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20年：梦想与奋斗的故事

香港是个移民城市，香港的成功与发展，新移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 刘向南 

毫无疑问，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

“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的人，长期以来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龙应台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因为是移民聚集地，这使得很多外来者“一不小心”就留了下来，很容易觉得“这是我的香港”。

历史上，内地居民曾多次大规模移民香港，香港回归后，越来越多的内地青年人来到香港求学和发展。数据显示，自香港回归后，从内地移居香港的总人数粗略计算约有100万，约占了香港近730万总人口的13.6%，这当中的一部分，即所谓“港漂”。

在香港，这些新移民被称为“新香港人”，“新香港人”正成为补充香港人口与人才的重要来源。怀着对这个现代、浪漫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憧憬与向往，人们来到香港学习、工作、生活。他们大部分人在这里拼搏着，精神昂扬。

当然，这里也并非全然是奶与蜜之地，固化的产业结构、高不可攀的房价、狭窄的居住环境、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工作方式，诸如此类的美丽香港的另一面，使部分“新香港人”最后又退回内地，其中亦不乏主动离开者。

即便如此，甚至一直以来围绕香港发展是否需要“新香港人”这一话题存在争议，但是，仍不断有内陆人涌入这个“东方明珠”，希望在这里落地生根，最终融入香港社会。

▋出公屋记

2017年8月1日下午，许骥回了一趟曾经居住多年的大窝口邨公屋。

“公屋”即“公共屋邨”，是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或香港房屋协会兴建的公共房屋，以低廉的价格租给低收入阶层居住。大窝口邨公屋是修建较早的一批，1970年代就建起完成。

申请公屋需要一些条件，许骥当然不具备，这个公屋是他母亲经商失败之后申请下来的，许骥来港后，从2011年开始，他与母亲以及同母异父的妹妹一起挤在这个只有16平方米的房间里，直到2016年上半年他搬走。搬离后的这一年多时间，他很少回到这里。

出生于1985年的许骥是浙江丽水人。他的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改嫁到香港，并且拿到了香港身份。在母亲移民香港时，有一个带孩子到港的名额，由于许骥归父亲抚养，就一直没有动用这个名额。直到2004年，许骥17岁，“是最后的机会了，年满18岁就不能再投靠母亲”，经家人协商，“最后决定我来香港”，他改由母亲抚养。

就这样，许骥成了一个“新香港人”。许骥来港的方式是持所谓“单程证”。

据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介绍，1980年，经中、英两国政府谈判决定，每天可有75个内地居民经批准到香港定居，由内地相关部门开具《前往港澳通行证》，这些人都是香港居民在内地的配偶、子女等亲属，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每天增加到150人。

过去20余年，从内地来港定居的居民，大部分都是通过此种方式。 有数字显示，截至2014年底，回归后来自内地的约100万香港新移民中，其中约83万是持单程证赴港人士。

另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数字，九成以上持单程证的新移民，都是基于家庭团聚的理由申请到港。

来香港的那一年，许骥刚在内地读完高二，与香港的课程难以衔接，无法参加高考，于是只能走私立大学的途径。他先读了一年大学预科后，随后升入一家美国私立大学在港分校。

许骥的理想是当个作家，对该校所设专业没有兴趣，很快就辍学了。辍学后，他重回内地，准备高考。2005年，许骥以港生的身份考入了浙江工业大学中文系。

“个人的身份认同是被周遭的环境塑造出来的。我的香港人身份，其实就是在浙工大读书的那四年当中建立起来的，”许骥感慨道，“虽然我也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身边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人是港生。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你是个港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表现得像一个港生呢？”

大学期间，许骥阅读了大量有关香港的文学类、历史类书籍，他还给马家辉、梁文道等香港文化名人写信探讨问题，“香港的这帮文化人很谦虚，真的会回复。”

