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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大脑”杜金对特朗普意识形态的分析, 发生重大变化！

哲学园 · 公众号 · 哲学 · 2025-02-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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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远东瞭望”

编译自俄新社网站1月13日文章

《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将改变美国和全世界》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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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杜金 | 俄罗斯政治学者

✪ 墨凝佳衣(译) | 远东瞭望

【导读】近日俄罗斯著名政治家，被西方视为普京“大脑”的杜金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地缘政治战略进行了深度分析，引发了全球关注。杜金曾担任俄罗斯国会和军方的顾问，其“新欧亚主义”提出俄罗斯应继承本土的欧亚主义传统，以应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和逐渐排他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篇最新文章里，杜金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会是传统政策路径与个人风格的结合，而意味着美国路线的重大调整，对此俄罗斯和全世界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杜金指出，美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要处理他当选的“偶然性”，而在第二任期则要从一种“必然性”中正视左翼自由主义路线的失效，并由此重估美国当前的战略方向和问题症结。杜金认为，围绕特朗普形成的意识形态是后自由主义的，且具有“亨廷顿的色彩”，美国将回归现实主义政治和美国（及更广义上的西方）的核心身份，停止对“觉醒文化”及其他畸形社会现象的试验。这也意味着“深层国家”将抛弃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的乐观论断，并可能不再尝试类似拜登回到全球主义自由议程“正轨”的努力。

在外交政策上，杜金将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视为“被动的多极化”。特朗普将加拿大并入美国、购买格陵兰岛等激进言论，显露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特征，这可能标志美国向门罗主义路线的回归。杜金认为特朗普主义者将中国视为左翼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获利者，将中国奇迹归咎于美国的全球主义政策。而俄罗斯与中国相比则次要得多，几乎“无足轻重”。杜金认为，特朗普“被动多极”的态度意味着在内政上不再努力社会整合，并将取消“觉醒文化”和包容性政策，而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和华裔的敌对情绪将因此持续增长，并由内向外地辐射政策影响。

杜金将特朗普的政治纲领往意识形态哲学的层面上归拢，区别于既往对特朗普松散且个人化的认知，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转载自“远东瞭望”，编译自俄新社网站1月13日文章《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将改变美国和全世界》。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特朗普2.0时代的意识形态

▍特朗普革命

目前俄罗斯和全世界显然都感到困惑：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俄罗斯只有少数专家真正理解美国目前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雅科文科。雅科文科非常准确地指出，“这是一场革命。” 的确如此。

当选总统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特别是充满热情的马斯克，正在展开一场几乎可以称为革命性的行动。特朗普刚刚就职，美国乃至欧洲已经感受到冲击。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巨大变革，可以说，这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海啸，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

许多人曾认为，当选后特朗普可能会像他第一任期内某些阶段那样，逐步回归相对传统的政策路径，尽管仍保留他特有的个人风格与随性特点。然而，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特朗普的出现象征着革命。因此，在这段从拜登到特朗普的权力交接过渡期内，进行最为严肃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因为确实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原文发表截图）

▍深层国家及美国崛起的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深层国家”如此强大的背景下，特朗普究竟是如何成功当选的？对此，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

美国的“深层国家”代表着国家机器的核心力量，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精英。美国的国家、商业和教育体系并非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此外，美国传统的秘密社团和俱乐部也是该体系的一部分，这些组织曾长期作为精英交流的中心。这个复杂的体系通常被称为“深层国家”。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主要政党并非某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是深层国家统一思想、政治和经济路线的不同表达形式。两党之间的平衡仅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进行调整，同时保持与整个社会的联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时期（1947—1991）；第二阶段是单极世界或所谓“历史终结”的时期（1991—2024）。在冷战阶段，美国与苏联作为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全方位的较量；而在单极世界阶段，美国彻底击败了苏联，成为唯一的全球政治和意识形态超级大国（亦可称为超级霸权）。推动这一以全球统治为目标的路线的主导力量，并非政党或其他独立机构，而是“深层国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霸权逐渐呈现出左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其核心公式是将大型国际资本的利益与进步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相结合。这一战略在美国民主党内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而在共和党中则得到了“新保守主义者”（“新保”）的支持。其主要理念是对未来抱有坚定的线性增长信念：不仅包括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包括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似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社会都默认并接受了美国模式，即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模式、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为中心的以人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以西方为导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国的深层国家完全认同这一议程，并作为其实施的保障力量，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落地。

