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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金三角开荒史:从滩涂走向全国第一

黄埔观察  · 公众号  · 广东  · 2024-12-24 23:47

正文


1984年,广州开发区西区(今夏港街道)开发前原貌。


@编者按:今年是广州开发区成立40周年。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一瞬,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承载了一部跌宕起伏的创业史诗。近期,广州日报开辟《我和广州开发区共成长》专栏,邀请广州开发区建设者、亲历者、见证者讲述往事,总结40年来创新探索的成效和经验,以激励后来者。本号转载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来源:广州日报,文/何瑞琪,有删节



01

争来的“出生纸”


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掠过神州大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经济特区如凤凰涅槃般迅速发展。特区试验成功直接带来首批14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诞生,将中国对外开放大门进一步打开。


然而,广州开发区的建设历程,从一开始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越过重重难关,爬坡过坎,写下了一部开拓创新的奋斗史。


在国家级经开区的最初规划中,广州并未被纳入其中。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心急如焚,他深知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必须在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中占有一席之地。


曾担任广州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缪恩禄,时任市委研究室主任。他回忆道:


“许士杰同志(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找到我,要求组织赶快代市委向中央草拟一个电报,要申诉我们的理由,意思要表达得恳切、尖锐一点。要有非争取到办开发区不可的劲头。”


时隔40多年,缪恩禄仍能清晰地记得,那份电报是如何饱含热情,语言恳切地阐述广州作为港口城市,自古以来,一直是最先对外开放的商贸口岸。


这份电报中“非办好广州开发区不可”的决心最终说服了中央。从此,“首批”里有了广州开发区一席之地。


“这个细节我听缪恩禄主任讲过几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优惠政策和发展机遇是争来的,不是等来的,我们广州要搞改革开放必须喝‘头啖汤’,而且要有这种勇气,还有这种韧劲,绝不能够放过任何的机会。”


曾任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沈奎说。




02

滩涂上起高楼


万事开头难。拿到“出生纸”只是广州开发区迈过的第一个关卡,在建设初期,需要迈过的又一重关卡,是亟须开发一大片可供建设的用地。


根据专家论证,广州开发区由于地势比较低,要能抵挡百年一遇的洪水,必须填高两米。但当地淤泥深达15-18米,这给工程施工带来很大困难。


建设修路,淤泥往往今天挖掉,第二天又涌上来。


开发区想要高标准建设,实现“七通一平”(通供水、排水、道路、通信、电、煤气、污水处理、平整土地),常遇到管道埋下去不到一周就弯曲的情况,或深埋基础桩没有穿到基岩层,出现基桩漂移或变形等情形。


1985年,广州开发区西区打地基,西区为软土地基,淤泥层达20多米深,在淤泥中打地基异常艰苦。


广州开发区早期建设者“摸着石头过河”,摸过了每一条河涌去弄清楚怎么建设、怎么规划、怎么施工。


曾任广州开发区党委委员、广州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的董明训回忆说,每次遇到深一点的沟河就脱了长裤子蹚过河。


有一次市委常委开会讨论开发区建设问题,董明训从工地赶去参会。一进会场,有人就问“老董怎么穿了个花衣服过来?”原来他满身都是黄泥巴,白衬衫全是斑斑点点。


“每天我们开发区的干部都泡在工地上,这就是那时候的这种工作状态,也代表了建区元老们的奋斗精神。”董明训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依然感慨万千。




1984年12月28日,广州开发区奠基成立。


有意思的是,奠基当晚,那块标志性的奠基石竟神秘消失,怎么都找不到。


直到两个月后,建厂房挖地基的时候,才在距离奠基点50米的地方挖上来。


这块现馆藏于广州开发区档案馆的奠基石,也成为见证开发区筚路蓝缕搞建设的开端。


图:广州开发区奠基石


03

创业初期的困窘


没有知名度、资金紧缺、人才缺乏,是广州开发区在建设初期需要面对的困难。


对于“穷”这件事,广州开发区有一个流传极广的“两万元开办经费”起家的故事。


作为这个故事的当事人,曾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朱秉衡回忆了多个广州开发区筹备之初的“窘迫”——


新生的广州开发区首先进行的就是宣传工作,邀请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代表、商务参赞和外国驻穗机构人员,向他们介绍广州开发区。


筹备组一开始为了省钱,把办公地点选在了市委招待所越秀宾馆。但外国驻穗机构人员并不知道越秀宾馆所在。


他们问:“越秀宾馆在哪?那里有没有电传?外商找你们方便吗?”这让开发区干部意识到,对外开放还得讲门面。


“你不摆开架势,外商就瞧不起你!”最后广州开发区筹备组选择在东方宾馆进行办公——因为当时东方宾馆不仅是广州市唯一的星级宾馆,也是接待外宾的涉外酒店。位置靠近交易会,外商来往很方便。


