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
1961年出生辽南农村。曾当过农民、工人、文化馆创作员、编辑、专业作家。出版孙惠芬中短篇小说文集七卷，长篇小说七部，童话一部。曾获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中国女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部分作品介译英语、法语、蒙语、日语等文字。现居大连。
长篇小说《紫山》（孙惠芬）
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北辽南乡村，堂弟怀疑自己媳妇与他一向视为人生楷模的堂兄有染，喝了农药，救治无果回了家，在他濒临死亡的两夜三天里，拥有复杂关系的三个人厮守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是最深的地狱，也是救赎前最黑的时光。屋内，恐惧、脆弱、罪恶，碾压着三颗心灵；屋外，山雨欲来，众人的眼睛时刻紧盯，一场葬礼正依照乡村仪轨，紧锣密鼓地筹备，亲戚乡邻暗怀心事，各有盘算……小说细腻描绘出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风俗传统，人性与情感在束缚与挣脱中生死缠斗。
谁在时间里熬过
——长篇《紫山》创作谈
孙惠芬
《紫山》的灵感诞生于南京。那是2020年10月，我在南京参加凤凰出版集团主办的凤凰作者年会，著名评论家汪政老师发来的邀请，他多年来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没有在江苏社出过书，也好几年没有写小说，接到邀请自然感到温暖。但就因为既没有在主办方出过书，又没有新作品，在那场文学盛会中，我一直都站在了局外，不管现场气氛多么热烈，内心都无比沉静。对，是沉静，而不是被边缘被冷落的落寞——那时候，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我对文坛的冷热已经没有觉知，状态酷似淡定。所以，开幕式晚上，当汪政老师在招待会上过来敬酒，问在写什么，我脱口而出：汪老师我不想写作了。我说的是真话，当时觉得只要内心安详，可以没有写作。记得葛水平在旁边，也说不想写作了，汪政老师郑重地看着我们，仿佛有些不信，但很快，他不知从我们表情中看出了什么，厉声道：堕落！
一个作家不想写作了，确实是堕落。但我觉得我的理由是充分的。2016年，我去台湾采访一位母亲，这位母亲的儿子被杀，她却出人意料地认了罪犯为儿子。我当时想以这位母亲为原型写一部小说，探究一个母亲有怎样的胸襟超越杀子之仇，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什么？采访是成功的，她向我敞开心扉，含泪讲述了内心艰难的超越过程，在狼性与人性的搏斗中，她读了许多宗教哲学经典、先贤留下的传统文化经典，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沉沦与觉醒。然而作为母亲，无论怎样，我都无法真正抵达那个从人性到神性的超越——当时我把她的境界看成神性。当然，我只能依赖于看到的事实来相信，比如我跟她去了罪犯服刑的监狱，亲眼目睹了她与罪犯的拥抱，亲耳聆听了罪犯喊她黄妈妈，可如果让我描写，我还是无法用文字来触及这精神世界的瞬间之谜。于是离开台湾前一天，我到成品书店买来她读过的图书篇目，可回到家里，读了她推荐的书，我不但不想写这个母亲，且连小说都不想写了。原因很简单，当我平生第一次涉猎宗教哲学以及传统文化经典，我像一个饥饿的乞丐发现了大餐，陷入疯狂的阅读之中。原本，我想去了解精神世界的某些真相，比如什么是爱，什么是痛苦、痛苦的来源、痛苦的寂灭、解脱痛苦之后的安详，结果，我却掉进知识的海洋，且在阅读中发现，安详，是心的智慧，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如果心的问题不解决，写作并不能让自己解脱痛苦。
被汪政老师棒喝，我没有解释自己。然而不知为什么，那个晚上，我毫无睡意。我并没觉得“堕落”两个字刺激到我，我甚至有一种登高望远的惬意，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更高远的东西，就是不需要用写作来达成人生的意义，可辗转反侧间，突然眼前一亮，“紫山”蹦了出来。那是2011年写下的一个小说题目，那时听说庄河北部山区有一座山，地下水常年轰鸣，山上雾气笼罩，有阳光的日子，不确定什么时辰，就变成了紫山。紫色，是超越的颜色，我又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喜欢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于是就望风捕影地为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取名《紫山》。