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
回家头两天,我只拍了三张照片。哈尔滨已不是我熟悉的样子。松花江畔、中央大街、老道外……如今都变成游人如织的网红打卡地。
“你应该拍拍你的哈尔滨,咱们儿时的记忆。”弟弟说这话时,我俩正坐在厨房的那张旧餐桌前喝酒。父亲在的时候,我也曾和他坐在厨房。此刻,我坐在父亲当年坐的位子,弟弟坐在我的位置。那时,我总是以极快的速度吃完离开厨房,避免两个男人相视无语的尴尬。如今,我有许多话想跟父亲说,他却不在了。
我环顾厨房:厨柜面板开裂了;煤气灶的LOGO磨没了;蒸锅仍旧被母亲擦得锃亮。弟弟迷恋老物件,他说上面有时间的厚度。
弟弟小我四岁,但比我早熟。他从小不爱学习,念完初中便步入社会。做过酒店迎宾、餐厅采购、歌厅经理,开过花店,现在经营一间卖老物件的古玩店。
东北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大小事情都靠关系运作。弟弟老于世故:小区车位紧张,常有外来车辆占位,吵架时有发生。他搞到大门钥匙,分发小区车主,从此再无纠纷;理发师的母亲癌症手术,他帮忙找主刀医生,从此理发免费;他给人修剪果树,秋天总能收到熟透的果子……在相互帮衬中,彼此的人情越攒越厚,这是闯关东那代人遗留下来的产物。
第二天,我来到市中心,故地重游。阿什河街、邮政街、民益街、奋斗路……临街的老居民楼都搭着脚手架在做外墙翻新。小时候觉得很大的地方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小。
我走进高中前居住的老宅。这栋建于1920年代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依然坚固,门斗铺着古旧的地砖,铁艺楼梯扶手,红色水磨石台阶。现在整栋楼都租给了商户,弟弟说只有邻居“张疯子”还住在老屋里。我家从前的房间变成了名表维修——错乱的时间在屋内停滞、旋转。“张疯子”家上着锁,门上贴着文身广告。我向年轻的修表师打听她的下落,修表师面无表情地说,“疫情期间死了。”她是一个烟不离手、爱管闲事的老寡妇。
较之道里和道外的熙来攘往,南岗昔日的繁华不见了。秋林公司一带行人寥寥,百货大楼不再营业,亚细亚电影院蒙着绿网……
弟弟把一只硕大的帆布箱从储藏室里搬出来,等我回来打开。箱中藏着我从前的秘密与荣耀。箱子没有锁,我敢肯定他比我更清楚里面有什么。我搬过一把椅子,坐在箱子前,迟疑良久才将它打开:初恋的旧照与往来书信、一捆获奖证书、发表作品的剪报、两本摄影工具书……挤挨着躺在最上层。我双手撑着箱盖。突然间失去了触碰这些东西的动力。我把箱盖轻轻关上,重新把搭扣扣好。
弟弟坐在我身边,什么也没说。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弟弟一直活在旧时光里。而我在外多年,时间飞速向前。
▲松花江滨洲铁路桥上展出的1920年代中东铁路松花江大桥旧照/一列绿皮火车驶过新建的松花江特大桥/一列即将抵达哈尔滨站的和谐号高铁动车
母亲
母亲今年71,仍无白发。她新文了两道黑眉,像两条黑虫子趴在眼眶上,随着表情变化来回动。我看惯了她从前的样子,现在咋看咋别扭。
“难看!”我说。
“瞎说!”她白了我一眼,两条黑虫凑近又分开,“你懂啥,这是‘佛眉’。”
听她这么一说,我盯着双眉看了一会儿,没好再吭声。
“300块,熟人价。”她得意地说。
母亲矮胖,但跳交谊舞时身形灵动。她说的熟人都是在立交桥下跳舞认识的。
“两条吗?”
“废话!而且文了两回。”
“为啥?”