大学毕业后，许骥留在杭州工作。他先在一家书店工作，后进到一家出版社，2010下半年，主持香港一家报纸文化版的马家辉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去工作。

2011年5月，回到香港的许骥正式入职这家报纸，成为一名文化记者。

重回香港后，许骥与母亲、妹妹就一起住在了大窝口邨的公屋里。大窝口邨属荃湾区，位处香港的西北隅，有地铁直通，交通还算方便。这是一片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有近20栋高楼，容纳了数十万居民。

许骥与家人居住的那栋楼高18层，他们住在第10层，由于面积狭小，只能用书架隔出空间，摆下许骥的一张床。

社区里幼儿园、便利店、篮球场、跑步径等设施场所一应俱全。在此居住期间，习惯于熬夜写作的许骥经常会到楼下的7-ELEVE买咖啡或啤酒。

街坊间也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虽然自从搬走后很久没有回来，但重回大窝口那天，7-ELEVE里的店员还能认出他来。

“如果没有孩子，住在这里还是蛮舒服的。”许骥说，“大量香港人都是这样，先住公屋，解决一个基本住房问题，就可以存钱了，存到钱可以买居屋，就是经济适用房，住进居屋继续攒钱，居屋再换私屋。这是香港社会的一个流动常态。”

2015年1月，许骥的儿子出生。太太是在浙江工作期间认识的，2014年他们在香港结婚。孩子出生后，他与妻子、孩子还和母亲一起在大窝口公屋里生活了几个月。

“后来孩子会爬了，空间实在太小，连爬的地方都没有。”许骥也不想让孩子继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放眼望去都是老人家，甚至还有吸毒者，没有上升空间，都是很消沉的状态。”他们决定搬离大窝口邨。

2014年和2015年，许骥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两年硕士。2015年他辞去了那家报纸的工作。2015年6月硕士毕业后，他去给家人买保险，认识了他的保险经纪人，这位保险经纪人原来是一家印书馆的经理，二人很聊得来，在这位经纪人的影响下，他于同年9月起也正式投身保险行业。

由于人脉广泛，转行后的许骥业绩突出，“四个月就做到了全球最顶尖的百分之五的保险人行列，”收入与他从事媒体时期的月收入一万余港元已是天差地别。

搬离大窝口邨后，现在许骥与他的太太、孩子租住在荃湾闹市区一栋私人楼宇66楼一个房间里，月租金21000港币。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楼下是宽敞明亮、冷气袭人的购物商场，楼宇配备设施齐全的高档会所。他们的小家面积约50平方米，分为一个主卧、一个次卧、一个客厅，有厨房、洗手间，有阳台。搬到这里后，2016年10月，太太又生下一个女儿。他们雇了一个菲佣，负责家里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等杂务，以使太太腾出手来全力照顾女儿。

许骥的职责便是全力赚钱养家，包括房租、养车以及其他日常花费，“每个月硬性花销就是五六万块钱。”许骥说，孩子成了他的动力来源。

▋港漂圈

自1998年，香港高校开始在内地招生。过去20年来，来香港接受高等教育的内地学生愈来愈多。

为了吸引在港就读的非香港学生留港工作及在海外就读的香港学生回到香港就业，香港特区政府于2008年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该就业安排没有配额限制，也不限行业，这就为在港就读的内地学生毕业后在港寻找工作机会打开了方便之门。

赵磊便是上述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出生于黑龙江省的赵磊与许骥同龄，也是1985年出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后，赵磊于2008年到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顺利留港工作，至今在港已九年时间。

赵磊最近刚刚经历了一次创业失败。

2015年初，赵磊与他的小伙伴们看中了一个跨境电商项目。当时，他们注意到，香港零售市场繁荣，每年有4000多万人次自内地到港出境游，出境游者在港大量采购商品，而香港又云集了国际上各类优质高端商品。

赵磊觉得如果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把香港商品销售到内地，应该会是一宗好生意。于是，他们以“香港范”为LOGO，开始了项目运营。

