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青年问题
——近年来青年社会学的关注点及研究取向
李春玲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青年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中极为重要但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态度与观念也在随之改变。这导致代际差异现象日益突出，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成为社会新事物和新潮流的代言者。社会学家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来观察社会变迁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近几年青年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体现了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最新趋势的理解。
一、青年社会学的方法取向与主题选择
青年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包括了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等诸学科。不过，在中国学术界，社会学在青年研究领域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往往引领着青年研究的主流走向。这一特征在最近五年表现得更为突出，部分原因是《青年研究》（国内影响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青年研究期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学家编辑出版的。此期刊在2009年改版之后，使《青年研究》由原来的综合学科性的青年研究期刊转变为以青年社会学为主的学术期刊，从而促进了近年来青年社会学的迅速发展，也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成为青年研究的主流取向，而这一研究取向明显提升了青年研究的学术水平。国内青年研究领域的另外三本主要学术期刊——《中国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和《青年探索》也或多或少与社会学相关。《当代青年研究》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编辑出版，现也归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其学科导向也以青年社会学为主。《中国青年研究》和《青年探索》是由共青团下属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广州市青年研究会）编辑出版，偏重青年政策和青年工作相关问题，其学术取向也越来越与社会学紧密相关。青年研究学术期刊的这种走向，使社会学方法主导的实证研究成为近年来青年研究的主流取向，特别是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发展极为迅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社会学对青年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同时也反映在研究主题方面。近年来青年社会学成果最突出的两个研究主题——教育及就业的不平等和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也是主流社会学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问题。教育和就业是决定青年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关键性因素，青年的教育和就业状况也是青年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与教育学和经济学取向的青年研究不同，青年社会学在这方面重点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因素（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内外分割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或阶层出身等）对青年的教育和就业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教育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是近年来主流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农民工研究是近十几年主流社会学中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而近年来这一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从而使新生代农民研究成为近5年青年社会学中最重要也是成果最多的研究主题。
青年社会学研究人员队伍十分年轻化，主要以“80后”和“70后”的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对于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社会现象最为敏感，尤其是那些与青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事物和新变化，而这些新事物和新变化也成为近年来青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是互联网的兴起对青年人的影响，包括青年网络行为及网络和社交媒体对青年社会生活和青年文化的影响。另一个研究主题是婚恋和性观念及行为（包括性别关系）的变化趋势。快速的社会变迁必然引发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的变化，婚恋和性观念的变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而年轻人正是新的婚恋和性观念的实践者，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青年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成果众多的研究主题是关于青年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念研究。近年来青年问题研究者队伍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量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加入其中，这主要是政府政策带来的结果。政府决策者及相关教育部门十分关注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强化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并鼓励相关教员从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有关青年思想态度的调研成果。虽然大部分这类研究学术水平不高，但这类研究也引发了一些青年社会学家的兴趣，他们以更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社会态度和政治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与教育和就业的不平等
近年来的青年研究反映出当代中国青年的两个主要社会性特征：突出的代际差异和强烈的阶层分化。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显示出青年一代与中年和老年代际的明显差异；即使在青年群体当中，“80后”与“90后”也有差异，甚至“80后”内部也有“85前”和“85后”的差异。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化十分突出。这一点从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区分就可以反映出来，大量的青年研究成果是分别针对两大青年群体的研究，一是针对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包括城市白领）的研究，二是针对青年农民工的研究。农民工和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是青年群体中两个最大的子群体，其教育经历、就业及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机遇大为不同。大众媒体中的流行语——“富二代”和“官二代”与“穷二代”和“农二代”、“高富帅”和“白富美”与“屌丝”和“矮穷矬”，则更加明确地显现出青年群体中的贫富分化。家庭出身被认为是导致这种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它被称之为“拼爹现象”。正如李春玲、施芸卿等对“80后”一代的研究结论所示：“80后”是“打上代际与阶级双重烙印的一代”；“代际共性未能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跨阶级的代际文化无法突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阶级分割”；“最重要的是城乡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阶级差异，在实质上影响了这一代人的受教育机会，在这代人中存在着教育分层，最终导致他们的就业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李春玲、施芸卿，2013：440）。
