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童强：一个文本的文体史与思想史解读——嵇康《太师箴》研究

童强《一个文本的文体史与思想史解读——嵇康〈太师箴〉研究》（原载《文学评论丛刊》2008年第1期，后收录于童强主编《嵇康研究文存》，黄山书社2024年）

论文提要：侯外庐等论者认为，嵇康的《太师箴》是讽刺司马氏“僭妄凶残”的作品。本文指出，这一说法缺乏文体史与思想史上的证据。通过对汉晋官箴史的考察，可以说明当时的官箴写作一直坚持着劝谏君主即“官箴王阙”的传统，嵇康同样遵循了这一特殊文体的惯例；通过对嵇康思想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到，嵇康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司马氏的斗争精神，这篇箴辞不是作者讥讽司马氏，而是拟以太师的身份对君主提出的规劝。但这一切并没消除《太师箴》文学与思想上的价值，更没有消除嵇康在魏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嵇康的《太师箴》用古代比较特殊的文体“箴”写成。对其内容，侯外庐等认为是讽刺司马氏的“僭妄凶残”。此箴主要讨论国家的政治，其中曰：

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名利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夭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侯外庐等认为：“这全是骂司马氏的话。所谓‘凭尊恃势，不友不师’，‘下疾其上，君猜其臣’，是指司马氏父子兄弟的不臣；所谓‘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是指司马氏的把持军政大权，诛戮异己，所谓‘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是指司马氏的屡兴大狱，诛锄名士。”又说：“他在《太师箴》中，直接反映了魏晋之际的政治斗争的惨烈，从而讽刺了司马氏的僭妄凶残。”[1]太师指谁，侯外庐等虽未明言，但按照其解说，显然指司马氏。这样，整个箴文即是作者对太师的讽刺，向他发出的警告。这一解读颇具代表性，不少论者都持有类似的看法。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四称嵇康《太师箴》，“此为司马氏言也。若讽若惜，词多纡回”。所不同的是，侯外庐等强调了嵇康文章的斗争性，点明了“纡回”之词实指的内容。

然而，这样的解读并不确切，本文试从文体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箴”是非常特殊的文体。《文心雕龙·铭箴》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解释：“按许氏《说文》：‘箴，诫也。’……盖箴者，规诫之辞，若鍼之疗疾，故以为名。”[2]箴文的目的主要为了劝戒。但这种文体的源起却有着十分特殊的背景。《文心雕龙·铭箴》曰：

箴……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可徵，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广事杂，潘尼《乘舆》，义正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戒銘，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这段文字可看做上古至魏晋箴文的简史。夏商二代的箴辞已经无法知道，仅从后人的记载中可略见一斑。《困学纪闻》卷二：“《文心雕龙》：‘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夏箴》见《周书·文传》篇，《商箴》见《吕氏春秋·名类》篇。”后者即《吕氏春秋·名类（一作应同）》篇载：“《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曰：“《（逸）周书·文传解》：《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君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3]从最后一段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箴辞是针对国君的。

周代显然继承了夏商二代的传统。《左传·襄公四年》曰，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各为箴辞，指出君王的错误，以戒王过，即所谓“官箴王阙”。百官从官员自身职位的情况出发，写作箴文，指出周王的过失，提出相应的劝告。虞人掌田猎，所作箴辞即称之为《虞人之箴》，即《虞箴》，文见《左传·襄公四年》。又《吕氏春秋·谨听》引《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箴辞写成之后，王宫还要安排专门的人诵读给王听。《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载贾谊上疏曰：“太子既冠成人，……则有记过之史，……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颜师古注曰：“工，习乐者也。”卷五一《贾山传》载贾山汉文帝时撰《至言》曰：“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李奇注曰：“古有诵诗之工，记过之史，常在君侧也。”于此可见，上古时代，官员撰写箴辞，“工诵箴谏”，乐工常在君侧，或以特殊的语调诵读箴谏之作，以警示君主。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制度常规。这一特殊的起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箴辞的主题方向，也就是说，随后的官箴写作大多遵循“官箴王阙”的传统，即箴辞是针对君王，而不是针对官员。

