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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专稿 | 长篇《紫山》创作谈:谁在时间里熬过(孙惠芬)

收获  · 公众号  · 文学  · 2025-03-17 21:45

正文

孙惠芬

1961年出生辽南农村。曾当过农民、工人、文化馆创作员、编辑、专业作家。出版孙惠芬中短篇小说文集七卷,长篇小说七部,童话一部。曾获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中国女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部分作品介译英语、法语、蒙语、日语等文字。现居大连。


长篇小说《紫山》


长篇小说《紫山》(孙惠芬)

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北辽南乡村,堂弟怀疑自己媳妇与他一向视为人生楷模的堂兄有染,喝了农药,救治无果回了家,在他濒临死亡的两夜三天里,拥有复杂关系的三个人厮守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是最深的地狱,也是救赎前最黑的时光。屋内,恐惧、脆弱、罪恶,碾压着三颗心灵;屋外,山雨欲来,众人的眼睛时刻紧盯,一场葬礼正依照乡村仪轨,紧锣密鼓地筹备,亲戚乡邻暗怀心事,各有盘算……小说细腻描绘出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风俗传统,人性与情感在束缚与挣脱中生死缠斗。

谁在时间里熬过

——长篇《紫山》创作谈

孙惠芬

《紫山》的灵感诞生于南京。那是2020年10月,我在南京参加凤凰出版集团主办的凤凰作者年会,著名评论家汪政老师发来的邀请,他多年来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没有在江苏社出过书,也好几年没有写小说,接到邀请自然感到温暖。但就因为既没有在主办方出过书,又没有新作品,在那场文学盛会中,我一直都站在了局外,不管现场气氛多么热烈,内心都无比沉静。对,是沉静,而不是被边缘被冷落的落寞——那时候,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我对文坛的冷热已经没有觉知,状态酷似淡定。所以,开幕式晚上,当汪政老师在招待会上过来敬酒,问在写什么,我脱口而出:汪老师我不想写作了。我说的是真话,当时觉得只要内心安详,可以没有写作。记得葛水平在旁边,也说不想写作了,汪政老师郑重地看着我们,仿佛有些不信,但很快,他不知从我们表情中看出了什么,厉声道:堕落!

一个作家不想写作了,确实是堕落。但我觉得我的理由是充分的。2016年,我去台湾采访一位母亲,这位母亲的儿子被杀,她却出人意料地认了罪犯为儿子。我当时想以这位母亲为原型写一部小说,探究一个母亲有怎样的胸襟超越杀子之仇,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什么?采访是成功的,她向我敞开心扉,含泪讲述了内心艰难的超越过程,在狼性与人性的搏斗中,她读了许多宗教哲学经典、先贤留下的传统文化经典,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沉沦与觉醒。然而作为母亲,无论怎样,我都无法真正抵达那个从人性到神性的超越——当时我把她的境界看成神性。当然,我只能依赖于看到的事实来相信,比如我跟她去了罪犯服刑的监狱,亲眼目睹了她与罪犯的拥抱,亲耳聆听了罪犯喊她黄妈妈,可如果让我描写,我还是无法用文字来触及这精神世界的瞬间之谜。于是离开台湾前一天,我到成品书店买来她读过的图书篇目,可回到家里,读了她推荐的书,我不但不想写这个母亲,且连小说都不想写了。原因很简单,当我平生第一次涉猎宗教哲学以及传统文化经典,我像一个饥饿的乞丐发现了大餐,陷入疯狂的阅读之中。原本,我想去了解精神世界的某些真相,比如什么是爱,什么是痛苦、痛苦的来源、痛苦的寂灭、解脱痛苦之后的安详,结果,我却掉进知识的海洋,且在阅读中发现,安详,是心的智慧,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如果心的问题不解决,写作并不能让自己解脱痛苦。

被汪政老师棒喝,我没有解释自己。然而不知为什么,那个晚上,我毫无睡意。我并没觉得“堕落”两个字刺激到我,我甚至有一种登高望远的惬意,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更高远的东西,就是不需要用写作来达成人生的意义,可辗转反侧间,突然眼前一亮,“紫山”蹦了出来。那是2011年写下的一个小说题目,那时听说庄河北部山区有一座山,地下水常年轰鸣,山上雾气笼罩,有阳光的日子,不确定什么时辰,就变成了紫山。紫色,是超越的颜色,我又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喜欢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于是就望风捕影地为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取名《紫山》。当时想到的超越,并非指笔下人物的超越,而是想通过暗示激发自己创造力的超越。可事实是,我为这部小说下乡深入生活两年,最后写下的却是《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这两部作品是否有所超越我并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从没荒废过一个题目,《紫山》是唯一一个。然而这个晚上,它不知为何就蹦出来了,它蹦出来,后边还跟出两个小题目:三个人;两个人。当我清晰地捕捉到小说的灵感,认为一部由两部分组成的小说已经降临时,我从床上坐起来,打开灯,看了下手机,是后半夜两点。

