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英：“劳动力商品”概念应让位于 “人力资本”吗？

“劳动力商品”是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正是因为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货币才得以转化为资本，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才得以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都是以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卖为前提的。“人力资本”则是西方经济学当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早期经济学家使用这个概念，为的是从微观或宏观的层面来估计这种“资本”的价值，并把这些估计用于某种特殊的目的（例如去评估战争所带来的全部经济损失等）。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舒尔茨等人将研究的思路转到强调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上。

劳动力商品和人力资本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同样的劳动力（或人力） 的不同看法，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西方经济学则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并且将劳动商品看作是自然出现的，从不研究劳动是如何转化为商品的，以及这种转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本文不拟对二者各自的理论和逻辑展开讨论，本文关注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之后，随着它的三位代表人物舒尔茨、贝克尔和卢卡斯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也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在这股潮流中，不少人喜欢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人力资本的合理性，有人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出现是由于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的概念不能反映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有的人以复杂劳动无法还原为简单劳动为依据，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只能是简单劳动力；还有人认为在分享经济或知识经济等新的条件下，劳动力已经从过去的“商品”转化为劳动者所有的一种“资本”。这些说法都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的说法已经过时，“人力资本”才是劳动者当前境遇的真实写照。本文拟对上述说法展开讨论，反驳那种认为劳动力商品的概念应让位于人力资本的荒谬观点。

有不少人认为，人力资本强调的是劳动者后天习得的知识和技能等高级劳动能力，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从事的是复杂劳动；而马克思的劳动力则主要指的是劳动者未经专门学习和培训就拥有的原始劳动能力或初级劳动能力，劳动力所有者主要从事简单劳动。例如，舒尔茨就宣称古典的劳动力观念是把劳动力看作一种无需什么知识和技能的干体力劳动的能力。这些看法让人们觉得西方经济学当中的人力资本概念是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升级版，因为劳动力商品概念反映不出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提高。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劳动力的定义。劳动力指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包含体力和智力两方面，而人力资本理论反复强调的人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外就是其中的智力表现。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者的体力而未涉及知识和技能的观点，显然是对马克思劳动力概念的片面认识。对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在于，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对人力的投资，也就是说强调的是知识和技能的后天习得性；而马克思的劳动力如果单从“智力”的字面来看，似乎只是一种先天的能力。实际上从马克思在劳动力价值构成中明确把“教育或训练的费用”作为单独的一项，就能够知道那种把马克思的劳动力理解为人们先天具备的初级劳动能力，不包括后天的培养和训练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反倒是西方经济学强调对人力后天的培养和投资并不足以就得出“人力”是“资本”的结论，因为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实际上“只是劳动力商品自身价值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不能使劳动力借此就蛹化为资本”。

诚然，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教育或训练的费用”在劳动力商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而如今这部分费用在劳动力价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这不能成为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应让位于人力资本概念的理由。因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即“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让劳动力的价值就等同于一定量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固定的、维持劳动者活命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也持有过类似看法，不过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清除了这一错误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工人必要生活资料范围的扩大是理所当然的。除了劳动力价值本身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其内容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当中以外，马克思之所以对于劳动者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没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的那么多，本文认为还有如下两个重要原因。

1.马克思对于知识和技能对劳动者作用的看法与人力资本理论不同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因此知识和技能可以被看作是劳动者拥有一项资本，即人力资本。舒尔茨更是信誓旦旦地宣称“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

首先，马克思也特别重视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提高，这可以从马克思对待科学技术进步的态度当中看出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专门谈到，马克思对科学中的任何新发现都感到“由衷喜悦”，如果看到对历史发展有革命性影响的新发现，马克思的喜悦就更加“非同寻常了”。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密切关注着他那个时代电学、化学等科学的进展情况及其对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提出了诸如“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和“科学劳动”等重要概念。

不过，与人力资本论者鼓吹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会给劳动者本人带来更多的收益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视角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或人的知识和技能积累的后果的。他在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社会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异化现象，比如马克思指出工人劳动的创造力不是自己的，是作为资本的力量与自己相对立的；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被吸收到资本当中，表现为资本家所有的固定资本的属性等。