汉代扬雄好古，摹仿《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州箴》十二篇皆存，《官箴》中如《司空箴》、《尚书箴》、《大司农箴》等二十一篇流传至今，其中五篇残阙，四篇亡佚。[4]

扬雄之后，官箴颇有续作。挚虞《文章流别论·箴》曰：“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当为二十五官箴）而传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弥缝其阙，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为之解，署曰《百官箴》。”[5]《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曰：“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増补十六篇，（胡）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左传·襄公四年》孔颖达疏曰：“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篇。后汉崔骃、骃子瑗、瑗子寔，世补其阙，及临邑侯刘騊駼，大（太）傅胡广各有所増，凡四十八篇。广乃次而题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为之。”[6]

《胡广传》所谓《百官箴》四十八篇，现在已经很难知道确切的篇目了。而且孔疏中，增补者包括了崔寔，与《胡广传》说法不同。检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四四、四五、五六，崔骃补作今存《太尉箴》、《司徒箴》等五篇。崔瑗补作存《东观箴》、《关都尉箴》等六篇。刘騊駼撰《郡太守箴》一篇。胡广今存有《侍中箴》、《边都尉箴》、《陵令箴》等三篇。总计十五篇。崔瑗之子崔寔，《后汉书》卷五二《崔寔传》称其“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全后汉文》卷四五录有他《谏议大夫箴》、《太医令箴》两篇。计入崔寔补作，尚不足二十篇的增补数，盖有亡佚，且现存之作亦难确定为四十八篇之旧。总之，文献记载不一，作者多有相混，关于《百官箴》四十八篇的具体情况实难细考。

但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扬雄官箴以及后续所作都遵循了“官箴王阙”的传统，都是拟以本官的口吻来劝谏天子，故结尾均有“某臣司……，敢告……”的套语。二是，后世作者受到扬雄《二十五官箴》的影响，相继增补续作，有意补全扩充《官箴》。挚虞说：“崔氏累世弥缝其阙。”孔疏曰崔氏“世补其阙”，史传皆称刘、胡等有增补之作，这说明对于箴辞作者而言，续作《官箴》已成传统。对照诸作者的箴题，可以发现，除去《尚书箴》一题，前后所撰的题目全无重复，可证他们确实有意补写《官箴》。胡广编次四十八篇箴辞，名之曰《百官箴》，充分表明了当时作者希望能够编定一部较为完整《百官箴》，恢复周代“官箴王阙”的传统。

除崔氏等人之外，这一时期可知的其他箴辞作者就很少了。刘勰提到的潘勖，汉献帝时为尚书郎，撰有《符节箴》，已佚，但据题可知其为官箴。汉魏之际王朗作《杂箴》，仅存数句：“家人有严君焉，井灶之谓也。俾冬作夏，非灶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闲？”看起来与《百官箴》没有什么关系。曹魏短祚，几乎没有箴辞作品留传下来，但当时人们对于箴辞是规劝君主的文体这一点十分清楚，所谓“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7]就是在这样的文体背景下，嵇康撰写了《太师箴》。

西晋一代出现了不少箴文。如傅玄《吏部尚书箴》及《太子少傅箴》、张华《大司农箴》、挚虞《尚书令箴》（一作张华撰）、傅咸《御史中丞箴》、陆机的《丞相箴》等。[8]这些箴辞同样是官箴，且箴题与前人之作几乎没有重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晋人仍在增补《百官箴》。至少可以肯定，这些箴辞继承了先秦两汉《百官箴》的传统。从题目上看，潘尼《乘舆箴》似不属于官箴，但它确实是以“官箴王阙”为己任，体现了《百官箴》的传统精神。序曰：