公司注册在深圳，招兵买马后，一个数十人的团队开始忙碌起来，赵磊也不停地奔走于深、港两地。

项目前期运营尚好，“最高一个月流水有150万元，”2016年6月，他们进行了A轮融资。当时跨境电商项目已过风口期，融资不易，但是他们最终吸引了一家内地基金投资答应投资，融资规模千万级别人民币，这让赵磊和团队都很兴奋，“觉得接下来一定会有钱，”在资金还未到账的情况下，他们立即扩充办公室，招聘更多员工，并在香港大量买货。

但是，这家基金突然变卦不予投资，这令赵磊措手不及，无奈之下，公司只得关停。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回忆起来，赵磊非常感慨，“我本来是一个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躺下就能睡着，那段时间我都睡不着觉，压力很大。你吹了一堆牛，说干有梦想的事情，结果失败了，是不是自己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LOSER啊，会有挫败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行。”

追溯起来，赵磊运作失败的“香港范”跨境电商项目，其创意源头，多少与由他运营的“港漂圈”网络社区有关。

“港漂圈”网络社区的起点是同名微博账号，赵磊是该微博账号博主。在内地来港青年圈子中，“港漂圈”有着一定知名度。赵磊注册这个微博账号是在他留港工作的早期，那时他还是港岛湾仔的一位金融人士。很偶然地，他读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有关“港漂”话题的文章，“觉得’港漂’这个词有意思”，他就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名为“港漂圈”的账号。

起初的用意只是玩儿，“比如发一些与香港相关的资讯，”赵磊说，没想到越玩越投入，粉丝也慢慢集聚过来。赵磊开始有意发一些诸如租房、二手商品、工作就业等方面的实用性信息，帮助“港漂”解决实际问题。

2013年，赵磊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全力经营“港漂圈”。

经媒体广为报道，现在“港漂”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概念。赵磊认为，“港漂”群体分为三类人：一是从内地来港读书继而留港工作的人群；一是拿到工作签证，直接从内地来港工作的人群；还有一种，是从内地到国外读书、进而从国外再来港工作，也就是经“一般就业计划”来港的人群。

“这个群体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年轻；二是在内地文化背景下长大。”赵磊说。

赵磊本人就是一名典型“港漂”，来港九年，生活与工作都尚处于一种不确定与不稳定状态。他一直租房居住，对以地狭人多著称的香港的一个强烈印象也是“房价很贵”。

来港读书之初，他先住在学校宿舍里，与另外一个同学同住一个房间，根据学校规定，住满一年后学校不再提供宿舍，他便与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附近合租。毕业后，他先与其他五人一起租住在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里，月租金每人3000港币。

现在赵磊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他们租住在九龙湾一间50平方米的房子里，月租金约15000港币。

在来香港读书之前，赵磊对于香港的了解也只是“通过影视剧或者在网上查一些资料，就是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现代化与非常繁华的地方。”来港之后，才对这里有了切实感知。

“香港是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如果有足够的能力、资源、金钱，就可以在这里感受一切可能性。”赵磊觉得，香港“让每一个人努力和奋斗的意愿都非常强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限的可能性在你身边，努力可以达到一种状态，如果不努力，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让香港变成了全世界最紧张和忙碌的地方。”

“港漂圈”的办公室设在观塘区一栋由原工厦新改建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配饰是他的办公桌背后墙上挂着的一块写有“港漂圈”三个大字的匾额，对面墙上悬挂的十数面小镜框里，是他与梁振英、林郑月娥、杨受成、成龙等香港显要的合影。

跨境电商创业项目失败后，除了继续经营“港漂圈”网络社区，赵磊的团队已转型，他们仍然利用互联网平台，瞄准香港医疗市场优势，运作起一个跨境医疗项目。

▋另外一种“新移民”