刁斗曾对我说,孙惠芬你总是把写作的事情说得那么神奇,我怎么就不相信。我想这或许就是写作之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之谜。我本不想写作了,觉得生命中可以没有写作,可是灵感来了,就没什么道理好讲。

其实三个人的故事,2011年就装在心里了,那是随大连医科大学贾树华教授做自杀遗族心理访谈的收获。一个在外打工的农民,从城里带回一个女子回家结婚,亲哥哥以他没有赡养老人为借口不让进家,厚道的堂哥收留了堂弟。结果,在堂哥家结婚三个月,堂弟发现妻子和堂哥好上了,遂服毒死亡。故事骇人的地方在于,堂弟抢救无效,需要回家等死,可从医院拉回来,亲哥还是不让进家,认为堂哥是肇事者,必须回到堂哥家。结果,堂弟在堂哥家又活了七天。当时,听村里人们从不同角度讲述黑暗的七天,我无比的震撼,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时光,三个人,一个是遭遇背叛的濒死者,两个是深深爱着、却又因为爱而负罪的背叛者,他们经历了什么?如何面对?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小屋,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道德与背叛、恐惧与罪恶,如何鞭打、审判着他们的灵魂?记得当时讲述者的口吻,无一不是对两个肇事者的声讨、诅咒和批判。或许就是那一刻,我萌生了将小黑屋的锁头打开的念头,因为无论是屋子里的三个人,还是屋外的声讨者,都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但在《生死十日谈》里,我只揭开了冰山一角。一些年来,他们一直跟随着我,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毛琦听,她搞戏剧创作,希望能将这个故事搬上舞台,她以救赎为主题创作了四幕话剧,但因为题材原因,只在一个杂志上发表。我自己没有动笔,是因为恐惧吗?我不知道。反正一些年来,我的光就是无法照亮他们——打开小黑屋,走进三个人深陷沼泽的情感纹理或许并不难,寻找将屋里屋外的人隔开的壁垒或许也不难,难的是怎么才能将困顿的灵魂从小黑屋里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重生;如何把壁垒推倒,让同是孤苦的灵魂彼此相认——在那次访谈中,我平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没有一个不是接受了因与果的追问,那些一度沉沦的灵魂,没一个不是在沉沦后获得了上升……

想写台湾母亲的故事,或许正基于同一个信念。

那个南京的晚上,《紫山》这个沉睡的题目被汪政老师喝醒,像一束光,它不光照亮了小黑屋里的三个人,还照亮了如何从道德灾难中活下去、走出来的两个人,因为当小说有了第一部第二部的结构,我突然想起黑格尔的话:“对伟大的悲剧人物来说,有罪是一种荣誉,沉重的负罪感使得后来的和解成为可能。”

没有为了写悲剧而去寻觅,是我放不下的悲剧得到了激励。

我并非自信能写出伟大的悲剧人物,但我对两个在灾难中负罪的灵魂如何和解充满好奇。

记得从南京回到大连,当天就给毛琦打了电话,说我的灵感,说我的激动,说我对写好这样一部小说的信心,似乎不说,就不足以将灵感的种子握到手里。

灵感照亮小说,但也只是小说的种子,如同思想的火花,需要将它植入大地,撒向能够燃烧的原野丛林。那时,觉得告诉朋友,正是这样的开始。

我的大地,我的原野丛林,自然在我的故乡庄河。它离大连约一百八十公里。一些年来,一直都觉得,一百八十公里,是我与时代的距离。时代就在身边,它是小区外面的车声人流,是手机电视的新闻信息,它是身边无所不在的空气,可对我而言,只有回到乡村大地,见到田野中落雀一样的房屋,听到街巷里“妈呀你怎么来了”的乡音,时代的气息才扑面而来。

很显然,从2020年秋天开始,我再也不能“淡定”了,为了给小说寻找物质外壳,为了丰满小说人物的血肉,我无数次重返故乡。我的老家在东北最南端,叫青堆子,这里因为濒临黄海,很早就有码头,很早就注入了外来文明,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商业繁荣、多教并存,是整个辽南的文明重镇。一些年来,我书写我的故乡,书写外来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与这片土地很早就有的开放气象有着直接关系,出生地是写作者的血脉,连着无法割裂的基因,《紫山》自然也不会例外,可是被《紫山》照亮的三个人,他们究竟是谁?来自哪里?有着什么样的过往和身世?他们陷入道德灾难,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才能担当得起“负罪的灵魂”?

