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基建”计划能救美国吗？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推出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总额高达2.3万亿美元——这个数额有多庞大，对比一下就可知道：2016年总统竞选时，川普曾表示，一旦自己当选总统，将投入5000亿美元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他没能完全兑现承诺，现在， 轮到他的对手推出规模大4倍的计划 。

那么这一次，拜登能成功吗？他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这似乎不应该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最大都市中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并不令人惊讶。纽约地铁既全年24小时为乘客提供低廉高效的出行方式，且自1904年以来运行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地铁系统之一，但与此同时，它也以破败、脏乱差和犯罪横行著称。

这条地铁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建成，也实在要怪它生不逢时。虽然1943年就已讨论初步设想，但几番搁置，好不容易1972年争取到开工，却不到三年就因纽约财政危机而停工，只留下一小段完成施工的隧道。

这一停就是三十多年，又直到2007年才在新的财政支持下复工，但在受到社会关注的同时也一直遭遇各种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指责，就是它实在花钱太多——《华尔街日报》引用数学家Alon Levy的估算，一期工程这短短不到3公里的新线，平均每公里造价高达17亿美元，堪称“史上最昂贵地铁工程之一”。作为对比，中国城市地铁每公里造价约为4-6亿元，仅是其1/20。

这还不算，等到二期工程于2027-29年期间通车，还将把这一记录提高到22亿美元；如果把总造价均摊在每位工作日乘客（weekday rider）头上，相当于破纪录地为每人付出6万美元。

这不只是纽约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的缩影： 一方面人人抱怨公共建设破败，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项目又都惊人地耗资巨大、低效、费时且不好使，这又使得市政府如果不想破产，就很难再去大刀阔斧地推动类似项目 。

之所以如此，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英美社会，在19世纪以来的传统就是：面对势力强大但不愿为公共事业掏腰包的资产阶级，市政府往往在很长时间里难以有所作为。在美国，尤其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大量富裕人口迁往城郊，他们更不愿缴税去修建那些自己难以享用的市中心的公共设施。

在1980年里根上台后，对私有化新经济的顶礼膜拜，又助长了一种对市场机制毫无批判的崇拜和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其结果是，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三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瓦解社会公共服务 。

公共部门运转不良，这又成了它们进一步被遗弃的理由，精英和富人们足可在小天地里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任由那些更依赖公共服务的穷人们自生自灭。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游说政治和分肥体系，又使公共建设项目往往成为议员们设法捞一杯羹的重要资本。所谓“猪肉桶”（pork barrel），在美国政治中一向是某种“合法腐败”，即 议员们为了回馈选民的支持，设法竭力争取到的地方建设经费 。这原本是造福地方的好事，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常常变成一些无头工程。

美国有许多“不通桥”（bridges to nowhere）就大多是其产物：立项时耗费巨大，中间不了了之。2005年国会曾拨款2.33亿美元在阿拉斯加建桥连接一座仅有50位居民的小岛，在开工后就各种问题，最终在2011年宣布取消计划。

更著名的是波士顿的“大开挖（Big Dig）”工程，这原本是1991年启动的一项地下通道工程，拆除一条老高架道路并将车流引入新建的地下隧道，与机场贯通。它所编列的预算在1985年为25亿美元，但到2008年算上利息已高达220亿美元，预计要到2038年才能还清全部欠款，而当初经手的议员和工程主管都已换了一拨又一拨，早已无可追查。

因此，你就能理解为何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川普要大肆抨击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宣称在纽约机场落地时，感觉像是来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话说回来，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机场可比纽约机场修得好多了）。

他还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将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而且建成的道路、桥梁、机场、中转系统和港口要让全世界嫉妒，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但他当时承诺的5000亿美元，就算真的兑现，恐怕也远远不够——考虑到纽约一条十几公里的地铁线就耗资17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