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过，而所美，莫美于好闻其过。……故箴规之兴，将以救过补阙，然犹依违讽喻，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其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尼以为王者，……汲汲于闻过，虽廷争面折，犹将祈请而求焉。至于箴规谏之顺者，曷为独阙之哉！是以不量其学陋思浅，因负担之余，尝试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号，故以乘舆目篇。

他认为天下非天子一人所有，乃天下之天下。而人主之患，莫过于不知己过，因此，朝臣皆有责任对君主提出规劝。而官箴并非仅针对所司，诚望有益于人主。

但入晋以后，官箴的性质出现了一些变化。箴诵于官，不再是“官箴王阙”，而是用来劝勉官员自己，即所谓自箴。最显著的例子是傅咸的《御史中丞箴》，其序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阙。余承先君之踪，窃位宪台。惧有忝累垂翼之责，且造斯箴，以自勖励。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 这完全改变了官箴原本的性质。钱锺书曰：

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甲论雄《官箴》体裁，要言中肯：“雄所拟《虞箴》，见《左传》，周辛甲命各官各以所职箴王。继雄而作，崔、胡诸家尚不失官箴王缺之义。傅咸《御史中丞箴》始变其义，用以自箴。后来人主为之，遂以箴官，非官箴矣。”窃谓可以管窥人主尊严之与世俱增也。[9]

变官箴为自箴，确实从傅咸开始。此时，官箴的形式偶尔也用于其他方面的规谏。如《文选》卷五十六张华《女史箴》，李善注引曹嘉之《晋纪》曰：“张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晋书卷三六《张华传》亦曰，贾后擅政，“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女史为宫中女官，故箴尾曰：“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形式上与官箴相同，但箴辞都是针对后妃所言，与官箴的性质有所区别。当然总的说来，官箴的这些变体形式尚未普遍，与傅咸同时或稍后的作者大多坚持“官箴王阙”的传统。

从题材上区分，箴体大致可分为官箴和杂箴两种。杂箴主要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两汉时期，这类箴辞较少，除了扬雄、崔骃所作的《酒箴》、蔡邕《衣箴》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的作品。但魏晋以后，人们对杂箴的兴趣不断上升。王朗没有留下政治题材的箴辞，却留下了《杂箴》，反映出其中的变化。入晋之后，不少箴文作者在写作官箴的同时，又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写作杂箴，如张华《瓌材枕箴》、挚虞《新婚箴》、潘岳《答挚虞新婚箴》等。东晋以后，官箴已经比较少见，然而杂箴作品却不时出现。隋唐时期，箴刺王阙的传统多少体现在张藴古《大宝箴》、李德裕《舟扆箴》、《正服箴》、《罢献箴》等作品中，但这些箴辞与汉晋《百官箴》的体例形式已有较大的区别，更为流行的是各种杂箴。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几乎没有收录官箴，而卷七九一却收录“杂箴”二十四篇。官箴所代表的“官箴王阙”的政治传统，在文体上基本消失了。

根据上述汉晋箴辞的写作情况，可以重新讨论《太师箴》。

第一，从标题及行文格式上完全可以确定，《太师箴》是一篇官箴。官箴的格式非常固定，如扬雄的《司空箴》：

普彼坤灵，侔天作则。分制五服，划为万国。乃立地官，空惟是职。茫茫九州，都鄙盈区。纲以群牧，缀以方侯。烈烈隽乂，翼翼王臣。臣当其官，官当其人。九一之政，七赋以均。昔在季叶，班禄遗贤。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敕。流货市宠，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荒，孰不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侧。[10]