沉睡了十几年的《紫山》被唤醒,似乎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命运。我下乡第一站,就来到了那座常年被紫雾笼罩的老黑山,它是《紫山》这个题目的来源,这样的选择自然顺应了天意。十几年前,侄子的朋友给矿老板打理矿山,知道春天我常在乡下,一连三四年,都在农历三月十六这天,喊我到矿山参加祭山活动,所以这一带的地貌,风土人情,我并不陌生。是谁发现了能够制造汽车玻璃的二氧化硅,矿山在哪个年代被开发,矿山由社队企业到大集体再到承包给个人,当地百姓经历了什么样的内心震荡,听了太多的故事。然而,十几年过去,除了老黑山上的紫雾被记住,其它都成耳旁风了。而为《紫山》下乡的第一天,车刚刚驶入老黑山一带,看到那些动物化石一样的石砬子,就觉得有故事冒出来,当在矿山前边的村庄下车,看到掩映在树丛里的瓦房人家,我已经看到了三个人深陷灾难的小黑屋。

实际上,2020年的这一天来到这里,矿山已经关闭。

老黑山在蓉花山境内,蓉花山和我老家青堆子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或许是所谓天意最重要的部分,当我把小说发生地定在老黑山一带,一次次下来采访,我进一步了解到,这里因为水好,气候温润,出产优质的柞蚕丝。十八世纪,闯关东的流民来这一带落脚放蚕,他们用马车把茧拉到蓉花山缫丝,再把缫出来的丝拉到青堆子,经码头运往南方,这里是辽南最先富起来的地方,从蓉花山到青堆子,就成了传说中辽南最早的丝绸之路。到十九世纪中叶,从山东闯关东来的有钱人引来国外传教士,在当地捐建天主教堂,这因蚕丝而繁荣的小镇便有了国际性色彩。

文明离乡村并不远,咫尺之间,这正是辽南这块地域与东北内地的不同。然而,当我得知从蓉花山到青堆子,曾是辽南的丝绸之路,平生第一次把目光投注在两个已经荒芜了的古镇老街。

老街的荒芜,经历了时代的一次又一次变迁,可因为我是乡下人,不管是童年还是少年,还是一路走来的写作,我都一直是小镇的局外人,一直都用乡下人视角看小镇,当我无数次站在两个老街的街头,把自己想象成老街上的儿女,事情变得大不一样了。

这当然得感谢不断收获到囊中的故事,在把自己放逐乡村的一年半时光里,我仿佛掉进了富矿,富得流油。在青堆子老街,我采访到一个叫铁子的中年人,他是一出生就被送到寺庙的私生子,当年寺庙被毁,尼姑带他返俗,嫁给一个掩护过她不被揪斗的街道干部,可由于尼姑人嫁身不嫁,一辈子与丈夫打闹不断,这个被抱养孩子的童年少年,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曾经四次入狱。在采访他的三个小时中,他不断地自问我是谁?父母在哪里,为什么要生我?在蓉花山镇上,我采访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祖上做木匠生意,七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受不了天主教家庭氛围的压抑,改嫁乡村,当他十四岁生日这天在乡村找到母亲,母亲揭开锅盖,让他看锅里的红豆米饭,母亲告诉他,每一年他的生日,她都要蒸一锅红豆米饭。在太平岭东侧的一个山沟,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个老人,他动辄就到村头小卖店门口坐着,眼神孤独又恍惚,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后来邻居告诉我,他曾是县上工人,当年到坦桑尼亚赞比亚修过铁路,不知在非洲受了什么刺激,回来后就神情呆滞,郁郁寡欢。

我不是一个天才的写作者,想象力的飞升需要大地的助力,一年半以后,当我回到大连家里,在电脑前坐下来,写下“仅以此书,献给我的辽南大地”,三个人呼之欲出。

他们,一个是在蓉花山天主教家庭长大,十七岁到老黑山小峪沟找到改嫁的母亲,从此把户口迁到乡下的汤犁夫;一个是刚出生就被送进青堆子寺庙,在对身世的质疑中经历无数磨难,从而生成了叛逆性格的冷小环;一个,是出身大山沟,却从小到大总是心在别处、从不安心山沟的汤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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