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禁令统计和分析

作者： 吴征

专利制度中，维护发明人和专利权人的司法救济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 以“金钱”为主的损害赔偿； 二是 以“禁令”为主的排他权。

目前，全球几大主要司法管辖区中， 美国 主要以高额赔偿著称，在2006年的eBay案后，禁令救济的案件数量锐减。与美国不同， 欧洲 一些国家主要以禁令救济为主，像德国、荷兰等，主要以禁令的方式维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较少参与专利案件的定价。脱欧之后的 英国 ，在损害赔偿、专利定价和禁令上，可以说齐头并进，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权利人在英国起诉。相比之下， 中国 虽然在制度中都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在执行中，两个“救济手段”似乎都还在探索边界，忽左忽右的裁判结果，对于创新者发出的信号并不明显。

不过，中国已经从国家层面开始意识到，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创新，才能在这场与西方国家的竞赛中，不被掉队。 因此，从未来趋势来看，对于专利权人的这两种主要救济手段，中国的司法审判机构势必会在既有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进一步对其加强研究和使用，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产业发展的“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之路。

为此，我们将会形成一系列的围绕这两种救济手段的系列分析内容，旨在比较中西方的各自优势以及经验和不足，以期推动制度朝着更有利于中国创新者的方向，不断调整与改进，促进中国科技创新的高效、高质发展。

本文就近期针对德国禁令问题的热点讨论和研究报告展开，主要依据的两份在今年4-6月份的材料： 一是 欧盟委员会对VoiceAge EVS与HMD案因许可纠纷而导致的被德国法院颁发禁令行为发出的法庭之友（材料1）， 二是 美国西北大学的 Baron 以及BRELA经济与法律分析研究中心的 Bergallo 与里尔大学的 Sergheraert 等几位学者共同对2015年之后德国禁令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论文（材料2）。

值得注意的是，两份材料都不约而同的将欧洲法院于2015年在“ 华为 v 中兴 ”案中确定的基本框架作为重要参照或节点来讨论。

背景：欧盟为何向德国重提“华为 v 中兴”FRAND框架

在专利案件的全球主要司法管辖区中，德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特殊的地方就是德国法院在授予侵犯专利的禁令方面，是最大方的。这也吸引了很多专利权人将德国列为最重要的专利执法地。

虽然一国的禁令只在本国生效，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尤其是在标准必要专利SEP的许可谈判和诉讼中，达到了促进双方达成全球FRAND许可费率的作用。

在 Baron 等人的论文（材料2）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德国法院曾多次认定，SEP所有者可以通过提供全球范围的FRAND许可来履行其FRAND义务。一个国家（尤其是巴西或德国这样的大国）的禁令威胁足以促使实施者接受SEP所有者的全球许可提议。因此，德国国家法院对SEP禁令的处理方法有可能产生类似于法院确定全球FRAND费率的全球效应。”

他们还认为，“几十年来，德国一直是SEP诉讼的主要场所。特别是，从2000年到2010年，德国的SEP诉讼数量大幅增加。德国法院在此期间发布了大量SEP禁令；联邦法院在2009年5月6日的《橙皮书标准》裁决中编纂了 一种有利于禁令的方法 。根据这种方法，被认定违反SEP的标准实施者只能通过向SEP所有者提出许可要约来避免禁令，前提是SEP所有者不能在不滥用其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拒绝该要约。2014年4月，欧盟委员会 采用了一个更具限制性的框架 ，并认定摩托罗拉在德国法院寻求并执行针对苹果的SEP禁令，从而滥用了其主导地位。”

为了解决两种不同标准之间的脱节，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在 “ 华为 v 中兴 ”案 中，将SEP所有者请求禁令救济的允许性问题提交给了欧洲法院(ECJ)。欧洲法院在2015年7月16日的 “ 华为 v 中兴 ”案 裁决中创建了一个框架，要求SEP所有者和潜在被许可方在谈判SEP许可证时遵循某些步骤。

此次欧盟在2024年4月15日提交的法庭之友（材料1）中以图示的形式展示了该许可谈判框架： SEP所有人在请求禁令救济之前，必须首先通知SEP的潜在侵权人。反过来，被通知的侵权人必须立即声明其愿意按照FRAND条款许可SEP，以回应此通知。然后，SEP所有者应提出FRAND许可要约。侵权人必须对此要约作出回应；如果不接受要约，则进行FRAND还价，并提供足够的保证金。

虽然，2015年之后，德国法院就SEP禁令作出的所有裁决都明确引用并应用了这一框架。然而，在实际的判例中，不同的德国法院对该框架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应用。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 杜塞尔多夫 高等地区法院在“ Sisvel v 海尔 ”案中撤销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禁令的决定。联邦法院在Sivel上诉后，先后做出两项裁决， 该裁决对被控侵权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 被控侵权人不仅必须声明其愿意按照FRAND条款许可SEP，而且必须通过其在许可谈判中的行为证明其意愿，并接受“无论实际上是FRAND的任何条款”的许可要约。

不仅如此，欧盟此次在法庭之友中还提到， 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 和 曼海姆 地区法院对某些法律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评估。这些不同的法律评估可能是由于对 “ 华为 v 中兴 ” 判决书某些方面的不同解释造成的。

这一结果显然增加了被控侵权方获得禁令的机会，这也是为何欧盟此次出面要以法庭之友的形式来重申2015年欧洲法院确定的 “ 华为 v 中兴 ”案的框架。

其核心旨在进一步“约束”德国法院在禁令发布上的偏好。

那么德国法院近十年的时间，到底发了多少禁令呢？

定量：71%的案件获得了禁令

Baron 等人在2024年6月份发布了一篇名为《 “华为 v 中兴”案后德国SEP禁令判例分析 》的论文，并且在上周公布了一个精编版的内容。

这篇论文聚焦在目前学界还尚未关注的一个空白领域，就是大量的文献聚焦在德国在SEP诉讼中对FRAND争议的判例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并没有对德国法院对SEP禁令的判决进行全面的实证和定量综述。

因此， Baron 等人 分析了2015年至2023年间德国地区法院对SEP禁令的80项判决。总体结果是， 71%的案件获得了禁令 ，但这一比例随时间变化很大。自2018年以来，绝大多数案件都获得了禁令。

具体到细节上，以下是有关该分析报告中的一些详细的数据统计。

基于上述数据， Baron 等人发现， 近年来专利权人胜诉率变得非常高 ，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的两年内裁决的23起案件中，有18起（即2016年8月至2018年7月间裁决的案件）的FRAND辩护成功；这意味着FRAND防御的平均成功率从近80%下降到10%以下。 这都意味着是法院更倾向于颁发禁令。

他们也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例如联邦法院在 “Sivel v 海尔” 案中的裁决为下级法院对 “华为 v 中兴” 案的裁决的解释提供了指导，与一些下级法院早些时候对欧洲法院裁决的解释相比，该裁决更有可能被授予禁令。

Baron 等人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点，就是 每年的禁令数量保持稳定，而因成功的 "FRAND "抗辩而被驳回禁令救济的裁决却越来越少。

此外，从德国三大法院的数据来看（图3），无论是否包括过渡案件，慕尼黑法院在15起案例中，全部都授予了禁令。三家法院授予禁令的数量大体相当，杜塞尔多夫法院稍微多一些，而曼海姆法院的驳回的要稍微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