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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东方历史沙龙第126期（2017年4月30日，三联书店）。嘉宾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彭刚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刘文明。
历史学的“碎片化”与“全球史”书写
刘文明：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本书的作者麦克尼尔。麦克尼尔是1917年出生的，去年7月份去世，到今年如果在世的话是100岁。他整个人生历程比较长，著述非常多。他的成名作是1963年的《西方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全球史”兴起的重要标志。麦克尼尔祖籍是加拿大，他在十岁的时候随父母迁到美国芝加哥，一直在那里上学，从中学到大学，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他在芝加哥待的时间非常长。他在二战期间还曾经服役，当过炮兵，人生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麦克尼尔在整个学术生涯当中有很多著作，也有很多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如《西方的兴起》（1963），《世界史》（1967），以及七十年代的《瘟疫与人》，一直到2003年出版的《人类之网》（北大出版社此次出版中文修订版书名改为《麦克尼尔全球史》）。麦克尼尔对于“全球史”这样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是公认的贡献非常大的人物，所以一般将他视为“全球史”领域的奠基人。
彭刚：说到当代史学的发展，的确是非常难描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者，要描述几千年来传统学科的发展，要描述古代、要描述中世纪、18世纪、19世纪都相对比较简单，可是到20世纪情形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听众，无论是对历史专业有多少了解，大家可能都会有所耳闻，或者有不同程度的了解，那就是现代历史学在19世纪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从前的历史学家，远的比如中国的司马迁，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现代之初的休谟、孟德斯鸠、吉本，他们这些人是政治家、法官、思想家，同时客串历史学家的角色。可是到19世纪后期之后，就像哲学家开始变得主要身份是大学哲学系教授，历史学家的主要身份也成了大学里的历史学教授。现代历史学开始专业化之后，加上别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越来越专门，对历史学家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换句话说，用今天人们经常听到的略带贬义的话说，历史学家不再像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整个人类历史都有所了解，而是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对某一个历史片断了解得越来越仔细。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担忧，历史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历史学知识也越来越碎片化。作为历史学知识的创造者，历史学家也变成了各个小的领域的专家，的确，事实在很大情形下正是这样。
前不久我在清华校内听到一位工科出身的教授说，现在学科分野越来越厉害，这件事挺麻烦的。他举例子说，你到医院，固然是头痛有管头的医生，脚痛有管脚的医生。如果你的手指头出了问题，你当然不能看口腔科医生。可现在情况是，处理不同的五个手指头的医生，最后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手指头很不一样。历史学科有时候也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学科内部，也变得隔行如隔山，人们之间可能互相不太了解。
我想，这样一种专业化、碎片化的情形，其实一百多年前就有了。也就是说，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就在感慨，历史学家不再能够给我们提供整体历史的图景，他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那个时候人们对这种情况不太担心。为什么不太担心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还普遍相信，人类归根结底有一个整体的、统一的历史。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先认定了人类的历史最后是可以从整体上了解的，只不过限于每个历史学家的精力，限于每个历史学家所关注范围的大小，他总是只能够在一个既定的领域内收集史料，提出自己的解释。用一个我觉得非常恰当的比喻，历史学家群体就好像在共同面对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每个历史学家只负责面前的一小块。但是我们大家都相信，你在这一小块做拼图，他在那一小块做拼图，有无数的历史学家做了无数次拼图，最后终归会拼出一个巨大的、完整的、有意义的图景来。