当时想到的超越，并非指笔下人物的超越，而是想通过暗示激发自己创造力的超越。可事实是，我为这部小说下乡深入生活两年，最后写下的却是《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这两部作品是否有所超越我并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从没荒废过一个题目，《紫山》是唯一一个。然而这个晚上，它不知为何就蹦出来了，它蹦出来，后边还跟出两个小题目：三个人；两个人。当我清晰地捕捉到小说的灵感，认为一部由两部分组成的小说已经降临时，我从床上坐起来，打开灯，看了下手机，是后半夜两点。
刁斗曾对我说，孙惠芬你总是把写作的事情说得那么神奇，我怎么就不相信。我想这或许就是写作之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之谜。我本不想写作了，觉得生命中可以没有写作，可是灵感来了，就没什么道理好讲。
其实三个人的故事，2011年就装在心里了，那是随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教授做自杀遗族心理访谈的收获。一个在外打工的农民，从城里带回一个女子回家结婚，亲哥哥以他没有赡养老人为借口不让进家，厚道的堂哥收留了堂弟。结果，在堂哥家结婚三个月，堂弟发现妻子和堂哥好上了，遂服毒死亡。故事骇人的地方在于，堂弟抢救无效，需要回家等死，可从医院拉回来，亲哥还是不让进家，认为堂哥是肇事者，必须回到堂哥家。结果，堂弟在堂哥家又活了七天。当时，听村里人们从不同角度讲述黑暗的七天，我无比的震撼，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时光，三个人，一个是遭遇背叛的濒死者，两个是深深爱着、却又因为爱而负罪的背叛者，他们经历了什么？如何面对？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小屋，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道德与背叛、恐惧与罪恶，如何鞭打、审判着他们的灵魂？记得当时讲述者的口吻，无一不是对两个肇事者的声讨、诅咒和批判。或许就是那一刻，我萌生了将小黑屋的锁头打开的念头，因为无论是屋子里的三个人，还是屋外的声讨者，都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但在《生死十日谈》里，我只揭开了冰山一角。一些年来，他们一直跟随着我，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毛琦听，她搞戏剧创作，希望能将这个故事搬上舞台，她以救赎为主题创作了四幕话剧，但因为题材原因，只在一个杂志上发表。我自己没有动笔，是因为恐惧吗？我不知道。反正一些年来，我的光就是无法照亮他们——打开小黑屋，走进三个人深陷沼泽的情感纹理或许并不难，寻找将屋里屋外的人隔开的壁垒或许也不难，难的是怎么才能将困顿的灵魂从小黑屋里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重生；如何把壁垒推倒，让同是孤苦的灵魂彼此相认——在那次访谈中，我平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没有一个不是接受了因与果的追问，那些一度沉沦的灵魂，没一个不是在沉沦后获得了上升……
想写台湾母亲的故事，或许正基于同一个信念。
那个南京的晚上，《紫山》这个沉睡的题目被汪政老师喝醒，像一束光，它不光照亮了小黑屋里的三个人，还照亮了如何从道德灾难中活下去、走出来的两个人，因为当小说有了第一部第二部的结构，我突然想起黑格尔的话：“对伟大的悲剧人物来说，有罪是一种荣誉，沉重的负罪感使得后来的和解成为可能。”
没有为了写悲剧而去寻觅，是我放不下的悲剧得到了激励。
我并非自信能写出伟大的悲剧人物，但我对两个在灾难中负罪的灵魂如何和解充满好奇。
记得从南京回到大连，当天就给毛琦打了电话，说我的灵感，说我的激动，说我对写好这样一部小说的信心，似乎不说，就不足以将灵感的种子握到手里。
灵感照亮小说，但也只是小说的种子，如同思想的火花，需要将它植入大地，撒向能够燃烧的原野丛林。那时，觉得告诉朋友，正是这样的开始。
我的大地，我的原野丛林，自然在我的故乡庄河。它离大连约一百八十公里。一些年来，一直都觉得，一百八十公里，是我与时代的距离。时代就在身边，它是小区外面的车声人流，是手机电视的新闻信息，它是身边无所不在的空气，可对我而言，只有回到乡村大地，见到田野中落雀一样的房屋，听到街巷里“妈呀你怎么来了”的乡音，时代的气息才扑面而来。
