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映虹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ID：ohistory）
1990年的某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裔主持人宗毓华在特朗普位于纽约闹市区的写字楼采访他。当话题转到“你对生活有何不满足”时，宗毓华的画外音是
“特朗普不会有满足感，除非看到下一笔交易”。
此时，特朗普和宗毓华走到落地窗前，特朗普指着不远处一座美轮美奂的巨大楼房说自己已经把它买下了。宗问他：“你为什么要买它？”特朗普说：“一想到它在别人手里我就禁不住要发狂。”宗连连追问：“为什么？”特朗普说：“你想一想，我每天都要看见它。它在别人手里，这个感觉太糟糕。这难道不是太糟糕的感觉吗？你每天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窗外最漂亮的楼房是别人拥有的，我感到对不起自己。所以我要买它。”宗故意问：“我也整天看着它，我怎么没有这个感觉呢？”特朗普说：“我们的心态不同”。宗又说：那么假如外面是旧金山湾的跨海大桥，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特朗普说那当然不会。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三十出头的纽约地产商特朗普就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对象。自那时起他接受过难以计数的访谈。宗毓华的那次，是他最不满意的。他后来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另外一个女记者的访谈中把宗毓华说成是轻浮浅薄的小女孩，问的都是愚蠢的问题，那次采访简直是“disaster”(灾难)，他不明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什么花钱雇她。他说自己原来一直认为媒体是值得信任的，但后来改变了看法，举的事例就是宗毓华的那次采访。
把宗毓华那次采访和特朗普经历的很多采访相比，宗的挑战性非常明显，别人暗示的意思她却直白地点出来。例如她说公共舆论都认为特朗普没有对社会做足够的人道慈善回馈，特朗普说自己做了。宗要他举例，特朗普举了个建造老年福利公寓的事例，宗说那是很久以前了。接下来宗问他的人生观，怎样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和某一个人的交往特别让他高兴这样的经历等等。当时特朗普已经很不愉快了，他说有很多人不信任自己，可能也包括你。文章开头那一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从特朗普谈论自己购买那栋大楼的语气神态来看，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对宗毓华的一种炫耀和反讽。但这恰恰让宗毓华取得了采访的最佳效果，让观众看到特朗普的真情流露。特朗普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塞西尔·罗德斯，英国南非殖民地的开拓者和南非金矿的拥有者，十九世纪末世界级的富豪。他有一次夸张地说：每当看到夜晚头顶上闪烁的星星时，我不可能到那里去将它们征服的想法就会让我发狂。
像特朗普这一类地产商，又经营大量高尔夫球场再加赌场，和靠制造业和高科技创新致富的企业家相比，在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光谱中位于末端，公共舆论难免视为迹近投机冒险和法外经营，其负面形象几乎是被注定的。一些采访中他甚至被用质疑的口吻追问有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宗教信仰，有没有想过灵魂的归宿。媒体对这样富可敌国的成功人士不应该再从正面施予公共资源，而是多给批评性的关注，这是社会舆论环境健康的表现，至少在那个时候不是什么“左媒”的抹黑。特朗普本能地觉得媒体都来者不善，但又要依靠舆情的聚光灯扩大影响，打造公共形象。他和美国主流媒体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的爱恨交集，但其个性和观点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得到了传播。
宗毓华那次采访中有关购买楼房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特朗普人生观的一个有深度的角落，在当时就引起过关注。在其他采访中，通过一些一再重复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完整的人生观。本文就以这些采访为基本素材对特朗普的人格和行事方式做一个大致的勾画。
1、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斗争
在很多次采访中，特朗普都会面临“对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中什么最重要？”这样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都大同小异。1992年，美国公共广播电台（PBS）的著名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在一个非常正式的六十分钟人物采访中最后问了这个问题。当时特朗普正经历过一次事业和生活的逆境。特朗普说：“我想最重要的是我经受考验生存下来的那种方式，那种让我在激烈淘汰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方式。”他说很多人在那样的考验和环境下都败阵了，“很多厉害的、聪明的家伙都放弃了。他们就是放弃了。所以我想，我能生存下来，这本身就对我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当他被告上法庭、卷入纠纷、深陷丑闻甚至面临局部破产时，特朗普说，“别人都觉得我这次肯定不行了，但我就是挺了下来。”
尽管在他人眼里特朗普已经是生存斗争中令人羡慕的赢家，但他本人始终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斗争意识，
他在采访中说常常有一觉醒来经济崩溃世界末日来临的焦虑。通常商业世界中的“竞争”一词用在他身上并不确切。他的世界观可以说是生命不息斗争不已，斗争让他感到满足。与强大的竞争对手斗，与各地政府的规章制度和行政官僚斗，与各种对抗商业利益的社会团体斗，与形形色色妨碍他地产扩张的大小业主斗，与曾经的伙伴和下属、后来的背叛者斗，斗争的战场从谈判桌到赌场和法庭（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特朗普作为被告和原告一共卷入了4000多起诉讼案），而最重要的是与始终变幻莫测的市场斗。斗争成了他的常态和生存方式。虽然历经艰辛和艰险，但多数斗争中他最终都幸存了下来。这个过程不但令他感到其乐无穷，而且滋生和助长了那种“不信邪”的信念。
他眼里只有两种人：不是winner（赢家）就是loser（输家）。生意场上的胜负不但标志事业的成败，而且也被赋予了价值意义。“Loser” 成了他不但对于任何对手，甚至也包括与他完全无关只是被他看不起的人和事的蔑称和夸张用语，从商业到政治和私人生活。他胜选前有媒体就他在公开场合使用loser 指称他人做过粗略的统计，约有170多人次。这些人中有商业对手、政界大佬、媒体人士和文艺体育明星，还有他曾经的竞选顾问。无论是谁，只要他不喜欢或是不满意，开口就是loser，甚至是total loser（彻底的输家）。这些“loser”干的事都是“disaster”，或者是“total disaster”（彻底的灾难），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与自己竞争失败的一系列商业对手、阻挠自己项目的政府官员、自己曾经资助过后来对之失望的球队到今天奥巴马的医改计划。
2、
美国三十年前就是国际贸易的输家