说到这儿我想起，这样一种信念特别像前些年北京办奥运会的时候，满大街都能够看到的那句标语所讲的，历史学家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他们干的还是同一桩事。可是最近几十年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历史学家仍然在做自己很专门的、很细部的研究，然而他们不再相信，或者很多人很难再认定：我干我的活，你干你的活，最后我们干的是同一桩活；我们做着非常有限的事情，但我们的结果最后可以拼合成一个整体的图景。所谓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讲的主要就是这件事，讲的就是整体的、统一的图景，那个宏大的叙事不存在了，所以碎片化就成其为问题了。但是无论怎样，历史学专业化的发展、多元化的发展还在进行当中。这种专业化、多元化，一方面是现代学术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反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正在从事写作和研究的历史学家和要完成博士论文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要不断朝着不同的方向来做。
但是与此相并行的，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趋势。在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细小的研究很盛行的同时，人们也分明看到了，一方面，公众有这样的需求：历史学家还是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图景，让我们对人类整体历史能够有所了解，有所把握；另一方面，专业的历史学家也有很多人从不同角度来做出这样的努力，而这样的努力也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可。麦克尼尔那一代人刚开始时所做的工作，恐怕当初受认可的程度，和 “全球史”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和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今天受到认可的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论，一方面就好像人天然是形而上学的动物，他要追寻整个世界、人生的意义一样，他也想对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有所了解，这是一种不可遏制的需要。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全球史”的发展，也的确提供了足以让我们在智力上对它高度尊重的成果。
什么是全球史？
彭刚：什么是“全球史”？其实在欧美world history和global history基本上是同义词。可是在中国我们有意识的把世界史和“全球史”分开，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世界史指的是中国之外的世界历史，相当于外国史。世界史在中国不是world history，而是histor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而“全球史”是以不同于从任何种族、任何民族国家、任何特定文明为中心，企图从整体上来了解人类历史，来对人类历史进程做出解释的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种努力是否意味着，原来有人了解中国历史，有人了解东欧历史，有人了解西欧历史，我们把它拼合起来，就成了“全球史”？当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拼合，怎么理解呢？我想起来，刚才主持人说清华大学是我的主场，这个主场理工科非常强大，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我经常受到理工科老师的熏陶，有时候也借用他们的一些表述方式。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理工科同事聊天，他有一番话对我启示非常大。他说，你考察问题的尺度不一样，你的整个参照系就不一样。他举例子，比如你要自驾车旅游，或者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你只需要考虑两点之间的距离，你把地球看作是平的就行了，可是如果你要设计国际航班的航线，比如说从北京飞到波士顿，就要考虑到地球是一个球形，这样来设计航班才最合理，飞机就要从北极圈飞过。所以你考虑问题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又比如说你考虑大尺度的天文问题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太阳看作只不过是一个质点。我想，所谓的“全球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拼合，考虑问题的尺度不一样之后，它关注的要素也不一样，所以它提供给我们了解人类历史的视角就非常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讨论的这本书叫作《麦克尼尔全球史》，其实麦克尼尔后面还应该加一个s，是父子俩，老麦克尼尔和小麦克尼尔，学一代和学二代，学一代非常杰出，学二代也非常厉害。我希望我们以后也有这样的学二代。老麦克尼尔固然很了不起，而小麦克尼尔是一个环境史家，他还有几本专著，国内已经有了译本，有的正在翻译当中。比如其中一本的副标题是“二十世纪环境史”，大标题是“阳光之下有新事”，什么叫“阳光之下有新事”？《旧约·传道书》里有一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什么意思呢？比如，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会说，如果你从战国时期穿越到乾隆时代，大概是比较容易适应的。相比起来，今天在监狱里与世隔绝二十年放出来，微信什么的你都不懂，手机也不会玩，适应的困难更大。欧洲史学家也经常会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他从古希腊古罗马穿越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没有什么大问题；当然也有变化，可是这个变化不足以让他完全无法适应。可是相反现代社会变化非常之大。什么叫“阳光之下有新事”？20世纪人类在深刻地改变地表的同时，改变了大气层，改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本身，小麦克尼尔在考察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呢？麦克尼尔父子要用一本中文本大概不到500页的书，来讲述整个人类的历史，他们的关注点与以往的历史学家非常不一样。比如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就成为他们关注的非常重要的角度。又比如老麦克尼尔不满意于之前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除了由于以往的人们过分从专业、狭隘的视野上了解局部的历史，他企图像汤因比一样来对整个人类历史做一番关照之外，还在于他有自己的一些视角。在他看来，不同文明、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交往、接触、交流、碰撞，这是使得整个人类文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动态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样一个层面，就成为他考察问题的最为核心的角度。