因此，与人力资本论者不同，马克思的重点不在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或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增进唱赞歌，而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或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是如何异化为奴役劳动者而非解放劳动者的力量的。在马克思看来科技异化的根源不在科技本身，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让资本主义社会明显表现出一方“现代工业和科学”与另一方“现代贫困和衰颓”之间的对抗。因此要想让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增进能够真正造福劳动者本身，“只有工人阶级……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2.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表现出劳动者技能下降和去技能化的特点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作为一个无需论证的前提，告诉人们这是个人慎重选择和投资的结果，然后以此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与之不同，马克思不是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的，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实际出发，把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改变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之上。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阶段。马克思通过大量的考察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而在工厂中，则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而在后一种场合，“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因此，在机器大工业面前，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和它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都消失了，工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工厂工人的技能下降的很厉害，他们从事的不过是“极低级的熟练劳动”，这种劳动十分易学，因此也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得到。可见，相对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者的技能在生产过程中还发挥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而言，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被机器限定或替代，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附属，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表现出下降而非上升的趋势。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哈里·布雷弗曼对此进行了详尽、可靠的研究，再次戳破了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关于劳动者技能普遍提高的神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进入典型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科学管理和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使劳动的命令与劳动的执行分离，劳动的命令被控制在管理者手中，工人则成为流水线旁一个个分解的标准和机械化动作的执行者。这一方面造就了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辉煌，另一方面也让雇佣劳动“去技能化”为近乎同质的、无生命的机械手臂。布雷弗曼并不否认随着工艺的发展以及基本科学的应用，社会的各种劳动过程都体现了更多科学知识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是倾向于平均化，而是相反倾向于两极分化了。布雷弗曼指出：“经理和技师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加，不足以补偿广大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的下降；广大工人并没有从这一事实中得到好处。……他们的技能不仅在绝对意义上降低了，而且在相对意义上更加降低了。”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80页。布雷弗曼的这种判断也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少数核心工人和广大边缘工人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两极分化。而且，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后，依然不能得出工人整体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上升的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里斯·沃赫斯特和保罗·汤普逊对此有过专门研究。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全球生产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量发展中国家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替代发达国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的事实都证明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劳动是在日益简单化而非复杂化。

总之，工人技能的变化总体而言并不是工人自身选择的结果，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更根本地来讲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杂劳动简单化和工人技能退化的趋势是一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地将复杂劳动简单化，因为劳动力价值本身的下降，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即资本家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言，“由学习费用的消失或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直接包含着资本的更大的增殖”。

有不少人质疑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可能性，并由此认为马克思所说劳动力只能是简单劳动力，这就有了使用人力资本概念来表示复杂劳动力的必要性。最早杜林认为马克思在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问题上犯了“只有小学生才会犯的很不象样的经济学上的错误”。杜林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这只是马克思的想象，实际情况应该是“一切劳动时间都完全等价”。致力于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庞巴维克，当然也不肯放过这个自以为可以驳倒马克思的绝好机会。庞巴维克认为，可以从劳动的某些方面，比如说货币价值上来说雕刻家一天的劳动等价于矿工五天的劳动；但是如果直接说前者十二小时的劳动就是后者六十小时的劳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庞巴维克为此还惊呼道马克思在此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天真的学理真是令人昏迷”！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复杂劳动为什么要还原为简单劳动？这并不是马克思的“随意想象和捏造”，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商品经济要求决定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而形成商品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社会平均劳动力的耗费也即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但是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很明显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前者的运用显然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技巧和知识。劳动的复杂程度与商品的价值成正比，这一简单的事实要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须能够将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事实上，即使是最复杂劳动的产品，只要它作为商品用于交换，它的价值就让它可以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通约，从而复杂劳动产品本身的价值也就可以用一定量的简单劳动来表示了。正是基于这种对经验的观察而非想象，马克思指出：“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

