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执政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废汉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袁绍坚决反对。一方面，这是君臣大义所在，另一方面，刘协是汉灵帝宠幸的王美人所生、董太后养大的，在封王之前被人称为“董侯”，而袁绍曾帮助何进逼杀董太后，袁绍当然不希望与董氏关系密切的刘协当皇帝。袁绍估计在洛阳干不过董卓，遂逃往关东，谋划在地方起兵讨伐董卓。
袁绍逃到了冀州。嗯？袁绍的老家不是在汝南吗？为什么他要跑到冀州来呢？有看官说了：冀州牧是袁家故吏韩馥，袁绍跑来投奔韩馥很正常嘛。呃，这样说确实没错，但如果我们仔细查考韩馥是怎么当上冀州牧的，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让我们把镜头转换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董卓刚刚执掌朝政那阵子，吏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袁绍年轻时结交的铁哥们），向董卓提出了一个将京官外派到重要州郡担任长官以加强地方控制的方案，并附带了一串名单，包括尚书韩馥、侍中刘岱、骑都尉张邈、尚书郎许靖、陈留名士孔伷、颖川名士张咨等等。董卓当时正忙着对付西北方面的白波黄巾军，无暇东顾，正好借此机会笼络士大夫，稳定关东局面，就爽快地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除许靖拒绝赴任外，韩馥当了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
东汉十三州
事实表明，这是一个惊天大阴谋。刚到任没几个月，这几个人就举起了反旗，韩馥、刘岱、张邈、孔伷、张咨，一个不漏，全部加入了讨伐董卓的行列。我们再来看看袁绍、袁术、曹操出逃的地点：袁绍没有回汝南，而是去了冀州，这里的州牧是韩馥；袁术也不回汝南，而是来到南阳，这里的太守是张咨；曹操也没有回沛郡老家，而是跑到陈留，这里的太守是袁绍和曹操共同的好朋友张邈，刺史则是刘岱。再明显不过了，这一切都是袁绍他们策划之下的阴谋！
董卓气急败坏，赶紧把周毖、伍琼两个卧底处理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首先发出起兵信号的是东郡太守桥瑁。桥瑁“诈作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这里可以看到官僚行政的思维惯性，即使是解救国难的非常之举，也不敢轻易违反州郡不得擅自募兵的制度，而要抬出“三公移书”为凭借，使举兵的行为得以合法化。三公移书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宣示此次起兵的原因、目标以及针对的敌人，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起兵就成了谋反了。三公移书今已不存，无法看到其内容，只知道其中说到起兵原因是“见逼迫”，但是，是谁“见逼迫”，却又言之不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涉及此次起兵的战略意图和目标所在。如果见逼迫的人是指移书的三公，那么此次起兵只能算是士大夫集团的一种自救行动，从政治道义上看层次太低，不能说是“解国患难”。如果见逼迫的人是指皇帝，又要区分是指汉少帝，还是汉献帝。如指汉献帝，其前提是承认汉献帝即位的合法性，这样一来就跟董卓保持一致了，那起兵的意义也就大大削弱了。
所以，三公移书所说的“见逼迫”，只能是指汉少帝。由此可知，关东联军的战略目标是：打倒董卓，废黜汉献帝刘协，迎汉少帝刘辩复位。
然而，在关东诸侯联军组成之前，内部就出了问题：韩馥叛变了！
按照袁绍等人本来的策划，韩馥将作为袁绍控制冀州的代理人。但是，韩馥很有可能在赴任冀州之前就已被董卓笼络收买，或者也有可能是精于打小算盘的韩馥到了冀州后，畏惧董卓的强大，他所考虑的事情，早已不再是怎样和袁绍一起共举大事，而是怎样保住他在冀州的一亩三分地了。
当然，狡猾的韩馥的并没有公开和袁绍等人撕破脸，而是和董卓暗通款曲，秘密保持着联络。桥瑁以三公移书发难，韩馥也参加起兵。论官职，韩馥是冀州牧（韩馥是关东诸侯中唯一的州牧，这一点颇值得注意），袁绍只是渤海太守，韩馥的官职比袁绍高，而且是袁绍的顶头上司，理应成为关东诸侯联盟的盟主。但是韩馥采纳了治中刘子惠的建议，不扛旗、不当头，让袁绍去充当盟主，自己隔岸观火，事成，则韩馥不失为倡义元勋，万一事败，亦不致为首恶。