我想到今天为止，“全球史”发展有非常不同的模式，各种模式都有长足的进展，之所以有不同的模式，就在于不同的模式在整体考察人类历史的时候，它们的参照系，它们所选取的因素，它们用来作为解释的最主要的一些要素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样一些要素，是从前那些更专门的、更细致的历史研究没法替代的。就好像望远镜永远不能替代显微镜，来帮助你看到微观世界一样，可是一直用显微镜来观察微观世界的话，你也不可能看到望远镜所能够看到的更广大的世界。所以我想这几十年来，“全球史”之所以开始在很多原来对它抱有疑虑的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家那里得到认可，开始赢得智力上的尊严，就在于它的确有了一些创造性的发展，有了一些重要的价值。
“全球史”如何兴起？
刘文明：刚才彭老师谈到20世纪以来历史学出现的新问题，我想补充谈一下“全球史”是如何兴起的。实际上在西方，在欧洲，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世界史”这样的作品，在英语中是world history或universal history，在17、18世纪主要是通俗读物，在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之后，这种东西也存在，当然它基本上都是大众化的读物，不是学术上的东西。所以世界史在西方虽然作品一直存在，但是一直作为一种大众化的通俗读物而存在。而专业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是比较细的，以民族国家史为主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才开始比较宏观地考察历史。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西方学术界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同时还有好几个人，开始思考如何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相互关系、相互关联互动的整体性的历史进程加以研究和书写。
这种新的“世界史”，后来又被称为“全球史”。所以宏观的历史书写早就有，但是作为一种职业化的历史书写的“全球史”，应该说是从麦克尼尔时代才真正开始，也就是说，在美国和欧洲，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的，此前世界史写作虽然存在，但是是通俗读物，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不存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培养博士和硕士项目之后，欧美才开始有了世界史这门学科，所以他们说的world history，也就等同于我们讲的global history （全球史）的概念。麦克尼尔对此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过去西方在教学领域，大学里的历史通选课一般是“西方文明史”，从麦克尼尔等人开始才尝试用“世界史”取代“西方文明史”，作为一种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但是“全球史”也就是“新世界史”，作为一种史学思潮发展到欧洲、发展到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这么广大的世界范围之后，出现了一些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要说“全球史”，什么是“全球史”一下子很难讲清楚，因为很多人开始做“全球史”的时候，他们每个人从自己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全球史”的理解和对“全球史”的写作都有不同的风格。“全球史”一开始出现，从它一产生并不意味着只有麦克尼尔这唯一一种模式，实际上与他同时代的也有另外几位很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路子跟麦克尼尔路子是不一样的。比如与他同学校的学者马歇尔·霍奇森，是研究伊斯兰文明的，他也是“全球史”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还有一位叫菲利普·D·柯丁，他写了一本书叫《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与他同时代的还有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
所以麦克尼尔是一个代表，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这种努力，这些人在研究的时候相互是不联系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团体，所以每个人的路子是有区别和差异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到七八十年代，开始慢慢形成了一个小群体，到八十年代以后，就发展非常快了，出现了各种各样风格的“全球史”。当然麦克尼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全球史”主流的东西，他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的这种思想从他最早的、1948年出版的一本教材《西方文明史纲》开始萌芽，正式提出是在1963年《西方的兴起》中。一直到后来的《世界史》《麦克尼尔全球史》，一直贯穿着这个思路，人类历史是一个不同群体、不同文明不断互动的历史进程，这是他的主要贡献，这种观点在“全球史”研究中也是主流的观点。但是“全球史”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去进行思考。类似的如彭慕兰的《大分流》，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都是“全球史”很重要的著作。他们的研究路径跟麦克尼尔也不一样。
