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是日本目前的课题
福泽曾经在《文明论概略》序言里说：“当今欧洲文明，可谓已发回人民之智，而得以到达文明顶端之位。故而世界诸国，不论其状态是野蛮还是半开发，若欲谋求国家文明之进步，皆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拟订议论之出发点，并以此为基准，衡量事物之利害得失。”福泽认为，以欧洲既有文明为目标，来实现本国的文明化，应为新生日本的国家课题，并且须在这个课题的基础上，权衡相关议论的本来轻重。福泽站在这样的立场，通过非文明社会、野蛮社会的对比，论述文明社会的样态以及文明社会与政体之关系，同时他还探讨了将社会导上文明之路的历史性动因，讨论了因传统的道德支配社会解体而导致的文明的智力至上社会的成立。他批判了权力失衡的日本文明，对日本无国民之现状提出责难。然后，他还以“论我国之独立”作为《文明论概略》最后一章的标题，强调日本当今责无旁贷的客体就是“独立”。日本受到欧美先进文明国的外来压力而开国，走上了新生文明国家之路，考虑了日本所面临的国际条件后，福泽这么说：
日本该从何着手呢？说穿了，就是订定目标，勇往直前，迈向文明。文明之目的为何？就是明内外之别，维护国家之独立。维持独立之法，不可求于文明之外。
以国家的独立为目的，以吾国当前之文明，作为达成此目的之手段。“当前”二字，有特殊之义，学者切勿等闲视之。
福泽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就是独立，而文明是通往独立的手段。福泽在此前素以西洋文明为目的，难道他在此改变了过去的信念？在上述引文中，福泽流露出了一种用字遣词的审慎，我们亦当审慎待之。“吾国当前之文明……”福泽指出，不可以忽视“当前”两字的限定意义。推动文明，是日本在本质上的课题，当它变成目的时，本质依然是不变的。福泽在此想向读者提出的，是出于欧美先进文明住过环伺之下，身为后进国的日本应如何文明化的问题，是面对严苛的现实所提出的“后进国文明化论”，并且塑造为“论我国之独立”的形态予以揭示。他以此作为《文明论概略》的终章。
（二）日本当前的文明化
日本当前是怎样的状况呢？日本在维新之后，脱离封建体制，并企图以近代国家的身份，跻身西洋先进诸国之列。欲跻身其中，则须以西洋先进文明国家为典范，是欧美各国通过各自的富国强兵及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之建构，以展现国力的形式所实现的近代文明。它们通商贸易的规模已扩展到全世界，它们所经营的殖民地也日益扩大，这对于增强欧美先进各国的国家实力，是必要的基础、加分的条件，并且是最能够对外证明自己国家实力（军事实力）的方式。文明正是以“力量”的形态展现在后进国家眼前的。对于日本而言，眼见欧美先进各国以“国力”的方式展示着文明的同时，也正是通过“维新”这个媒介，向世界宣告着日本将迈向近代国家的信念。福泽在《文明论概略》最后一章写道：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的文明。文明既有先后之别，则先一步文明者将压制后一步文明者，后一步文明者将被先一步文明者所压制。此为顺理成章之事。过去我国闭关自守，人民对西洋各国的存在漠然无所知，如今既然知其存在，进一步领略其文明，则将通过彼我之比较，知其先后之别，便将明白各国文明无法与其匹敌，了然文明之后进者为先进者所制之理。至此时，则人民所念兹在兹者，无非是如何求得国家之独立。
日本见识到西方力量的同时，也进行着维新变革，并理解了文明之先进、后进之别。然而，文明里所谓的“先进国”与“后进国”，是如何区别的呢？后进国只要以先进文明国为典范，只要不断地向前追赶，就能大功告成？福泽认为，文明中的先后之别，就是先者压制后者。所谓后进国的文明化、近代化就是置身于先进国的规制之下。后进国的文明化，在以西方文明为典范一事上，意味着是被强加的；西方文明首先被当做西洋先进文明国的国家体制，更作为各国通行的体制而获得实现。况且，对后进国来说，与武力相伴的先进国的出现，使得自己的存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殖民地印度的事例，就为后进文明国敲响了警钟。因此福泽在意识到前述文明论式的世界现状后，将“当前的日本”定义为“当前作为后进文明化国家的日本”。对于正以后进国之姿、努力朝向文明化的目标迈进的日本而言，“独立”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福泽指出，就“我国文明的程度而言，此刻处于应专注于独立的阶段”。
