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主义专题 |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帝吧出征事件分析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稍微远一点的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美国导弹击中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当场致中国的三名记者死亡及数十人受伤。尽管美国声称是误炸，但是仍然引发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各省会的一系列的反美大型游行示威。

2001年4月，美军的一架侦察机和中国的一架反侦查战斗机在南海相撞，南海撞机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游行。2005年，由于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以及日本希望成为安理会成员，中国很多大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法国遭遇异见人士的抗议，由于法国警方应对不力，国内网民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国民对日本的抗议。2012年日本提出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并再次触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各种示威游行。

2015年底，台湾艺人周子瑜在参加韩国一档综艺节目时，挥动中华民国国旗，此事经由台湾艺人黄安在2016年1月8日通过新浪微博曝光而引起中国大陆的网民和广告商的抵制。后续的民族主义事件还包括中国网民在虚拟空间自行组织起来，以帝吧的名义出征脸书（Facebook)，刷屏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的脸书主页，并同时攻陷了当时的台湾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脸书页。帝吧出征者通过各种影像、文字、刷表情包进行自我身份表达，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最近，中国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主权争议，也随时成为激发民族主义的引子。

这一系列的事件不仅显示了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叙事表达方式，而且这种势力从政治范畴延伸到社会和文化参与的各个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近年来网络文化的兴起，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这种热情参与又与网民对现实的各种不满交织在一起，因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民族主义现象。本文试图理解这种现象，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解释产生和延续这种现象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在中国的拉锯。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应该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下来理解。我们不仅要理解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和西方的关系，也要分析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处理自身文化和传统的关系。即，要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本土和全球构织起来的地缘政治关系。

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涉及到很多方面，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寻自我定位的一种表现。另外在探讨网络民族主义时，我们要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网络确实让很多具有相同观点的人聚合在一起变得更加容易，但是也要看到网络并不是产生民族主义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催化民族主义的工具。正确的看法是将网络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来理解中国现阶段的网络民族主义。

尽管民族主义有多种意义，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对民族的认同。民族主义通常包括 “对民族的归属感、安全感、荣誉感以及对民族的一种情感皈依”（He & Guo，2000)。学者通常将民族、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明确地区分开来（Gellner，1964，1983；Giddens，1985；Anderson，1991；Duara，1993）。民族可以理解为一群具有共同的渊源、祖先、语言、宗教和地理的人群。民族国家通常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一个政体，比如日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不一定构成国家，国家也不一定是由单一民族组成。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西方学者（Gellner，1964，1983；Anderson，1991；Duara，1993，1997）明确提出民族不是先于民族主义存在的。恰恰相反，对民族的想象才构成民族形成的基础。即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并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通过传播和媒体建构出来的。Anderson（1991：3）将民族定义为“一种具有边界和主权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是因为在这个共同体生活的人们实际上并不认识其他的人，但是通过媒体和大众传播制造一种共同的经历，在共同体中的人们通过想象维系一种纽带、一种共享的情感和经历。

Anderson指出印刷媒体在制造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共同想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如果将Anderson的理论延续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大众媒体（如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广告媒体）对制造共同的想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网络媒体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在全球范围内，大众媒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读者群和受众越来越下滑，更多的青年选择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中国也不例外，网络和手机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

尽管中国的民族历史形成与欧洲有一定的差别（比如，中国在两千年以前就由秦始皇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不是像欧洲在18世纪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靠想象的情感来维系的。中国人通常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或华夏民族。中国的四大文明常常被用来作为中国曾经辉煌的历史印记。这种通过教科书还有各种传媒手段编织的民族想象是一个国家得以维系，并取得认同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包含了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去理解自身，也包含了中国如何去理解自己和他者（尤其是西方）的关系。Duara（1993）指出民族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概念、一种呈现竞争性的场域、一种不断变化的话语权。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包括对历史素材的选择、重组、重新创造，以服务当下。Duara（1993：9）讲道：“我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而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不停地重塑自身的身份认同。所以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理解中国和他国的动态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去看待、认识和建构自己和他者的关系。