“头回掉色了,”她用指肚轻抚眼眶,“第二回没要钱。”
我走进她房间。供案上列着诸佛与众仙。我挨个看,最后目光停在一尊瓷菩萨像上。别说,还真有点儿像。
母亲不善思考,所以她做事从不瞻前顾后。她会突然心血来潮,挤上一辆公交车,看看终点是哪儿;或者坐上长途客车,以晕车后的惨白面目突然出现在93岁的老母亲面前;一天,她揣着一把钝刀去郊区挖野菜。她从小在农村生活,认识各种野菜。记忆偏差加上老眼昏花,那天她错把毒芹混入野菜。弟弟觉得不对劲,但她自信满满,结果当晚食后,娘俩上吐下泻,昏迷不醒,险些丧命。
母亲盲信土方。打完鸡蛋,她会把蛋壳内的残液涂在脸上做拉皮,这时我们都不和她说话——蛋液绷在脸上,说话会“破相”。熟人跟她说竹叶熬水祛火抗癌,她记在心里。一天,她遇见一把倚在墙角的新扫帚,于是伸手去摘上面的干竹叶,一把又一把,差点儿把扫帚薅秃了。我和弟弟拿她没办法,真要在药铺给她买竹叶,她会抛之脑后,不闻不问。
母亲一辈子都延续着在我看来不好的习惯。我媳妇反倒欣赏婆婆这种“念起则动”的性格。随着自己年纪渐长,我学会了理解她。从更世俗的角度来说,她比父亲幸运,活过了古稀,在时间上已经赢了。
▲儿童公园
侄女
6月的一天,我收到侄女一条无标点微信:大爷我打算放假去找你学摄影我怕打扰你我可以自己去找你或者你来找我也行。
我猜前半句是她的想法,后半句是他爸的意思。弟弟离婚后,女儿归他抚养。他去哪儿都带着女儿,淘货、钓鱼、饭局……时间长了,弟弟的某句话或某个表情侄女总能心领神会。但是近来这种默契少了,弟弟感到不踏实。侄女12岁,开始进入叛逆的青春期。
她变换微信昵称,屏蔽朋友圈,把偶像设为头像。“学会追星了!”弟弟向我抱怨。他忘了自己也曾追过星。
弟弟用油桶做了个带气压表的吊炉。有人送他一只羊腿和半扇羊排。他把吊炉架在院子里,鼓风机一摇,小区飘起烤肉香。吊炉引起街坊邻里围观,大伙都夸弟弟有才。
侄女做完功课下楼吃烤肉。弟弟把肉质最好的地方片下来给女儿和我。侄女喝矿泉水,我和弟弟喝啤酒。肉很香,也很腻,几口下肚就吃顶了。弟弟不愿让酒桌冷场,打电话叫邻居五哥下来。五哥以前混社会,后来在小区看车棚,那是每家都有自行车的年代。我不想干坐着听他们扯犊子,领着侄女去江沿儿。
路上,我给她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景深、景别、构图以及基本的美学要素。她跟着我穿街走巷。多年前,我也带她这样走过,那时她还在上幼儿园。我发现她的方向感很差,家附近的街道完全不熟悉。
“你平时自己出门吗?”我问她。
“很少。”她说,“基本都是和我爸。”
她为没有爱好而感到烦恼。我给她出了个主意,放暑假,以家为圆心,每天徒步“探险”。她瞪大眼睛,仿佛在说:“走路也能算爱好?”