（三）休憩中的人民
日本完成维新的改革后，逐渐迈向新兴国家之列，但是当时的日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其实并不容许掉以轻心。福泽却说：“当前的日本人民如同卸下承自祖先而来的重担，也不打算担起其他负荷，仿佛一个在休息的人。”维新的改革，的确解除了人民身上的枷锁，让人们的生活回归常轨。他说：
概言之，如今不论上下贵贱，皆喜形于色，除贫穷外，并无困窘身心之事。战死损己、讨敌亦空，出师有危、切腹则痛。故而人们不论为学或出仕，皆以钱财为时尚，有钱则可以坐享其成，钱之所向，天下无敌，仿佛品性亦能以金钱衡定。比较过往之困乏，而今岂不是更为轻松悠闲了？故言，今人民已卸下重担，进入休息的状态。
福泽以相当戏剧化的笔调，描述了日本由一个重视君臣上下义理的社会，转变为唯金钱是瞻的社会之过程。他也形容日本人民现在的样子，就好像卸下长久以来的重担后，送了一口气，呈现休息的状态。他认为人民在此时休息，并非不合理，但是“吾国当今之状，绝非太平无事，且相较以往，处境更为困难”。有识之士也应当留意到了，他们明白此刻非人民喘息之时，于是“力图引导人心以追求有为。学者遂设立学校，教育人民；译者遂移译西文书，刊布于世；政府与人民皆致力于文学技艺之学习”。然而福泽认为，即使有这些努力，却“仍不见人民的品行上有显著的提高”。他究竟期待人民的品行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寄情于学艺者，所务之业并非不繁忙，而问其是否秉持一片丹心，怀抱即使抛却个人性命也要从事学艺之重大觉悟，则仿佛忘其所以一般，总未有任何挂怀。不得不承认，众人皆自足于安乐世界。
字里行间，福泽的期待显而易见，他谈论的是人民由休憩状态中觉醒时，应如何进行自我变革。他冀望人民可以成为有能力担负公共事务的国民。后进国日本实现文明化迫切所需的课题是一国之独立，为此，福泽将赌注放在人民的独立上，亦即国民的形成之上。一旦人民的独立成为文明的重要关键，那么一国是否能够独立，就有赖该国的文明化程度了。因此福泽在最后一章指出：“所谓国家独立，所谓国家之文明，指的是该国人民团结一致，自行保护国家、自行保全国家的权利与尊严”。或者就像前面所叙述的：“维持独立之法，不可求于文明之外。”
（四）关于国体论·臣民统一论的批判
当人民身为一个全新公共事务的当事人，却丝毫不自觉，仅在乎、计较于利己之事务时，那些因此感受到国家危机者，便开始提出各种救国的理论。首先出面的是皇学者流，他们提出国体论，主张收敛人心，以皇室为重。福泽描述道：
（皇学者）视今人之所业为浮薄，咎其罪于忘古。更兴大义名分之论，以复其古、修其教，往远古之神代求国体论之证据，企望以此论维系人心。皇学者，此道矣。
在福泽的文明论中，言及日本文明的未来时，他最担忧的就是国体论述。他认为在展开文明论时，国体论的解构不可避免。因此他在《文明论概略》的末章，再次提及国体论。福泽指出，日本的第一要务就是让日本人民成为能够确实肩负起日本独立之重担的国民。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便具备了国民国家的资格。然而国体论的学说要点在于强调人民忠于天皇，由统合臣民以建构国家。福泽的文明论始终以批判的立场，看待皇学者一派所抱持的国体论意识形态，这完全正确。这也是我们重读福泽文明论的理由。然而福泽站在“对文明方便”的功利主义立场，既非绝对的共和主义者，也非天皇主义者。因此他并不反对明治新证揭橥王政复古之维新，以天皇重返统治核心为前提建构新的国家。问题是，天皇制国家的国民，实际上是由独立的人民所构成的，还是由忠贞的臣民以情感结合所构成的？福泽认为：“立君之国，奉尊君主，行政权归属于君主，乃理所当然之事，亦政治上紧要之事。”他认为没有理由反对“君主”这一国家政体，但对皇学者一派的主张提出以下反驳：
皇学者流更变本加厉。尊奉君主，却不将信奉之缘由求诸于政治上之得失，反将之归诸人民怀古之至情。此误极至甚，则君主将坐拥虚位而不厌，徒生忘实悦虚之弊。