许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或官方民族主义（He & Guo，2000；Zhao，2000；Hughes，2006；Shirk，2007）。通常来说，官方民族主义通常是对内部或外部压力的被动反应，并成为一种维持政权的工具（He & Guo，2000；Zhao，2000 ；Zhang，2001；Gerth，2003；Shirk，2007）。这也和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两种面孔紧密相连：一种是理性的负责任的大国而另外一种是不理性的被动反应（Shirk，2007）。Gries（2004）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始终是两个相反情结的组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的受害者情结，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反帝的最终胜利而引起的胜利者情结。比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这种胜利者的叙事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两个情结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对西方大国和日本的民族意识。

笔者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也谈到中国在反抗日本和西方强权的时候涌现了各种的意像、符号和人物，以及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族英雄组成了丰富的资料库供民族主义者使用；现阶段中国在科技领域如神州飞船、主办国际活动以及体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如奥运会、世博会等都已经成为民族荣誉的一部分（Li，2008，2010，2012，2016）。但是一旦中国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国际媒体公平的报道或者中国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部分民众，尤其是中国的网民又会回到一种受害者情结；并且，这种受害者情结也是与西方社会流传的“中国威胁论”相生伴生。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主义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具体到中国，中华身份认同可以涵盖四个方面（He & Guo，2000）：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生活在大中华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汉族的身份认同；中华身份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中华身份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所有说中文和认同中国文化的人都包含在内。确实，现阶段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即任何认同中华文化的人都可以被算作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国现在讲有56个民族，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涵盖的不仅仅有汉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这种程度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本身也包含了一种普世主义的元素。确实，普世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中国身份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中国的社会认同不仅有民族主义，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和现阶段也涵盖了世界主义。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Diogenis the Cynic）（404-323 BC）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关注“内心世界的德行和思想” 的普世主义政治身份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Nussbaum，1997：57）。康德（1795）在《永久和平论》（Towards a Perpetual Peace）一文中提出关注世界人性和社区的道德哲学。康德认为我们的道德价值应该不仅包括自己的社区而且包括整个人类社会。Nussbaum（1997）指出世界主义是一种身份认同，即人们不仅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本地社群的人而且是关注整个人类共同体。世界主义者有意识的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放入自己的价值观中。

尽管表面上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作是国家身份认同的不同方面。Duara（1993，1997）指出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怀揣着世界主义的理想。确实，由于现在的世界是由独立主权的国家组成，民族主义本身也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常提到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中国文化长时间中都包含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元素。中国的道家、儒家思想、中国官方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都包含了包容其他不同文化、跨越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根据儒家思想，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任何非汉人只要掌握中华文明的知识和汉民族的礼仪都可以被称为汉人或中国人（Duara，1997）。著名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69）指出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和乡绅推崇的道德价值和文化是一种世界文明的道德和价值。只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战败，中国才开始慢慢接受以一种更加具有派别的意识来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即，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西方传入的产物，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附带品，而且这种附带品和种族主义是相生相随的。

从文化生产的角度上来看，普世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第三空间”及各种文化的融合。世界主义不仅和最近几十年经济的迅速全球化而引起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流动相关，而且也与想象的产生紧密相连。Appadurai（1996）指出文化全球化可以从五个维度来理解：人口、媒体景观、技术、金融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全球流动。大众媒体尤其提供了一种塑造自我意象的资源。这表明现在的文化版图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塑的。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国家身份认同之外创造文化身份和想象。中国的媒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引进国外的节目（包括中央电视台早期和美国签订的以广告换节目的计划，以及日本的漫画、卡通片等），中国的媒体一直受西方、日本和港台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告行业，国外的影响尤其重要（Li，2016）。

