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明王朝1566》的思想高度是一大争议话题,很多人喜欢将他与《走向共和》对比,并得出前者思想性逊于后者的结论,甚至张黎本人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
其实这次《大明王朝》观点上退步了。但我必须先退一步。其实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加务实了。我还真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情,这种缓慢的,但仍然在行进中的这种体制改革。
不怕慢就怕站。我为什么提海瑞,海瑞真正的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他骂皇帝啊,他清廉啊,反贪啊。海瑞的真正意义在于那六个字——正君道,明臣职。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这个电影表现了君臣共治。现在董事长级的领袖很少了,各国领导人都是总经理。
过去有毛时代、蒋时代、邱吉尔时代、肯尼迪时代、斯大林时代,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都是责任制,总经理,任期几年,有个名誉上的董事会,管理人员多,这个时候都不可能再做到政由己出了。
而这个政不由己出,在历史上,包括过去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因为有一个弱权皇帝,这种弱权皇帝造成了一种军臣共治的局面,我们呼唤一种君臣共治,一种稳健的改革。
张黎的观点我部分接受,部分则加以保留。
《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有现实关怀的戏,甚至其缘起也有部分出于反腐宣传的考虑(贺国强访问海南后表示要宣传海瑞精神),但若将这种现实关怀完全落在廉政文化上,未免落得太实,也不可能是刘和平的本意。
很显然,《大明王朝1566》的模式绝非是那种传统的清官斗贪官,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部剧,那么就会得出下面这样啼笑皆非的结论:
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孟祥林认为,该剧中正面主角海瑞的形象有些单薄,不如反面主角嘉靖皇帝的形象鲜活。而且,对于抗倭名将戚继光这样一个应该着重表现的著名英雄形象,剧中的戏份太少。
显然,孟对此剧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而张黎点出的这一层对渐进式改革的向往的意思,虽然在剧情中有一定对应,但我认为仍然不是刘和平剧本中冰山下的核心。
我认为《大明王朝1566》真正宣扬的不是反腐,甚至也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对某种完美人格与社会形态的追求,这种追求背后坚实的支撑就是民族精神。
王用汲在大堂对质中称海瑞有“古君子之风”,这是一个被刘和平寄寓了无限寄托的形象,也是他心中完美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儒法结合,外法内儒。
剧中不断出现海瑞口称“大明律”,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的场景,这是某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想像,大明讼堂不是美国联邦法庭,引援数百年前的大明律于事无补,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样的场景中看出编剧的某种模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