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佛朗哥
文 | 潘沙
1975年11月20日，死神带走了佛朗哥，32位医生组成的急救团队，面对心脏病引发的肺气肿、胃肠出血与腹膜炎，束手无策。
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1936年的11月20日，法西斯长枪党创始人、
多次被佛朗哥表彰为“壮烈殉国”的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死于枪决。
许多人认为这不是巧合。长枪党煞费苦心，刻意将佛朗哥的生命勉强维持到这一天，目的是希冀借助两位“大人物”忌日重合的神秘力量，保住右翼党徒的荣华与地位。
无论是否真的存在这层用意，佛朗哥死了，“留在佛朗哥时代”这种愿景，似乎已是天方夜谭。
国王接班独裁者
在独裁者统治的末期，民主化的闸门已经松动。接过大权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已在为开启新时代跃跃欲试。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佛朗哥宣布西班牙是君主国。1948年，他把把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他以王子的身份，在自己的国家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教育。佛朗哥曾与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胡安亲王会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人训练。胡安亲王希望儿子在国外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但佛朗哥不同意，鉴于西班牙军校中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希望卡洛斯一世先做为同龄人与他们建立同袍之谊，接受了国内的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去完成大学教育。胡安亲王最终选择让步。正是佛朗哥的决定，让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军队当中拥有了自己的班底。
也正是因为上述渊源，国王接班独裁者，令一些民众对西班牙的民主前景心怀疑虑。
在登基之日的宣誓仪式上，
胡安·卡洛斯一世
郑重承诺将为祖国意志与公正秩序而奋斗。
权力的交接
风平浪静，国王的政治选择也
毫无新意，他
确认了阿里亚斯·纳瓦罗的首相地位。自诩“典型保守派”的纳瓦罗，是佛朗哥亲自圈定的首相人选，并不受那些要求不民主改革的民众的欢迎。
纳瓦罗
的同僚评价他，说他是一个没有政治幻想与深远想象力的人，未必会成为民主化的障碍，却也铁定不是锐意进取之人。
纳瓦罗是一个“
平庸的舵手
”，他完成了权力的平稳过渡，也迈出了开放党禁的第一步，未立大功，亦无大过。但在后佛朗哥时代，要求变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各方势力
对“平庸的舵手”，是没有耐心的。
1976年7月1日，纳瓦罗向国王请辞，将舞台留给了阿道夫·苏亚雷斯。
摆在苏亚雷斯面前的，是一个乱局。国王之下，保守派首领弗拉加、将军梅利亚多、红衣主教塔兰孔、老长枪党人希龙、流亡在外的加泰罗尼亚领袖塔拉德亚斯与共产党人卡里略，都各怀心思蠢蠢欲动，巴斯克分裂势力也在暗处观望，伺机搅局。
苏亚雷斯明白，要告别佛朗哥时代，赢得政坛领袖的支持，远比获得民众的欢呼更为重要。
在国王支持之下，他打破成见，大胆接触反对派，调解各方诉求，“协商”成为了新政府的关键词。《政治改革法》的顺利通过，是对他的努力的最佳褒奖，它意味着民主化程序启动，多党竞争的格局势在必行。
1978年，民主宪法在全民公投里获得88%的压倒性优势。西班牙迎来了曙光。
图：王子时期的胡安·卡洛斯
佛朗哥并未远去
1975年底，西班牙就出现了清算佛朗哥体系的呼声。
