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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最大的新闻事件就是陕西榆林孕妇跳楼案了。因为疼痛难忍而选择跳楼，这样的悲剧对普通人的情感冲击太大了，加之家属和医院双方各执一词，医患话题再度唤起，成为近日舆情热点。
虽然在地方卫计局的调查下，公布了调查结果，认为孕妇自杀责任并不在医院。但是这并不会平息社会争议。因为舆情的关注度已经沿着各种向度蔓延，比如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外媒关注中国女性的权利乃至人权问题；医患矛盾，等等。我们乐见通过此次大争议、大讨论，间接推进中国医患关系的转换和改善。
虽然真相总会浮出水面，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类似事件的真相，在中国常常会变得扑朔迷离，或者真相本就在那里，但是冲突的一方就是不承认，结果共识难于达成，吵闹继续进行，终于迁延成社会的慢性病。这实际构成了当下很多地方网络舆情的基本形态，那就是双方只是情绪化的意气相争，至于真相，并不重要。
很多时候，舆论场中的真相就如同拖布，总是湿哒哒的；哪一方握着拖布把柄，谁就有了话语权，谁就可以优先为自己“洗地”。所以成见和情绪，在当下构成了中国的“后真相”。
在这场事件冲突中，本来具有非常明确的矛盾双方，就是医院和家属。双方都在拿出证据，争取舆论支持，最终结果也将向着法治的轨道前进，进入司法程序，最终在法治的框架内得到判决，或者通过约束性的条款达成共识。
但是国家卫计委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进程，而且有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9月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宋树立对陕西产妇跳楼事件回应称，事件让人非常痛心，已责成当地的卫生计生部门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我们可以理解卫计委关心网络舆情的忧患心理。在他们看来，此事作为近日热点，如果作为最高主管部门不发出声音，是不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也体现不出责任和担当？此时发声，一方面可以显得自己在关注此事，另一方面势必给下面形成压力，促使事情尽快解决。而且是“责成”地方部门去调查核实，这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搞不好就会摊上事。
但实际上，国家卫计委在此时跳出来，严重打破了博弈双方的实力均衡状态。在各种事件的舆论场中，如果是一对一的博弈，事件总有水落石出之日，但是一旦有了第三方参与，事件基本就变得比较微妙和复杂化，因为涉及到了各方力量的合纵连横。
比如，面对冒出来的卫计部门，医院会忙着向上级领导诉苦，希望组织还自己说法和清白；患者家属本是弱者，突然天降“青天大老爷”，会忙着喊冤，希望政府为民做主。卫计委作为权力部门，或将乐见各方围绕自己转，自己更加举足轻重，但是殊不知也将就此陷入矛盾的漩涡。
医院这方面还好说，可以依照权力法则进行管理，但是家属这一方，该如何是好？很显然，换作别的自杀事件，人们在唏嘘感叹之余，不会想到找一个责任方来对此负责，但是此事发生在医院，有钱有权，还是全体病人的对立面，社会形象也不佳，人们就会倾向于将事故责任套到医院的头上，寻求经济上的补偿。
在病人群体甚至在普遍百姓心目中，“出事找医院”几乎是一个天然正义的事情。如果医院自知理亏，道歉赔钱，一切都好，但是如果医院毫不退让，甚至还要坚持自己立场，在中国现成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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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的二元语境下，家属只剩下一个选项，那就是找“青天大老爷”要说法、求公道，实在不行就上访！
中国式上访群体就是由此而来。人们感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作为弱势群体实在碰不过地方的强势实力派，那就只能去中央、去找“青天大老爷”明断是非。青天大老爷高高在上，惊堂木一拍，贪官立马拿下，是非立判，这是何等的爽快！至于法律，实在是一件程序冗长、前途渺茫的事情。
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也乐意做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既能收买民心，又算走了群众路线，收获民声和官声。至于给法治社会的建设带来什么消极影响，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政府和官员经常感叹百姓法制观念不强，动不动就要找领导、闹上访，殊不知正是自己经常性错误地运用权力，塑造了权力万能的社会认知，结果导致百姓出了事就来找政府，一旦要不到他们心目中的公平正义，就开始越级上访、群访、赴京上访，从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和困扰。权力作为巨大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手起刀落，快意恩仇，另一方面也是三步之内，血溅全身。
权力过大，常常意味着矛盾缠身。在中国很多地方，小两口被窝里吵架，第二天就会闹到镇政府。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镇长的权力，能明断一切，自然也包括家务事。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太大，无远弗届，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官员在满足于运用权力快刀斩乱麻的时候，也开始矛盾缠身，陷入人民内部矛盾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古代皇帝短命的多，其实不少是累死的，典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权力，集于朕身。芝麻大的一个事件，都需要朱笔御批。反观西方发明的科层制，其实就是最高层向下面层层放权，结果就是每一层都有人在忙、大家都在承担责任，结果上头轻松、社会太平。这就是放权的妙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务院大力推动的放权运动，表面上是让政府和官员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会、给社会组织，其实另一面也是政府自我解放、自我救赎，从矛盾中脱身，腾出更多精力实施社会治理。
10多年前，环保部一位副部长在江苏说，将来群体事件将率先在环保领域爆发。时至今日，已经应验，国内的群体事件，大多数都是争取环保权益、保卫家园的环保运动。可以想象，如果地方政府勾结商人将这片土地上的收益席卷一空，只留下污染和伤痛给世代生活于此的百姓来承担，百姓会答应吗？肯定会起来进行权益的抗争。反之，如果政府将权力下放，让社会和百姓也从中享受到一定的权益，那社会就会变得更为平稳，国家和社会不再剑拔弩张，从而实现和解。
我为什么说在陕西榆林孕妇跳楼的悲剧中，国家卫计委出面，本意是好的，可是却可能导致坏事的发生？就是因为本来按照事态发展的逻辑，将会走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可是卫计委出面，就将事态引入了权力的逻辑之中，结果就将双方的矛盾就引到了自身上来，不光是引火烧身，而且矛盾还可能越闹越大，越闹越僵，最终将权力部门拉下水，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
在眼下中国利益分化、矛盾高发的局势下，只有法治才能跨越左中右的分歧、促成各方达成妥协性的共识，而不会导致社会裂缝的继续加深，但是权力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央权力依然享有崇高的公信力和威望，可是很多地方的权力却在舆论场里深陷“塔西陀陷阱”，它无论怎么裁决，都难免得罪一方，并给社会留下新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