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百年诞辰，听吕恩讲述美好往事
文 | 李辉
前记：
昨天，4月21日，是吴祖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特发表当年我与吕恩女士的对谈，听她谈与吴祖光的那些美丽故事，留存心底的思念。新凤霞女士1998年生平第一次回到江苏常州的吴祖光家乡，竟在那里去世，令人意外，却也是叶落归根。吴祖光先生2003年于非典期间去世，吕恩女士2005年去世。谨在吴祖光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借发表此文缅怀三位熟悉的前辈。
李辉，2017年4月21日
最初的相识，愉快的旅行
抗战期间的吕恩。
李：认识您快十年了，一直想听您讲讲您和吴祖光先生的故事。现在大家一般只知道吴祖光和新凤霞是夫妇，但对吴先生在此之前的婚姻生活并不清楚，他本人和您基本上都是避而不提。我想，你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六、七年，后来又是友好地分手，其实完全不必回避。对于研究吴祖光创作和传记的专家来说，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是挺重要的。所以，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您聊聊你们的这段爱情婚姻生活。
吕：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生活美满。我就淡出了。
我跟他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我想了半天我们的结合。他对我不错，我对他也不错的。我想我和吴祖光的感情是朋友的感情。我怎么就没有转换成夫妻的感情呢？跟他，人多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好，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呢就不怎么样了，就又没有那么如胶似漆。我们分开了很好，写信很好，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完美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感情上、生活方式上不一样。我们就走开了。走开以后呢，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吕恩来信信封。
2009年吕恩致信寄还《我和吴祖光》校订稿10张。
吕恩一直热爱写作，晚年写《雷雨》一文，谈曹禺与郑秀的往事。
李：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吕：我是在1938年就认识了他，是在重庆。1938年夏季，我从沦陷了的老家江苏常熟逃亡到重庆，考取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一年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是余上沅，曹禺是教务主任，吴祖光在那里当余上沅校长的秘书。他也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国语，后来又教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是南方人，跟他学国语。所以，我开始一直叫他“吴先生”，后来关系转变之后，也从来没有叫过“祖光”，有时就连名带姓叫“吴祖光”。到现在为止，提到他还是叫吴祖光。
李：在学校有个人接触吗？
吕：我一到学校不久，就受到邀请参加了他的一次请客。他就是爱请客，有这个特点。你们不是说他爱请客吗？不是现在爱请客，从小就爱请。1939年，我17岁，他大概21岁，他的话剧《凤凰城》刚刚演出，他还很年轻，就大请其客，在曾家岩的生生花园。他请了一拨很有名望的人。我当时刚进戏剧学校，住在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也把我请去了。我就奇怪，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认识了他，问他：“我刚刚进学校，你怎么把我也请去？”他说：“我喜欢你呀！”
李：我最近在整理他的日记，是1954年到1957年的，几乎见天就是记着请人吃饭，从夏衍、潘汉年，到黄苗子、郁风、丁聪，还有梅兰芳、齐白石。好像整天就是聚会。
吕：在重庆时他就是这样，有了钱就一天到晚请客吃饭，他感到开心。
李：真正开始来往，或者说你们成了朋友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
1942年年底，吕恩在成都扮演阳翰笙话剧《天国春秋》的洪宣娇（右）。
吕：那是到离开学校以后了。1943年，我从学校出来到了中央青年剧社， 当职业演员。他后来也从学校来了，好像是当编导委员，反正位置比我高。这时，我们就不是师生关系，是同事关系了。从那时开始，他对我不错。他开始写《牛郎织女》。在重庆写的，完了之后，他和我们一块到成都演出，是张骏祥当导演。有两个女的，我和张瑞芳。在成都，我们住在中华剧艺社里面。小丁，就是丁聪，也去了，他是舞台设计，还吹笛子。他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小亭子里，三边都是水。
在这之前，我们在重庆演话剧《安魂曲》赔了钱。《安魂曲》是写莫扎特，导演是张骏祥，同一个余克稷拥有的“怒吼剧社”演出。曹禺主演莫扎特，音乐是马思聪，舞蹈是戴爱莲。那个戏的阵容是空前的。但由于成本太大，加上演出场次受限制，演出赔了。