可见，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不是像杜林或庞巴维克所想象的那样要将复杂劳动的价值还原为简单劳动的价值。因为当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宣称“一切劳动时间都完全等价”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认为“劳动时间，即劳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谬论以及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无知。马克思对此早有阐述，不是劳动本身有价值而是劳动本身就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劳动的多少就代表了商品价值的大小，说什么劳动的价值问题就像说重量的重量或长度的长度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让杜林和庞巴维克们“昏迷”的是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而马克思的复杂劳动需要还原为简单劳动不过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而已。

接下来的问题是复杂劳动能不能还原为简单劳动？这种通约的基础是什么？在庞巴维克等人看来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就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说一个雕刻家一天的生产等于一个矿工五天的生产只能是就其产品价格或价值而言，而不能说雕刻家一天的劳动就等于矿工五天的劳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本身没有通约的可能。为此，庞巴维克举例说这就像人们有时会认为“一只鹿等于五只野兔”，但永远也不会认为“一只鹿就是五只野兔”一样。其实庞巴维克的这种见解完全没有必要局限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上，因为按照这种见解生产不同种商品的劳动，以及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人的劳动不都是性质不同的劳动吗？所以与其说庞巴维克不能理解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问题，不如说他根本就不理解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二重性之上的劳动价值理论，事实上这不仅是他所不理解的，而且也正是他竭力反对和攻击的重点所在。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解创造价值的劳动不是任何具体形式的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各种具体劳动的性质尽管千差万别，但它们归根结底“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也即都是对“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只是耗费的形式不同而已。因此各种具体劳动可以抽象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通约为“简单劳动力的耗费”。只有这样，不同商品才可以撇开具体劳动的质或使用价值的不同，而在抽象劳动的量或价值层面进行比较，商品交换也因此才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两种劳动通约的基础就在于所有劳动都可以被还原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样内化于产品中的一定劳动量才能根据劳动时间这个一般的标准来衡量。复杂劳动正是在抽象劳动层面上而非具体劳动层面上还原为简单劳动的。

关于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还原的比例如何确定？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比较简略，他只是说，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比例，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决定，因而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依习惯而定的。对此，庞巴维克同样感到困惑不解，他举例说为什么一个雕刻家一天劳作的产物——一个小雕像可以交换一个矿工五天劳作的产物——一车石头，而不是十天或三天生产的更多或更少量的石头？马克思说这取决于“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庞巴维克追问：这个社会过程是什么呢？这个社会过程又怎样来解释雕刻家一天的劳动正好被准确地被还原为五天的简单劳动呢？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因为还原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实际的交换关系，但是在交换时又需要先对各自劳动的产品进行估价。这也是庞巴维克一点也不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又一证据，他虽然也发觉产品的价值需要在交换之前就先确定，但是他又认为产品的价值正是在交换中得以确定的，所以他陷入了自己的交换决定价值而价值又决定交换的循环当中去了。

在马克思那里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商品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而这种劳动量的大小也即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则由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这体现的正是发生在生产者背后不同个别劳动时间均等化这一个社会过程的结果。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了不同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大小之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比例就很容易确定了。马克思对此曾提示过，只要复杂劳动的产品可以用简单劳动的产品——黄金来支付，那么二者之间的换算比例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综上所述，只要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就根本不是问题。也正因为此，马克思认为对不同质的劳动所作的这种还原的计算，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丝毫不会损害他的劳动价值原理。而为了省去不必要的简化麻烦，马克思在其后的研究中假设各种劳动力都是简单劳动力。显然不能以此就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只包括简单劳动力而不包括具备更多知识和技能的复杂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端于日本的所谓“分享制”开始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流行开来。工资形式这种的变化本质上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变化的需要的。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由于股权分散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传统“支薪制”下存在高级经理层侵蚀股东权益的内部人现象以及普通员工缺乏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缺陷，资本家开始积极探索并采纳了有利于其获得更多剩余的新的工资形式。分享制下工人在固定收入之外，貌似还可以得到一部分“剩余”，这成为很多人认为人力具有了资本属性的重要依据。

对此有必要先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了解一下分享经济的实质。美国分享经济大师马丁·威茨曼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分享制的优越性，在其《分享经济》一书的开头就举了一个他自认为“十分理想”的例子。该例假设通用汽车公司平均每人的小时工资是24美元，即追加1小时劳动的成本MC=24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如果MR>MC公司就会雇佣新工人，如果MR