韩馥的具体措施有两条：一，不上前线。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而韩馥却屯驻在邺，远离前线。二，克扣军粮。韩馥不上前线，借口是筹办军粮。如果韩馥真的去办军粮，以冀州之盛，确实是一大助力。然而韩馥首鼠两端，吃里扒外，他常常克扣军粮，暗中促使联军瓦解离散，企图到时候反向董卓邀功。
兖州刺史刘岱曾说：“（董）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韩馥字）。”历来人们往往把刘岱这句话作为关东联军内部不团结、“嗣还自相戕”的证据，但却很少考虑被称为“孝悌仁恕”的刘岱为什么要如此痛恨韩馥，甚至认为韩馥比董卓还可恶。很显然，韩馥脚踩两只船的骑墙行为，是刘岱之类的正统士大夫所坚决鄙视和不能容忍的。
董卓可不是好惹的，他除了成功收买韩馥以外，还放出两个大招，军事政治两手抓，两手都很硬，分别击中了关东诸侯联军的两处死穴。军事方面，河内太守王匡离洛阳最近，他率兵进驻洛阳北面的河阳津，董卓派部分兵力从正面佯作反攻姿态，主力从小平津渡河，迂回到王匡军的后面，南北夹击，打败了王匡。政治方面，董卓让郎中令李儒持鸩酒毒死了已被废为弘农王的汉少帝刘辩。
不要小看汉少帝之死。汉少帝之死，对关东诸侯联军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原来规划的政治蓝图，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少帝已死，年幼无子，将来即使打败董卓，又将如何呢？辅佐汉献帝？这是袁绍等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另立新帝？这可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搞不好就会把自己陷入不义不臣的境地。就算下定决心另立新帝，话说这刘氏享国四百余年，宗室遍布天下，又该立谁呢？
随着董卓西迁长安，摆在袁绍面前的头等大事，已不再是入京还洛（此时没有皇帝，去了洛阳又能怎么样呢？），而是寻找一个新的天子。袁绍挑中的是人选是幽州牧刘虞。
但是，袁绍的做法遭到了关东诸侯联军中多数人的反对。有的人可能是反对另立新君，有的人可能是反对刘虞这个人。于是，刘岱、孔伷、桥瑁、张邈、张超等人抛开盟主袁绍，在酸枣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发表了一项声明：“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这一声明仍把已死的汉少帝称为“至尊”，对汉献帝则只字未提，可见仍然是不肯承认汉献帝的，那么，皇位谁来坐呢？这份声明讲了一大堆气壮山河的空话，却提不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至尊”已死，又不承认董卓的傀儡，也没有提出新皇帝的人选，所谓的“以致臣节”究竟是对谁而言的？这份逻辑混乱的暧昧声明，正是当时联军首脑们无所适从的内心写照。
于是，就出现了十余万联军部队在酸枣“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的场面。畏惧董卓是原因之一，势利相争是原因之一，原本的政治目标落空后茫然情绪的弥漫，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袁绍不顾多数人的反对，执意拥戴刘虞为帝。然而，刘虞本人坚决不干，此事遂无疾而终。眼看联军已不成气候，袁绍心里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深知在这个乱世中生存，必需有地盘和实力。袁绍选中的据以立足的地盘，是冀州。
之所以选中冀州，除了袁绍长期以来就有占据冀州的战略打算之外，韩馥两面三刀、暗通董卓的做法也导致袁绍必须为士大夫集团清理门户、除掉韩馥。于是，袁绍放弃了攻入关中与董卓争雄的念头，将猎杀的目标指向了韩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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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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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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