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1986—1998年，我在编辑工作之余，逐渐从研究河北历史人物，转为研究河北古国——中山国(春秋时期建立，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外第八雄)、赵国的历史与文化
，相继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史学月刊》《晋阳学刊》《中国史研究》《历
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98年秋，由于担任《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后来又兼任总编辑，任务重、压力大，忙得昏天黑地，无暇再继续研究了，使得这一课题中辍至今。
近日，在整理所藏的书报刊时，找出了这些旧作，重新录入文字，拟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供
微友们哂正。
今天，推出十二篇：《论山形器与中山国的山川祭祀制度》，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
1992年
第4期第127—136页。
[摘 要]
山形器在中山国王墓出土后，引起文物、考古、历史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或以为是仪仗饰，或以为类似国徽、族徽。实际上，它正确的名称应当叫做“桑封”——中山国用来祭祀的山川神主牌位。桑封实物在战国中山王墓的出土表明：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在带有宗教意味的祭祀形式普遍走向衰亡的情势下，中山不仅尊奉周礼，且仍保留着夏、商的文化习俗。它的悠久历史，远非春秋战国时期所能包容。
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文物出土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其中，两王墓先后出土的十一件山形器，更是国内首次面世。有关这种铜器的名称及其用途，学者虽已有论述，但笔者不敢苟同，故撰文析之，谬误之处，请教于方家。
一、桑封
——
中山国崇祭山川的一面镜子
山形器在我国尚属第一次发现。根据发现情况推测
，
应是陈设在帐前的，类似族徽、国徽样的东西，象征着中山国的一种礼器。
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山形器饰，都属于礼器，有山字形仪仗饰
、
中山侯铜钺等。两座墓出土的山字形铜仪仗饰，虽然高宽不一，轻重不等，但形式基本相同，上部
“
山
”
字呈三锋戟形，下部为筒形銎，左右出回纹饰。根据器物的重量和下部的銎口分析，当时插于木桩上的，平时可能立于王帐前，出行时竖于车上(王
罍
墓车马坑出土的山字形仪仗
，
饰于车部，銎内有朽木灰)，以示王仪。
山形器属于中山国的一种礼器，汪、陈两位先生所言极是。但由此而推测它为仪仗饰，“平时立于王帐前，出行时竖于车上，以示王仪”，则难免有失偏颇。
其祠礼
：
毛，太牢之具，县(悬)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悬)婴，用桑封，瘗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
，
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晋人郭璞注：“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银饰之也。《公羊传》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玉。”
山形器上锐下方，与桑封同；山形器有筒形銎，与桑封“中穿之加金”同；山形器内有朽木灰，与桑封瘗地(埋木桩于祭祀地)同；山形器上锐呈三圭状，象征三山；山形器下方有回旋纹，象征两川水。因此说，
所谓山形器，就是《山海经》中提到的“桑封”——山川神主牌位。
虞主，山川神主也。由于山川神主的偶像由桑封代替，用桑木制作，故“虞主”又称“桑主”。
凡主，皆有疆土所封，故“桑主”又称“桑封”。桑封，作为山川神主牌位，犹如祖祠宗庙中的牌位代替人的偶像一样。这里用来代替神，以便使人设祭供奉。
《说文解字》言：“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虞主的形象，本是黑纹白虎，掌管山川及其物产。新中国建立前，东北采参老人上山采参，必先参拜山川神主，求得庇护，以求得参。然而，这些老人只知，虎为山川之神，并不知其形状。更有甚者，便将山中之虎当作神主。民俗亦有以虎像或虎饰，祛邪去灾者。这些，都是上古对山川神主崇祭的遗风。因此，桑封也是虎神偶像的替身。
《说文解字》徐注：“叒，音若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蚕所食神叶，故加木叒下以别之。”《典术》云：“桑，箕星之精。”
古人认为，桑木为天上箕星之精所化，故以桑木为神木。以神木作神主者，取其同气相投之义。因此，《易经·否卦》荀注：“桑者，上元下黄，以象乾坤也。”元，即玄也。天色曰玄，地色曰黄。
古人以桑木为“中央之木”，上通天，下达地，使天地“相逢接之”。因此，以桑象征乾坤。故《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桑林，汤所祷旱。”