首先在威茨曼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分享制的实施是以24美元小时工资为参照的，这就如同计件工资下1件产品的报酬如何决定的问题一样，尽管人人的工资可能有差异，时时的工资也不同，但是它背后都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标准。因此，如果说计件工资制是具有激励作用的工资形式的原始的、初级的版本，那么分享制不外乎是计件工资制的升级版。计件工资制的直接的和自我激励的作用更强，而分享制更适合在很多人一起工作的大企业中做到他人施加激励与自我激励相结合。而且相较于计件工资制，分享制能从形式上改变劳资的对立关系为合作关系，并成为资本家收买和分化工人的利器。但无论如何，这些形形色色的工资形式都是在资本积累过程规定的劳动力价值变动弹性范围内的调整而并没有改变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实质，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剥削劳动关系的本质。马克思就曾批判过约翰·瓦茨从计件工资制度中看到工人成为雇主的希望。这实际上与人力资本论者从分享制中看到工人成为资本家的可能如出一辙。

其次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没有看到分享制能够工人带来多少好处，顶多是减少失业，前提还得是全体工人的工资水平的普遍下降。然而分享制给资本家带来的好处却是实打实的利润的增加。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威茨曼说的很清楚，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换言之，如果不能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分享制也就没有实施的可能。

下面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谈谈对分享制的一些认识。

第一，劳动与资本分享的是好处还是风险？ 威茨曼在比较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时曾强调工资制度在经济景气时是重要的和精巧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成为了一种“该诅咒的恶魔”，此时分享制则成为了一剂十足的良药。这应该足以让工人从和资本家一起分享好处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与此同时，西方另一位分享经济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在讨论分享经济的不同形式时，一开始就非常“诚实”地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分享经济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劳动和资本在对企业所生产的收入进行分享的同时，也必须共同承担企业收入波动的风险。

也许有人会认为工人为了分享好处，与资本家共担风险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事实上共担风险是真的，而分享好处却未必。如前所述，分享不是从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中拿出一部分来分给工人，而是把工人得到的多少与资本家获得剩余的大小捆绑起来。换言之，工人想要得到的更多就要给资本家生产出更多的剩余来，形象地说就是要把共同的蛋糕做大。而蛋糕做大靠什么？靠的是资本家吗？显然不是，分享经济的大师们也明确承认靠的是对工人的激励——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那么把靠工人更加拼命工作生产出来的蛋糕的增量中拿出一块来给工人，对工人而言能叫做“分享”吗？工人得到全部的增量也只是拿回自己应得的部分而已，更何况工人得到的只是部分，还必须分一大块给资本家。所以与其说是工人是通过分享得到了好处，不如说是资本家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况且如果工人不付出更多的劳动，蛋糕就不能做大，那么工人就不可能比过去拿到的更多。更重要的是蛋糕因市场波动或资本家决策失误等如果不慎变小的话，工人还必须要与资本家共同承担损失。

从实际情况来看，与支薪制相比，分享制下工人阶级的整体境况并没有变得更好，相反还变得更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奖金占总收入的百分数上升的年份不是企业获利能力上升，而是工人生活费用急剧上升的年份。这反映出企业在分享制下对待生活费用的增加，最初的反应不是增加正式的薪水而是增加奖金的事实。可见，即便是在分享经济的发源地——日本，奖金也不过是一种工资支付的伪装形式。另据国外经济学家的调查，在英国的工程和金属制造行业中，实行利润分享计划的公司与没有实行的公司相比，在实行分享之后工人的平均收入低了4%，就业水平高了13%。由此也可见威茨曼确实是结合实际而非随意举例的。如此“分享”的最终结果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被揭示了出来，那就是近几十年来（即分享制推广实施以来——引者注）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恶化。

第二，工人在与资本家分享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分享剩余意味着同时要承担风险，而且工人分享剩余的大小与其能承担风险的多少是一致的。米德在讨论分享制下资方与劳方要共担风险时承认，风险对于资方来说只是损失，而对于劳方来讲则事关生死。由此米德认为有必要对分享的程度进行限制，以免使工人遭受灭顶之灾。米德还善意地提醒工人必须权衡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在分享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可能是不明智的。这其实无非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劳方天然在承担风险上的有限性就决定了其在分享剩余上的有限性。