年轻的金融白领杨田田尽管认为自己也算是一名“港漂”，但她“不会刻意用这些词去描述自己”。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个词，香港还有一部分人不是很喜欢从内地来的人，”杨田田说，“没有必要把‘港漂’这个标签往自己身上贴”。

出生于1989年的杨田田是广州人，大学读的是“2+2”模式的会计专业，前两年在辽宁沈阳，后两年在英国。毕业后，杨田田先在深圳一家公司财务部工作了两年，2015年秋，她成功应聘于在港的一家内地企业，跨过深圳河到了香港。

杨田田能够到香港，是通过另外一种“新移民”方式，即特区政府推出的“人才入境计划”中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是在2003年推出，特区政府规定，具备香港特区所需要而本地又缺乏的特别技能、知识或经验的内地居民，可根据该计划要求申请来港工作。这个计划同样没有配额限制，亦不限行业。

“说起新移民，以前主要是从每天150个‘单程证’的配额过来的，现在情况改变了。”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周永新介绍，“比如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一般就业政策’，内地很多优秀人才到了香港。”

周永新注意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到香港发展，比如来港IPO，“它们到了香港，员工不可能全从香港聘用，需要内地人来工作。公司要聘用内地人，只要出具证明说在香港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可以了。现在这个方面的‘新移民’占了每年来港人士的大部分。”

杨田田来港后换了一次工作，现在她仍服务于一家在港的内地企业。她负责基金募资与投资工作。公司办公室位于港岛金钟，现在已是大厦林立的泛金融区。这里距离香港传统金融核心区中环很近。从杨田田的公司出来，步行十数分钟，就是香港地标之一的中银大厦。

比较内地和香港，杨田田说她更喜欢香港。她说，在生活方面，香港是一个更为成熟的社会，更为规范，“整个生活会比较舒畅。”

但工作方面， 香港的整个工作方式都比较固化，很成熟，很系统化，个人可以拓阔的空间较小，而深圳则是一个更加原生、向上的状态，可突破口非常多，“从香港回深圳，常会发现新玩儿法，比如微信支付，共享单车。”

来香港后，杨田田一直租住在港岛西北端的坚尼地城，这里毗邻香港大学，离海不远，在2014年末港铁港岛线也已通到这里，交通方便。

像香港很多人一样，在坚尼地城，杨田田租住的是“劏房”，“劏房”类似于内地房屋中介出租的隔断房，房东会把一间房子劏成几个小的单位来出租。杨田田与其他两人合租，70多平方米的房间被劏成了三间。

像其他上班族一样，每个工作日，杨田田都匆匆奔走于公司与住处之间。业余安排得也很充实，来香港后，她忙着考各种证件，在深圳工作期间，她就已经考下了英国的注册会计师资格，来港后，她考下了香港驾照、香港证券和期货的从业资格证，现在她正在考香港特许秘书从业资格。

杨田田说，她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考试的人，考试可以促人不断学习；此外，香港是个“看证的社会，什么都要证，做餐饮需要证，做按摩师需要证，去做救生员，也需要上岗证”。

杨田田有长期在香港待下去的打算，所以“趁早武装自己”。

业余时间，杨田田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比如香港青年联会举办的活动，香港青年联会是一个有20余年历史的社团组织，主要是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及各省市青联的港区特邀委员为核心，由香港各界青年才俊、青年团体领袖及学界精英组成，它每周都会举行一到两次活动，杨田田会择时参加。

“大概一个月参加一次”。通过参加社团活动，杨田田想多结交一些朋友，“不仅仅是内地朋友，也要结交香港本地朋友，”此外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她还可以突破自己的圈子范围，增加对香港社会的深入认知。

来港两年，杨田田还有一个更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开始感兴趣在媒体发声，她开始撰写一些时评类文章，发表在某些社团在《星岛日报》等媒体开辟的专栏上。

近期她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香港青年人对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在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期望。

