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工业广大离休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在核工业的创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核工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核工业精神的书写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目前，核工业健在的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达94岁。
在即将迎来核工业创建70周年之际，按照集团公司“整体•协同”年工作部署，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联合党群工作部、二二一局、宣传文化中心，组织开展离休干部口述核史活动，采访了参加过核地质勘查、铀矿采冶、纯化转化、同位素分离、元件制造、核电设计建造运营、后处理、高放处置、核技术应用等核工业全产业链领域的离休干部典型代表，探寻老一辈核工业人不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和光辉历史，抢救保护核工业重大事件史料，传承核工业精神，赓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玉林是老成都最有知名度的片区，这里没有高楼，道路通常只能满足两车交汇，居民们会在阳台上种一些绿植，不少小商小贩沿街叫卖，遍布的美食老店和独立咖啡让两个时代在这里交融。
玉林北路2号院在玉林片区的边缘地带，尽管小区的房子显得有些旧，墙皮泛黄还有些脱落，杨朝勇却很喜欢这里。“买菜也方便，去医院也方便，骑电动车一下就到了”，这位94岁的老人腿脚已经不太方便，走上几百米就需要休息一下，但他坚持要自己骑电动车出门，“不能被时代抛弃！”
杨朝勇个子不高，喜欢穿白色衬衣，把自己打整得干净利索。三十多年前，他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退休，告别了副院长的职务，此后一直生活在这个街区。小区越来越老，他也越来越老，但就像总会冒出的新鲜小店一样，他读报纸、看新闻、学用电脑，甚至能通过微信了解核动力院的最新动态。
以这样的方式，杨朝勇始终与核动力院保持着“联系”，这是他长在他身上的，斩也斩不断的“骨血”。
杨朝勇当过地下党。
每次说起这段经历，他都很自豪，“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咯！”
1930年出生，他的童年既有战乱的侵扰，又有旧社会的残酷，“土豪、恶霸，他们作恶，你们听都没听说过！”幸而在四川阆中，一座历史名城，他的父母坚持将他送进了学校，也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党员老师。当然，在那时候，没解放的地区，党员身份都是不能公开的，这位老师带领大家排演话剧，演的都是共产党员的故事，让杨朝勇心潮澎湃。也是在这位老师的介绍下，杨朝勇加入了地下党，隶属川东游击队，也就是江姐所在的那支队伍。
“我的联系人送了我一篇《新民主主义论》，那是我第一次读毛主席写的东西”，杨朝勇受到莫大的启发，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有国民党的军队来搜剿，他就把文章用布包好藏在猪圈的瓦片里，家里的财务被一抢而空，这篇文章却保存了下来。用他的话说，只要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坚决执行到底，只要是共产党的命令，他坚决服从。也许就是这样的精神力量，成为了支撑他往后在深山中漫长岁月的寄托。
1950年，阆中解放，杨朝勇进入广元地委工作，投入土地改革工作，他亲眼看着人民一步一步走向当家作主的日子，内心的自豪感与日俱增。
走出四川，他被调往安徽合肥的化工学校培养人才，许多核动力院的中流砥柱也是在那里被发现并培养的。“后来，我的老领导想让我回绵阳，去北川当县长，说这是一个有着好前途的工作，让我好好考虑。”杨朝勇曾心动过，但当时的一位领导希望他前往北京参与一项“绝密事业”。
面对选择，杨朝勇践行了那句“我坚决服从党的命令”，毅然动身前往北京。
1965年10月，杨朝勇来到北京15所，见到了他亲切的战友，另一位对中国核动力事业来说不可或缺的人物——彭士禄。
得知要在四川深山里找一个隐蔽性强的地方搞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杨朝勇几乎没有在北京停留，和彭士禄一起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巴蜀大地上寻找能够庇护陆上模式堆的山坳。