大量的有关青年职业和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导致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杨菊华（2014）根据多期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对青年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纵向趋势的研究，显示“社会分层的故事却依旧通过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而继续传递和再生产”。韩嘉玲等人的研究（2014：40）则显示社会分化在儿童期就已经开始显现，“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同儿童群体所获得的社会资源的差异已经在制造儿童群体的分化”。他们发现，“城市儿童在三个方面均优于其他三类儿童。在教育资源可及性方面，城市儿童以及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流动儿童优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在健康资源的可及性方面也呈现类似的趋势。在家庭支持方面，城市儿童和农村一般儿童则优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因为劳动力流动造成的拆分型家庭对后两者影响较大”。蒙冰峰（2014）从重点院校农村子女比例、城乡大学生就业情况和社会观念三个方面阐述了“寒门难出贵子”现象，认为这“直接体现了社会阶层流动停滞与阶层固化”。不过，张乐、张翼（2012）和芦强（2014）等人的研究注意到，在精英生成过程中，虽然精英再生产和阶层固化现象明显，但上升社会流动的渠道并未完全封闭。芦强（2014）对青年精英初职获得过程的研究显示，“管理精英的资源获得体现出一定的封闭性，而专业技术精英的资源获得体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在非精英当中资源传递的庇护性特征明显”。张乐和张翼（2012）对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发现，“市场转型期，精英阶层的更替过程越来越强调个人能力和高等学历的作用，但这种机制并不排除精英再生产逻辑的运作，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只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规模和阶层固化的程度都是有限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不是无限制扩大的”。
教育是农村子弟和劣势家庭背景青少年突破地位再生产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中，学历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决定个人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使来自农村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强化了阶层地位再生产。吴愈晓（2013）、李春玲（2014a）等人的研究证实，近十几年城乡教育不平等持续扩大，农村子弟上大学和高中的机会与城市家庭子女的差距不断拉大。李春玲针对“80后”青年教育机会的研究发现：“从小学升入初中、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从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等层层关口（加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有大批农民子弟被淘汰出局。多数最终突破层层关口的农村子弟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即使获得大学文凭，还面临着更难突破的关口——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对于农民子弟来说，的确是寒门难出贵子”（李春玲，2014：76）。黄四林等人（2014：46）对北京某重点大学2007—2012年各届学生的调查发现，不仅城乡教育不平等在扩大，而且阶层之间教育不平等也在扩大，尤其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实施之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的预测作用呈现明显扩大化趋势，并且以中上阶层家庭之间的相互竞争为主；家庭所在地和户籍的巨大作用持续存在，城市和非农业户口家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高校自主招生更有利于中上阶层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差距”。
青年社会学对教育不平等的研究特别关注教育不平等环境中的最弱势的青少年群体——流动二代青少年（农民工子女），根据流动状态，他们又被区分为两个子群体：流动儿童（父母流动到城市并在城市接受教育）和留守儿童（未随流动而在农村家乡接受教育）。周潇针对农村青少年辍学现象的研究指出，“大规模的持续的农民流动带来了村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这对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造成了深远影响”；“农村流动儿童所遭遇的生活教育障碍使得农村青少年在‘文凭竞争’中本有的不利地位愈加恶化”；“所有这些因素连同日益泛滥的功利价值观，致使很多孩子在学业受阻之后很快转向打工挣钱而非继续学业”。吕利丹（2014）的研究则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进入高中学龄阶段后，教育机会急剧下降。受父母外出流动影响，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终止学业后很快就外出打工，身份过早地从‘农村留守儿童’转换为‘新第一代农民工’”。另外还有大量的专题研究（陈晨，2012；肖庆华，2012；吴霓、田慧生，2012；袁连生、王红，2013；李涛、邬志辉，2013）指出，现有的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使流动二代青少年在教育竞争中处于极端劣势地位，他们过早中止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低教育水平又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也成为失败者，进一步强化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正如曹晶（2014）所指出的那样：“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优先发展城市教育的原则”“以‘市场能力’和学业成绩为标准的学校选拔规则”和“重点学校制度对农村学生获得教育机会的制约”，共同导致了对农村学生的“教育排斥”，从而并未使教育促进农村子弟社会上升流动的功能得以很好的发挥。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与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为当今青年群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必然成为青年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长期定居于城市，希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然而，他们成为城市人的过程（“市民化过程”）却极为复杂，社会融入障碍重重。张庆武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呈现出不同的维度，而且各维度社会融入不是齐头并进，而是“差序融入”。