以此文为例，大体分为三段：第一段简叙司空之职。第二段分为两层，先从司空职位的角度展现政治清明的景象；后引述历史教训，以资借鉴，说明朝政的不当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此文陈述末世政治混乱，并提出警告，“王路斯荒，孰不倾覆”？这段文字大多有标识性的用语：“昔在……” 如扬雄的《光禄勋箴》：“昔在夏殷，桀纣淫愐。”《大鸿胪箴》：“昔在三代，二季不蠲。”《尚书箴》：“昔秦尚权诈，官非其人。”《大司农箴》中“帝王之盛，实在农殖。季周烂熳，而东作不敕”，虽无“昔”字，但回顾历史、以史为鉴的意思十分清楚。最后一段，即文尾按照《虞箴》“兽臣司原，敢告仆夫”的格式，曰：“空臣司土，敢告在侧。”其他官箴之作中，皆用“某臣司……，敢告……”这一套语。崔骃、崔瑗等人的箴辞大多依照上述的格式。

《太师箴》大体上也遵循这一传统格式，不过，省略了第一段太师之职的陈述。开首“浩浩太素，阳曜阴凝”即进入第二段，以太师的身份盛称上古各代清静无为、自然而化的统治，阐明“君道因然，必托贤明”的原则，强调君主“默静无文，大朴未亏”、“体资易简，应天顺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就能实现“万物熙熙，不夭不离”的太平之治。第二层“下逮德衰，大道沉沦”以下，虽没有“昔在”这样的标识，但提到“季世陵迟”，讲到末世的君主“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给社稷带来“初安若山，后败如崩”的恶果。这仍是原有格式所要求的主题。箴文最后，运用套语曰：“师臣司训，敢告在前。”点明了太师的身份。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师箴》严格遵守了官箴的传统样式，是一篇相当标准的官箴之作。

第二，嵇康的《太师箴》遵循了汉代以来“官箴王阙”的传统。前文已述，汉晋作者十分明确，官箴是规劝之文，本意在“官箴王阙”，即百官各为箴辞，以戒王过。因此，拟作时，一直遵循着自扬雄以来《百官箴》的传统，从当时的现实出发，有意识地针对朝政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匡正意见，对君主进行讽劝。至少在傅咸以前，这种看法相当普遍而且一致。宋人谈到官箴，仍以讽上为正宗。吕祖谦曰：“凡作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各以其官所掌而为箴辞。如司隶校尉箴，当说司隶箴人君振纪纲，非谓使司隶振纪纲也。如廷尉箴，当说人君谨刑罚，非谓廷尉谨刑罚也。箴尾须依《虞箴》‘兽人司原，敢告仆夫’之类。”[11]我们以为，嵇康处于这样的官箴传统中，应当有同样的共识。

太师是天子的辅弼之臣，有“辅导于帝”之责。东汉孔光为太师，德望极高。曹魏后期，司马氏的地位固可与之相当。然而，《太师箴》中的“太师”即使暗指司马氏，按照官箴劝谏君主的传统，箴辞也不可能是作者对太师的讽刺警告，而应该是拟以太师的身份对君主的箴诲。正因为是讽劝君主，因此才有对君主所说的话：“居帝王者，无曰我尊，慢尔德音；无曰我强，肆于骄淫。……治乱之源，岂无昌教？穆穆天子，思闻其愆。”这样的上下文关系中，很难设想，其中会涉及到司马氏的僭越与凶残。至于“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话，实际上是箴辞体例所惯有的对过去历史教训的回顾，都是针对君主而言，而不是暗指太师之辞。如果说，这篇作品是在某种曲折的意义上，影射司马氏的专权用事，那么，为什么不将“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君位益侈，臣路生心”视为对魏明帝纵情声色、大兴土木的直接规劝呢？

如果将《太师箴》看做是作者对司马氏的谴责、讽刺的话，那么，文末“师臣司训，敢告在前”，实际上就很难解释了。我们不能说，作者一方面大胆揭露太师专断朝政，心怀篡夺，另一方面却在箴尾说“师臣司训，敢告在前”，即“太师的职责在于训导，（作者我）冒昧（向您）陈言”。这种解释不仅文义不通，而且也不符合箴体格式。此句本意是：“太师的职责在于训导（天子），（太师我）因此冒昧（向天子）陈言”，这样，就只能将箴文视为作者拟以太师身份对君主提出的告诫。《左传·成公十五年》传：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可见春秋时代宋国的右师左师亦有责任训导群臣。而且“君臣之训，师所司也”，可以看出嵇箴中“师臣司训”实有所本。

