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朋友圈看到“北青”的朋友们对标题标有“特稿”的文章表达看法，认为它们并非“特稿”。我知道“特稿”对于“北青”来说，大概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心结。
对于我也是。
2015年秋天，“北青”第一次成立了“特稿”组，我竞聘成为主编。在我原先的计划中，这一年应该已经退出“北青”，换一个清闲的社团消磨时光；但最终无法抵挡“特稿”的诱惑，考虑了一整晚后，决定鼓起干劲再熬十六周。
一个月后，白俄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特稿”所适用的非虚构写作打了一剂强心针，我却已然有些泄气：作为“特稿”组的主编，我写不出、也带不出一篇“特稿”。
就像你梦中见到的佳人，醒来后画不出她的样子。
说说我和佳人的初遇。我并不是新闻专业就读，当我成为“特稿”的主编后，我才第一次正式向我的副总编问起：“什么是特稿？”当时正在复习推免考试的她为我找来了教材上的定义，中心是“特稿侧重以讲故事的形式传达信息”。
在此之前，我一直同很多人一样，将“特稿”理解成选题特别或操作特别的报道，对“特”字执着，却没有意识到“特”在新闻之外的文学性。
我将这作为我掀起梦中佳人盖头的标志，也是在掀起盖头之时，我意识到我曾与她打过照面。在我未尝明确“特稿”定义、甚至没有听说过“特稿”时，曾写过近似“特稿”的稿件。
刚加入“北青”时，我对稿件的判断处于极感性的状态，稿子在我脑海中大概分两种：硬的和软的。软的之中又有一类很特别，它像纪实文学，如果说其它新闻报道像有导游的跟团游，那么它更像打开一扇门后的自驾游，我在心中将它称为“那种稿子”。《中关村故事》是我接触到的第一篇“那种稿子”，我迷迷糊糊地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篇“那种稿子”。
自然，“那种稿子”严格来说，叫作“特稿”。
后来写海淀图书城，组里正是兵强马壮之时，得到了丰富的信息源和采访细节，我不由萌生了野心：或许可以写出“那种稿子”的时机到了。我开始描写书店老板和创业客的背景和经历，动作和神态，以及他们和环境的互动。中途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在试着“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她问我这是否合适，我回答：“不合适就删了重写呗。”
这篇稿件的成文效果不错，但我最终只把它当作一个“出格”的尝试，内心中也未将它归作“那种稿子”。现在看来，它的确不能算作“特稿”，只是部分借鉴了非虚构写作的方法。那之后我很少有机会再做这种尝试，偶尔想着往“那种稿子”上靠一靠，但没有真正成功的。
在2015年夏天，我打定主意要退出“北青”之前，我们组彻底揭不开锅之时，转机来了。在欠债如山的期末，我不抱希望上报的“成府路与五道口”的选题意外通过，周五晚上，小组在肯德基二楼开了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会议，商量第二天全组出动采访的事宜。
第二天的采访说顺利也顺利，竟然在街采中误打误撞采到了几位典型人物，还顺道发掘了中关园的选题；但不顺利在于，最后汇总到我手上的采访资料所呈现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脑中预设，它看起来更立体，各有话说，让我一度无法组织。
最终我决定借鉴《中关村故事》和《北京零点后》的写法，但没有把握自己能将它处理成“那种稿子”，事实是，这篇看起来最像“特稿”的稿子，我并非有意识地将它写成“特稿”。
随后趁热打铁做了中关园的稿子，这两篇稿件被编辑们认为有“特稿”的样子，也一度给了我鼓舞，尤其得知“北青”下学期将成立特稿组时，我退出的决心被动摇：如果之后能都写这种稿子，那我很愿意继续做下去。
当时，我想很多人都乐于尝试“特稿”。它生动扎实，可发挥余地大，写成了之后，最好看，有成就感。我也追求这种成就感，并且信心十足。
