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在外祖母那儿度过的时光，使我养成了喜欢沉思、有规律、有秩序的习惯。
一天天，我被拖着、提着、痛苦地尖叫着送进教室。我对看到的一切都要呕吐，常常晕厥，失去了平衡的感觉。
[幻想]
我的想象力和感觉都得到充分的滋养。我记忆中没有无聊的事情，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在爆发着奇迹，都有出乎意料的景观和神奇变幻的瞬间……童年的特权是在魔术和燕麦粥之间、在无限恐惧和极度欢乐之间自由地遨游。
[母亲]
我想去拥抱和亲吻她，她推开了我，扇了我一个耳光。
房间里突然充满初春的明媚，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匆忙地滴滴答答地响着。……我觉得，母亲还活着，她的胸脯在起伏，我能听见那平稳的呼吸，能看见她的眼皮在抖动。我想，她在沉睡，而且就要醒了，这时，我习惯性的幻觉又在和现实捉迷藏。
[父亲]
残暴的鞭打就是一个实证。……他动手揍了我，我也回敬了他一拳。父亲踉跄几步，最后坐在地板上呆住了。
父亲的食道长了一个恶性大肿瘤，已被送进了医院，正准备动手术。母亲希望我能去看望他。我告诉她我没有时间，而且也不愿这样做。
[哥哥]
哥哥得了猩红热。（当然，我希望他死去。在那个时代，这种疾病是很危险的。）
当哥哥开门时，我将玻璃水瓶往他头上砸去。玻璃水瓶砸得粉碎，哥哥应声倒地，血从头上一个裂口喷涌而出。大约一个月或更晚一些时候，他冷不防给我一拳，打掉了我两颗门牙。我的回报是，趁他睡着后，将油灯放在他的床边，油灯燃尽时烧着了被子。
[妹妹]
通常，我与哥哥总是敌对的，这次却和解了，我们一起谋划用种种方式去杀死这个讨厌的坏东西。
[父母的婚姻]
父母处于一种疲惫不堪、永无止境的危机状态中。他们履行义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企求上帝的宽恕，然而，他们的信仰、价值和传统都毫无作用，什么也帮不了他们。
[宗教家庭]
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惊人的接受力。
[自己]
在我一生中，曾有一两次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职业活动]
我内心始终充满激情，并且要一直控制这种骚动，但每当面对无法预见、无法预言之事时，我就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我的职业活动变成了一种对不可言喻之事的学究式管理。我只是一个剧场演出的中间人、组织者和仪式化奉行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演出也将获得正确评价。我们的剧目确实默默无闻，但一个个伟大或不幸的瞬间仍依稀可辨。电影胶片依然存在，并为艺术真理变幻无常留下永恒的痕迹。在一片废墟中，仍会有几根巨柱残存下来。
[电影]
各种即兴创作不适合我……对于我，拍电影是一种幻想，但必须经过周密思考。这种幻想是一种现实的反映，长此以往，我似乎越来越觉得电影是一种幻觉的体现。
(费里尼、黑泽明、布努艾尔、塔可夫斯基)能悠然自得地遨游的梦幻空间……安东尼奥尼也很接近，但却被他自己的单调沉闷所窒息。
电影如果不是一种记录，就是一种梦幻……当我在剪辑台上逐格拉片时，我仍然能感受到童年时代所感受到的、那种眼花缭乱的魔幻感觉。
有时候，我也许会感到悲哀，怀疑自己再也不会拍电影了。这种感觉很自然，又转瞬即逝。最重要的是我怀念和斯文·尼奎斯特(摄影师)一起工作的日子，也许那是由于我们都对光线着了迷，那些柔和的、刺眼的、梦幻般的、真实的、昏暗的、明亮的、模糊的、热烈的、狂暴的、平淡的、突然的、阴暗的、春天般的、下垂的、直的、斜的、令人愉悦的、色调低沉的、受限的、令人讨厌的、平静的、微弱的光。光。
[自我评价]
我是个无用的情人，不但舞跳得糟糕，还是个夸夸其谈者，老是无休止地谈论自己。我们随后确定了关系，但又很快地彼此背叛。塞西莉娅甩了我，认为我绝不会有什么出息，周围的许多人，包括我父母以及我自己都这样判断。
[对一生的总结]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无目的，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人死了就化为乌有，从存在到不存在。
我向上帝祈祷，却已失去了信心。也许人应该竭尽所能去独自处理好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