我们来到江沿儿,坐在长椅上休息。
“你常去你妈那儿吗?”我试探着问。对于她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嗯,有时候去。”她脚掌扒地,轻描淡写地说。
侄女长得像她母亲。她现在组建了新家庭,有了另一个孩子。
“你大了,要理解他们……”
她望着湍急的松花江。我的话仿佛随江水漂走了。
“你看——太阳岛上那个建筑,是音乐厅。”她用转移注意力阻断话题。
我们继续沿着江边溜达,她情绪有些低落。打车回家的路上,她坐在后面一言不发。
回到小区。弟弟又换了一拨酒友,数十支空酒瓶散布桌边。酒精营造的另一个世界,让他们暂时摆脱现实生活的烦懑。侄女扫了他们一眼,没打招呼就上楼了。
次日周末,我看见侄女挎着弟弟的胳膊,一路说笑去派出所办新身份证。
▲哈尔滨博物馆,闯关东移民布景/詹天佑广场,吹奏萨克斯的市民/阿什河街
姑父
我给老姑(父亲最小的妹妹)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表妹K。从小我俩感情好,听到我的声音她激动不已。他们一家人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开车载着老姑父去做透析,司机是女婿。老姑父听说我回来,热泪盈眶。
奶奶在时,老姑几乎每个周末都带着K去南岗老宅看她。娘俩坐在小屋的床边快言快语各说各话。我则和K在大屋胡说八道。
K在开发区订了一家老字号饭店。一家人提前在包间等我。魁梧的老姑父变得清癯,手臂裹着遮挡瘀痕的袖套,拐杖搭在座椅扶手上;老姑满头银发,依然思维敏捷、健谈;K笑得合不拢嘴;她老公性格持重。
老姑父曾是船长。高考落榜后,他在船上帮我找了份当水手的工作。擦甲板,挂缆绳,搭跳板……那艘船从松花江出发,到过嫩江、乌苏里江、黑龙江。在闲暇的日子里,我画了数百张沿岸速写。
饭桌上,我们不时开怀大笑。唯独老姑父不苟言笑,一脸冷峻。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令他遇事不惊,即使在风浪中他也能将航船平稳靠岸。他高超的驾驶技术连俄罗斯船员都竖大拇指。
老姑父在饭桌上问我日本相机还值不值钱。一开始,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到他家,他让老姑翻找出一支理光老镜头,想送给我。
老姑父和父亲很像。说得少,做得多。
尽管老姑父疾病缠身,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幸福。听母亲说,老姑父生病期间老姑每晚都攥着他的手入睡。
夜色已深,我在他们新居的客厅坐了一阵,说了些当年放不下、如今烟消云散的往事。末了,我从背包中掏出一叠钱放在茶几上。老姑父喘息着喝令老姑将钱重新放回我背包。“现在挣钱多难啊!”说完他起身,颤颤巍巍地走进卧室,拿出一只小手电递给老姑。他担心老姑送我出门回家时道黑。
▲夜晚,年近七旬的货车老司机/停在码头的老款轿车/走出老房子的男人
父亲
离家多年,我变得越来越孤僻。我清晰地意识到跟母亲和弟弟感情的疏远,以及亲近的虚假。三人在一起时,多数时候我都像个局外人倾听他俩交流。从性格到长相,我试着寻找与母亲相像之处,答案是弟弟更像她。
给父亲扫墓那天下起了雨,炎热的天气突然变得凉飕飕的。我和弟弟都穿着长衣长裤。不知为什么,母亲偏偏穿了一条花枝招展的连衣裙,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严肃。
弟弟开车,我坐副驾,母亲坐后排。车子驶上高架桥,雨刮器在风挡上不停地摆动,前方的路时隐时现。
“从古到今,为啥有人是娘娘,有人是丫鬟?有人住高楼,有人住矮房?”母亲看见郊外道路两侧的平房,莫名感慨起来。
“女娲造人,用手捏的和用树枝甩出来的能一样吗?”弟弟按他的理解回答母亲。
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这片墓园时,还有很多墓地没有卖出去。现在这里挤满了亡灵。墓碑上刻着逝者的籍贯,山东与河北两省居多,他们大都是闯关东的移民或后裔。
墓园内只有我们一家人扫墓。母亲拿着抹布擦拭墓碑和石栏,然后摆上父亲生前爱吃的点心和水果。弟弟为父亲点上一支烟,接着用锯子修剪墓旁那株从父亲下乡农场移栽的云杉。我杵在雨中,心里充满悲伤。
父亲命运多舛,活得压抑。他先后经历下乡与下岗,生命的最后躺在病床上苦苦煎熬。他生前最惬意的时光也许是从我上小学起,他下班回来给我一元钱让我到楼下小卖部给他买瓶三星啤酒,以至于我以为——他会永远不间断地喝着同一瓶啤酒。
母亲的一番打扫,惊动了躲在墓地里的蚂蚁、蜘蛛、蟋蟀、蚰蜒……在母亲眼里它们都是仙儿。有仙儿陪伴守护父亲她感到安心。
“孩子们对我都挺好,你在那边好好的。”母亲冲着父亲念叨。
“等着我妈过去跟你作伴。”我用玩笑掩饰悲伤。
墓碑上预留着母亲的名字。
“你先别等我,我现在还不想去。”母亲连忙说,“那边儿有女朋友你先找着,我得伺候下一代,孙女还小。”
我和弟弟退到远处,留母亲一人在父亲墓前。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她跟父亲说的话。
“你跟邻居们好好相处,别犯倔。”她用拳头揉眼睛,“保孩子们健康,保我健康,能走动我就来看你。”
▲江边,喝茶“赏花”的男人/道外旧货市场/花池里的“兔子”
大姑
父亲的死令奶奶极度悲伤,不久后她也走了。从此两个姑姑不再和我们来往。这次回来,我执意要见她们一面,尽管母亲不高兴。
直到我拨第九次电话,才不再是“您呼叫的电话无法接通”。
“哪位?”