铁腕人物远去，出现拨乱反正的声音顺理成章，但清算佛朗哥的呼吁并非毫无阻力。不是所有人都拥抱变革，至少，僵而不死的右翼势力对此不以为然。“怀念佛朗哥时代”，并非小众思潮。
对多数西班牙人而言，佛朗哥时代充斥着强权与镇压，但也意味着秩序与进步。《发展计划》和《稳定计划》，让1960年代的西班牙，迎来了近代史罕见的“黄金时代”。年均7%的经济增长率、传统工业复兴造就“新经济带”、
旅游业
令外汇滚滚，国民摆脱了内战以来拮据生活的阴影。
习惯了王权统治的西班牙人，也没有太多政党合作的经验。乔治·奥威尔那本著名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细致描绘了大敌压境之下，派系林立的共和派内斗不止、清洗异己的荒唐往事，人们担心这一幕会在后佛朗哥时代重演。巴斯克分裂者不时制造恐怖事件，甚至于1973年炸死了首相布兰科，似乎也在说明，铁腕统治对西班牙而言仍是不可或缺。
大银行家、企业家与地主，多是佛朗哥时代的获益者，他们掌控着经济资源，唯恐变革会触及自身利益。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上，自动向右转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断提醒民众，改革一旦节外生枝，内战时代的恐怖回忆就不会太远。无论是既得利益的右翼，还是担忧时代向后退的民众，都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了佛朗哥时代，缺少拥抱新世界的勇气。
不止如此，佛朗哥死后，他的党羽依然盘踞在军队、警方与国民警卫队里，超过10万名长枪党人仍能合法持枪。这对民主化无疑是巨大的威胁。新国王登基后，召见的
第一位
政坛人物，就是长枪党领袖希龙。
短暂出任首相的纳瓦罗，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佛朗哥的崇拜。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称：
“只要我还在这里，或在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作为绝对的佛朗哥主义永恒传人的身份，绝不会有其他立场！”
卸任后，他也曾多次拜谒佛朗哥陵墓，坦言自己很希望能从冥冥之中请回元首的灵魂来主持大局。
纳瓦罗只是众多从旧时代过来的官僚们的缩影。佛朗哥
数十年来在西班牙留下的
印迹，短时间内是难以抹去的。某次选举会议上，首相苏亚雷斯穿过人群，一位老长枪党人忽然挺胸收腹，肩膀一振，脚跟并拢，“啪”地应声立正，用老式语言大吼一声：
“长官，卑职在此听令！”
这“老派”的一幕，足以说明佛朗哥时代的烙印之深。
保守者可以依靠的核心堡垒是军队。国王敦请自由派将军梅利亚多入阁，各派右翼势力就自觉地向军队保守派靠拢，罗织对梅利亚多不利的材料。政府与军队的龃龉显而易见，双方明里暗里不停角力。苏亚雷斯将首相办公室里一人高的佛朗哥肖像撤下，曾引发将军们的暴怒。民主化改革提上日程后，右翼将军们维护佛朗哥的立场仍然坚决，海军上将达维加明确表态：
“我的良心是清澈的，民主改革将在佛朗哥主义的合法框架内进行。”
1978年，
佛朗哥逝世3周年之际，
民主大局已定，部分躁动的军人决心铤而走险。国民警卫队的特赫罗中校策划了“银河行动”，准备将苏亚雷斯首相与内阁成员一网打尽，扶植一个“救国政府”。行动尚未展开，阴谋就败露了。特赫罗等人被捕，但由500名军官组织的佛朗哥纪念活动仍照常举办。
政变未遂的特赫罗，仅被羁押了7个月，就回到了军队任职。这为1981年政变埋下了伏笔。
1981年初，苏亚雷斯在左右翼和分裂势力的围攻下左支右绌，辞去首相之职。多年来，国王与首相如履薄冰，但要在西班牙国内200多个政党和不计其数的地方势力组成的政治迷宫里穿行，绝非易事。
2月23日，在首相权力交接的会议上，特赫罗卷土重来，带领200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杀入会场，扣押了与会人员。同银河行动如出一辙，政变没有经过缜密筹划，特赫罗声称将建立军政府，但并无详细计划，甚至连拖哪位头面人物下水都不曾考虑。
