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是国家治理中最为关键的能动者，其执政方式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效果，也关系到执政者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因应着现代化的需要不断进行着自身的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深受党的革命历程和成功经验的影响。党建立新中国后，开始在自己创建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进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探索，当下正进行第三次现代化的探索，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抓住关键环节，加以改进和提高。
正文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后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探索，那么当下我们正进行着第三次现代化探索。如何从当下中国正在变化的国情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出发，推进第三次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一、执政方式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国家治理体系，尽管体系间总有相似之处，但从没有完全相同的。在各项差异中，关键性的差异是执政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具有的能力，因为执政者是国家治理中的首要能动者，直接掌握、控制和运用着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相对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具有强制性、垄断性、规范性、渗透性和全面覆盖性等特点。因此，有学者认为，执政方式就是党控制和影响国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而国家治理的绩效是执政方式合理性与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
执政者往往是组织化的。这套组织体系涉及执政者与执政对象、最高执政者与执政团队、各层级政权执政者之间以及执政者与社会精英等一系列关系，目的是把治理国家过程中人的因素与制度的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提高执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兴起，其繁荣的经济、充满活力的社会以及以“船坚炮利”为支撑的对外扩张，使得西方的执政方式和治理国家的模式成为许多后发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民族国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载体和制度单位，为许多制度的实施和运行划定了地理边界。列宁曾说，“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政党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不同的利益诉求都追求组织化表达。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由于有共同的理念、一定规模的党员以及内部的组织纪律和管理，因此政党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实现有效的政治行动，也更可能延伸组织的寿命，扩大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进而保证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政党的这些特点也符合“人民主权”原则下“代议制”所体现的间接民主要求，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提高民意表达的组织化，国家权力运行的民主化。
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党几乎成为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即使是军人执政的国家，也会组织自己的政党或者支持代表自己的政党，以体现执政的“文明化”。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西方国家认为的好制度“其实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因”。
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多时候只会产生诸多的副作用，因为政治制度的持续有效运行不是由某种现代观念或者政治人物的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对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和对社会政治力量关系的调节。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将制度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将政治制度现代化等同于多党制、民主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的和误导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是内生演化的
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传统社会延续时间长，没有根本性断裂，加之历代执政者重视对前代执政经验的收集总结，作为主流文化的儒法思想带有强烈的治乱倾向等原因，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治理国家的理念和知识。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
政党政治是现代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它是按照列宁主义政党这一现代政党模式创建的，从形制上不仅与其他列宁主义政党有相似之处，甚至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也有不同程度的相仿。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成为克服危机的选择。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异常艰险，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摸索出一条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创造性地实现了政党现代性的本土转化，在西方政党、列宁主义政党以及民族主义政党等类型之外开创出一种中国式的政党类型。
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世界政党的坐标系里来认识，更凸显出其与其他类型政党的差别，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点。扼要而言，与发达国家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性政党，夺取了政权，打破了旧的国家机器，按照自己的社会政治理念建立了新制度，将改造社会作为历史使命；与许多后发国家的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通过局部建政执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执政经验；与前苏东国家列宁主义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具有更强的军事性，是通过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革命立场、执政经验、军事斗争直接影响和塑造着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行动逻辑。
首先，革命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从而改造和引领社会成为保持政党地位的基本路径。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阶级和民族的先锋队，要带领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求得解放，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引领社会依靠的是先进的理念和党员的出色行为，改造社会依靠的是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塑造新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只有引领社会才能将党与群众的关系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只有不断改造社会，进而不断地改造政党自身，才能使党的意志得以全面贯彻，持续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承担历史使命成为党论述合法性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军事斗争是获得执政地位的根本手段，从而军事化也成为保持组织行动力的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是由建党-建军-建国三个环节组成的，军事斗争的成功使党的地位从局部割据逐渐转变为全国执政，也把军事化的组织方式延伸到执政实践之中。军事化组织强调统一领导，一切行动听指挥，保持“看齐”意识，采取信息层层传递，重视保守秘密。这些特征和许多具体做法一直被延续下来。