“输家”和“赢家”也是他评价美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概念。1987年他在纽约一家报纸上刊登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批评美国政府扶植盟国的经济政策使得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家的普通人都成为富翁，这些国家“totally take advantage of America”(完全就在占美国的便宜)，而很多美国人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美国领导人使自己国家成为被它的盟国暗地嘲笑的对象。
1988年11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邀请特朗普作为节目嘉宾。当时正值美国经济滑坡和老布什当选总统。莱特曼问，照他看来美国经济会不会崩盘？
他说完全可能，美国经济充满危险的变数，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过得不错，他们过得不错完全是因为他们占美国的便宜。
美国成了这场贸易游戏中的loser。他说日本就是如此，日本人在美国倾销汽车和家用电器，但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设置种种障碍，所谓自由贸易完全是单方面的。中东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技术和投资，却高价向美国出口石油。他说美国每年因为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损失两千亿美元，这两千亿美元如果用在本国可以干很多事。
有关特朗普的一个错觉是认为他指出了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困境，以此赢得了大众支持。实际上他从80年代就这么说了：我们的政治家很多是傻瓜，是loser，他们让全世界都来讨美国的便宜，自由贸易是单方面的，美国的盟国一面充分利用我们的善意一面暗暗笑话我们的愚蠢和颟顸，就在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越过越好时美国普通老百姓却每况愈下，简直是terrible（极其糟糕），美国每年起码损失两千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知他是从那里得出来的，多年未变过）等等等等。
3、
从昔日回避苏联到今日的亲俄
看他在80年代的采访中谈到国际形势时，人们根本感觉不到那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对盟国的经济关系必须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评价，美国的亏和赚也不是光用美元能衡量的。实际上，明了冷战过程的人恐怕都会同意，离开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经济上的巨大付出，苏联集团的瓦解是绝不可能的，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更是如此。特朗普说：我不提美国的敌人，敌人是敌人，你和敌人很难谈判，我说的是我们的盟友，是他们在讨我们的便宜。“我不提美国的敌人，敌人是敌人”——就这一句话，他轻轻巧巧就把自己从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解脱出来，进入他自己创造的国际政治现实，使用他自己的政治术语。
在这个政治现实中只有贸易不平衡，在这样的政治术语中只有如何让盟国一起付账。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冷战时期，特朗普从来没有（至少在那些重要的媒体亮相中）在谈及有关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提到过苏联，就像他现在不把俄国视为西方世界的威胁一样。在他看来支配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就应该是真正的自由贸易，美国应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充分利用这个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成问题的不是苏联，而恰恰是美国的盟友。被最保守的里根总统视为邪恶帝国、与美国势不两立的苏联，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他一方面说和敌人很难谈判，但另一方面，1985年他在纽约刊登的一幅政治广告中又说他相信以自己在商界百战百胜的谈判技巧，他可以和苏联就裁减核武器达成协议。
人们尽可以把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视为吸引眼球的离谱言论，但回想起来，他今天的亲俄姿态，包括俄国情报部门在大选中助他的一臂之力，似乎其来有自，早有不祥的历史预兆。
4、
参选总统决不能输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三、四十年前，狼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特朗普就对美国人高喊“狼来了”。现在狼终于来了。这并不能说明特朗普是先知先觉，而不过是在他自己的世界观下对社会现实一以贯之的成见。前面说过，他不是靠制造业和高科技起家的，
作为一个地产投机商人，他的本行就意味着始终要面对巨大的风险和莫测的未来，他对美国社会四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特定的事业选择和人生道路带来的心理压力，
人们却误以为那完全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
特朗普最终走上从政之路，是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结果。他经常悲观地预言美国经济，批评当政者把美国变成loser。所以，很多采访者都问他将来是否会参加总统竞选。1988年莱特曼的采访中，他说美国经济很可能崩盘，莱特曼问那么你本人有没有可能在这场经济灾难中生存下来？他说相信自己有这个可能。莱特曼又问你将来会竞选总统吗？特朗普先是否定，后来在莱特曼的催问下做了很含蓄又很符合他个性的答复：“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看到美国变成赢家——你愿意看到美国变成赢家吗？”
同年在著名的奥芙拉脱口秀中，他回应主持人奥芙拉的提问。奥芙拉说你不久前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批评美国对外政策，那么照你看应该怎么做？特朗普说必须让盟国分担费用，美国已经负债累累，不能再承受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外贸赤字，同时让日本在美国倾销，让科威特普通人都生活得像国王。奥芙拉再问他将来是否会参与竞选，他说自己基本不想，但如果美国的状况确实糟到让他看不下去的地步，他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当奥芙拉再次追问这个可能性时，他说“我还不知道。但告诉你，要是我参选，我可不会作输的打算。我生活从来不是为了输。如果有那么一天，我想我一定会赢的。我不能担保其他的，但我可以担保让那些已经占了我们二十五年便宜的国家付我们大笔钞票。”他提到“二十五年”，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从六十年代初就走上了“邪路”，而当时正是美苏冷战因为古巴导弹危机而激化，美国亟需盟国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