唐人以为此箴与帝王政治有关，《晋书》卷四九《嵇康传》称康作“足以明帝王之道焉”，说得很简略，但符合文本实际。徐公持分析《太师箴》说，“文中首先称颂‘先王仁爱’事迹，接着就批判‘季世陵迟’现象”。“下逮德衰，大道沉沦”云云，“虽未明言朝代，然对照魏末形势，颇是切近。所以文中指陈种种季世弊端，既是一般封建时代现象，亦为作者当时现实情状”。这与唐人的理解是一致的，但他又引李兆洛“此为司马氏言也”，这样，对《太师箴》的理解似乎存在两说。[12]现在我们知道，嵇康此箴当与司马氏无关。

曹魏一代，官箴之作极少，康作最为有名。不妨说，两汉官箴的传统通过嵇康此箴传递到西晋。西晋官箴的数量有所增加，与《太师箴》或不无关系。刘师培说：“嵇氏之文传于今者，以《琴赋》、《太师箴》为最著。”[13]颇见推重。嵇箴在当时很有影响，于魏晋韵文中实可推为上乘之作。张华《女史箴》开头“茫茫造化，二仪既分。散气流形，既陶既甄”，以及陆云《逸民箴》篇首“浩浩太素，制为两仪”的句子，都是对嵇作开篇“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句子的摹仿。书法家也喜爱抄录嵇康的这篇箴辞。南朝梁陶弘景《与武帝启三》曰：“第二十三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 梁武帝《答陶弘景论书书一》曰：“如论箴例，逸少书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麄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14]《太师箴》能够作为书法的内容，表明它在当时相当流行，其价值已得到人们的共认。如果它明显是在讽刺谴责司马氏，恐怕就不会在两晋流行了。

将嵇康的《太师箴》视为讽刺司马氏“僭妄凶残”的作品，与思想史研究中对嵇康的倾向性看法有着直接的联系。嵇康为司马氏所害，自颜之推以来，每每认为这是嵇康轻俗傲物的结果。《颜氏家训·勉学》曰：“嵇叔夜排俗取禍，岂和光同尘之流也？”《文章》篇曰：“嵇康凌物凶终。”在无法傲然挺立的时代，嵇康的傲骨显得更加突出而刚硬。到了现代，这一点得到鲁迅的高度赞同。他赞赏嵇康“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又说：“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这里所说的“脾气”正是一肚皮不合时宜，“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秉性。鲁迅的评价影响很大，许多学者更作推衍，从而把嵇康看做是反抗虚伪名教、不满司马氏篡夺的代表人物。

在思想史研究中强调嵇康现实斗争性的背景下，嵇康的一些言行都被赋予了强烈的斗争色彩。《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曰：钟会闻康名而前来造访，“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论者以为，嵇康知道钟会是司马昭的爪牙，因此，当钟会前来刺探虚实的时候，根本不予理睬，并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侯外庐等亦认为：“嵇康反对司马氏，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为上。”[15]他与向秀一起锻铁，“他锻成的东西，不一定卖钱，有时是送人的。……倘所锻者为兵器之类，而又赠人不受直，则这一锻铁，应含有生产以外的特殊意义了。（原注：佐证不多，我们不宜穿凿）”[16]这样，嵇康起兵响应毌丘俭反抗司马氏，就成为极为可信的事情了。有论者设想嵇康起兵动员的是京师三千太学生。在这种语境中，将《太师箴》看做是谴责司马氏的作品，不仅非常自然，而且又为嵇康增添了一把投向黑暗势力的有力的长枪。