第三，群众工作是获得斗争资源的基本方式，从而动员和组织群众成为提升政策效力的主要手段。群众工作既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成功的经验，也是在局部执政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始终处于敌强我弱、四面包围、资源紧缺的状态，唯有获得周围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获得军事和政治斗争的资源，对抗强大的敌人。取得执政地位后，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不断得到强调，只有坚持党的宗旨，避免脱离群众，才能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通过自己探索积累的成功经验不仅在党内实现了制度化，而且深刻嵌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运行之中。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进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领导党，从而大大扩展了执政的外延和内涵。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一般意义的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还要掌控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不仅体现在党员占据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岗位，还要持续吸纳社会各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不仅体现在倡导和坚持某种政治理念，还要将这种理念灌输到全社会，确定其主流地位。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执政方式现代化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次探索，执政党既深刻体会到以党代政的弊端，也清醒认识到党政不能简单地分开，应该更加实事求是地面对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当下历史发展阶段中，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执政这个关键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进入第三阶段。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明确了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外在于执政党的，而是“党领导下”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同样，党的体制机制、党内法规体系也不是外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才能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5]。
其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发展了党的执政能力概念。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毫无疑问，执政党的能力是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也是工作的重点，同时也要“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综合性、全面的，要依靠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尽快提高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队、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第三，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要尊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具体形式，同样遵循着分工深化、合作深入、交往扩展、人的主体性提高的规律。因此，当下要继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尤其应该重视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执政格局前提下，遵循社会分工、政治分工的规律，着力提升“各方”的责任意识、协同理念和治理能力，在相应领域和问题上更有效地发挥“各方”的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地位”，推动“各方”之间的合作互动，提高制度的整体性，保持和延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二是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总原则下，探索符合时代特点、整体制度框架要求、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机制策略和方法。这就需要鼓励地方部门积极主动地进行差异化创新探索，以实践的多样性激发制度活力，从而将这个总原则落到实处。
三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减少和避免以党代政干政。社会事务越复杂，党越要保持“中立”的地位，推动和支持用民主法治的方法解决问题。坚持依法执政，积极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在党的意志贯彻中减少命令强制，重视引导教育。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减少直接介入，限制政治手段的过多使用，主动积极地发挥制度法律的作用，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提高政府、司法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公信力。
四是要提高党的执政方式的精细化水平。既要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要努力实现人民利益无小事的承诺。在国家治理体系完备的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不能只停留在愿景引领、价值塑造、理念阐发，还要通过具体有效的措施方法、工具手段将党的执政优势发挥出来，回应社会更高的、更多样的需求，体现党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从而使党的执政地位具体化、鲜活化。因此，要在执政理念的引领下，推动执政方式的具体化、精细化，通过执政效果体现执政理念。
五是要重视党的执政方式日常化。群众路线就是要防止党高高在上，陷入官僚主义，使党始终融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要根据城市化、网络化、多样化以及代际更替等社会生活变化的特点，主动改进领导人的言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督促国家机关提升管理和服务、引领公共参与的能力，使党更为有机地嵌入到人们变动中的日常生活中，将先锋队的作用落到实处、细处，让群众在具体政策和公共事件中真切感知到党的积极作用，在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增强社会信任。把群众工作的重点从动员社会转变到组织社会上来，根据社会利益多元性、社会自组织意识不断增强的客观条件，来创新组织社会的方法和组织形式，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四、简要结论
如果说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得到宪法确认是体制性的、稳定不变的话，那么党的执政方式作为具体实践和策略方法则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党的中心工作的调整转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带有鲜明特色的现代政党，身兼领导党与执政党双重责任，继承了悠久的治国理政传统和鲜活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使党在完善执政方式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资源，从而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和更多样的选择方案。
在新的历史阶段，党要有更清醒的自觉和自省力，平衡好发挥制度优势与克制制度缺陷的关系，要更加善于将政治、组织、思想的领导优势转变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具体措施。在保持价值引领和道德感召的同时，党要更加重视执政实践中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治理工具的创新和使用，既发挥治理体系中各个主体的作用，更要将党的影响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发挥这些优势，根本上需要执政党谦虚谨慎、善于学习、敢于修正自己，把自己坚持的价值理念与社会需要的治理结果更好地对接起来。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告诫全党的那样，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同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原文刊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本文编辑：王子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