏拉图的说法,男女本身同为一体,因此被分开之后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最后一幕的安排将三位主人翁交织着的情感霎时拧成一股,使得整部影片在爱的拯救这层意义上得到了升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瓦依达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而有人评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对此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不以为然,“我没有道德焦虑,我不喜欢用这样的说法来描述70年代的波兰电影,我认为这是一种俗套的说法,它让我感到不快。”在他心目中,一个人的思想是不能简单地为其赋予某一特定涵义,那样不免落入单一机械的理性主义,缺乏内在的灵动。他善于通过在影片中描绘某些个体的生活故事,把握住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使得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显露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一个愈来愈强烈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即使当我们注意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自己。”
《红》中的各个角色以及发生在人物间环环相扣的情节反复强调着对博爱缺失的一种批判,冷峻而深刻地将影片所蕴含的哲学意味表现出来,几遍看下来都意犹未尽。
从他的访谈中真正令我感受到他不仅仅只是一位导演,他眼光中流露着对人性社会的深刻思考与悲悯,他内心所蕴蓄的极富哲理意味的个人主体意识以及他提到的“我接受所有理解,这是我思考的方式”这种博大胸襟,触动着我的神经,不禁为之肃然起敬。爱虽然显得扑朔迷离,却经纬着整部影片。只能说,基氏的魅力,令我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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