“大姑,是我。”
一阵沉默。
“你还记得大姑啊!?”她的语气里透着埋怨与强势。
“我想和你见一面。”
“有这个必要吗?”她断然道,“这些年两家人各过各的日子挺好的。”
一阵沉默。
“我想见你……代表我自己。”随后补了句,“但不强求。”
一阵沉默。她在犹疑中找了个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见面地点。
二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兆麟公园西门。
兆麟公园始建于1906年,是哈尔滨最早的公园。初建时叫“董事会公园”。1946年李兆麟将军遗体安葬于此,公园改名为“兆麟公园”。
周末,公园人很多。我踅摸记忆中大姑的身影。
“是——明儿吗?”身后传来大姑的声音,像梦中的呼唤。
我转身,看见大姑迈着急切的脚步向我走来。她老了,胖了。
一瞬间她抱住我,泪落如雨,我也双眼潮湿。十八年后我们重逢。当年,她不过是我现在的年纪。如今,年过古稀。大姑哽咽着,用掌根按碎脸上的泪珠,拉着我寻找可以坐的地方。
我们来到李兆麟将军纪念碑前,在一棵大树下找到空座位。大姑的眼里依然噙着泪水。她染黄的头发下露着白发根,手背上落着老年斑,像奶奶。
“大姑父还好吧?”我问她。
“肺癌!”她再度哽咽,“刚手术没多久。”
我望向天空,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论我们接受与否,生老病死都会分秒不差地落在每个人身上。
大姑说这些年一直在网上关注我的照片和文章。我跟她讲了些在北京的生活。然后我们把话题扯回导致彼此不再来往的陈年旧事:关于父亲的疾病;奶奶的离世;以及被母亲宠溺的弟弟……起初,我专注地听她诉怨,但是很快就走神了。同一件事情母亲和弟弟也讲过。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是非对错,各执其辞。
自1963年起,哈尔滨历届冰灯游园会都在兆麟公园举办。有几年的元旦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参加冰雕比赛。中午我会带着一身寒气步行到大姑位于上游街、装修豪华的家里吃上一顿热乎乎的午饭。
“这么多年两家互不打扰挺好的……”大姑再次强调这句话。像是为自己打气,同时向我表明话语权在她这边。我低头瞧着她脚上那双黑色漆皮浅口鞋,鞋头装饰的葡萄粒闪烁着点点乌光。没错,突然约见的确搅扰了她原本的生活,为此我感到歉疚。
离开公园前,我将一沓钱塞进大姑的挎包。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她送的。
我们起身离开长椅,走出树荫。有一刻,我仿佛听见拱桥附近的鸟笼外,一个男人冲着笼中开屏的孔雀喊:“帅哥,你老帅了,你是好样的!”
公园外,我和大姑在夕阳中互道珍重,挥手再见。我有种预感,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离别。
▲老道外,一栋正在修缮的俄式老建筑/儿时玩耍的阳台/清晨,中央大街与十二道街路口
▲道外,老友聚会/正午,淘气的男孩/兆麟公园,开屏的孔雀
▲望江的异乡人/松花江滨洲铁路桥上的旧哨所/墓园,往生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