桑封最初用桑木制作牌位，这是桑封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桑封由青铜器制作，不知始于何时？但桑封由木制变更为金属制品，则是桑封演变史上的第二阶段。
五金亦是山产之物，故神主亦可以金代木。由于桑封以金代木，不再以“金银饰之”，仍不失神主的尊贵。
桑封改“金封”，虽无文献可征，但有文物可补，不论神主用何质料制作，神主仍是虞主。为叙述方便，以下仍用文献中的桑封来称呼。
钺上，铸有五座山峰；峰下，绘有六个十字回旋纹；钺柄前部，铸有“山”图；图下，绘有四个十字回旋纹。
此五山者，当取自古代制度五方国中的五山之经。此回纹者，当取自五山之川水。因此，“山”图与回旋纹，亦是山川神主牌位。
钺是王权的象征，桑封则是王权的保护神。《管子·牧民》说：“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中山侯钺，实际成为王权与神权双重威严的象征。所以，作为仪仗中的中山侯钺，更显得王权的尊贵和高大。
无独有偶，在楚人生活的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以及山东南部、湖南长沙等地，也发现了带有“山”形图饰的铜镜。但镜面上的“山”图，都变成斜形。
从已出土的铜镜来看，“山”形图饰或三个、四个，或六个，数目不等。因常见图形为四个，故又称为“四山镜”。
长期以来，学者多把它当做一种纹饰而未加注意，直到中山王墓出土了山形器和中山侯铜钺后，程如峰先生始撰文，将之与楚伐中山的历史事件相联系，认为：“镜上的‘山’字，都做斜形，完全失去了威武雄壮的气概，有俯首听命之感，不正是楚国征服中山、夸耀武功的真实写照吗？”
程先生所言，虽然切中了楚亡中山的史实，但
镜上的“山”图，并非现今意义上的“山”字，而
是中山国的神主牌位。
先说
“
山
”
字
。
“山”，
古文写作“
”。《说文解字》徐注：“象山峰丛起之形。”山字镜绘作“
”，而不写作“
”，说明楚国战胜了护佑中山的神主，亦即征服了这个国家；而并非说明，随着国家的灭亡，象征该国的山脉也与之同倾。
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用人力来倾倒其山的；所能倾倒者，只能是这个国家的护佑神主而已。所谓“古代国家的毁灭总要引起古代宗教的毁灭”，就是这个道理。
“
”与“
”关系密切，形近而义远。
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有”为阳，“无”为阴；阳为上，阴为下；故中山侯钺亦以上阳下阴而别之。
再说“川”字。
《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言：“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古文“川”字写作“巛”，即“言川中之水有回旋而流者”。
桑封，呈三圭状，象山之形而处上；两回旋纹，象川之形而处下，此正合两山之间必有一川，三山之间必有两川之意。
所以说，山字镜和中山侯钺中的“山”图以及山形器，它不是文字和纹饰，而是山川神主牌位的真实图形。由此又可以证明：“山字镜”或“四山镜”，应称为“山川神主镜”或“虞主镜”“桑封镜”。
陈应祺先生在文章中还谈到，灵寿古城还出土了许多山形建筑饰件。其中包括“山峰形瓦钉帽饰件、山形脊瓦、山形瓦顶帽等”，“反映了中山国上自统治者，下至一般平民，用山字形图饰作为民族的标志而遍存于国中”。
《吕氏春秋·季夏纪》说：“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高诱注：“章，服也。贵有常尊，贱有等卑，故曰度。”在古代，一切旗章不过是区分尊卑贵贱的象征。
古人以上象天，所有宫殿庙宇、平民屋脊，皆有神主矗立，或称山神，或称角神，神秩不一，故不能等同而论。
《史记·封禅书》援引汉文成将军所言：“上即欲神通，宫室被服非神象，神物不至。”说明，宫室被服若没有神象，神主是不会来的。因此，宫室建筑饰件、君王被服之类，皆以神主之像装饰或彩绘。
《尚书·虞书·益稷》云：“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饰于五色，作服。”汉孔安国传：“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国语·楚语下》言：“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
古代帝王将相，多以日月、山水、团龙之类图饰于被服，正如汉文成将军所言，意在招群神辅佐。由于官职不同，神秩不同，祭祀形式不同，故服饰亦不同。说明，何等人祭祀何等神，何等神附会何等人，都是有着严格区分的。
中山国出土的山形建筑饰件，亦是山川神主牌位的象征。它只能用于王宫，而不能遍及于“一般平民”。否则，“民神同位，民渎其盟，无有严威”，必然造成混乱。
事实证明，中山国方圆五百里，除了古灵寿城一地之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现这种山形建筑饰件。所以说，陈先生认为“山形图饰作为民族的标志而遍存于国中”，是对桑封的误解。
周代礼制等级森严，不可僭越，越则无礼，礼乱则国危，国危势必神不至。春秋战国之际，虽说礼崩乐坏，但这里主要指的是周天子的礼乐衰败，诸侯间的礼乐尚存，故中山祭祀山川而不衰。稀有珍贵文物“桑封”的出土在此做了回答。
《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唐人孔颖达正义云：“礼定器于地，通名为‘奠’，是奠为定也。山之高者，莫高于岳；川之大者，莫大于渎……此举高大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亦云：“望秩于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序也，定其祀礼所视。”古代有礼则有器，桑封作为礼器——山川神主牌位，因山川有高低大小之分，故神主亦当有高低大小之异，所以就出现了桑封有大小不等的差别了。