第二部戏《牛郎织女》赚了钱，填补了前面的戏。我们都参加平均分配。我分到了6000块，小丁也分了6000块，张瑞芳也是。那个时候6000块钱不得了。吴祖光多少钱不知道，他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他是编剧，要拿百分之几的上演税。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钱，小丁也没有拿过。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花。怎么办？就胡花，我买了一件皮大衣，每天去逛街吃馆子。后来，小丁、我、吴祖光三人就说到青城山去玩。青城天下幽嘛。我们三人就去了。
李：从这次旅行开始了你们的亲密关系？
吕：也可以这么说吧。但也还没有谈朋友。第二天早上，我们从东城出西城，要赶公共汽车到灌县，再从那里上山。我们磨磨蹭蹭，等赶到西城汽车站，公共汽车已经开了。一天就一班车。我们三人坐在茶馆里发愣。我那个时候很任性的，我们说既然来了就不能回去，回去多没意思呀！怎么办呢？这时，拉黄包车的人来兜生意，说：你们不是要去青城山吗？我们拉你们去。九十里地哩！我说你们怎么拉得动。“行，行，行。我们一定把你们拉去。”结果我们讲了价钱，多极了，反正比汽车贵得多。保证下午四点钟到。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一人坐一辆黄包车动身了。后来吴祖光说，也不错呀，还可以一边走一边看风景。我是着急，他慢慢说：“不要紧，看风景嘛！想看了，还可以下来喝碗茶。”
黄包车车夫原来是揽下生意后再往下转手卖的，走一段就转卖给下一段，卖了我们三次。到了灌县是下午四点了。上不了山，就住在中国旅行社里头，当时是最好的旅馆。人家看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老板出来，知道我们要上山，就说：不能去呀！昨天就有人被抢了。上山路上有土匪。我们说也没有什么东西。第二天，他帮我们雇了一个挑夫，挑我的两个箱子。要我们三个人不要一起走，要分开，拉开距离，互相不要说话。有三十里地，我们三个人就走了。碰到一个道士，他说：到我们那儿去住。道士就带着我们一口气爬了三十里，一上上到了上清宫。
他们那里实际上也是旅馆，进去之后，给我们开了一间大房子，三张床。请我们吃地板腊肉。吃完饭，一算账，小丁说：“糟糕！我们剩下的钱只够回去了。”住在这里一晚上要七十块钱，一个人吃饭还得几十块。他要马上就回去。我说：我们好不容易上来了，马上就回去，多扫兴。那不行。但怎么办呢？
李：吴祖光什么意见？这种一起玩的时候他一般是什么样的？
吕：吴祖光这个人有个好处，遇事他不着急，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慢腾腾地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就在这里呆着，写信回去，要中华剧艺社社长应云卫汇钱来。吕恩在这里，还要她演戏。拿钱来我们把吕恩送回去，不拿钱我们就在这里呆着。”
李：我读过郁风一篇文章，提到她和徐悲鸿一行在青城山遇到过你们。
吕：是啊。巧得很，这时有一个知客，就是道士负责和外面打交道的人，走出来告诉我们，他发现徐悲鸿在天师洞，带着一批学生在写生。天师洞在我们上清宫底下。那个人还说，郁风也在里面，那时她刚从桂林来成都。丁聪好像抓到了一根稻草，说那个地方我们能去吗？那个知客说，你们不要下去，我们这里有电话，可以通下面天师洞。
丁聪就打电话，找到了郁风，说我们没有钱了。道士就在旁边，他们俩就用广东话说。郁风叫我们下去，但道士不愿意要我们走，他知道徐悲鸿是大画家，要我们去把徐悲鸿他们拉上来住。他说：“明天你们下去，东西先留在这里，把他们带来，我们可以优惠。”我们没有办法了，第二天就把东西留下，去天师洞找他们。见到他们有十几个人。
我认识郁风，把我们介绍给徐悲鸿。还有廖静文。徐悲鸿这个人好客，听说我们没钱了，就说：在我们这里吃，没问题。我说：“不行呀，我们的东西还在上面呢！”他说：“没关系。你们先在这里住几天，然后我们再一起上去。”
我们高兴极了，就住在天师洞。以后，吃呀，用呀，花呀，都是徐悲鸿负责。每天吃两桌，什么地板腊肉，天天都是山珍海味。道士是吃荤的。天天各种新鲜菜肴，还有酒。
这个时候，徐悲鸿刚好和廖静文在谈恋爱。徐悲鸿送了我一幅画，现在在我儿子那里。我们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张画。丁聪和吴祖光一人一张马，送我的是一张猫。我还傻里呱唧，说：“徐先生，你是画马有名的，怎么送我一张猫呀？”他说：“女孩子就该送猫，男的才送马。”他当时送廖静文的也是猫。徐悲鸿纪念馆里挂的一张猫，就跟他送我的那张同时画的。有六十多年了！
应云卫真的寄钱来了，要我回去排《家》。我们三个人，还有徐悲鸿、廖静文，一共五个人先下山。我们三个人走下去的，他们两个人是坐轿子下去的。回到成都后，徐悲鸿就开了一个展览会。大概又经过了一两年的周折，徐悲鸿终于和蒋碧薇离婚，和廖静文结婚了。
李：这次青城山之行，您对吴祖光有什么印象？
吕：这一段，我们大约玩了十六天。吴祖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像郁风那样，一堆人总是能看到郁风，吴祖光不太出头的。后来我在成都就留下来了。在那里演《家》。吴祖光在成都写了一个剧本，《少年游》，里面四个女性都有原型，有郁风、赵慧深，还有我。我的那个角色的名字叫洪蔷。那个戏本来预备我演的，由贺孟斧导演，但我没演成。后来是在重庆、上海演了，我那角色在上海是沙莉演的。以后，我跟了中华剧艺社，巡回演出，就和他分开了。他在《华西晚报》工作，我们就开始通信。
走进“二流堂”，共同的生活