在这一点上米德比威茨曼要强，因为在威茨曼看来工人工资的变动是有充分弹性的，这可以让企业的劳动成本无限下降，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威茨曼显然没有注意到工人的工资是受劳动力价值支配的，一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是一定的，工资变动的弹性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非常有限，因此分享制注定不能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大量失业的顽疾。

第三，有限的剩余分享能让工人变成资本家吗？ 工人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注定其能够分享的“剩余”也有限。换言之，工人能够分享的“剩余”至多可以让工人生活得更加体面一些，并不足以转化为资本。因为一个工人要想成为资本家必须拥有一个最低限额的货币，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生产对个体生产的排挤以及行业门槛的提高，这个货币想要蛹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也在水涨船高。因此，即使在分享制下工人能够有一些积蓄，不再是穷得“一无所有”，也依然摆脱不了被资本家雇佣和剥削的命运。

有限的剩余分享虽然不能让工人荣升为资本家的梦想成真，却能让资本家更加高枕无忧地保持资本家的身份。这是因为在分享制下通过制定分享范围的大小、分享比例的多少可以起到分化工人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劳资间的冲突转变为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分享的名义，工人阶级被分化为了不同的阶层，工人为了由一个较低的阶层进入一个较高的阶层，除了自身要更加努力工作之外还必须与同事展开激烈的竞争，这让工人们更难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也让统治工人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更加稳固地再生产出来，从而工人阶级总体利益的下降也就在所难免。

20世纪最后十年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融合，特别是互联网的全球化普及被视为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一判断也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直接和有力的支持。OECD将知识经济解读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现了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由此把知识看作是一项人力资本，把掌握知识的人看作是人力资本家或“知本家”，并强调人力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劳动力商品适用的是物质经济时代，而人力资本则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

对此，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知识经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识不是现在才有的，知识的形成和人类出现的历史一样悠久；知识也不是现在才变得重要的，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发展和进步中，每一次进步的背后都离不开对新知识的发现和利用。知识早在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时代进入刀耕火种的时代就已经显示出了其巨大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知识经济是在现在，而不是在过去就出现了呢？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20世纪后期知识也被商品化了，投资于这类商品的生产可以给资本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知识的生产和销售成为了市场经济新的和重要的增长点。正是知识的商品化为过剩的资本找到了新的循环空间和盈利途径，暂时克服了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造成的剩余的增加和剩余的实现之间的矛盾。正因为此，知识对于当前资本主义摆脱积累危机而言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如同我们把一般商品的价值归为其自然属性是错误的一样，认为知识本身固有的属性是其经济价值的来源也是根本错误的。知识成为了商品，具有了价值或价格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成为了商品之后需要对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劳动进行衡量。或者知识的价格如同地租一样，是以产权的名义瓜分对生产性劳动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知识或信息领域的劳动是不是生产性劳动是有争议的，本文不对此展开讨论。然而把知识的固有属性作为其经济价值的来源却是众多鼓吹知识经济时代的学者的通病。例如美国信息社会分析家克利夫兰认为“信息资源，简而言之，是不同于其它资源的一类资源”，它具有可扩展性、伸缩性、替换性、传送性和共享性等特点，正是“这些天生的特征”从根本上造就了知识经济重要性的不断攀升。类似认识带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拜物教——知识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让人们忽视了知识经济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忽视了知识本身也是特定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而对知识经济的发展过于乐观。

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拜物教的本质以后，就不难发现人力资本概念也是知识拜物教下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知识是人在实践中认识世界的成果，是人的脑力活动的产物，常常内化于人的能力当中。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商品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将这种商品尽可能地用尽或耗尽。这其中就包括了如何尽可能地去占用工人所掌握的知识。而工人由于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了他人，在他人的驱使下从事劳动，因此很难有发自内心的劳动意愿。为此在生产过程中就产生了管理的必要性。工人是被管理的对象，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