所以“全球史”在众多历史学家推动之下，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多元化了，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微观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微观的“全球史”，比如说写棉花、写土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还有比如大卫·阿米蒂奇研究《独立宣言》的全球史，我们可以把“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很细微的个案研究，这样就出现了微观视角的“全球史”，这种研究现在越来越多。可以说“全球史”的发展到现在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状态，也变成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证研究。当然，即便是研究小的问题，从宏大的视野和互动角度看问题，这个没变。麦克尼尔所开创的反欧洲中心论，从互动、整体的观点看问题，这些都没有变。
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
彭刚：“全球史”是历史学新发展中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个人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离不开它的价值关怀，它要关心人们特别是普通人在过往的命运，它要通过观察人类在过往的命运，观察人类在过往的生活、观念、交往方式的多样性，使得我们的心态更加多元，更加开放，也使得我们对人类将来的命运抱持一种更加善意的心态。我觉得“全球史”非常值得赞许的一点就是，在价值观方面，它关注的是人类作为共同体所面对的共同的命运。其实大家如果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父子俩关注的是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命运，而他们的心态和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而对于考察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命运，“全球史”在兴起之初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超出了民族国家的单位来考虑问题。我们都知道，现代世界最基本的政治单位就是民族国家，而过往历史学与这样一种格局相对应，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是民族国家扮演主角的政治史。这样的史学当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和挑战，因为人类过往的经历不光是政治经历，还包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主要的一点是，影响特定人群、塑造了人类生活面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看不到的，有时它会成为你的盲点。比如说现代人类走出非洲，遍及从极地到非常炎热的热带地区，他们之间从来不缺乏相互的交流，人群之间的迁移、冲突、合作一直在发生；又比如说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影响非常之大，而气候变化显然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问题。又比如说物种之间的交流，思想观念的传播，疾病病毒的流传等等，历史学家开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人类历史面貌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如果你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对这样一些问题你可能是视而不见的。
老麦克尼尔在他的宏观著述之外，有一本相对讨论比较专门问题的著作《瘟疫与人》，这里面讨论的很多问题，是接受传统训练的职业历史学家通常所不会注意的。为什么欧洲人到了美洲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印第安人赶走，变成主流人群，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们带来的病毒。这在今天是常识了，可是几十年前并不是常识。比如《瘟疫与人》中专门谈到，西班牙殖民者不过六七百人，去打几百万的印第安土著，一开始一败涂地，结果后来他们带来的病毒，一夜之间使得墨西哥城陷入了可怕的瘟疫之中。印第安人的战斗力仿佛一夜之间损失了一大半，可是西班牙人却不受任何影响。因为病毒在适应它并产生了抗体的人群中，与在对病毒完全陌生的人群中，造成的结果大不一样。这样的一些因素是传统历史学从来没有考虑到的。比如刘文明教授刚才也提到的哥伦布交换，什么叫哥伦布交换？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人口在迁移，思想观念在传播，动、植物物种，病毒、瘟疫等等都在进行交换，这些交换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比如现今我国南方有些地区的人非常能吃辣，但是在这之前中国是没有辣椒的；又比如说玉米、番薯、土豆这样一些原产于美洲的物种来到中国后，原来同样的单位面积能够产出的食物产量大大增加，而且原来被认为不适合种植小麦和水稻的坡地、半干旱地区也开始被重视，摩梭人才被赶到了泸沽湖边。