四十年代的吕恩。
李：从青城山下来，你们就成为朋友了？
吕：在青城山不算，回来后这时开始通信就算做了朋友吧。1944年初我在外地演出，半年多，到1944年夏天，太累了，得了胸膜炎，留在了自贡。他坐长途汽车从成都来看我。我躺在地板上，发烧。剧团很穷的，没有拿一分钱工资，只管吃饭。他说：“这怎么行呢？有病得治。我们离开吧！”我说去哪儿？他说：“我现在有钱了。”原来《牛郎织女》在重庆又演了，《少年游》也在重庆演了。我说：“我不能花你的钱。”这个时候，张瑞芳在的那个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也出来巡回演出，到了内江，离我们差六十里地。金山到自贡来打前站，碰到了我。
那个时候，张瑞芳离开了原来的爱人，和金山在一起，舆论对张瑞芳很不利，她在剧团很孤独。我和张瑞芳很好，金山见到我，就说你到剧团去看看瑞芳。吴祖光也说你就去吧。金山这个剧团是党领导的，应云卫的剧团也是的，但金山是海派，福利比较好。就这样他们把我弄到了金山的中国艺术剧社。金山说，你就在这里住着养病，不用演出。应云卫的剧团回成都，我就没有走，继续留在内江。吴祖光也留下来了。
不过，在自贡金山的剧团里，我居然和吴祖光有一次还同台演过戏。我本来是养病，但在他们上演《戏剧春秋》时，让我临时扮演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名电影明星，她托病要挟老板不愿意上台演出，于是老板派两名医生来给她看病。一位是中医，一位是西医，等我在台上演出时，两个医生上来我才发现他们是由宋之的和吴祖光客串扮演的。
宋之的扮演中医，戴一顶呢帽，粗布长袍，他本来就胖，粗眉大眼的，操一口河北腔问我的病情。吴祖光扮演西医，西服革履，油头粉面，头发擦得贼亮，还给他画了一个八字胡子，很滑稽的样子。他躲在宋之的后面，不吭声，由宋之的一个人讲话。我没有想到他也上台了，想笑，又不敢笑，就趴在桌子上笑，根本没法起来谈话。宋之的问：什么病？我一听他的河北口音更想笑。后来，吴祖光对我说：“一上台我都糊涂了。”他一辈子也没有演过戏，这大概是他唯一的一次演话剧吧！
李：听说你们从自贡又去了峨眉山，有过很有意思的故事。
吕：是呀，过了没多久，金山的剧团上峨眉山，我们也一起跟着去了。全剧社的都上峨眉山。我们分两拨儿走。年纪大一点的坐滑竿，年轻的爬山。我因为有病，也坐滑竿。在山上护国寺住了一夜，第二天分道扬镳。我们坐滑竿，上山走七天，下山走五天。我给你讲我们的笑话。
我们这一拨儿有蓝马、金山、张瑞芳、宋之的、王苹、赵清阁、吴祖光、我等十几个人。我们都坐滑竿。头两天住路上的庙店，和尚看我们都带答不理的，安排住上下铺那种床，一般性的接待。第三天，碰到爬山的那批年轻人，他们问我们怎么住的，我们告诉了他们。他们说：“我们住得可好哩！”有一个叫白颂天的年轻人说，他们唬了和尚。他们告诉和尚：“快开山门，黄二小姐来了！”就是黄婉苏。“罗三公子来了！”是指罗健，他父亲是刘晓，后来驻苏联的大使。和尚们一听，就赶紧把好的房间开给他们了，还给他们弄好吃的。他们就是这样一路走上来的。
我们听了，心想我们怎么住这么差？也想办法。第三天，蓝马看看宋之的、金山，对我们说：“我先去打前站，到时你们都别做声，看我的眼色。”他就先上山，自称副官。我们十几个滑竿到了洪椿坪，那里也有一个庙。我们一到那里，山门已经打开了，大殿外面的长廊，排好了长桌，铺好了白布，还摆好了椅子。碗茶也放好了。我们一看就傻了。
只见蓝马对着我们喊：“宋司令，请！”宋之的大腹便便的，挺神气的，像那么回事。就把他请到正中间的椅子上坐下来。蓝马又喊：“宋太太，请！”把宋之的的夫人王苹请上去。又喊：“姑太太，请！”他喊的是赵清阁，她成了姑太太了。再喊：“姨太太，请！”喊的是张瑞芳。还把我说成是宋之的的小姨子。一塌糊涂，大家都成了一家人。我们都想笑又不敢笑。
我们坐下来，喝上茶。这时里面的人出来了，说：“我们这里是小地方，照顾不周。”原来他们听说有司令员从前方回来了，又见我们都是坐的滑竿，年龄也像，就相信了。他们把一个大跨院安排给我们。真漂亮，原来是林森的别墅，他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满院子全是桂花树，香气扑鼻。家具都是硬木的，没有电灯，但点的都是进口的僧帽牌洋蜡。我们住了进去。蓝马又大喊：“吃什么？我们要吃鸡。”和尚说：“我们庙里不能烧鸡。”蓝马说：“你不能到外面去烧去？”他们真的到外面去做了，那天晚上，又是打麻将，又是打扑克的，大家玩得真开心。
吴祖光与杨宪益。
李：吴祖光爱玩吗？
吕：吴祖光和我们在一起，没什么特别活泼，只是和大家一起玩而已，不像蓝马那么活跃。第二天，我们走的时候，和尚拿出了缘簿，大家傻了眼。有人悄悄说：“写个五百元的条子，让他到重庆去拿去，写个找不到的地方。”结果，我们就让吴祖光写了条子。然后，我们继续上山。
就是这一段事，文化大革命时整我整得够戗，说成我的一个罪状。说我是跟了一个国民党的战区司令员上山玩。我说是假的，是蓝马编的。这件事是在揭发宋之的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时捅出来的。搞得我当时惨极了。
大家下山了，我要养病，就把我和吴祖光、宋之的，还有一个沈剡，现在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我们四个人留在山上。在青溪阁，不是庙，是图书馆。我养病，吴租光、宋之的写剧本《春寒》，吴租光写的是《芙蓉城》。成都就叫芙蓉城。不过这个剧本没写出来，没演出。
在山上我们呆了二十多天。我每天无所事事，就养病。这段时间我和吴祖光关系就比较好了。
李：看来你们的爱情与四川的名山大川关系密切。
“文革”中被丑化的“二流堂”人物漫画。
左起：高集吕恩唐瑜丁聪高汾。李辉 摄。
