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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龙实录 -
2017年11月28日，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学术沙龙上，中心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袁艳教授围绕“从制图理性到制图算法——地图传播理念的前世今生”这一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袁艳认为，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逐渐接管地理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呈现，地图不再仅仅是一种内容，它本身正在成为一种以位置信息整合其它信息的“地理媒介”，而传播和媒介学研究者需要审视和批判所谓的制图理性，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实践和技术路线，以干预现代制图算法，保卫地图空间的公共性。
从制图理性到制图算法
——地图传播理念的前世今生
2016年，新华社推出一款叫“我在现场”的APP，APP打开之后是一张地图，你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地点来观看各种视频和新闻消息。从前，使用媒介意味着用遥控控制电视、打开报纸阅读新闻、或者调频来收听广播，而现在使用媒介则意味着点击、移动、滑动地图，通过这样的操作来读取信息和新闻。这种变化似乎在在提醒我们，应该将地图视为一种媒介而非内容。事实上，地图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信息呈现媒介平台。
制图专业是现代的产物，cartography（制图术）这个单词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发明出来。通常我们谈到制图指的是，在系统化、科学化地采集地理信息的基础上，依照一定的计算规则，运用专业符码对地理信息进行图形化的再现。操作流程的庞大、及其专业化和系统化，让人们偏向于将制图术归属为与测绘、数学和图形制作相关的自然科学。主宰它的是将地图视为“自然之镜”的所谓“制图理性”。作为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的学者，我们要质问的是，地图究竟是镜子还是文本？它是对自然的如同镜子一般的折射，还是说它也在讲故事，也在表达意义，也在创造秩序？以下，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是地图的构成和它的制作原理；第二是地图的文化基因和技术路线。
一、地图的构件：比例、投射、标志
一张地图无论是多么的简单或者繁复，不管它反映地理空间是全球的还是本地的，无非由三个部分组成——比例、投射和标志，它们是支撑制图理性的三个基本要素。通过分析这三个构件可以发现，制图理性从制作原理上来讲就存在着极大的技术困境。尽管它强调的地图是对自然的客观反映，但是在制图的过程中，各个构件都存在着一系列主观的选择，各种各样的变形不可避免地会将物理空间抽象、简化、缩小和均质化。
1.比例
如果你想把一个诺大的星球放置于手掌来研读和观看，就必须要将之缩小，因此便产生了比例。任何一张地图都是按照一定比例将地球表面空间缩小之后的结果。不同的比例决定了同样面积可以呈现的地理空间尺寸是不一样的。在地图制作过程中，比例不仅完成了“缩小”这种数学关系，还对空间信息进行了极大的抽象和简化，大量丰富的信息被均质化或省略。街道、河流、边界、海岸线，大量曲线在缩小之后都因无法呈现而被人工地拉直了。
2.投射
投射是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将3D的地球变成2D的平面图形。目前有接近一百多种投射，我们常见的世界地图一般用的是圆柱形投射，在这种投射中，南极洲和北冰洋会被严重变形。如果要把南极洲比较真实的呈现出来，则需要用方位角投射。无论使用哪种投射，都会造成某些地区在尺寸、大小、形状的无可避免的变形。对于制图者而言，对哪些地方进行相对真实的呈现，而让另一些地方忍受变形，就是一种主观选择。
3.标志
标志，包括语言、形状、颜色、色度，还包图案方向的选择、尺寸的大小等等，同样是主观选择和建构的结果。包括上北下南的标志规定，也是一种选择。事实上，古阿拉伯国家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岛国的地图是上南下北，而非上北下南。所以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上北下南是与南北球的政治关系不谋而合的，或者说强化了这样的政治关系。
二、地图的文化基因与技术路线
主流地理学家认定的人类最早的地图是古巴比伦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刻在岩板上，图形和楔形文字结合。整幅地图采用鸟瞰的视角，用一个完美的圆形框出主体部分，巴比伦王国位于中央，其他小国用小点表示，圆形外围的八个三角形，象征着动物、妖魔、野蛮人和未知的世界。从这幅古老的地图可以推断出，地图是从口语传播过渡到文字传播之后的产物。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从母权向父权、从泛神论向一神论过渡。而这张地图，不仅告诉我们古巴比伦王国的地理分布和空间关系，还显示出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对外部世界进行总体把握的文化心理。鸟瞰的视角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日常经验，以权威的姿态冷静旁观自己生活的世界。所以，这幅地图其实不是在表达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在表达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在讲述一个神话，告诉我们古巴比伦王国理想中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