▍亨廷顿及对路线修正的主张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知识界便开始出现一些声音，警告这种全球化路径在长期视角下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中，塞缪尔·亨廷顿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预言“文明的冲突”、多极化趋势以及西方中心全球化的危机。亨廷顿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加强而非削弱美国的身份认同，同时在区域范围内将其他西方社会凝聚起来，而非追求全球性的融合或试图构建单一的西方文明。

然而，在当时，这种观点被视为少数怀疑论者的谨慎过度，未获主流接受。深层国家则完全站在“历史终结”乐观主义者一边，例如亨廷顿的主要对手弗朗西斯·福山。这种立场也解释了美国历任总统政策的延续性：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以及随后不完全符合此逻辑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深层国家的主导思想贯穿始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如小布什），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深层国家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全球主义、自由主义、单极化和霸权。

这种对全球主义者而言的乐观路线从2000年代初便开始遭遇挑战。俄罗斯不再盲目追随美国，而是逐步强化自身的主权。这一点在2007年普京的慕尼黑演讲以及2008年的格鲁吉亚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高潮则是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直至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启。这一系列行动完全背离了全球主义者的计划，与其所设想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鲜明对立。

中国则开始推行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当全球化的逻辑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甚至威胁到国家主权时，中国则果断采取措施加以遏制。

在伊斯兰世界中，针对西方的抗议此起彼伏，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是为了拒绝强加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在印度，随着总理莫迪的上台，右翼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开始掌握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情绪逐渐高涨，而拉丁美洲国家则越来越感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美国及西方整体的依赖。

这一系列变化促成了作为多极化国际体系雏形的金砖国家的成立，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的相对独立。

美国的“深层国家”正面临一个严峻抉择：是继续坚持自身立场，无视对立趋势的增长，并试图通过信息操控、主导叙事，甚至直接审查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方式来压制这些趋势；还是承认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尝试找到新的应对方案，在面对已不再符合部分美国分析家主观预期的现实情况下，对其基本战略进行调整。

▍特朗普和深层政府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似乎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或系统的技术性故障。他的上台借助了民粹主义浪潮，依赖于那些在美国国内愈发意识到全球主义议程不可接受并拒绝“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群体。“觉醒文化”是一种左翼自由主义的范式，包含极端个人主义、性别政治、女权主义、LGBT权利、取消文化、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鼓励，不再批判种族理论等。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首次广泛讨论“深层国家”的存在。与此同时，深层国家的议程与普通民众情绪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并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然而，在2016年至2020年间，“深层国家”并未真正将特朗普视为威胁，而特朗普本人在担任总统期间也未能推动结构性改革。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深层国家”选择支持拜登和民主党，通过推动选举进程并对特朗普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试图消除这一被视为对美国数十年来奉行的全球主义单极化路线的重大威胁——一条总体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路线。因此，拜登在竞选时提出了“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口号，意在表明，在特朗普任期的“偏离”之后，美国应当重新回归全球主义自由议程的正轨。

然而，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一切发生了变化。尽管拜登依靠“深层国家”重新恢复了此前的路线，但这一次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他需要证明，所有关于全球主义危机的迹象不过是“反对者的宣传”“普京或其他国家代理人的活动”，以及“国内边缘势力的阴谋”。这一努力旨在掩盖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裂痕，同时试图巩固全球主义议程的合法性和延续性。

拜登依靠美国民主党高层和“新保守主义者”（“新保”），试图将问题描述为并非真正的危机或现实冲突，也不是因为现实愈发与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的理念和计划相矛盾，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对手的施压。他的目标包括：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性打击、遏制中国扩大影响力（如“一带一路”倡议）、破坏金砖国家及其他迈向多极化的趋势、压制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倾向，甚至通过法律、政治手段乃至实际行动消除特朗普的影响。