世界主义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由于全球交往加深而出现的一种后现代形态。有学者（Norris，Inglehart，2009）研究了在何种媒体体系下面，人民容易形成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在何种媒体体系下面，人们容易形成一种狭隘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越来愈多的研究表明全球化并不一定促使人们形成普世主义的价值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当下全球交往越来越密切，我们同时也看到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升温。Manuel Castells（1996）也在他的《认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 ）一书中明确地谈到全球化在某些地区引起的民族主义反弹。鉴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而是对在地化和全球化的一种应对，De Kloet and Jurriens（2007：12）在编着的《世界主义爱国者》（ Cosmopatriots ）一书中提出普世爱国主义的概念，以使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可以调和“在地和迁移、根植于某种地域以及非地域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们的身份认同具有公开性以及与地域空间相连的在地性。这样，民族性和世界性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与民族主义一样，世界主义在中国也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其“通过形成消费主义身份，以超越地域的自我意识作为一种全球意识”（Rofel，2007：11）。

如前面所说，要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从很大的程度上讲，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和中国堕入半殖民社会是相生相随的，这同时使中国对自己的传统有一种矛盾心态：有时否定，有时肯定，有时在否定和肯定之间摇摆。而这种心态也与前面所说的中国的受害者情结胜利者的情结密切相关。胜利者情结主要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影视、图书以及官方文化宣传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从而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受害者情结可以追述到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并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致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半殖民社会。

外国的侵略严重的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央大国”心态。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拯救中国的方案。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的开明官员和地方绅士开始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但是，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及其他原因，洋务运动失败了，其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中日海战失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长期以来天朝大国的知识分子一直视日本为中国的学徒，但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得以统一并迅速西化，导致日本国力迅速强大并超越了中国。美国学者James Reeve Pusey认为这次失败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新的无与比拟的忧虑、挫折和愤怒的民族情绪”（1983：5）。James Pusey（1983：201）总结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如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慢慢意识到中国在武器方面落后。后来，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现在，梁启超和严复指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学者也是落后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整个文明都是落后的——因为中国的祖先是落后的。这种失落也许比19世纪的西方人在后达尔文时代对祖先信仰的失落更加具有创伤性。

Pusey的言论显示了中国在和西方交往中的创伤性经历。严酷的现实逼得许多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尽管这引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渴望，但是也同时导致了对中国的价值和传统的全部质疑和颠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几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甚至很多人主张全盘西化。尽管一些士大夫如辜鸿铭和王国维希望通过复兴儒家思想使中国强盛，但是他们的声音在时代的大潮中成为了少数。伴随着中国的衰落，各种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包括西方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个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变强大”。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是主要问题，现在在中国的官方媒体和主流意识中，都占据重要地位。

伴随着一系列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卑劣论开始在中国文化中深深扎根。正是由于中国落后，所以知识分子崇拜西方（及日本）的实力。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以及其他运动都是改良派希望通过接纳西方的制度以使中国强大起来。

史书美（Shu-Mei Shih）（2001）研究了1917到1937年半殖民社会的中国，她指出中国的现代主义者通常将西方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效率、新思想、理性、民主、个人自由、世界主义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而将中国与落后、集权、家长制、迷信以及虚弱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二元思维的集中体现：科学和民主成为反对中国传统的两块招牌，而中国的传统和文明是必须要打倒的。受过西方或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明确提出“砸倒孔家店”。著名学者如鲁迅、胡适、闻一多、陈独秀、钱玄同都呼吁拥抱西方文明作为中国自强的手段。尽管五四运动给中国注入了一种新鲜血液，但是运动对传统的无情鞭笞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人的不自信和失落。由于将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被认为与现代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是需要淘汰的。自此以后，中国人在对西方时往往在一种盲目自大和盲目自卑的情节之间徘徊，而不能客观、如实地看待自己和西方社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表面上看是中国希望走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讲，中国实际上也是在为西方的现代化背书。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线性逻辑，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是抛弃了中国的传统，希望通过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重塑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Gillett （2000：14）指出，不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现代化主要是通过物质的发展来衡量的，而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文明’是伴生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战略，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提升执政的合法性。中国政府自此实施的政策集中表现为经济上逐步放宽，而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强化威权统治，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控制和引导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这种官方的引导和民间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渴望进一步结合，使得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加强。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宽松政策自然而然地引导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士、官员远离政治，积极投身商海，以期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另外一部知识分子（就是经常被称为的新左派）更加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通过批判西方、康复传统来抵抗西方的文化。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官方并不是一味地支持新左派，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密不可分，当新左派和国家利益发生分歧和不一致时，新左派一样是被压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就是乌有之乡网站的兴起和衰落。