但真正当上“特稿”主编后，真正了解一篇稿件如何才能被称作“特稿”后，我却了解到什么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当我有意识地要进行“特稿”写作后，我自己没有再写出过一篇“特稿”。我的副主编们做成过几篇至少我认为称得上“特稿”的稿子，但功在主笔，我仍然在失败中迷茫。
为了帮自己和组员找定位，我曾简单粗暴地将“特稿”和“讲故事”挂钩，但它做起来并不简单。有时我们为了追求“讲故事”的形式，忽略了稿件真正要传达的是什么，但更多时候，我们连“讲故事”的样子都做不到。都说画虎画皮难画骨，我却越来越觉得，连梦中佳人的大体样子，我都很难描摹出来了。
在我看来，“特稿”的一个难处在于，“特稿”是深入报道，但校园内能够做深的选题有限，这些题中，能够以“特稿”形式呈现出来的，又属少数。这听起来像是找借口，但它确非易事。“特稿”要求的文学品质，并非文笔好就可胜任，它依赖于更立体的信息，在采访中我们曾对与主题关系不大的细节和背景穷追不舍，为的就是让故事更易成型。我甚至“犯规”地暗示组员：“除了信息不能编造外，你就把它当作小说来写。”像写小说一样去呈现场景和细节，这是我认为可以快速找到“故事感”的诀窍。但话谁都听得进，说得出，操作起来是另一回事，尤其是涉及现象而非具体事件的稿件，三部分中能有一部分保留“特稿”的性质已经不易，常常提笔写下两段，就归于正常的写稿思路。
那段时间我最常说的两句话是：“这篇稿子不像特稿”和“这个题目做不成特稿”。我甚至请求过美编将一些稿子前的组标改为“视界”或其它板块，因为它实在连“特稿”的壳子都没有。
熬过十六周后，我投降退出，将重担留给副主编们。后来“北青”裁撤“特稿”组时，编辑曾来问过我的想法，我没有立场再有想法，心里支持，但因为自己没有起好头而倍感沉重。如果在我手上做得更像样一些，可能我之后的主编们会顺畅许多。
后来我时常反思，为何没有将它做成。或许是我太不专业，或许“特稿”也不适合批量产出。我相信全组都是尽心尽力的，好饭不易吃，招新时大家都爱来“特稿”。为了不辜负期待，每次组会我们围在肯德基一起研读副总编推荐的《南周特稿》。当时组里没有新传的人，门外汉们一起自学，我把审稿会上听到的采写技巧套到每篇稿子上讲解，只希望大家能找到做“特稿”的感觉。
是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凭感觉做事。如今想来，可能与我一开始的认识太过感性抽象有关。有时我恨不得说：“我们要做的就是‘那种稿子’，能理解‘那种稿子’的感觉吗？”
离开“北青”后，我很少再去思考“特稿”，内心有意避开，但偶尔想想，身在事外，也想通一些。在我理解中，“特稿”的“特”在于用于包装新闻的文学性质，这种文学品质本身不易达到，因此很多稿子连样子都做不到；但这种文学性，或说“讲故事”的形式，又只是成稿的最后一步，要呈现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事实”，需要丰富而精细的采访和观察，使其能脱离特定人物的讲述，而独立形成一个可供读者“自驾游”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它还需要一个值得去以小见大的内核，需要给读者一个去阅读这篇稿件的理由。
我做到哪一步了呢？很难说，或许我误打误撞写出过新闻故事，但有时我又只在刻意雕琢故事感。但我自己在“特稿”写作上的失利，并不代表“北青”的失利，我之后的主编们也带出过好稿子，有一是一，即使“特稿”组被裁撤，我也不认为是唱衰。“北青”分组别，一向以选题方向不同为界，只有“特稿”组，因为写法不同而独列，但并非所有选题都适合写成特稿，也不该由一个组独揽“特稿”这种写法，更自由一些，创造力更强。有时我认为好的“特稿”可遇不可求，因此也不强求。但没有开好头，我始终感到愧疚。
当接到与“特稿”有关的约稿时，我的内心存在抗拒。我知道这不会是一篇“好看”的文章，只会充满了失败的沮丧。但我也知道“北青”没有放弃这块硬骨头，或许时机到了，就会有好的“特稿”出现。那么我这“检讨书”一般的文章，或许也可以成为避开坑洼的路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