相对而言，文化适应较好，社会生活次之，政策接纳和经济整合最差，而以户籍为主所衍生的政策差异是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张庆武，2014：59）。张陆的研究指出，青年移民群体存在城乡双重认同问题，其社会认同模式主要是分离型（低移居地认同、高原居地认同）和边缘型（低移居地认同、低原居地认同），从而导致社会融入困难（张陆，2014：10）。刘建娥（2014）对青年农民工的政治融入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渠道尚未打开，政治资本匮乏，政治融入水平偏低。她认为，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困境在于城市正式组织发展滞后带来的资本匮乏及参与不足，例如：农民工难以加入当地的党团组织、工会组织和社区组织，从而缺乏正规渠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吴伟东（2014）利用上海、深圳和天津等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参与状况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发现工会组建的短缺以及基于工作岗位或者劳动合同签订状况的身份歧视，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组织参与和活动参与，而对预期收益的增加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活动参与行为。
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分割也是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汪国华指出，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未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上，现行的社会政策客观上把新生代农民工捆绑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上，但新生代农民工想要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愿意加入农村社会保障，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都不能获得“社会保障权”。这些保障权包括“医疗保障权、养老保险权、失业保险权、生育保险权和工伤保险权”，“没有这些保障，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就会缺少生活来源、缺少突发事故保障和缺少劳动力再生产安全”。“因此，就基本生存保障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汪国华，2012：42—43）。
另外一些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持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例如，杨菊华等人（2013）的研究采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动态监测数据，推导出目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为50.18%，已经达到了“半”市民化水平。他们认为经济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而个体特征、社会归属感及社区参与维度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与默默忍受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经常采取激烈的抗争行动，抗议企业老板损害其权益和政府相关部门不作为。对于这一群体及其抗争运动的研究引发了“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论题和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复兴，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这一研究取向也影响了青年研究领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特别是在2010年富士康连续出现青年员工跳楼自杀现象之后，出现了这种理论取向研究的高潮。这类研究通常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以论证新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并深受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ay）的“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理论的影响，通过分析劳动场域中的劳动关系，显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剥削工人的“关系霸权”。程平源等人（2011）研究了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管理体制，如何“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以及制造各种形态的血汗劳动”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张春龙（2013）的研究借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概念，通过对工厂农民工的访谈和对工厂的观察，发现全景敞视结构的现代工厂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工人进行监视、规训和控制。“在这种规训机制中，农民工受到监督和改造，正在形成产业工人所具有的相关特征”（张春龙，2013：37）。黄志辉（2013）的研究则关注“工厂政体”之外的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们，他将那些没有劳资关系的工人的生产方式称作“自我生产政体”。通过对珠三角、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的观察，以及对济南家装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的观察，他认为，自我生产政体受整个资本市场体系的调控，它与“工厂政体”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之间存在关联。“自我生产政体的‘自我性’或曰独立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论是其劳动过程还是劳动价格的制定，都要受到……企业生产制度、包工劳动体制的调控……都是由整个工业市场说了算，‘自我生产政体’中的劳工没有发言权……整个市场体系已经在‘世界工厂’中形成了一种指挥棒式的霸权”（黄志辉，2013：46）。上述两个研究都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出发来研究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而吴玉彬（2013）则从消费视角分析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他以富士康工人为案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认同感、阶级对抗感和对本阶级总体性的把握，发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是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大部分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侧重于蓝领体力工人，但也有一部分研究关注到白领工人，他们被称为城市“新移民”，这些城市新移民一部分来自农村，另一部分来自小城市和小城镇，他们大多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廉思的研究（2014）注意到，在特大型城市中“内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新兴群体——城市新移民”。“城市新移民”是这样一个群体：没有所在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城市福利；高度流动性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因流动导致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他们具有双重边缘人的特征：既难融入城市，也难重回乡土。