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不惜容忍甚至间接支持恐怖主义手段，同时大幅强化对左翼自由主义审查的力度。事实上，正是在拜登执政期间，自由主义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具有排他特征的体系，以维护全球主义议程为核心，通过控制叙事和压制异见来巩固其权力。

“深层国家”继续支持拜登以及全球主义者的总体议程。在欧洲，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鲍里斯·约翰逊、基尔·斯塔默、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同时，极端全球主义者索罗斯及其机构也高度活跃，不仅深度渗透到欧洲各主要机构，还积极推动多项全球干预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试图排挤印度总理莫迪、在“后苏联空间”（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筹划新的颜色革命，以及试图推翻伊斯兰世界中那些对全球主义持中立甚至敌对立场的政权（如孟加拉国、叙利亚）。这一系列干预措施反映了全球主义者在巩固其全球议程方面的激进策略，并试图通过多方位的干预和操控重塑国际政治格局。

▍拜登正在失去深层国家的信任

然而，拜登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原因有很多。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并未屈服，并成功承受住了前所未有的多重压力——包括严厉的经济制裁、与西方国家全面支持的乌克兰政权的冲突、经济困境、天然资源出口的急剧下降以及与高新技术领域的切断。尽管面临这些严峻挑战，俄罗斯不仅未被击垮，反而成功克服了许多困难，展现出其在复杂国际局势下的韧性与适应能力。拜登未能在对抗俄罗斯的斗争中取得预期的胜利。

莫迪在竞选期间没有被罢免。

金砖国家在与西方对抗的俄罗斯的喀山举办了一场辉煌的峰会。多极化趋势继续稳步发展。

以色列无视一切规则和规范，在加沙和黎巴嫩发动了种族灭绝行动，彻底摧毁了任何全球主义的说辞，而拜登别无选择，只能对其表示支持。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并未屈服，他以空前的规模整合了共和党，并进一步推动甚至激进化了他的民粹主义议程。实际上，另一种围绕特朗普逐渐形成的独立的意识形态正在崛起。其核心观点认为，全球主义已经失败，这一危机并非敌人的诋毁或宣传，而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美国应当选择亨廷顿的道路，而非弗朗西斯·福山的全球主义路线，回归现实主义政治和美国（及更广义上的西方）的核心身份，停止对“觉醒文化”及其他畸形社会现象的试验。

换言之，这一理念主张将美国的意识形态恢复到早期经典自由主义的“出厂设置”，同时辅以保护主义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民族主义。这一思路构成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计划的基础，并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旗帜。

▍深层国家调整优先事项

正是因为特朗普成功捍卫了自己在美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深层国家”未能允许民主党将其彻底排除出局。拜登（部分原因是其智力逐渐衰退）未能通过“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考试”，也未能让任何人真正信服——这一结果表明，“深层国家”事实上已经承认全球主义及其传统传播方式正面临危机的现实。

因此，这一次，“深层国家”选择给予特朗普机会，使其成功当选，并支持他聚集一批激进的“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追随者。这些人包括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如马斯克、J.D.万斯、彼得·蒂尔、小罗伯特·肯尼迪、图尔西·加巴德、卡什·帕特尔、皮特·赫格塞斯、塔克·卡尔森，甚至还有亚历克斯·琼斯。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支思想激进、影响广泛的阵营，为特朗普的政治议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传播平台。

最重要的是：美国“深层国家”在承认特朗普的同时，也意识到有必要对美国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全球战略进行全面审视和调整。从现在起，一切都需要重新评估。特朗普及其“特朗普主义”，更广泛地说，民粹主义，已经被证明并非仅仅是技术性故障或偶然的短路，而是对全球主义真正且根本性危机的确认，甚至可能标志着全球主义的终结。

特朗普的现任期不仅仅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的一次普通交替。在过去，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深层国家”始终维护和支持基本一致的政策路线。而如今，这一时期标志着美国霸权历史中的一个全新转折的开端。这是对其战略、意识形态，以及其形式和结构进行深刻审视的契机。

