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英华兰DrBing ，作者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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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这些年来，有个底层普通农村大姐，虽然从来没在互联网上活跃过，却一直被人深深惦记。
每个人看到她，都会生出不同的情绪。
有的人嘲讽，有的人疑惑，有的人被震撼，还有的人仿佛看到了自己。
网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打探她的下落。
她渴望走出农村，但至今还是没能走出去。
她就是22年前，出现在《半边天》上的刘小样。
让我们把时间穿越回2001年的那个深秋。
那年，央视《半边天》栏目组从一麻袋的观众来信里发现了一封与众不同的信。
这信是一个叫刘小样的农村妇女写的：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
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
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这里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整个《半边天》节目组被都震撼了。
写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快，他们又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里面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当时《半边天》这档栏目主要聚焦的都是一些都市女性，很少有农村女性的声音，而且是这样深刻、清醒甚至有点绝望的声音。
他们完全不相信，如此有思想的文字会出自一个农村大姐之手。
于是那年冬天，主持人张越带着一班人马来到陕西咸阳，准备深挖这个农妇背后的故事。
但听说央视节目组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的刘小样，被吓坏了。
她一退再退，一逃再逃。
最早给《半边天》写信，她只是因为太孤独，想找人说说话。
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真的会被采访！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异类。
在农村，心思不放在家里，整天想入非非，这不是好女人该干的事。
没办法，为了取得她的信任，张越只好跟她同吃同住。
可刘小样始终紧张，一面对镜头就说不出话。
耗了几天，节目组也没拍到任何满意的素材。
一群失望的人准备打道回府，临走时，张越礼节性地和她闲聊，放松下来的刘小样终于开始袒露心声：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
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
停顿片刻后，她哽咽着说：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
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人向往的时候，眼睛里会有光泽。
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所以我不停地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闭内心已久刘小样就像干涸已久的河床突然间迎来了奔腾的水流，金句一句又一句地流淌出来。
她的表达不仅震撼了张越，更是震撼了电视机前的无数个“刘小样”。
这期节目在2002年3月播出，成为《半边天》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至今二十多年，余震仍未消散。
其实看刘小样的人生，我们会发现她就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中最普通的那个。
1968年她出生于陕西农村，15岁那年就辍学了，被家里安排去照看果园。
23岁那年，她在父母的包办婚姻中嫁给了现在的老公。
她说，农村女人有两条命，第一条命属于娘家，第二条命属于婆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幸运的是，尽管这老公是开盲盒开来的，但正合刘小样心意。
因为对方爷爷曾经当过私塾老师，家里门楣上写着四个大字：“耕读传家”。
她觉得自己书没念成，起码还找了一个读书人家，也算心满意足了。
她老公勤劳肯干、踏实忠厚，早年还在青海做过生意，是村里最早一批盖小楼买彩电的人家。
当时的农村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并没有多少农活，一年最多忙两个月。
在同村人看来，刘小样的日子应该人人羡慕——
一双儿女，有点积蓄，不忙不累，简直是一个农民的巅峰！
但她却说：“我烦就烦过一样的日子。”
农村的生活很平静，但没有任何起伏波澜。
生活似乎是只有做饭：
“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因为太向往远方，她甚至怨恨起了家门口的铁路。
铁路代表的是和外面世界的链接，它要是再远一点，或者再近一点，她都能够平静一些。
可是它就是那么不远不近整日整日地轰轰隆隆在人心口晃荡，叫人不得安宁。
其实结婚后的第一年，老公带她去逛过一次西安。
看到街上时髦的漂亮女人、琳琅满目的商品、说着流利普通话的路人，她不觉得新鲜和满足：
我老羡慕人家，她走路的姿势那么优雅啊，她的衣服那么合体啊。
那一刻的她，感觉到的是深深的孤独。
因为这所有都和她没有一丝关系，她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在节目中，她痛苦地清醒着，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在农村，妇女的天命就是洗衣做饭带娃侍奉老人， 不能有自我意识。
可她又难以压抑内心对“外面那个世界”的渴望和躁动。
于是，她找到了自己的抗争方式。
比如抄古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比如看电视—— 把《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当做书来一字一句地读。
比如听广播——在收音机里听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学普通话。
再比如穿鲜艳的大红色衣服——红色代表生命力，她希望活得鲜艳、热烈，农村人太靠近泥土，还穿土色，就太土了。
而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和《半边天》节目组写了那封自白信。
张越和她说：你的不满足其实已经是一种进步，你感觉到了吗？
她又坚定地说：
“所以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痛苦只是一种蜕变，生活就是要不停地蜕变，它才能前进，才能有力量。”
那期《半边天》播出之后，很多人表示冲击力太大了。
四处都是打听刘小样的，连县里的领导也慕名前来慰问。
但冲击最大的，肯定是刘小样自己。
还记得张越从她家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抱住张越痛哭了十几分钟：