两个人到达夹江后，接待他们的负责人把他们带到了借住的农户家，并告知二人大家都是“西南水电的工作人员”，要来勘察水利。“说起来，农户们都以为要吃上国家引的水了，个个都高兴，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为了更逼真，还在当地像模像样搭起了一座“水厂厂房”，轮班看守。
杨朝勇和彭士禄守夜那天还在春节里，彭士禄神秘地掏出一块硬邦邦的东西交到杨朝勇手上，“我一看，那是他爱人在北京给他准备的腊肉，在当时大家吃不饱饭的时候，是好东西啊！”就着这块腊肉，两人以热水代替酒，推杯换盏，守着漆黑的厂房，伴着天上的星光，豪情万丈，畅想新中国和核动力事业共同发展壮大的美好图景，都是正值壮年男儿郎，说起毛主席那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更是激动不已，“我们都非常坚定，毛主席说了，我们肯定要把这件事做出来！用不了一万年！”
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两人没有休息，背上包袱，备上一把花生米当口粮，开始勘察两个工作区之间的地形路况。
“一条河沟，没得路”，杨朝勇记得很清楚，几公里的山路，两双脚生生走了12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太阳落了山头，他们才回到水厂。
这是在地址选定前，他们还要做许多次的工作。
地址选定后，杨朝勇彻底扎根在夹江。“搬砖”，听上去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但事实上真的是搬砖，杨朝勇和当地的工人们一起，一块一块地搬、一块一块地砌，让工作区最先成形。至于自己住的生活区，砖已经不够了，杨朝勇带着大家想办法，泥巴、草料、鹅卵石，能用上的都只要能搭出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能住下来。
再到后来，要修路，人也不够了，杨朝勇干脆跑到乐山市去“借”。他手写信件，将“水电厂”遇到的困难情真意切地表露，带着信挨个儿办公室地找，最终，“借”回了“军民共战”的盛况，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先生产、再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毛主席说的话，我一定做到！”
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服役，四川深山里的人民长舒一口气。
杨朝勇的这口气却没舒完，从核动力院建院以来，他一直在做组织工作，当前的任务结束，新的任务没来，不少骨干人员开始向外流失。“其中有一波去了728院（现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还有一波去了造船厂”，杨朝勇说，人才是建院之本，他不能看着大家就这么四散分离。
时值国务院开始进行“三线调整”，要把一批科研院所放到交通更便利的地方，杨朝勇看到了希望。
当时的杨朝勇已经是核动力院的副院长，他召集院里的班子成员开会，商量搬迁事宜。当时的普遍认识里，设计单位是最重要的，只要把设计单位搬到了成都，一切都好办。杨朝勇没有同意，“我认为，除了搞反应堆的研究所不能动，剩下的，应搬尽搬，给大家好的环境，大家才能沉下心研究核电，这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
杨朝勇的想法固然好，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没钱。
当时的核动力院已经达到4000人的规模，但整个院里能凑出的资金只有400万，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
怎么办？杨朝勇心一横，“我说，我去中央要钱！”
那一晚，杨朝勇把自己关在书房，提笔给中央写信。“我抽了一晚上的烟，我怕没写好，烟灰缸都被塞满了。”
当这封信经由北京的同事递给领导人，杨朝勇的心落了地，“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很快，信件有了回响。中央表示，核动力院的困难已经知晓，将进一步帮助院里推进搬迁事宜。
这一回，他赌对了。
消息传回来，杨朝勇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院里的职工，“我请大家安心，我们排纵队搬，一批一批搬，让大家都能有好环境、好设备，好好搞核电！”
核动力人自然也没有辜负杨朝勇的努力，秦山二期、大亚湾、华龙一号，在搬迁成都后，一项又一项耀眼的工程横空出世，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核动力硬实力”。
退休三十余年，当我们请他回忆他这一生的故事，杨朝勇还是喜欢说起那篇《新民主主义论》，“我没念过大学，但是这篇文章教会我很多，最重要的是，看完它，我从此坚定地选择共产党，选择共产主义事业，今天看来，我所做的一切，都对得起毛主席交代给我们的，我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