我记得尼采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整个世界发生变化，不是嘭的一声巨响，而是静悄悄的嘘的一声。我们以往习惯于关注战争、革命、政变等等这样一些仿佛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戏剧性的场面，而真正影响人类生活面貌的某些东西，往往是在波澜不惊的状态下静静地发生的。就好像今天某些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不声不响中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全球史”的出现，不是说一批人厌倦了我们只知道越来越小的历史，所以赶紧来做综合，来提一些大的问题，不再只给你描述某一个时代，人们在某一小块地方、某一个领域是怎么生活的，我来告诉你一个更大范围内人类生活总的面貌。不光是这样，还有新的视角，它使我们关注到影响人类生活的很多新的因素。“全球史”的发展，一方面它开拓了新的领域，发展出新的方法，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待过往传统历史的眼光产生了变化。我想到了我的清华同事、也是前辈师友的李伯重教授的一本新作《火枪与账簿》。这本书一方面非常好看，另一方面代表了最高的研究水平。比如他考察的时期是明清易代，说起明清易代，我们非常熟悉，会马上想起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吴三桂、陈圆圆、李自成、韦小宝，（笑）我们想到的是这样一些人。可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问题呢？是说中国当时似乎是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可是如果放开眼光来看，除了中国，在亚洲其他地方，包括南亚、东南亚，在欧洲的各个地方，在俄罗斯，在美洲，也都出现了普遍性的危机。为什么出现普遍性的危机？因为当时是北半球的第五次小冰河期，整个气候发生变化，平均气温降低了。平均气温降低就意味着，人们在原来的土地上无法生产出满足原来人口规模的食物，这时候，不管是什么人、采取什么举措，都注定了要在既定的这个大格局中来应对这种变化。又比如明清易代之际，发生了很多战事，如果你从“全球史”角度，从新的兵器的发展和使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来看，对于具体战事的了解又会有不同之处。所以说，“新世界史”、“全球史”这几十年的发展提供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使得我们开始觉得，真的有可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也使我们在观察过往，在关注无论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具体而细微的问题的时候，眼光会发生变化。而历史学的生命就在这儿，即便面对的是同样的事件、同样的材料，我们的眼光不一样，我们投射在它上面所看到的东西也都会不一样。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学，就像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刘文明：刚才彭老师讲了这些，我也想到在“全球史”兴起之后，对于传统史学的很多老问题的研究出现新视角的例子。比如说“全球史”兴起之后一些学者提出来，为什么在人类社会发展当中，美洲和非洲发展慢一些，欧亚大陆发展得快一些？一些“全球史”学者认为，当人口迁徙是横向的、同纬度迁徙的时候，由于环境相似，生产、生活方式很多也是相似的。这个地方人吃的东西与其同纬度的地方也可以种，容易传播技术；但如果是垂直迁徙的话，由于不同纬度的气候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种植的作物，在那个地方是不能种的，食物栽培就出现了问题。而恰恰在历史上，非洲和美洲的人口迁徙是盲目的迁徙，这种迁徙阻碍了技术进步，不像欧亚大陆多是东西向的流动，有利于不同人口相互学习、技术提高和社会进步。这些设想我们过去是不太注意的。同样的，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曾经提到，为什么中华文明最早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不断往南迁徙，开发江南，为什么开发江南这么慢？这跟我刚才讲的南北迁徙是一个道理，北方人往南到气候炎热的地方，环境不一样，病菌不一样，是很大的障碍。所以他认为中国江南开发缓慢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纬度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要论证他说的对不对，需要用大量证据说明，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
又比如欧洲殖民，到美洲很容易殖民，占领大量的土地。实际上他们首先到达的地方是非洲，非洲那个时候也是属于部落社会的状况，完全可以殖民，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欧洲人一到非洲就被打败了，疾病、病菌、气候很不一样，欧洲人适应不了，这就是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到在美洲发现金鸡纳树，最后到东南亚种植，作为用来防治疟疾的药品，欧洲人才敢去非洲。