很显然，从2020年秋天开始，我再也不能“淡定”了，为了给小说寻找物质外壳，为了丰满小说人物的血肉，我无数次重返故乡。我的老家在东北最南端，叫青堆子，这里因为濒临黄海，很早就有码头，很早就注入了外来文明，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商业繁荣、多教并存，是整个辽南的文明重镇。一些年来，我书写我的故乡，书写外来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与这片土地很早就有的开放气象有着直接关系，出生地是写作者的血脉，连着无法割裂的基因，《紫山》自然也不会例外，可是被《紫山》照亮的三个人，他们究竟是谁？来自哪里？有着什么样的过往和身世？他们陷入道德灾难，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才能担当得起“负罪的灵魂”？
沉睡了十几年的《紫山》被唤醒，似乎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命运。我下乡第一站，就来到了那座常年被紫雾笼罩的老黑山，它是《紫山》这个题目的来源，这样的选择自然顺应了天意。十几年前，侄子的朋友给矿老板打理矿山，知道春天我常在乡下，一连三四年，都在农历三月十六这天，喊我到矿山参加祭山活动，所以这一带的地貌，风土人情，我并不陌生。是谁发现了能够制造汽车玻璃的二氧化硅，矿山在哪个年代被开发，矿山由社队企业到大集体再到承包给个人，当地百姓经历了什么样的内心震荡，听了太多的故事。然而，十几年过去，除了老黑山上的紫雾被记住，其它都成耳旁风了。而为《紫山》下乡的第一天，车刚刚驶入老黑山一带，看到那些动物化石一样的石砬子，就觉得有故事冒出来，当在矿山前边的村庄下车，看到掩映在树丛里的瓦房人家，我已经看到了三个人深陷灾难的小黑屋。
实际上，2020年的这一天来到这里，矿山已经关闭。
老黑山在蓉花山境内，蓉花山和我老家青堆子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或许是所谓天意最重要的部分，当我把小说发生地定在老黑山一带，一次次下来采访，我进一步了解到，这里因为水好，气候温润，出产优质的柞蚕丝。十八世纪，闯关东的流民来这一带落脚放蚕，他们用马车把茧拉到蓉花山缫丝，再把缫出来的丝拉到青堆子，经码头运往南方，这里是辽南最先富起来的地方，从蓉花山到青堆子，就成了传说中辽南最早的丝绸之路。到十九世纪中叶，从山东闯关东来的有钱人引来国外传教士，在当地捐建天主教堂，这因蚕丝而繁荣的小镇便有了国际性色彩。
文明离乡村并不远，咫尺之间，这正是辽南这块地域与东北内地的不同。然而，当我得知从蓉花山到青堆子，曾是辽南的丝绸之路，平生第一次把目光投注在两个已经荒芜了的古镇老街。
老街的荒芜，经历了时代的一次又一次变迁，可因为我是乡下人，不管是童年还是少年，还是一路走来的写作，我都一直是小镇的局外人，一直都用乡下人视角看小镇，当我无数次站在两个老街的街头，把自己想象成老街上的儿女，事情变得大不一样了。
这当然得感谢不断收获到囊中的故事，在把自己放逐乡村的一年半时光里，我仿佛掉进了富矿，富得流油。在青堆子老街，我采访到一个叫铁子的中年人，他是一出生就被送到寺庙的私生子，当年寺庙被毁，尼姑带他返俗，嫁给一个掩护过她不被揪斗的街道干部，可由于尼姑人嫁身不嫁，一辈子与丈夫打闹不断，这个被抱养孩子的童年少年，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曾经四次入狱。在采访他的三个小时中，他不断地自问我是谁？父母在哪里，为什么要生我？在蓉花山镇上，我采访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祖上做木匠生意，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受不了天主教家庭氛围的压抑，改嫁乡村，当他十四岁生日这天在乡村找到母亲，母亲揭开锅盖，让他看锅里的红豆米饭，母亲告诉他，每一年他的生日，她都要蒸一锅红豆米饭。在太平岭东侧的一个山沟，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个老人，他动辄就到村头小卖店门口坐着，眼神孤独又恍惚，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后来邻居告诉我，他曾是县上工人，当年到坦桑尼亚赞比亚修过铁路，不知在非洲受了什么刺激，回来后就神情呆滞，郁郁寡欢。
我不是一个天才的写作者，想象力的飞升需要大地的助力，一年半以后，当我回到大连家里，在电脑前坐下来，写下“仅以此书，献给我的辽南大地”，三个人呼之欲出。
他们，一个是在蓉花山天主教家庭长大，十七岁到老黑山小峪沟找到改嫁的母亲，从此把户口迁到乡下的汤犁夫；一个是刚出生就被送进青堆子寺庙，在对身世的质疑中经历无数磨难，从而生成了叛逆性格的冷小环；一个，是出身大山沟，却从小到大总是心在别处、从不安心山沟的汤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