俄罗斯的解体和东欧剧变加强了执政党和中国精英的焦虑。另一方面也促使执政党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建设。比如江泽民2000年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重大挫折”，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信仰危机。江泽民提出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以及“中国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而这种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在国际领域，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进一步加剧。1993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集中引发了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判。从此，中国媒体的主流思想认为美国借此想遏制中国的发展。现实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对美国的霸权的看法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表现为官方和民间的结合，政治意识形态和消费文化的统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6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一书。本书批判了中国人对美国的膜拜、美国的虚伪、霸权、个人主义、及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往往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替罪羊。本书迅速地成为畅销书，销量高达四百万册。尽管本书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利，但是其立场与官方是一致的：即在考虑中美、中日关系时，应该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并且推崇能从“情感、直觉上感受到的东西”。

《中国可以说不》基本是和主流价值站在一起，赞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而显示更多的文化和政治主体性。尽管在传媒领域仍然能看到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但是政府更多的是倾向于批判西方来构建现行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种倾向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国家的积极引导，也可也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一种失望，进而希望借由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到中国的另类现代性（Lin & Galikowski，1999)。

近年的民族主义事件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主要针对的国家是日本和美国。反对日本的主要原因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中国和美国在八十年代因为共同抗击苏联的需要，曾出现过一个比较短暂的“蜜月期”。民间和官方对彼此都相对比较友好，但是风波以后，中国政府遭到了西方的指责和军事、经济制裁，中美关系从此在一种爱恨交织中进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也经常视美国为主要敌人。

第二，大体上来说，政府对民族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从近年一系列的民族主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开始的时候政府往往持一种宽容或鼓励的态度，但是一旦运动有失控的危险时，政府会进行控制。这种处理方式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三，我们也可以将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看作是中国应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一方面，从美国和西方传入的影视文化和信息，以及中国媒体和文化人对西方的报道传播表明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也意识到中国不能盲目地模仿西方。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和中国的消费文化以及市场经济联系起来理解。在目前的媒体制度下，绝大多数的民众对西方和对中美、中日关系的见解受到媒体的影响。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影视作品中，中华民族百年苦难史、西方列强入侵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尽管新媒体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众媒体垄断信息的局面，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由于信息来源有限，很容易直接诉诸于民族主义来认识这个世界。

而且，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强劲的消费能力，使得中国的民众更加自信。中国的城市出生的80、90后基本上是在一种物质相对富裕的条件下长大的，因此就更加会大胆地张扬自己的中国国族认同。

自1990年以来，消费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的部分（Li，2008，2009；Wang，2005，2006）。消费民族主义是与扩张的全球资本紧密相连的。王坚（2005：225）对消费民族主义的定义为“个人在消费过程中激起的集体的民族意识，从而喜欢或者是拒绝别的国家的产品”。购买国货或者普遍意识上拒绝外国产品都可以算作消费民族主义的一部分。