彭刚：在我个人对“全球史”的有限阅读中，我得到的一个启示是，跨学科的知识结构，超出单一学科之外的知识素养，对任何学科，包括历史学来说都太重要了。前一阵非常火的《人类简史》这本书，那位作者就特别善于把很多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多学科的知识，组合到一个你读起来很愉快、很容易接受的文本当中，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本领。刚才提到，“全球史”有很多种模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模式，是从生物学、地理学这样一些角度，来对人类整体的命运提出解释，来解释大的历史脉络，这中间当然有不少是历史学家所做的努力，也还有一些主要身份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所做的贡献。比如在中国也有很多读者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他本来的身份是一名演化生物学家。你现在打开世界地图，会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大区域中，欧亚大陆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如今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占有着特别重要的特殊地位，今天的美洲和澳洲可以被看作是欧洲文明的延伸。为什么如此？从前的解释很多流于人种和文化的优越论，比如认为有的人种就更适合于长跑，更适合跳桑巴舞，而不适合从事创造性劳动。又比如，认为某些文明就更有进取心而更有创造力。而戴蒙德的解释非常简单，他讲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它有什么前提？要有可供驯化的物种。直到现在为止给人类提供了绝大部分热量的植物物种是什么？就是小麦和水稻。直到现在为止给人类提供肉食和乳品的是什么？牛、羊、猪。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大作用的，既能够给人提供肉食，又能够变成劳动力，又能够成为作战和运输武器的是什么？也就是牛和马。而这样一些物种在各大陆最初的分布是极其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每块大陆天然的在物种禀赋方面的差别是巨大的，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将来对人类文明整体的贡献。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看法，就是说，一方面全球的眼光，超越欧洲中心的眼光，超越民族国家的眼光，它不光使我们获得一个望远镜，它还使我们提出问题、观察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了。另一方面，复合的知识结构，自觉的跨学科的知识素养，也是现代知识创造在各个门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刘文明：“全球史”作为史学的一种思潮和流派，也为历史研究新增加了很多研究领域。大家都知道“全球史”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事实上全球化的很多问题也就成了全球史研究的对象，尤其是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历史学界是不太注意的。比如，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现在这种组织数量非常多。但是我们历史学界在过去对此几乎是很少涉及的，这种跨越国家边界的，不是政府行为的社会组织，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怎么样影响到国际政治，影响到人们生活？这些都是历史研究很大的空间。大家知道在历史学之中，跟“全球史”还有一个并列的概念是跨国史，实际上跨国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全球史”的一个流派或分支。以入江昭为代表的跨国史研究，比较注重强调研究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整个全球化背景之下，国际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实际上这种历史研究的领域我们过去是没有太注意到的，所以“全球史”的发展，实际上给历史学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还有刚才彭刚老师提到的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的作者，他很大的一个贡献是继承了麦克尼尔文明之间互动的观点，提出了跨文化互动的概念。从跨文化互动研究世界历史这个角度，我们过去也是不太注重的。不管我们过去做的文化交流史还是国际关系史，传统方法都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做法，现在从全球史、跨文化角度来讲，不管是什么交往，你要关注的是互动双方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影响，因为不同文化的人，对同样一个东西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包括商品流动，包括人员流动、技术传播、观念传播等等。实际上这是跨文化当中的本土化，这些东西在历史学研究当中要慢慢考虑进去，是对过去研究的一种补充。
我自己做过一个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个案。西非的尼日利亚，现在是木薯生产大国，在1918年之前不是这样的，尼日利亚人的食物原本主要是山药，后来改成种木薯。实际上山药的营养和口感都比木薯要好，为什么改种木薯？就是因为种山药花费的劳动力更多，而种木薯简单一些，不用怎么栽培管理。由于当地很多年轻劳动力死亡，缺乏劳动力所以才改种木薯，当地劳动力为什么大量死亡？就是因为当时尼日利亚是英国殖民地，英国的海军到达港口以后，把流感病毒带了过来。事实上英国人带来的流感也不是发源于英国本土。这个流感最早发生在美国，美国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派军队到法国跟英国军队并肩作战，把病毒带到了欧洲，传染给了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英国军队又将其带到了西非的尼日利亚，结果导致当地大量青壮年死亡。所以当地人不得不改种木薯，一直到现在尼日利亚都是木薯生产的大国。其根源是美国发生的流感导致世界性的流行。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过去没有想过的事，这是很有意思的。这类案例很多。