▍作为后自由主义的特朗普主义

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特朗普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逐步显现出的轮廓。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自己是“后自由主义者”，这一立场意味着与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自由主义实现彻底决裂。“深层国家”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而在今天，它似乎已准备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重大调整，甚至可能完全抛弃。眼前，特朗普主义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意识形态，其许多核心特征与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左翼自由主义直接对立。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变化，也预示了美国政治方向的重大重塑。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特朗普主义并非单一结构，而是包含多个极点。然而，其总体框架已经逐渐清晰。首先，特朗普主义明确否定了全球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即进步主义），以及“觉醒文化”（woke culture）。这些否定不仅反映了对现有政治与文化主流的不满，更揭示了特朗普主义试图重新定义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努力，通过抛弃全球化和左翼话语体系，回归一种更加强调国家利益与传统价值的意识形态。

▍特朗普主义是对全球主义的否定

特朗普主义明确而坚决地否定了全球主义，即将人类全体视为统一市场和文化空间的思想理念。在这种理念下，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些国家本身也慢慢被削弱，逐步向超国家的机制转变（如欧盟）。全球主义者主张，这一进程最终应在不久的将来促成“世界政府”的建立。克劳斯·施瓦布、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等人对此都曾明确表示支持。

根据全球主义的设想，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都将成为“世界公民”，并在一个统一的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享有平等的权利。而疫情和生态议程可能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工具，或成为所谓“大重置”的关键抓手。

所有这些对于特朗普主义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相反，特朗普主义主张保留民族国家的独立性，或者将其整合到更大的文明体中——至少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下，美国的角色应是将西方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然而，这种团结并非基于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在特朗普主义领导下形成的联盟。

这一理念与塞缪尔·亨廷顿的主张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后者提倡通过团结西方来共同对抗其他文明。总体而言，这种立场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相一致。现实主义承认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并不要求取消主权以换取超国家结构的统治。在拒绝全球主义的背景下，特朗普主义对疫苗接种政策和绿色议程提出了严厉批评。这种立场进一步将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等全球主义代表人物描绘为纯恶的象征。

▍作为“反觉醒”的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者同样强烈反对“觉醒文化”意识形态，该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性别政治和对各种性别观念的合法化；
•批判种族理论，该理论主张曾经被压迫的民族对白人进行报复；
•鼓励移民，包括非法移民；
•取消文化和自由主义审查制度；
•后现代主义。

相对于这些“进步主义”且反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特朗普主义提倡回归传统价值观（适用于美国和西方文明）。因此，特朗普主义逐步构建了一种“反觉醒文化”（anti-woke）的意识形态。（即以传统价值为核心，与自由主义的激进理念形成鲜明对立）

取代多性别理论的，是宣称“只有两种自然性别”的观点。在这种理念下，跨性别者和LGBT群体被视为边缘化的“畸形”，而非社会的常态。特朗普主义还明确拒绝女权主义及其对男性特质和父权制的激烈批判，这意味着男性特质和男性在社会中的角色重新回归核心地位。男性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性别身份感到抱歉。因此，特朗普主义有时被称为“男人的革命”。

批判种族理论被白人文明复兴的理念所取代。然而，白人种族主义仅存在于特朗普主义的极端派别中。在更常见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只是表现为拒绝对白人的无端批评，同时对非白人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前提是非白人不要求白人进行强制性的忏悔或承担历史责任。

▍特朗普主义反对移民

特朗普主义主张严格限制移民，并全面禁止非法移民，同时对非法移民实施驱逐。特朗普主义者强调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认为所有来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移民必须接受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像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那样允许他们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

特朗普主义尤其反对非法移民和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认为这些移民显著改变了一些州的种族平衡，使拉丁裔人口逐渐成为多数。此外，他们对不断增长的伊斯兰社区也表示担忧，这些社区完全拒绝接受西方的规则和要求，尤其是在自由主义者对其未作任何约束，甚至在各方面纵容少数群体的情况下。

从经济角度来看，特朗普主义者对东方国家及其在美国的活动持极为负面的态度，认为其在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甚至有许多人主张直接收回一些移民在美国拥有的土地和产业。这一立场体现了特朗普主义对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高度重视。