吕：也是机缘吧。1944年8、9月间我回到重庆，吴祖光没有回去，还留在峨眉山写剧本。是宋之的把我送到“二流堂”去。那个时候，马彦祥当中青的社长，他让我去他的剧团，宋之的就说：“别住在那个剧社，有一个好地方，我送你去住。”就把我送到了唐瑜那儿。那时，高汾还没有去，我和郁风的妹妹一起住。唐瑜的房子叫碧庐，那里的故事可多了。
李：我写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还编过一本关于“二流堂”的书，书名就叫《依稀碧庐》。我觉得“二流堂”里的你们这批人很有文人特点，值得研究。要是能拍一部“二流堂”的记录片其实也很有意思。吴祖光什么时候来和您在“二流堂”会合？
吕：吴祖光到冬天才回来。回来他也住了进来。吴祖光和我通信，也和别的女孩子通信，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嫉妒。我很奇怪我的感情，很有意思。他对别人说：“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我就是不嫉妒。一堆人一起玩玩挺不错就是。走开了也想。他比我大四五岁，给我很多帮助。
他中文底子深，语言也不好。我是江苏常熟人，学表演，他就纠正我的语音，像卷舌音我就发不好，教我念儿字化的绕口令，如“小口子儿，坐门凳儿……”他还教我写字，大字小字都写。我很听他的话。还鼓励我记日记。挺好的。但就是玩不到一块儿去，两人后来就不干了。就这么一种关系，很多人也知道了。
我们没有孩子。他没有提出来正式结婚，我也没提，也不想结婚。但那时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了。
左起郁风、高汾、吕恩，当年“二流堂”的三位女性九十年代相聚于夏衍家中。
李：就是说在1944年冬天，你们在“二流堂”开始一起生活。
吕：是的。半年多之后，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我和秦怡坐汽车回上海。我们先动身，但后到。吴祖光是坐飞机到上海，结果他比我还早一个月到上海。
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李：听丁聪说过，你们是在上海举办的婚礼。
吕：开始还没有准备结婚。但又为什么正式结婚呢？到上海后，我回常熟家乡去，这时发生了一个重要插曲，促成了我们的正式结婚。而且是三天之内决定的。
我有一个同乡表兄，山东大学毕业的，是学气象的，抗战八年期间当空军，他到印度一个基地工作。他一个人在那里，很荒凉的地方。他是个孝子，有兄弟两个，都出来了。抗战期间母亲在家乡病了，找了一个女孩子照顾她，母亲病好了后和这个女孩子相依为命。
这个女孩子不错，他妈很喜欢，就写信给儿子说是替他定亲了。表兄非常孝顺，虽然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回信还是同意了。过了几个月，他母亲要把女孩子送到重庆，但走到半路没走成，又回到了常熟。表兄给我写信说到这件事，说战争无望，他让他母亲还是把那个姑娘当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这样我就了一桩心事。这个表兄告诉我这个事，他其实对我也有意思，那个女孩子的事情过去后，他一直和我通信。吴祖光也知道这件事。
吕恩怀念堂姐蝴蝶一文发表于《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她的文章都剪贴留存。
我回到常熟，上午到家，下午表兄的母亲就到我家里来看我，还带了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这些事，问我他的儿子的情况，我说他没有别的女朋友，要通信只是和我在通信，他呆的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她们走了之后，我母亲就说我：“你这个傻瓜，她就是来探你的。”因为外面有传言说我和那个表兄已经生了孩子，我说：“去它妈的！”我说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人，只是想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很寂寞的，与我通信，我就回信而已。母亲说：“你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她没有嫁出去。当时不愿嫁出去，还自杀过一次。”母亲警告我：“你可不能跟他好，不然要出人命！”
正在这时，吴祖光到我家来了。
李：你知道他要来常熟吗？事先约定的？
吕：事先他没有和我商量，临时来的。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两人很投机。母亲对他很满意，第二天他走了，母亲对我说：“这个人不错。跟我谈得不错，挺有学问的。你回去跟他结婚去。”我说，怎么一下子就说要结婚呢？母亲说：“他已经说好了，三天后你回去就结婚，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一定要结婚，不然，你表兄要回来又追你，事情就闹大了。”我想怎么办呢？后来想通了，结吧，反正我们已经好几年了，感情虽然不是那么深的，但还是有感情的。我是个女孩子，不结婚挺麻烦的，老是被人追来追去的，也不好。结了婚以后，我可以专心搞事业。就这样我决定结婚，回到了上海。就这么结的婚，当时很理智的。
1944年三对夫妇与苗子的母亲在一起。左面一对为戴爱莲、叶浅予，中间一对为郁风、黄苗子，右面一队郑安娜、冯亦代。郁风。冯亦代帮忙张罗吴祖光吕恩婚礼。
1946年“二流堂”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前排左起：盛家伦、高集、郁风、（不详）、黄苗子；后排有浦熙修（左四）、张瑞芳（中）、丁聪（右四）、金山（右一）等。他们大多参加吴祖光吕恩的婚礼。