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和消费文化紧密相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的表演，它们和传统媒体的式微以及新媒体的壮大引发的大众的参与紧密相关。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了民族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关系，比如，中国的广告不仅贩卖民族主义，也贩卖世界主义（Li，2008；Li，2016）。 李宁作为一个民族品牌，一直在贩卖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摇摆，其口号“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李宁”展示了一种向外扩张的情怀。尽管李宁在2008年奥运会有一个短暂的辉煌，但是它在面对跨国品牌如耐克、阿迪达斯、纽百伦，李宁从21世纪初的洋务运动一直很不顺利。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李宁的广告策略倡导“中国人让改变发生”以此回归作为民族品牌的传统。

在帝吧出征事件当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消费文化的影响。首先，不仅网民所用的文字和符号很多来自大众媒体（比如黄子韬、尔康等），而且网民明显地将商业文化赋予了政治内涵。比如网友在奉上黑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时候，明确地写上“你们淘宝的时候，还不是乖乖选择台湾省”。因此淘宝等中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成就了了民族的骄傲。而且和历次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网友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消费实力抵制不认同中国的元素。比如，网民抵制赵薇导演的新片《没有别的爱》中的男主角戴立忍，由于戴被认为参加了台独活动，遭到网民炮轰。尽管戴发文道歉，但是剧组还是撤换了他。第二，消费文化在中国催生了各种对权威的解构，并以轻松、戏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仅体现在对图片的各种挪用（appropriatio）、 混搭（remix），而且也体现在网友通过美食、美图欢迎台湾网民到大陆来旅游，由此希望通过物质文化的意象来传递共同的文化联系和纽带，以此强调超越政治边界的以消费文化构建的“共同想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截止到2016年6月，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了 7.10 亿， 6.56 亿网民通过手机上网；农村网民1.9亿，城市网民5.2亿；男女比例为 53:47，这与同期的全国人口男女比例（51.2:48.8）大体一致；10-39岁的网民占74.7%，并且20-29岁的比例最大，占30.4％，30-39岁的占24.2% ；而且学生、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是最大的上网人群（CNNIC，2016）。具体到帝吧出征事件，不仅有国内的网民，而且有海外的留学生参与其中。很多留学生在出国以后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与国内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留学生是翻译文本的主力，被称为“时差党”。

在大陆民众的心目中，经济发展可能自然吸引台湾向自己靠近，但是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与大陆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自己良好的愿望背道而驰。同时，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的占中事件都让内地的民众，尤其是网民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中国民众对自己的身份和国家自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误以为台湾民众不认同中国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不了解或者是精英、媒体、政客、台独投机分子的误导。帝吧出征正是需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去理解。

网络在引导、塑造、制造民族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极端言论的放大器（Wu，2005）。从而，一些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人可能被视为是一种主流，从而放大此类言论的影响。在近年的民族主义事件中，网络在组织游行和关注、讨论、发动网民以维护所谓的“民族利益”的参与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黑客攻击了美国、日本、台湾和北约的网站；由于中国政府和这些组织和国际的冲突，黑客声称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战（Chao，2005）。由于网络和手机已经变成了中国网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传播技术在组织游行、传播信息、制造话语、塑造社区以及身份认同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具体到这次帝吧出征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与以往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民族主义者关注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而且在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日本和美国是危害中国主权和其他权利的首要敌人；几个不能碰触的底线是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钓鱼岛以及南海问题。由于日本与美国（如《日本和美国共同防守和安全协定》），台湾与美国的关系（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势必会造成美国在亚太区对中国申张主权和利益扩张进行牵制。而且由于日本过去对台湾的统治，有一部人台湾人认同日本。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台湾的态度也是：一方面希望台湾能念及同胞情谊，共同维护华人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台湾的本土势力崛起和台湾在政治上对大陆的渐行渐远一种内心深处的无奈和厌恶。台湾被认为是美国牵制中国大陆的一颗棋子。台湾本土势力民进党2000年首度执政，也推行愈来愈明显的“去中国化”政策，这对长期接受“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中国大部分民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