杨田田说，她想扎根香港，“希望能够在一个细分行业里成为专家，希望未来能买一套房。”她也知道这并非易事，“只有拼才能留下来。”

▋留下或离开

同为80后的黄芷渊是香港出生的“本土”，她现在香港一家电视台工作。这两年，她注意到身边一个明显变化：很多从内地来港工作的人士，在港工作满七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之后，便选择回内地发展。有的甚至还没有满七年，自动放弃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重返内地。

黄芷渊问过他们为何会选择回去，“朋友们对我说，来了香港以后才发现其实跟想象中不一样，比如有些80后，从小是看TVB电视剧长大，觉得香港的房子都很大，海景很漂亮，生活很富裕，来了后才发现，很多人住劏房，生活环境各方面都很恶劣，房价和租金都很高，工资又不是特别高。”

黄芷渊祖籍上海，她的父母一辈移民香港。她回忆，小时候去上海，爸爸妈妈会带一些香港的东西回去，“听外婆或者我上海的朋友说：这是香港带回来的！就感觉身为香港人有一种优越感。”

在她小时候，包括1990年代，内地人看香港还是一种仰视视角，但到近年，随着内地发展越来越快，内地很多方面已经追上香港或者已经超越香港，香港的相对优势变得越来越小。

今年7月下旬，黄芷渊刚去了一次上海探亲，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跟朋友吃饭，饭后抢着埋单，结果她没抢赢，因为她仍旧是掏出钱包用现金结账，她的朋友则用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迅速付了款。

“香港不进则退，我觉得很多地方内地已经超过了香港，所以我的很多内地朋友，到香港后就发现香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黄芷渊说。

香港女生黄芷渊（本人供图）

在移民香港的各种方式中，来港就读高校然后留港工作的群体，因为他们已经在港就读多年，有的只要再工作几年，就能满足在港连续居住七年以上的条件并获得永久性居民身份。据黄芷渊的观察，以往这个群体极其渴望拿到这个身份，但近几年事情开始出现变化。

黄芷渊的一位前同事是典型的80后“港漂”男生，广州人，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港工作，在香港发展很不错，“他工作稳定，家境也不差，当时在这边还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在他留港工作已经踏入第七年，距离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仅一步之遥的时候，辞职回内地发展了。

他告诉黄芷渊，他之前一直在等这个第七年，等着拿到香港身份证，但是当他真的在香港已经待了五六年，才发现自己并不想放弃内地身份，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在香港这么多年，要真正融入香港社会，还是很难。

在他看来，香港物价太高，生活质量很多方面不如内地。黄芷渊说：“一次，他内地的朋友看到他租的房子，挖苦他的房子太小。其实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的居住环境不错了。回到内地，回头看在香港的那几年，他觉得那真不是生活。”

“尤其是2015年前后，他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黄芷渊说，“他说内地那么大，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2013年从内地到香港大学读硕士也是毕业后留港工作的张小西（化名）也选择了在2017年这个夏天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她说，这是她主动做出的选择，因为她越来越感觉到，“以我的背景、所处的阶层和我的年龄，很难在香港过上幸福指数很高的生活。”

当然，在“本土”女生黄芷渊身边，选择留在香港或者离开的“港漂”，都不乏其人。她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的室友，是一位来自山东的女生，后来就选择留在了香港。这位女生就读的专业是工商管理，现在做会计工作，她已经结婚，丈夫也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港漂”，现在他们已经生了一个“香港宝宝”。

黄芷渊回忆她的这位女室友说，“很多人刚来香港，可能会害羞，或者自卑，不敢讲广东话，她很主动地讲广东话，很快融入香港人的圈子。”

在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周永新看来，现在到港的“新移民”群体比较年轻，教育水平也高，他们对老龄化的香港人口结构有优化作用，也对香港经济发展有帮助。

“说到底，香港永远是移民组成的城市，香港的成功或失败，新移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永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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