从这里发展出的“地图的眼睛”显示出一种世界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二元悖论。当人们在观看地图的时候，其实同时身处于两个地方，既置身于地图之外，从上帝的视角对地球进行总体把握，又非常清楚自己是地球上的一份子，会在地图上寻找“我”在哪里。人既置身于地图之外，又置身于地图之中，同时扮演着神和人的两重角色，这与一神论的思想高度契合：一方面树立唯一的超然权威，另一方面通过与一神缔结契约将人与其它生命、以及本族与异邦区别开来。对世界的理解框架不同，决定了地图呈现的中心的不同。这种世界主义与自我中心的二元悖论在后来的制图实践中得到延续。
地图的另一个文化基因是从混沌中创造秩序的愿望。芒福德曾说，人类的技术中存在一种强烈的控制欲，通过对世界形成一种公式化的认识，得到一种把控世界的感觉。这种从混沌中创造秩序的愿望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直以来世界地图——从古巴比伦地图到21世纪的Google Earth——都包含着对圆形的崇拜，因为圆代象征完美，它有唯一的中心，有永恒的气质，以及均衡的结构。这样一种对于空间秩序的追求当然不止是抽象的秩序，也不止是审美的秩序，它通常会与宗教和俗世的各种权力结构紧密结合。通过与权力的结合，地图成为一种治理术，用于推行一种秩序，实现权力对世界的想象。例如希特勒时代的种族地图、英国伦敦的贫困地图，都是地图作为治理术的有力证明。
三、电子地图对传统制图术的升级与改造
进入电子地图时代，地图的介质从纸张变为屏幕，储存方式从模拟转变为数字，信息的获得和加工从原来的人工测绘转变为自动化加工，地图包含的信息极大丰富。同时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地图信息可以迅速更新。地图的使用者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通过选择比例、角度、以及中心点让地图从静态变为动态。在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算法逐渐成为控制地图生产的核心力量。原本由人类思维负责的工作被外包给计算机程序，排除了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工具理性进一步胜出。可以说，算法正在创造“自然之镜”神话的2.0版。
电子地图声称将一切运作交给了机器和算法，似乎是制图术的一场革命，但事实上，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图的文化基因和技术路线，世界主义与自我中心的二元悖论仍然存在。以往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上帝之眼，现在由人造地球卫星来扮演，技术的超然凝视似乎让“全球一体化”变得前所未有地真实。但是在日常使用中，“周边”才是电子地图的王道。随便打开一张地图，它便会马上指引你搜索周边。用谷歌公司的一位技术总监的话来说，全球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但是只有周边和街区才能产生消费。周边是将流量变现的渠道，所以对周边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全球的关注。这一新的自我中心主义是以两种制图算法为基础的：一种是裁剪制图技术，另一种是将搜索引擎植入地图中。裁剪制图技术的核心是MIP图形技术，它是一种典型的“管窥的算法”，如同将整个世界吸入一个极细的吸管中。搜索引擎的植入，则在地图上形成了由地点制造的信息过滤气泡，导致人们只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地图信息，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人所看的同一个地方的地图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它必然会对城市空间的公共性带来新的挑战。
如果要问电子地图究竟在哪一点上可能会带来制图术的基因突变，那就是它让地图与人们生活的真实空间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多的地理和非地理信息的加载正在让地图变“厚”，逐渐接近真实空间的信息量。不仅如此，通过与大数据、物流网、个人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地图将不再外在于客观世界和人的生活，而会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空间，甚至会直接干预人的生活和城市的管理。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大数据的饲养下，今天的电子地图是一个正在长大的黑匣子，匣子里究竟藏着什么？它会长到多大、多强？是否存在着某个奇点让人与地图的关系彻底改变？对这些问题我们仍然知之甚少。当然，电子地图的互动性也为公民提供了新的生活艺术实验的空间，前段时间曾在网上引起热议的“葛宇路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它最后的结果如何，至少让电子地图背后的推手得以显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