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
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
潜藏在心底对自由和更丰富精神世界的追求，让她抓住机会向精神力更强位置更高的女人倾诉。她认为只有这种人能听懂她。
可那之后呢？
她一宿一宿睡不着，在想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她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归不应该这样去度过。
但到底该怎样度过？她其实也没有更具体的认知。
突如其来的关注也让她完全不能适应。
就像鲁迅说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在参加完节目之后，刘小样也尝试过几次出走。
第一次，是去别人家的农田干活。
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
她在电话里和张越说，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干活，“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第二次是2005年，《半边天》栏目举办开播十周年晚会，请她当嘉宾，她受邀去了北京。
初到北京自然是兴奋的，可事后回忆那一年的北京之旅，她说自己根本就不高兴。
再次遭遇“刺激”的结果是她“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第三次，是她在县城商场做了一段时间的售货员，每个月六百块钱工资。
期间她认识了很多人，学会了做账，还学会了帮人搭配衣服。
可仅仅两年，商场就倒闭了。
第四次，她又被商场认识的同事邀请去贵州一家化妆品店打工。
她犹豫了，贵州太遥远陌生，好在她老公一直鼓励她出去看看。
刘小样的结婚照
于是2008年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可去了就感觉化妆品店的营销、产品和同事都“不太对劲”，于是又很快回来。
第五次，她再次回到县城，去了一所小学当生活老师。
这次倒是很不错，因为认真负责，没多久她就成了几个生活老师里管事的那个。
那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平稳了不少，儿子和女儿都在念高中，刘小样也有了固定收入。
可两年后，儿女们都去读大学了，她空下来的心思又开始活络，筹谋着想跑去更远的地方。
一开始定的是东莞，后来又变成江苏昆山，去一家工厂食堂当厨师。
但即便已经去过这么多地方，她发现自己的孤独感还是没有消散。
2016年，她和老公说，要去西安的心理医院看病。
她肯定自己一定是疯了。否则为什么她的心20多年来都不能平静？
在那所医院里，她找了一份后勤工作，这是她最后一次出走。
但不久之后，婆婆病倒，她主动提出回家照顾，此后再没有走出过那片土地。
经过20多年的“折腾”，刘小样反复审视自己，也清清楚楚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局限性：
有的人以为我这人思想前卫，她怎么那样考虑问题。
其实我现在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太传统的一个人——我传统的东西根本也揪不掉，新的东西够不着，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随着子女结婚、生娃，如今她也渐渐放下了之前“出走”的执念。
在以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东西，但现在，家和儿女就是我的根本。主业跟副业有时候不能颠倒了。
不知道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还有没有不甘。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对娜拉做出了判断，一是堕落；二是回来。
刘小样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农村。
2019年春天，婆婆去世，她选择留在家里种一院子的花花草草，有月季、茉莉、海棠、郁金香、芍药、雏菊、鸡冠花、竹林。
刘小样小院里种的花
还记得那年的《半边天》上，刘小样说：
“我不要把这扇窗户关上，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失去那些感动。”
如今，22年过去，那扇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她始终没有关上。
刘小样小院里种的花
刘小样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是2021年接受《人物》的采访。
她用了“悲壮”两个字总结自己的一生：
“我觉得就是个悲壮的东西。悲壮的东西，它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19世纪，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向世人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主角娜拉是一个家庭主妇，结婚8年后突然意识到婚姻就是一场大骗局，自己不过是老公的玩偶。
最终，她毅然舍弃老公和三个娃，决绝跑路。
但这部剧最经典的部分是它的开放式结尾：娜拉关上门走了，后面会发生些什么？
她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之后，这部剧在全球流行了100多年，经久不衰，“娜拉精神”也给近代女性刻下了很深的思想印记。
看到一篇评论，说刘小样的出走是失败的，但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超越性别、地域、阶层来看她，会发现刘小样的故事，是对 “独立人格”本质的追求。
张越分享过一个小故事。
2018年她去伦敦进修，有一天，她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系的走廊等着上课。
突然，扑过来一个亚洲面孔的女孩，她抱着张越，大哭着说，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女孩生在河南农村，成长中一直不受重视，虽然不甘于眼前的糟心生活，但也不知道怎么改变。
直到某一天，她在电视里看了刘小样那期节目。
你知道你那期节目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刘小样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吗？
刘小样当年说的那些，让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后来我努力学习，考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外企，又出国留学、结婚，现在在欧洲做纪录片导演……
用张越的话说：
“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
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想，这就是对刘小样故事最好的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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