李：对你们结婚，上海的朋友们好像都很高兴，前几年冯亦代也曾同我讲过当时的情况。婚礼准确时间是哪天？在哪儿举行的？
巴金与叶圣陶。叶圣陶为吴祖光吕恩的另一位证婚人。
吴祖光吕恩的证婚人之一夏衍。
吕：1946年3月，在上海梅龙镇饭店举办的婚礼。证婚人是叶圣陶、夏衍，是冯亦代、丁聪他们几个人张罗筹办的。重庆的那批朋友都来了，还有话剧界、文学界的朋友。1946年我25岁，在重庆时我和吴祖光是同居，现在是正式结婚了。那个时代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李：在上海你们住在哪里？
吕：我们结婚后住在我表姐家，她不在，回家乡了，房子全空着，就给我们住。是在江苏路、大西路口（现在的延安西路），很漂亮的房子，是三层楼，我们住在二楼。九四年我到上海，还去看过，房子还在，但不知这几年拆没拆。
2005年10月黄苗子和丁聪（吴祖光婚礼张罗人）站在1935年的老照片前高兴地留影。老照片上的四人为四位漫画家，左起：丁聪、黄尧、华君武、黄苗子。李辉 摄。
李：前年我陪丁聪夫妇到上海，拍摄他回家的专题片，我们一起到大世界旁边的共舞台，去找过他和吴祖光当年编辑《清明》杂志的地方。你去过那里吗？对那段时间他的情况了解多少？
吕：《清明》编辑部在共舞台用的是大商人张善琨原来的房子，抗战胜利后他跑了，就被他们拿来用。记得我和秦怡在《清明》第一期上还发表过纪念贺孟斧的文章。那段时间，吴祖光上午在《清明》编辑部，下午到《新民报》编辑副刊，一天到晚不在家。我刚到上海，在于伶他们的上海剧艺社演戏，白天经常排戏，有时晚上演出，我们一天到晚见不到面。因为晚上我们也各有各的应酬。我们常常写条子贴在门上，告诉各自的行踪。挺有意思的。
吕恩写丁聪著名画作《花街》的原型。
我到了晚上演出的时候，白天不排练了，有时没事也到共舞台那里去，看他们两个人在不在。见到我，丁聪就开玩笑说：糟糕，吕恩来监视我们了！
我年轻，爱玩，他们不能陪我。吴祖光就偷偷告诉也在上海的我的剧校男同学，像刘厚生，要他们抽时间带我去霞飞路喝咖啡。原来我还好奇，怎么我一在家没事，就有同学来约我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吴祖光的主意。我对他说：“你真坏！”
那时他的确很忙。一边编刊物，一边还和夏衍有地下活动。他们的编辑部就变成了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点，夏衍经常把人召集到那里。那里人多，来来往往，来开会的人就分开走，不容易被察觉。
李：我读过你的一篇《穷开心》的文章，提到你在共舞台遇到郭沫若、洪深、田汉的事。
吕：有一次，我到那里去，走到一楼大厅，看到了郭沫若、洪深、田汉三个人在门口那儿说话，我就过去叫他们。洪深一见我，就连忙喊：“来，来，你身上有钱没有？”我说只有两万，当时两万是很少的钱。洪深说：“不要紧，够了。给我，我请你们吃饭。”我把钱给了他。他叫了两辆三轮车，我和郭老坐一辆，他和田汉坐一辆，花了两千元坐到西藏路的一品香西餐店。这里菜很贵的，我说这点钱怎么够？洪深说，不要紧，看我的。
我们四人在包厢坐下，洪深就问招待：“你们的那摩温在不在吗？”Number One ，也就是领班的意思。领班来了，一见洪深，很热情地招呼：“洪先生，您回来了！”原来抗战前洪深常来这里，和他们很熟。洪深问：“有什么好吃的？”那摩温说：“洪先生，好吃的还不是您吃过的那几样。”洪深说就要那几样。记得有烟熏鲳鱼几个菜，价钱是很贵的，我那点钱怎么够？悄悄问：“洪先生，这么多菜，我的钱怎么够四个人这么吃呀？”我心里打嘀咕。他说：你别管，放心吃。结果我们吃了很丰盛的一餐西餐。
吃饭时，田汉没怎么说话，基本上是洪深一个人在说笑。一品香的后窗正对着四马路的惠乐里，是妓女窝。我不知道，只看见许多年轻姑娘，就问：洪先生，那里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么多年轻女的？田汉就笑着说：“洪先生知道那个地方，他老去。”洪深说：“现在不能去，是过八月节的时候，会要很多很多钱。过了八月节，我请你去吃饭。”八月节后，他果然在那里请客，我没去，到无锡拍戏去了，是凤子和赵清阁去的。见到我，洪先生还说：“你没福气去，不怪我！”很有意思。
结账时，那摩温问怎么结，洪深说还是老样子。于是，那摩温拿来一张纸条，洪深大笔一挥，写了一个“洪”字，又圈了一个圈，就算记账了。那一万多元洪深是用来付那摩温小费的。我们出来，又没有钱了，就叫一辆出租车，强生公司，四个人一起到北四川路郭沫若家，于立群出来付车费。这就是在共舞台时期出的洋相。
李：听丁聪说过《清明》因为发表一些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和漫画，遇到压力。你们感受到什么，遇到过什么事呢？
吕：我们也遇到一些很严肃的事情。在1947年下半年开始，局势很紧张。开始，我们有个便利条件，与所住的长宁区警方关系不错。这还是在重庆结识的关系。在重庆时，有一次警官学校排演吴祖光的《林冲夜奔》，我去扮演娘子，吴祖光当导演，其他演员都是教官和学员。光复后，不少认识的警官和学生都到了上海，其中一个演员担任长宁区警察局局长，记得他姓赵。我们到上海后，他请我们吃过饭，到夜总会去，不用花钱，他也很高兴可以请明星。
有一天，赵先生来到我家，吴祖光不在，他对我说：“吴先生上了黑名单，告诉吴先生，晚上以后尽量少出去，特别不要到别的区去。在我这儿出了事我还可以保他，在别的地方出了事我就很难帮忙了。”吴祖光回来后，我告诉了他，他嘻嘻哈哈，根本没有当回事。
过了一天，突然来人抄我们楼下，后来知道是一位地下党员的家，幸好他的一台油印机藏在我们家，放在三楼阁楼上的保姆床下，没有搜到什么东西。那个姓赵的又来我们家，说那是给你们颜色瞧的，要我警告吴先生。这次吴祖光重视了，没有再出去，不久，就跑到香港去了。人家都说他是福将。