西班牙政治史上意义重大却又略带黑色幽默的一幕出现了。当政变军官振振有词疾呼“为了祖国”时，胡安·卡洛斯一世发表电视讲话，谴责了政变。特赫罗束手就擒，国王因捍卫民主博得了民意的好感。
国王挽救了民主。但1975年以来右翼的挣扎也表明，佛朗哥尚未远去，而是住在许多西班牙人心里。
图：苏亚雷斯，1976年被胡安·卡洛斯一世任命为首相
为了未来，回避
清算
过去
喊出“为了祖国”的人，绝不止特赫罗。这个冠冕堂皇的说辞，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风靡，对于经历过内战的西班牙人来说，可谓再熟悉不过。单看海报与标语，其实很难分清西班牙内战里的国民军与共和派。他们的话术风格与宣传技巧惊人相似，都擅长假祖国之名行屠戮之事。
内战胜负底定后，佛朗哥设立了胜利节、暴动节、首领节、阵亡者节，动员数万政治犯修建了烈士谷，包括一座高达150米的十字架。对昔日的敌人，佛朗哥痛下杀手。短短几年里，至少有60万人流亡海外，其中不乏知名的科学家和文艺精英。来不及出逃的人，只能接受厄运，数万退伍士兵被以战争罪判刑，20万西班牙人死于公开行刑或监狱里的食品药品短缺，被秘密处决的人数至今难以统计。罹难者大多随意掩埋在田野沟渠之中，数十年里无人问津。佛朗哥禁止民众在公开场合对共和派死难者寄托哀思，失败者的内战往事，成了一片长期的
记忆
禁地。
民主化之初，国王与首相急于颁布大赦令，希望将自由还给尚在人世的政治犯。至于那些沉痛的历史记忆，政坛上下默契地
选择了
搁置不议。改革千头万绪，国家前途未卜，历史记忆的记录、平反与研究，远非当务之急。
执着于此类事务，只会
刺激咄咄逼人的佛朗哥余党。
于是，1977年的《大赦法》，为这段历史记忆，暂时贴上了封条。
根据法令，1976年12月15日之前犯下的政治运动、叛乱、煽动之罪，被全面赦免。这意味着，佛朗哥时代的罪行被一笔勾销，没有真相调查，没有司法审判，更没有对受害者的补偿。
首相苏亚雷斯如此理解这一政策：问题不是从哪里来，而是向何处去。
为了改革的推进，为了不勾起人们对内战时代的恐惧，西班牙政坛选择了缄默不语，用时间和遗忘冲淡罪恶，“一切为了祖国”。
淡化佛朗哥时代，是遗忘的必由之路。民众
只歌颂民主，
不再检讨独裁——双手沾满鲜血的秘密警察，密封了旧日档案；犯下平庸之恶的公职人员，仍然各司其职；卖力鼓吹佛朗哥的记者，掉转笔头颂扬新生。对佛朗哥本人，舆论没有出现大规模批判，而是选择刻意回避。人们在公开场合缄口不提与独裁者有关的话题，他的照片和雕塑，也逐渐消失在大街小巷。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都马德里曾有多达360条大小街道，以佛朗哥时代的人物或事件命名，将它们逐一抹去需要时间。直到1995年，印有佛朗哥头像的货币才正式退出流通领域。直到2008年，位于桑坦德的
一座
佛朗哥雕像被移除，西班牙本土才正式挥别独裁者。
但在2006年的民意调查里，仍有43.1%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移除佛朗哥时代的纪念碑、雕像与街牌。
独裁者离世30年之时，塞尔广播电台的一次随机采访里，一位小学生如此表述他对佛朗哥的印象：
“佛朗哥（Franco）是发现法国的人，法国以前的货币就叫做法郎（franco）！”
图：“佛朗哥将军”铜像，于桑坦德市政厅广场，2008年才被撤下
不愿被碰触的历史记忆
西班牙人的历史记忆，重登新闻头条，已是21年后的事情。
起因是一桩指控。1998年，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他也是1975年唯一现身佛朗哥葬礼的外国政要）放弃权柄，前往英国疗伤。西班牙法官加尔松趁他身在欧洲，以谋杀西班牙公民等罪状起诉昔日独裁者。
不少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桩案件在逻辑上存在尴尬之处——西班牙对佛朗哥时代的所有罪愆缄默不语，要如何对远在南美的旧案刨根问底？失忆、除罪、补偿、真相、整肃、审判、报复——在转型正义的光谱里，西班牙选择了烈度最低的“失忆”，却要问责摇摆在“补偿”与“真相”之间的智利，舆论难免哗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