比如1793年在美国费城发生了一次黄热病大流行，其原因是西班牙人从波多黎各殖民地跑到美国，把传染病带到了那里，而为什么他们会跑到美国？是因为在法国革命影响之下，殖民地造反，造反之后西班牙贵族逃跑，跑到美国去，把那个地方的疾病带到美国，造成美国费城黄热病大流行，死了很多人，这是从疾病角度来看。从关联性角度理解，一个事件是另外一个事件发生而导致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讲，德国的革命跟拿破仑时代的禁运有关系，由于对热带作物咖啡的禁运，没有咖啡喝了，导致一系列的反应，他把这种事件叫作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这个事件是微观的，但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这也是做“全球史”微观研究很有意思的地方。
启示：“移情”与“想象力”
刘文明：下面回到这本书，因为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主题是“全球史”的书写，这本书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怎么去写“全球史”。历史书写在过去有一个传统叫作移情，你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进入当时的状况下理解当时的世界，用这种方法才能写得好，你不能用现在的观点、价值观和经历去讲那个时候的事，所以移情在传统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但是“全球史”兴起之后，这种方法不太管用了，因为他写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的人和事件，它是从宏观视野讲有关联性的很多东西，从这个角度的移情怎么移，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有一种跨文化的障碍。尤其我们做外国史，你说我做非洲，我要理解非洲人，做美洲要理解美洲人，这是有一定文化障碍在里面的。“全球史”更是如此。麦克尼尔讲的是网络发展的历史，这是需要想象力的。所以“全球史”书写的想象力不同于我们过去移情的想象力，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文学的色彩，是一种诗性的东西。那么“全球史”更多的需要一种关联性、逻辑性的想象，世界怎么从小范围的网络，发展成为大范围的、更加紧密的网络，这是需要想象的。麦克尼尔在这本书中对他过去《西方的兴起》的突破是什么呢？过去是以文明为单位，讲不同文明之间是相互互动的，而现在这本书里几乎放弃了以文明为单位，而是以关系为单位，研究的是关系，是网络关系。所以他这种研究方法也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影响。这是这本书从方法论意义上对历史写作的启示。
彭刚：“全球史”不仅是考察的范围、规模、时段前所未有的扩大，还意味着提出问题、考察问题的范畴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刘文明教授刚刚用了想象力这个词，我非常赞同。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想象力在中国历史学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禁忌，是不能说这个词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有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参加的会议，有一位我非常崇敬的历史学家提到，余英时先生某一本著作，好就好在充分展示了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想象力。后来有一位也很知名的历史学家暗中回应了这句话，说我只知道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是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也就是说，在后者看来，讲想象力只是乱了历史学的家法，真正严谨的历史学者，应该对想象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其实我想，这就看你对想象力怎么理解了，如果你是无中生有的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你把想象力理解为：我是不是可以从别的视角提出问题，我是不是可以转换我的眼光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在史料构成的证据链不够的时候，对整个事情的可能性做出推断，如果你对想象力做这样的理解的话，恐怕和任何一个学科一样，历史学最出色的研究者也必须展现出第一流的想象力。而我们传统的历史学训练恰恰过多地压抑了这个层面。
另外文明老师提到，传统历史学重视的是移情，对于“全球史”来说移情不重要了，这个我也赞成。为什么传统历史学重视的是移情，因为传统历史学主要的内容是政治史，而且这个政治史，主要是重要人物做出取舍和选择的历史，因此你关注的是项羽为什么不把刘邦干掉，荆轲最后为什么没有刺成秦王，你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事。你关注的是这些事，你当然要设身处地地设想。无论是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还是从西汉的司马迁开始，一直到现在，历史学家都强调设身处地地替历史当事人做出选择，来代替他设想。可是历史学本身特别是现代历史学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可以有经济史、社会史、家庭史、心理史等等，他关注的可以是事件，可以是结构，他研究的方法可以是高度社会科学化的，甚至是采取自然科学的很多方法，它也可以仍然保留传统的政治史那样一些视角。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觉得史无定法。或者说历史学有太多的方法，凡是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能够采用的方法，历史学都不妨敞开自己的怀抱尽情的来学习，而不必因此担心它从此变得不是历史学了，它不会变得不是历史学了，它只会使其他别的学科更多地受到历史学的熏染，而变得多少开始具有历史学那样厚重的历史维度和时间维度。（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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