据《山海经·中山经》所言，“用桑封，瘗而不糈。”本应将桑封埋瘗于祭地，这里何故埋于王墓？笔者曾在《狄灭邢、卫实为中山灭邢、卫考辨》一文中，述及中山国祖居肤施(今陕西绥德北、榆林东南)，春秋时期越过山西居章武(今河北大城一带)，先后灭鲜虞、都顾(今河北藁城)、迁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乡)，远离祖地。从《山海经》所述中山经的地理看，它位于今山西、陕西两省间的交会处，战国时已成为秦人的势力范围，故中山祭祀山川已不能将桑封埋瘗于中山祖地，而只能设桑封而望祭中山，最后埋入中山王墓。
桑封，作为中山护佑神，随从君王死后同葬于墓，是由祭祀制度决定的。由于每代君王只有一代护佑神护佑，君王一死，便完成其护佑任务。随之继位的君王，则与新的神主相继登位。因此，中山两座王墓同时出土桑封是不足为怪的。古典哲学认为，天、地、人三方为一理，俗云“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证“一朝天子一朝神”的观念。
桑封，平时设天子明堂、诸侯泮宫，只有祭祀山川时，才用车马驾行。桑封与车马、箭弓、帐杆、戈钺、兵器、金尊等仪仗同埋一处，说明送葬时，护卫神主仪仗的隆重。由于车马坑中的文物，大都是仪仗之饰，故仪仗也是礼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桑封出土的部位与其他文物的出土部位是完全吻合的。
《礼记·祭法》云：“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此言国亡则地亡，非指国家迁徙而言。正如商人数迁其都不忘其所祭一样，中山人虽不断迁徙，但其祭祀活动始终未有停止，桑封的出土即是明证。
《礼记·曲礼下》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祠，无福。”此言国未亡而祭祀本国护佑神之外的神祇，属多此一举，故日“淫祠”。淫则烂，故“无福”。战国中山虽然占据了春秋时鲜虞之地，但并未祭祀护佑鲜虞的山川神主，正是防其淫乱无福，这与《周礼》的要求是一致的。
元圭者，古镇圭也。温润异常，又其色内赤外黑，非世所有，固无足疑。圭，上锐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后世礼图为圭之太锐也。两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绘镇圭，乃于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秦、汉器玉所能及。上则皆云雷之文，下平无文，而中一窍，大足容指。其长，尺有二寸，正合周尺，仿同晋尺。盖晋得舜庙玉尺，是以知同古尺也。有《制古元圭议》行于世，诚不诬已。……吾与若谷读《礼记》，见《王制》言，“王执镇圭”，释谓旁刻十二山。吾即谓若谷：“元圭者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谓山尊同，盖验之乎？
”
元圭者，一圭也，它是祭天的礼器，即天神牌位也。二圭者，本是祭地的礼器，即地神牌位也。三圭者，当是祭山川的礼器，即山川神主牌位也。
蔡绦记载，宋代出土的上古元圭“上锐而下方”，与桑封形同而其圭数不同。蔡氏又云：“然其末平直，非若后世礼图为圭之太锐。”实际与《说文解字》中所言“上圜下方”相合，不像战国时的“桑封”之圭太锐也，今天的出土文物证实了蔡氏所言。
《说文解字·圭》云：“圭，瑞玉也，上圜下方。”清人段玉裁注：“上圜下方，法天地也。”圭法天地，桑木象乾坤，玉圭与桑木作用相同，所以桑封实由桑圭组合。
封，
《说文解字》云：“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
，籀文封，从丰土。
，古文封省。”按，古文“
”，可证封即圭，守圭为封者，言其恪守规定的祭祀天地、山川制度。封，从丰土者，又言万物皆由天地、山川而产。然古人祭祀天地、山川的礼器所以不同者，又以其规定的圭数不同而区别之。故《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者也。”
又，《说苑·君道》言：“汤之时，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祀山川，教之祝曰。……言未已，而天大雨。”鼎有三足、四足，汤何以教人用三足鼎祭祀山川，以应旱急？说明，“三”数代表山川神主。陈先生说“‘山’字呈三锋戟形”，误，应该说是呈三圭形。
管仲曰
：“
古者
，
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
，
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
；
虙羲封泰山，禅云云
；
神农封泰山，禅云云
；
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
黄帝封泰山，禅亭亭
；
颛顼封泰山，禅云云
；
帝喾封泰山，禅云云
；
尧封泰山，禅云云
；
舜封泰山，禅云云
；
禹封泰山，禅会稽
；
汤封泰山，禅云云
；
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
，
然后得封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