平静地分手，我仍然很感激他
李：你和吴祖光在一起一共生活了多久？
吕：如果从1944年在“二流堂”住在一起算起，到1950年分手，应该是六年。在这之前只是朋友交往。我回想一下，1943年开始和他来往密切，到46年这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他的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他写了《少年游》、《牛郎织女》、《捉鬼传》、《嫦娥奔月》，好像还改编了《红楼梦》。这四个戏都演出了的。
李：你演出过他的多少戏？
吕恩出演过的《风雪夜归人》，八十年代初重排公演，吴祖光在我留存的节目单上题跋。
吕：我总共演过他的三个话剧：《嫦娥奔月》、《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三部电影《山河泪》、《春风秋雨》、《红旗歌》。最后一个就是1950年解放以后新中国的电影《红旗歌》。
李：你们1947年是一起去香港的吗？
吕：他和张正宇、丁聪几个人先去香港，他到香港去，是应大中华电影公司的邀请，要他去导演电影《风雪夜归人》。他好象是和丁聪一起去，也住在一起。请他去的是大中华电影公司，老板蒋伯英。吴祖光请秦怡主演《风雪夜归人》，准备带她去香港，后来秦怡没有去成，这个片子后来给孙景路、吕玉堃演了。先导演的是《阿秀》，是周璇主演的。
李：你什么时候去的香港？
吕：我到北京拍片子，半年后才去。 1947年我到北京，半年拍了两部电影。然后回上海，再到香港。在香港我们住在九龙太子道。多少号忘记了。一直过去就是启德机场。
1948年在香港，左二吕恩、左三吴祖光。
我们在香港租的房子，后来走的时候顶掉。顶了不少钱，一万多港币。那时港币很值钱，两千多可以买一辆奥斯汀汽车。
我没去之前，他写了第一部电影《山河泪》。《山河泪》是他改编、导演，文艺片。我去了后就参加了这个电影的拍摄。他在香港写的第一个电影是《正气歌》，是根据话剧改编的，话剧叫《国魂》。文天祥是刘琼扮演。第二部电影是《清宫外史》，第三部是根据黄谷柳小说《虾球传》改编的《春风秋雨》。那时，吴祖光在香港很红很红。
我在这个公司演了三部片子，第二部是张骏祥导演的《火葬》。拍完之后就是1949年了。
李：在香港和潘汉年、夏衍他们来往多吗？
吕：我和潘汉年认识，但不像吴祖光和他那样熟。我和夏衍很熟，叫他“干爸爸”。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秘密的事情还要我做。1948年中秋前后，拍张骏祥导演的《火葬》，要到北京拍外景。那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我要走的头一天晚上，夏衍来找我。过去他每次来都是找吴祖光，谈他们的事，他一来，我就走到一边去。所以，这次，我一看他来了就又要走开。
夏衍马上说：“吕恩，今天你别走，这次我找你有事。”那时从香港到北京，要先坐霸王号飞机船到上海，停一晚上，然后再去北京。他说：你在上海住一晚上，替我办四件事。1，先去找于伶，把他约出来，要他转告阳翰笙，赶紧离开上海，到香港来；2，告诉陈白尘，要他隐蔽起来，这个你可以去通知；3，叫刘厚生等四个人，赶紧到苏北解放区，找什么人联系；4，带一封信给王苹，这封信是已经到了解放区的宋之的写给妻子王苹的，先带到了夏衍手里。
我们剧组到北京拍外景只有四个人，我、白杨、陶金，还有美工秦威。一个多月后，我回到香港，夏衍拍拍我，说：“吕恩，干得不错！”我说：“干爸，奇怪，你怎么要我干？怎么不要白杨干，她比我细心。”夏衍说：“你糊涂，胆大。”他真教我怎么做。去上海前，他说带那些东西，不要让海关的人查，宁愿多送钱。不要患得患失。一封信我藏在内衣里面。他说以后还让我干。
李：你和吴祖光分开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
吕：我们分手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同。我这个人脾气挺怪的，他后来越来越红，名声越来越大。和现在的演员不同，我那个时候不想靠着导演上去。我要上去，要靠我自己的演技、靠自己本事上去，不能靠丈夫的关系上去。他越是红，我就越不习惯叫我“吴太太”，我不知道是叫我，香港那个地方喜欢这样称呼，而我喜欢人家叫我“吕恩”。
吴祖光这个人有一个好处，人缘很好，随和。他不像张骏祥，张骏祥脾气大。吴祖光是什么人都能交，各种人物都能交。吴祖光的朋友真多！
他女朋友也不少，当然和凤霞结婚之后不一样了。在我之前，他有一个女朋友，和新凤霞样子不一样。她大大个子，是打篮球的，是他在北京孔德中学的同学。在重庆他们也是挺好的，我们也经常来往。
我们是在拍《虾球传》时决定分手的。后来，我还参加拍摄他的《红旗歌》。我们是很友好地分手。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财产纠纷，没有吵。我们两人分开，夏衍和那些朋友他们都理解。夏衍说：他们性格不一样。
年轻时的吴祖光与新凤霞。
晚年吴祖光与新凤霞。
李：你怎么看待他后来和新凤霞的婚姻？
吕：我觉得他最后找到新凤霞，是找对了路子。为什么呢？吴祖光他喜欢北京的生活气氛，那种调子。我比较海派一点儿，他和丁聪都喜欢京剧，在上海时，他们带我去听京剧，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看麒麟童的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他就说：对牛弹琴！我就说：“下次别带我去看了，带我跳舞去。”这样，我们时间长了就不行。
李：你们分手后就离开香港了？
吕：我跟他分开是在1950年演完《红旗歌》之后，他是1949年7、8月份回到国内的，我是1950年初回来的。
我先从香港到长春，后来到北京就分开了。