嵇康锻铁大约在嘉平时期，钟会造访当在此时，这与甘露、景元年间钟会成为司马昭秉政时期的心腹，在时间上并不一致。至于嵇康起兵响应毌丘俭，则显然不可能，已有许多论者作了富有说服力的反驳。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斗争性行为与嵇康一贯的生活形态、始终向往的生活理想并不相吻合。

嵇康情性温和，一向安于简朴恬静的生活，面对日常琐事，随和迁就，史称“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17]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又说：“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而事实上，他确实喜爱这样的闲逸自得而充满情趣的生活，《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引《向秀别传》曰：“秀……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这种生活的本质特征在于自得，所谓“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世说新语·言语》第18条注引《向秀别传》）他效仿阮籍“口不论人过”，平素十分注意谨言慎行。并告诫孩子，处事谦退，尤其不要与人争论，意见正确与否，一旦实施就可以见出。而一般的争论大多没有意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家诫》）

但在重大问题面前，事关正义、气节时，他却秉志如一，丝毫没有让步退却，显现出内在的傲骨。他“外荣华、去滋味”之志向，坚定而高远，他人不能屈。率性自然、高亮任性的情志，始终如一，外物不能动。他在《家诫》中教导子女时也说，忠臣烈士“临朝让官，临义让生”、“君子不容伪薄之言”、“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特别是当吕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随即挺身而出，为朋友辩解。即使遭遇不测，他也义无反顾，从容不迫。在做人最紧要的关头，他实践了自己傲然独立的人格理想。正如扬雄《法言·君子》中所说的“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嵇康自称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又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点亦常常作为嵇康现实斗争性表现的证据之一，特别是简单地把名教看做司马氏的治国路线时，嵇康 “任自然”的主张与之针锋相对的战斗性就更加明显。

但细究起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首先，讨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实际含义。

“越名任心”、“是非无措”，并不意味着就是反对名教。“越名教”包含着超越、不拘泥于名教的意思。嵇康关于人之真性、以及理想人格的思考中，名教是非不再是唯一绝对的衡量标准。或者说，名教无法仅凭借自身道德阶梯引导人们进入崇高的境界，尚名而导致矫诞虚伪的例子暴露出它的局限。但名教所包含的基本道德规范本身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因此，嵇康提出，不能完全在传统道德的领域中来解决是非，而须通过“无措是非”、“物情顺通”，来达到更高的境界，内在地、从人的本性上实现与名教是非相一致，所谓“傲然忘贤，而贤与庆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释私论》）。不难看出，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等于排斥名教，相反，与其说它是对名教的叛逆，不如说它找到了真正通向道德高尚的道路。

作为道德的基本范畴，忠孝仁义构成个体行为与社会秩序的出发点。嵇康一生都在追求至善，追求实现人的最高境界，因此，无论从他的思想观念，还是从他的生活实践中，都很难推导出与这些基本的道德标准、道德品质相对立的伦理主张。所以，从理论上说，当名教以忠孝仁义作为自身的道德基础时，嵇康没有理由是一个反对者。只不过魏晋时期，名教的是非标准、道德理念逐渐形式化、教条化，它所倡导的仁义道德规范日渐成为某种手段、形式而外在于人的道德生活，并失去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推动作用，这时，名教才成为批判的对象，汤、武、周、孔才受到“非薄”。正是在名教不能应对现实的挑战时，嵇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真正关注名教的人往往会基于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的道家立场，对现行的名教予以批判，因此，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都不应简单地看做是对名教的否定，相反，他试图通过这种批判，通过“任自然”的途径，恢复名教本该在社会伦理生活中所起到的真正作用。在现实生活中，阮籍、刘伶等人都有一些外表超越礼制的举动，然而，在嵇康身上，很难找到类似的行为。有些论者将钟会来访，嵇康锻铁如故，移时不交一言，作为蔑视礼法的例子。冯友兰认为，对于钟会这样一个贵公子的来访，嵇康不加理睬，是“很不合世俗的礼法的”。[18]但除了这一稍有些勉强的例子之外，在各类史籍记载中，确实找不到他更多像其他名士那样，率性自然、纵情越礼的故事。嵇康其实是十分谨慎的人。