福泽批评国体论者避谈天皇制政治之得失，反而急于以天皇唤起人民的怀古之情，正触发了复古的国家主义。所谓“君主将坐拥虚位而不厌”，指的就是皇学者一派的祭政一致之国体论，把君主置于国家的祭祀、道义的中心之意吧！这并不意味着福泽在此时已经预见了如下的事实：此一天皇中心的国家主义衍生出国家神道之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天皇制国家主义，很快地席卷了昭和时期的日本。不过，我们必须细致地观察，在日本构筑近代国家之际，福泽认为以文明为目标的日本，应抱持哪些危机意识。日本在形成“天皇—臣民”式的国家之后，又通过井上哲次郎等人对《教育敕语》的补充、解释，主张“家族国家观”，进一步得到强化与扩展。然而，福泽认定井上等人所描摹的“天皇—臣民”之情谊关系不可能作为建立国家的基础。他由当时一般民众与皇室之间的疏离，做了如下判断：
我国之人民，数百年间不知有天子存在，仅止于口传。虽维新之际一举令政治体裁回归百年前之古式，然王室与人民之间并非交情频密，仅限于政治上的关联。以交情疏密而论，人民既受镰仓以来封建主义之牧养，对封建旧君之情谊自然比王室来得紧密。虽说普天之下，仅存一君之大义，此说成立，但就实际而言，也有难行之处。当今之势，虽说人民忘旧，且逐渐失却思慕封建君主之情，在此往文明迈进之世，企盼塑造人民爱慕王室之心，如同赤子般，亦属至难之事。对于现今之人心与文明之样态而言，皆属不易，可谓几乎难成。
与其通过福泽的这段话去解读他的疑惑，不如重新思考近代日本如何通过国家主义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彻底实行，强有力地确立了天皇制国家。在此天皇制国家中，日本人民被熏染为天皇之赤子，心怀亦忠诚。
（五）独立是日本目前的课题
福泽认为皇学者所主张的统一人心、建立独立的日本国家之国体论不适用也不可能。接着，他进一步聚焦于基督教，讨论以宗教，如基督教，统一人心，以及宗教作为国民统一基础之可能性。他说：
基督教之论，立基于人之灵魂的安顿，主张实施耶稣之教，以正人心之非，予人安身立命之位，令众庶归趋于一，并订定人类所当为之大目的。此说绝非出于轻率。为了探询此说之本，学者认为可观诸今之人民，百人有百种目标，政治之见解亦无定说；宗教方面，信神仿佛各有所好，而未有宗教信仰者，甚而不知人类灵魂之所，遑论安顿其他。不知天道，则不知父子之伦，亦不知夫妇之伦。忧世忧民者，以现今之状为地狱，欲投身以救之。另一面思以宗教维系人心，众庶之心将可得休憩之所，并扩而大之，普及于政治，则将可能成为一国独立之基础。
福泽认为若能以宗教——如基督教——来教化人心、适正人伦、确立社会道德的话，在议论本身并无不妥，对于世界的文明化也将贡献良多。然而，若基督教的影响及于政治层面，并以此为一国独立、国民统一之基础的话，则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产生，有待进一步检讨。
基督教的传入，是文明后进国用西洋的基准为本国文明定位时，不可避免的问题。然而包含在基督教在内的西洋“普遍”文明为亚洲各国所接纳时，仿佛亚洲诸国被迫接收先进国的强势赠礼一般。沃勒斯坦就指出，先进文明国以“普遍性”的文明赠予后进国，就是一种双重束缚、让人左右为难的赠品。换言之，对于温顺的接受者而言，这是一份令人屈辱的赠礼，而对于鼓起勇气拒绝此赠礼的人而言，则必须自行负担失败的不利后果。而且当军事上亦是强国的欧美各国带来这样的“普遍性”文明之际，后进国接受该文明的另一面，则关乎国家的存亡。幕末时期，日本受欧美强大的军事力量胁迫而开国，其实就是因为处在这样危险的国际关系内所使然。福泽是一位敏锐地嗅出其危险的文明论者。
福泽提问说，如果将日本现正面临的“困难事”当作一种应该忧心的“病症”，应该如何称呼日本的这个“病症”呢？他自己回答道：“余辈将此名为国际交流。”他希望能引导大家意识到，成就日本一国之独立，才是日本文明化的一大前提，因此文明化正是“当前”最重要的客体。我们也能从他的论述中，看到福泽身为“一国文明论者”的本领。所谓的“一国文明论”，是指将一国的独立视为优先课题的后进国文明化论。在这一段论述里，福泽身为“一国文明论者”，则通过普遍主义的宗教——基督教——是否能被接纳的问题，引导读者思索后进国在文明化的过程中时时面临着存亡危机之国际处境。问题是，具备“普遍性”文明价值之西洋先进文明国，作为近代的主权国家，领土有限，都积极主张本国的支配范围与支配权益。当它们欲行使国家主权时，往往必须通过对外战争来彰显。福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