在香港我们其实就分开了。开始他不愿意分，说国内的事情还是回到国内去解决。回国后，我又参加了他导演的电影《红旗歌》。拍完之后，我就到了北京，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上了一年学。后来，他从东北回到了北京。回来之后，他比我先结的婚，1950年。他结婚时我们也是礼尚往来，我送了礼，但我没有去。
李：离婚后还有来往吗？
1956年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吕恩与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代表团团成员、吴雪一起游颐和园。
吕恩五十年代扮演《雷雨》中的繁漪。
周恩来、邓颖超观看人艺话剧《骆驼祥子》，与扮演虎妞的吕恩见面。
吕：他还来看过我。我在西苑革大学习的时候。那时我抽烟，他送我一条烟。他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不知道。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都忘了。我们一起到颐和园去，当时我就提出来，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以后你不要单独来看我。他说：“为什么呀？朋友还是可以的。”我说：“我不要。你现在的婚姻很美满，我知道。新凤霞很爱你，爱情是眼睛里容不进沙子的。我就不要做那粒沙子。我们以后在大众的场合见面是可以的，就不要单独见了。我拒绝了他，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单独见过。
除了吴祖光以外，我和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很好，到现在都来往。除了吴祖光，像吴祖康、吴祖强、吴祖昌我们都来往，叫我“吕姐”。他的姐妹在昆明的、福建的，到北京来总是要找我。我们成了好朋友，整个吴家，FAMILY都是我的朋友。很有意思。
李：有一次你说过你们之间有过一个疙瘩。
吕：是这么回事。1949年我们分手，他从香港回来时，经济上非常不行。那时导演接戏按整部戏的标准领取费用，演员则是按月拿薪水。一部戏拍得时间长了，导演的钱反倒没有我们当演员的多。比如说一个戏导演拿一万元，一个月是这么多，半年也是这么多。当时张骏祥和白杨在一起，他就说：“我穷得要死，白杨富得要命。”吴祖光和我是这种情况，虽然我没有白杨拿得多，但旱涝保收。他已经用光了，要回去。我们把房子抵掉了，有几千块吧，我都给他了。还是不够，我就买了一个莱卡相机送给他，很贵的。
我说：“吴祖光你走了，我送你一个照相机。为什么要送呢？你是当导演的，回去后拿来拍戏采景用。”除了相机，还有一套辅助设备。他也挺感动的。后来，他和新凤霞结婚，人家告诉我，要在欧美同学会那里举办婚礼，两个人没有多少钱，把我送他的相机卖了用来请客。我心里不老忍的。心想我是为你工作送你的，结婚干吗卖了，多可惜呀！我不痛快，后来我告诉郁风，她批评我心眼太小。她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的就怎么的？”我想想也是，我送给他了怎么能限制他呢？所以现在也觉得没什么。
李：和他分手后你自己的生活怎么样？
吕：我后来结婚的先生不是文艺界的，他是胡蝶的堂弟，叫胡业祥，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打过二战，打过日本人。后来参加起义，改行了，不用第一技术，让他用第二技术——英语，到体育总局当英文翻译。前两年去世了。我们有一个儿子。
1996年，新旧“二流堂”朋友，在位于北京图书馆由志愿军战俘张开办东坡酒家聚会。左排前起：吴祖光、丁聪、杨宪益、黄苗子、郁风、沈峻、潘耀明、李辉；右排前起：范用、华君武、姜德明、华君武夫人、邵燕祥、吴祖光女儿吴霜、张 夫人、应红、谢文秀、张 。
李：我见过你先生。大概1996年，那次在夏衍家“二流堂”老人们聚会，我也参加了，你和先生一起来的，吴祖光也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他和田汉在反右中的矛盾你了解吗？你有没有因为他的事情遇到麻烦？
吕：分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除了老朋友，他的新朋友我后来就淡出了。他在电影界，我在话剧界，隔行如隔山。北影属于中央部门，人艺属于北京市，一些活动也不在一起。偶尔有文艺界联欢活动，会碰到吴祖光和新凤霞，但都是寒暄。我这个人是淡出的人。他和田汉的矛盾我不知道。反右时我正坐月子，过后才知道吴祖光在文联礼堂挨斗了。鸣放时一次活动也没参加，一次会也没有参加。我的许多朋友都成了右派，我要是参加了活动，恐怕也跑不掉。人艺的领导来问过我，批判吴祖光你有什么事情要揭发的？我说，我没有什么。
李：许多年过去了，你能再说说你对他的印象吗？
吕：吴祖光是个天才，才思敏捷。我跟他说，你怎么不用功，他说用不着用功。他说：“我奶奶是有学问的人，我小时候，她坐在炕上，盘着腿，拿一大堆铜钱，要我背古诗，背一首拿走一个，把这一堆拿完就可以出去玩。”他就是这样练出来的，童子功好。
这个人有意思。说他神童不假，我看他写东西不痛苦的，玩着玩着就写出一个剧本。人家写东西都得构思呀，他不，脑子确实好用。后来变成一个痴呆真是可惜可怜。
吴祖光还有一个特点，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同情弱者。我记得在剧校时，有一个工友，叫老黄，大大的个子，农村来的，我们女孩子们调皮，都叫他“奥塞罗”。学校在江安，我们后来到了“二流堂”。那时重庆经常抓壮丁，他来找吴祖光，说家里回不去了，回去要抓他的壮丁。吴祖光就把他留在“二流堂”当男佣，替我们挑水，做饭。还有一件事，他们家在江安时，他家里的一个佣人，是个男孩子，被抓壮丁，他去抢回来，把保长他们痛骂一顿。打抱不平。