其次，来看“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嵇康的言论中的实际情况。钱锺书曰：

其“非薄”之言，不可得而详；（《全三国文》）卷五○《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谓“《六经》未必其为太阳”，“何求于《六经》”，又《管蔡论》谓管、蔡蒙“顽凶”之诬，周公诛二人，乃行“权事”，无当“实理”，亦足示一斑。[19]

在现存的文集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非薄”之言。何焯以为，嵇康之“非汤武、薄周孔，不过庄氏之旧论耳”。[20]就对儒家思想予以的正面批判而言，嵇康大体没有超出庄老的界限。如《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大体就是《庄子·天运》中“《六经》，先王之陈迹”的意思，而嵇康强调仁义不足以治理天下，与《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的思想基本一致。当然，嵇康有些言论看起来很激烈：

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若遇上古无文之治，可不学而获安，不懃而得志；则何求于六经，何欲于仁义哉？（《难自然好学论》）

“芜秽”、“臭腐”云云似乎在严厉地贬斥儒家，论者常引用此语作为嵇康抨击儒家的证据。其实，细味上下文，不难发现，作者在这里着重说明好学六经并非出于人之天性。为此他在学理上作出两种极端的假设：如果完全身处“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的环境中，“游心极视，不睹其外”，那么，人们很容易就形成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观念；相反，如果长期处于轻蔑儒家的思想环境中，那么，人们就不会崇尚经学，以好学为自然。这是他为了说明问题而作出的假设，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为了强调对比，他用了“芜秽”、“臭腐”这样十分轻蔑的词语，这难免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他鄙弃儒家经典。嵇康虽然崇尚老庄，但并非排斥六经，他写石经古文、撰《左氏音》等颇能说明他对经学的看法。

这些措辞，在后世看起来不免有些诧异，然而在汉魏时期，类似的言论不在少数。如《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作诗以见其志：“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对儒家经典颇有不敬。《孔融传》中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王弼《老子》第三十八章注：“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皆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去甚远。可见，嵇康的“非薄”之言在当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当然，仲长统、孔融，包括嵇康在内，都是思想史上颇为激进的人物。嵇康尽管勇于表达这些思想，但同时也意识到它们与流俗之见不合，因此他说：“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这些言论，与《太师箴》一样，虽有激进之处，并且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现实情怀，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针对司马氏集团直接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学界似乎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倾向，把某些思想家视为司马氏篡代的反抗者、正统名教礼法的反对者。仿佛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其进步性。正是这种倾向性，使得论者在解读《太师箴》时，即使证据不足，也得出嵇箴主旨是揭露司马氏的“僭妄凶残”的结论。然而，通过文体及文体史的梳理，我们看到，嵇康《太师箴》的写作遵循了“官箴王阙”的传统，是拟以太师的身份对君主的规劝；通过嵇康生活与思想背景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进，更没有像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人那样，诉诸武力反抗司马氏。《太师箴》并不涉及司马氏，而是对君主的劝戒。但显然，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太师箴》自身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批判的意义。《太师箴》中对君主的讽刺、对权力本身的思考使它具有更为普遍性。这一事实更没有降低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思想的批判并不直接等同于现实的叛逆。思想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它所具有的理性批判的能力上，而不是简单的对现实政治的否定。嵇康的著作中对人的欲望的分析、对声无哀乐的阐发、对事物之“理”重视、对归纳逻辑的看法等，所展现的思想成就已经确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释：

童强，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史、魏晋玄学、空间哲学等，主要成果有《嵇康评传》《嵇康年谱汇考》《中国政治思想史》《空间哲学》等，主编《嵇康研究文存》，曾参加张岂之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的撰稿。

编辑｜汪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