高生活成本与低生活水平使得新移民有别于城市市民，在他们内部有着共同的底层群体认同。廉思的调查显示，即使大多数“新移民”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过得去”，甚至“还不错”，但多数都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下层”甚至“底层”。有81.5%的白领、85.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生活在底层。这些共性特征既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群体的原因，也恰恰是其形成文化共性的基础（廉思，2014：5）。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丛玉飞（2014）系统考察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状况及其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后发现：白领新移民内部分化为根植型、边缘型和漂泊型三种不同的群体类型；身份疏离致使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呈现差异化，每一类白领新移民内部的差异较小，而各类白领新移民间的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表明，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失根”和身份认同失调是提升该群体社会信心必须重视的因素。
四、互联网与青年社会化和社会参与
当代青年被称为“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是网络参与最活跃的人群，青年研究学者从各个方面研究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对青年人的生活、观念、行为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李文革和陈立红（2012）认为在互联网上形成了青少年的网络社区，这些虚拟社区具有媒体化、娱乐化和社交化的功能，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成员的低龄化、行为的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和功能的实用化。青少年通过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情感和思想，形成独特的文化。邓志强（2014）则指出，网络时代的青年认同出现了困境：青年的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之间存在张力；青年的社会认同处于不确定性中；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的阻力增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场域的转换。聂伟（2014）的研究则发现，互联网已全面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网络消费、网络交往、网络闲暇娱乐、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少年生活方式的新时尚和新主流。新型的生活方式给青少年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同时给青少年行为带来异化等问题”（聂伟，2014：96）。路向军（2012）探讨了互联网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互联网的出现及迅猛发展，社会信息获取和处理手段的变革使青少年社会化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网络文化现象，吸引了许多青年学者的眼球，研究者特别关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的影响。王璐（2014）的文章以淘宝网为例，具体分析商业对于光棍节这一青年亚文化的“收编”过程。她发现商业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全面收编使“ 网购狂欢节”逐步取代“光棍节”成为11月11日的符号意指，而节日本身的特殊性、文化内核的一致性、群体的相似性和媒介的共通性，为电子商务收编光棍节创造了绝佳条件。她总结道：“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光棍节’逃不开网络和商业的力量，终将会被支配文化收编和消解”（王璐，2014：81）。王秀艳（2014）也指出，“光棍节”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休闲的特殊矛盾，表现为休闲的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互为助推，演变为前者对后者的入侵和殖民。
互联网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是近几年青年研究的一个热点，这类研究通常也试图为政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王雁等人（2013）通过对浙江省高校近500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现状调查，分析探讨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认知和行为的现状和相关特征，他们发现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参与的“缺位”问题，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尚需进一步培育，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知行落差大和实际效果欠缺等问题。“在现实政治参与中，大学生的认知与行为存在脱节现象。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具备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但实际参与行为确实存在欠缺；就是在网络上参与政治活动比较活跃的大学生在现实政治参与中，对实际的政治活动也相当消极”（王雁等，2013：139）。王雁（2014）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四大困境：局限于围观式政治参与的层次；以动机精神为主，但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外在政治效能感存在较大落差；有相当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存在参政行为的无序。一些学者担忧青年政治参与行为与互联网的结合易于引发群体事件，特别是在某些“网络大V”的鼓动下，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胡献忠，2011；刘倩，2014）。这些学者认为，“我国青年参与网络政治活动表现出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务必要调动国家与政府、社会、高校等多方面的力量，引领与督导广大青年群体健康、科学地参与网络政治活动，推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和国家政治稳定形成良性的共赢发展态势，促使其可持续发展”（李兵 2014：33）。孟利艳（2014）通过对218 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总结，深入分析了其发起方式、引起关注方式、运作路径、运作时间、政府应对方式等运作逻辑。她发现：“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理性计算因素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认同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动力系统，而且最主要的动力是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和民众的群体冲突。”（孟利艳，2014：88）
上述几方面是近几年青年研究的热点主题，同时也是研究进展较快、分析较为深入的领域。除此之外，在有关青年婚恋观念与行为、独生子女问题、青年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过，与社会学其他一些领域相比，中国的青年社会学在学术规范水平和理论分析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