李：他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晚年。他和超市打官司的事情你知道吗？
吕：我知道这件事，花费了他不少精力。他就是这个特点。
李：你保留有和他一起的照片吗？有结婚照吗？
吕：我们没有结婚合影照，可见不重视。真是没有。我翻出这一张，在水里的相片。1948年，拍《山河泪》时，热得要命，拍完我就跳到水里，他给我拍的。他很喜欢这张，以后放在了他的床头。真是没有合影。他那里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再给你看一张照片，有很多人。这是拍《虾球传》时候拍的，在他离开香港之前，我们到澳门去玩。这是吴祖光，这是我，这是扮演虾球的叶小珠。这是黎喧，岑范。这是黎铿，曾是有名的小童星，反右时被打成“吴祖光小家族”的成员，自杀了。
这是我演他的《嫦娥奔月》中的主角，1946年，在上海兰心剧院，服装还是小丁设计的。这张是在1944年在峨眉山他替我照的。你看，后面的字还是他写的：记住这最欢乐的日子。在峨眉山双飞桥下。
李：他给你的信还保留着吗？
吕：一封也没了。他写给我不少信，当时也给秦怡写了不少，给我一封，给她一封。我问秦怡，吴祖光的信还有没有，她说也没有了。他的信写得真漂亮，很美，很有感情，看他的信，是一种享受。
李：你的日记还有吗？
吕：文化大革命时抄光了。那些都是吴祖光鼓励我写的，我还养成了写的习惯。
我想吴祖光把我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没有认识他，那不知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走另外一条道路。是不是？我想想还是很感激他的。
晚年吴祖光。李辉 摄。
我想了半天，吴祖光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新凤霞去世之后，他已不再能说话了，是唐瑜米寿，高汾的女儿召集的聚会，在“夜上海”。吃饭之后，唐瑜的夫人叫我，说：“吴祖光要和你照张相。”我当时愣了一下。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当时不怎么说话，只吃饭。就这样他拉着我的手和他照了一张相。
2000年，吴祖光最后一次与老朋友聚会。前排左起：吴霜、吕恩、丁聪、高汾、唐瑜、黄宗江、范用。后排左起：沈峻、郁风、张宝林、唐瑜夫人吕德秀、高集、吴祖光、高宁、夏衍儿子沈丹华的夫人、黄苗子、夏衍女儿沈宁的儿子赵双、沈丹华、阮若珊、邵燕祥、沈宁、应红。李辉 摄。
拍这张合影时，只有吴祖光目光一直看着吕恩。
李：那天我在场，是2000年。这可能是吴先生病逝前最后一次参加“二流堂”的聚会。很有历史意义。你后来又见过他吗？
吕：在他去世前一年，2002年吧。我和吴老二吴祖康很好的，我常去他家看他。一次，我在他家，正好吴祖光的儿子吴欢来电话，他听说我在，就说：“要吕阿姨别走了，我请她吃饭。”他就来了，我们一起在旁边的饭馆吃饭。我问他，他爸爸最近怎么样，他说有两个保姆在照顾。
病后的吴祖光。后为邵燕祥、范用。李辉 摄。
吴祖光书赠李辉应红之一。
吴祖光书赠李辉应红之二。
他说，过两天我们要一起聚聚。他说要请我和他爸爸到他的新居王府花园去玩。过了几天，他来车先接我，然后到东大桥接吴祖光。那时吴祖光已经完全痴呆了，是被背下楼、背上车的。虽然痴呆，他还认得我。他看见我就这样呆着。他弟弟祖康指着我问他：“你认识他吗？”他点点头。他还认识，他不说话了。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轮廓变形了。我很难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吕恩校改对谈内容之一。
吕恩校改对谈内容之二。
吕恩校改对谈内容之三。
吕恩小传：
吕恩(1920-2012)，本名俞晨，中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江苏省常熟人。
1938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1年毕业。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从事话剧、电影演艺事业。建国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和一些电影作品。
其中，她创造的蘩漪(话剧《雷雨》)、白口袋(电影《骆驼祥子》)等形象，是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
吴祖光小传：
吴祖光(吴召石、吴韶)(1917-2003)，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
主要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并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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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者谁？
李辉 叶匡政 绿茶 韩浩月 潘采夫 武云溥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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