另一个故事,是广州开发区的第一批财产和第一笔开支,是购买了10张由劣质木头做成、俗称“一头沉”的办公桌,每张的单价是37元。



广州开发区筹备之初第一批办公桌,价值37元。


当开发区干部租了几辆三轮车,将这些破木头桌子拉到东方宾馆,却被挡在了门口。


门卫说:“这样的桌子竟然敢拉进东方宾馆!”后来好说好歹才拉了进来,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那时广州开发区资金极度紧缺,不仅需要征地和吹沙填土,还要进行开路、通水、通电、通电话等市政工程,由于后来才找到了黄埔海关代征工商税收入以及银行贷款等“增收”方式,总之日常各种开销能省则省,把朴素刻到了骨子里。


广州开发区建设初期的另一个标签,是“”。


筹建期间,因为通勤太不方便,一辆30座的国产东风面包车也成了开发区干部的通勤车。沿路遇到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扬手即停,谁都可以坐。


后来建设阶段,越来越多人到开发区上班,早上六点起床,从市区坐公交车摇摇晃晃到遥远的开发区西区,抵达时都快到中午饭点时间,这都是常事。


也正是因为开发区的偏远,甚至被称为广州的“西伯利亚”,因此调人进来很难,只能靠“志愿军”,靠梦想与勇气。


1984年,从黄埔区委办公室副主任,调任广州开发区商业服务总公司部门经理的缪司,就是这群“志愿军”之一。


他回忆说起为什么要加入广州开发区时,给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市领导很重视开发区建设,对开发区很有信心。”另一个是“大学学的是经济,建设经济开发区觉得自己所学能够发挥作用。”


曾担任一年多的广州开发区人才招聘工作小组副组长的朱秉衡说,正因为调人难,“你愿来我才收,所以才引发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做法。”


广州开发区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人才启事


1985年2月14日,广州开发区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人才启事,首开面向社会公开招揽人才的先河。这一批招了约100人,后来被称为“黄埔一期”,基本成了广州开发区的业务和行政骨干。


半年后,广州开发区又公开招了第二批70多人,又称“黄埔二期”。


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为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广州开发区第一批中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黄埔一期)


04

新旧体制碰撞融合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提出办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机构设置不强求上下对口。广州开发区作为涉外机构,一开始就按市场经济来运作,这与当时广州市有关部门的体制和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


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阶段,人们对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概念并不熟悉,导致广州开发区建设初期,大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支持和理解。


1987年,《广州开发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的制定颇具代表性。



当时,广州开发区成立了一个专题研究小组,他们多次前往香港,向业界专家、产业集团和协会学习经验。他们寻求在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方面的突破,因为当时土地并不被视为商品。


作为小组成员,曾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经济综合处处长的许宏安回忆:


“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年限,香港专家认为99年过长,只适用一代人较好;而台湾则采用永久使用权,这并不合适,因此我们提出了50年的试行期。最终,广州市相关部门审阅后将其延长至70年。”


然而,在一次由省、市专家和学者参与的论证会上,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认为和割让没有区别。


面对反对的声音,但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坚持认为,开发区的建设需要特殊的政策、投资环境和效益,特别是在初期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必须改革创新。


正是在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1988年,广州开发区率先在全国经开区推出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


办法出台后12天,迅速出让了全国第一块工业用地使用权。这是继深圳出让全国第一块商业用地使用权之后,全国第二次成功试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的区域。


广州开发区关于土地有偿使用观点的提出和实践,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国家相关法律的修改,对吸引外资、构建产业聚集区起到了关键作用。


广州开发区探索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1985年,广州开发区高标准修建夏港大道(现在的开发大道),也是广州开发区前瞻性思维的表现。


最初设计方案有30米、60米、80米甚至120米多种路宽方案。主张宽路标准高主要从长远考虑,近期可作绿化带,远期为发展轨道交通作规划用地。后经专家论证,最后确定下来是60米。


建成后的夏港大道是全广州最宽的道路,号称“广州第一路”。


但当时有人质疑过,“马路搞这么宽干什么?浪费土地,增大建设成本。”


事实上,这条路让外商对广州开发区的发展增添了不少信心。不到10年,夏港大道已成为一条交通繁忙的产业大道,印证了广州开发区的超前眼光。


夏港大道历史图片


又比如,当时广州市行政机构有20多个部门,机构设置庞杂,条条框框多。


广州开发区早期大量引入外资企业,要针对外商投资所需要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工作运行方式,所以把部门精简为8个,逐渐形成了“党政机构有机结合,专业管理到处,综合协调到局”的大系统管理(后称“大部制”)。


在广州开发区建设初期,建设者们不得不面对新旧体制、新旧思维的碰撞与融合。


他们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与沟通。这种双重压力下的艰难抉择,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与勇气。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并没有难倒首批建设者。他们向改革“要出路”——


没钱,就进行投融资的改革,将由政府投入为主转向大量依靠社会资本投入;


没政策,就倒逼体制机制、管理机构、营商环境进行改革;


没地,就积极不失时机地进行扩区,联合其他区域,共同开发、管理。


作为广州开发区的开创者,缪恩禄、董明训、朱秉衡等开发区筹备小组工作人员,以及“黄埔一期”“黄埔二期”等一批批建设者,不畏艰苦、努力创业,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建设者们如今已经满头银发。他们看到了自己亲手规划、亲身建设的广州开发区,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蕉林滩涂,成长为全国经开区中综合实力排名第二的现代化科技新城。


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广州开发区发祥地西区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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