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两极格局瓦解,为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消除了障碍,拉奥政府提出“东向”政策,开启了印度与东南亚地区互动的新篇章。2014 年,莫迪政府提出“东向行动”政策,对原先的“东向”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这种演进蕴含了印度在大国抱负之下,立足印度洋,积极拓展周边外交空间,谋求从地区到全球地位上升的政策逻辑。
(一)“东向”政策:实现印度—东南亚的再连接
冷战结束后,印度不再将外交战略的重点放在南亚地区,因为将南亚国家保持在战略范围内以实现其超霸地位,继而拥有稳定周边环境实现国家发展的路径已然难以为继。对此,拉奥政府选择以经济、商业、贸易作为外交的新支点,与其国内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相匹配;在地缘考量上则选择东南亚地区作为新的战略要地,提出了“东向”政策,积极发展与东盟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
在“东向”政策第一阶段,印度主要以经济参与为突破口和重点,辅之以多边和双边参与,重建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
“东向”政策将经济领域作为重塑印度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突破点,一是因为印度在当时需要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自身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之中,以继续追求大国地位,而东盟本身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迅速,确实能够为印度提供前景广阔的发展平台;二是由于印度不仅是一个拥有 10 多亿人口,超过 8000 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市场,而且印度与东盟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能够为东盟的发展提供支撑。所以在双方需求相契合的前提下,“东向”政策在初期以经济参与为主要内容。
1992 年,印度取得东盟部分对话国待遇时,所涉及的领域也主要是贸易与投资。1993 年,印度拉奥政府向泰国、新加坡等国派出商业使团,建立双边商业联系;此后,印度—东盟还建立起联合贸易委员会、印度—东盟贸易委员会等,提升双方贸易合作的机制化。由此,印度和东盟之间贸易额快速增长,从 1991 年的 35 亿美元增至2000 年的 101 亿美元。
在扩大东南亚地区经济参与的同时,印度还积极加入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1995年,印度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实现了对 1992 年部分对话伙伴关系的升级。1996 年,印度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在建立起一定合作基础之后,印度将与东南亚地区的机制性关系拓展到次区域层面。1997 年,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泰国及缅甸组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2000 年 11 月,印度倡导的湄公河—恒河合作(MGC)成立,希望借由佛教文化及语言上的联系增强印度在这一区域的软实力。
在双边层面,印度这一时期通过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以军事外交的形式增强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及本国在地区安全维度内的存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印度就与印度尼西亚开展了双边军事演习,此后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都进行了类似的双边军演。
进入 21 世纪后,“东向”政策开启第二阶段。2003 年,印度时任外长贾斯旺特·辛哈指出:“‘东向’政策的第一个阶段以东盟为重心,主要关注贸易与投资关系。新阶段的特征是将‘东方’的定义扩展到从澳大利亚及东亚,但仍以东盟为核心。”因此,在第二阶段,印度除了继续稳固与东盟关系,还借助东南亚眺望更广阔的亚太地区。
一方面,印度继续与东盟深化关系,2002 年正式建立印度—东盟“10+1”机制。2004 年,第三次印度—东盟峰会发布了《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后续印度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5 年,参加首次东亚峰会(EAS),标志着印度的印度洋国家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印度已经在亚太地区获得扎实的立足点。2012 年,印度—东盟在双方对话关系建立 20 周年、“10+1”机制建立 10 周年之际,共同发布了《印度—东盟愿景声明》,将双方对话关系提升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关系取得里程碑式进展。另一方面,借由这一立足点,印度开始与更多的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发展外交关系,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关系都获得了提升,实现了周边战略空间的大幅度拓展;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在“东向”政策第二阶段实现了较大发展。
(二)“东向行动”政策:以增加印度区域影响力为目的的整体战略
2014 年 5 月,莫迪出任印度新一任总理。他认为印度已经达到全球领导大国的门槛,有望在有限时间内达成该目标。莫迪政府期望印度具有更显著的全球影响力和区域地缘影响力,实现该目标的策略之一就是使印度成为一支更重要的地区力量,由此莫迪政府对“东向”政策进行升级,在 2014 年 11 月印度—东盟峰会上提出了以行动为导向的“东向行动”政策。在“东向行动”政策中,印度致力于将行动空间进一步扩展,希望与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蒙古和太平洋岛国增进关系,特别提到东盟是“东向行动”政策的“支柱”(anchor)。
在莫迪第一任期内,其推行的“东向行动”政策开始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东南亚地区,通过参与安全合作、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将印度的东南亚政策从早期零星、分散的行动,变成了系统的区域战略。这一时期印度的东南亚政策格外关注安全议题,并且与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国开展了互联互通建设,这其中暗含着印度对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疑惧和防备,认为中国实力的上升及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密切将逐步打通中国通过东南亚影响南亚的进路,渗透印度洋,增强中国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存在和影响,对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构成挑战。所以这一阶段印度的东南亚政策中包含了与中国开展竞争、淡化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意图。比如,印度有针对性地公然就南海争议进行表态,表达对菲律宾的支持,与越南在离岸石油开发领域合作。莫迪公开表明印度致力于在包括印度洋和南海的海洋空间中扮演主要角色。
相比“东向”政策时期的东南亚政策,莫迪政府的“东向行动”政策旨在进一步拓宽印度的战略空间,在将东盟继续作为政策实施支柱的同时,植入与中国在地区层面展开竞争的深层逻辑,在维系业已建立的印度—东南亚关系基础上,有针对性、有选择地加强与东盟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确保在东南亚发挥地缘影响力,维持印度洋大国地位,稳步推行印度“全球领导大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