非裔美国人起初并未在特朗普主义者中引发强烈反感，但当他们组织诸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这种活动，并将有前科或吸毒经历的人塑造成英雄（如乔治·弗洛伊德的案例）时，特朗普主义者则会作出强硬且果断的回应。显而易见，关于弗洛伊德以及他被“神化”的这段历史，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重新审视和评价。

▍特朗普主义反对左翼自由主义审查制度

特朗普主义者一致坚定地反对左翼自由主义的审查制度。在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和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下，自由主义者建立了一套全面的舆论操控体系，事实上取消了言论自由——无论是在主流媒体还是由他们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任何稍微反对或偏离左翼自由主义议程的人，都会立即被贴上“极右翼”“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的标签，并遭到排斥、取消平台资格，甚至面临法律追究，直至被判入狱。

这种审查制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压制形式，而特朗普主义——与全球主义者的其他反对派（首先是俄罗斯）、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以及多极化的概念一道——成为其主要打击目标。

自由主义精英公开地将普通公民视为愚昧无知且缺乏独立意识的社会元素，并重新定义民主，不再是“多数人的权力”，而是“少数群体的权力”。凡是与左翼自由主义议程不符的内容，都会被贴上“假新闻”“普京宣传”“阴谋论”或“危险的极端主义观点”等标签，被认为需要采取惩罚性措施。

因此，可接受的言论和观点范围急剧缩小，任何与“觉醒文化”或极左自由主义教条不同的声音都被视为不可接受，并遭到封锁和压制。其中涵盖了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所有核心议题——从性别问题、移民政策到批判种族理论和疫苗接种等方面。事实上，自由主义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排他化的体系，完全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异见。其所谓的“包容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包容，它只包容向自由主义的转换。

特朗普主义对此予以彻底否定，并主张恢复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在过去几十年间逐渐被严重削弱乃至完全废除。特朗普主义强调，不应只优待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要保护整个意识形态光谱中的言论自由——从极右翼到极左翼的所有观点。这是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础。

▍特朗普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

特朗普主义者同样反对后现代主义，后者通常与自由主义左派方向的“进步主义”文化和艺术密切相关。然而，目前特朗普主义尚未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风格，只是将后现代主义文化拉下神坛，提倡探索多元化文化。总体而言，特朗普主义者以传统价值观为武器——如宗教信仰、体育精神、家庭观念和道德伦理等——对抗后现代主义及其所体现的积极虚无主义。

大多数情况下，特朗普主义的支持者并非敏锐的高知，他们只要求改变后现代主义独断专行的局面，并重新审视将堕落艺术视为规范的原则。

然而，某些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家则持相反观点，他们主张从左翼自由派手中接过“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并构建另一种后现代主义——如果可以这样描述的话，就是一种“右翼的后现代主义”。他们提议利用讽刺和解构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用于对抗左翼自由派的公式与规范，尽管这些原则此前恰恰是用来针对传统主义者和保守派的。

早在特朗普首次竞选期间，他的支持者便在某平台聚集，开始创作系列讽刺性作品和荒诞讨论，以嘲笑并有意挑衅自由派。其中某些人（如柯蒂斯·亚尔文或尼克·兰德）走得更远，提出了“黑暗启蒙”理论，对其进行了反自由主义的解读，甚至呼吁在美国建立君主制。

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团队中促成其胜利的第二号人物——马斯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他将传统价值观和右翼政治与未来派相结合，即面向未来的科技发展及重视科技进步。具有类似思维的还有彼得·蒂尔——硅谷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

▍从哈耶克到索罗斯及反向发展

从左翼自由派的视角来看，人类政治历史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从经典自由主义逐渐演变为其左翼甚至极左的极端版本。如果说经典自由主义者对某些偏离常规的行为表现出容忍态度——但这种容忍仅限于个人层面，且从未将其视为社会常态，更遑论法律上的规范——那么激进自由主义者则恰恰推动了这些行为的合法化与普遍化。而与早期自由主义者相似的是，他们同样致力于消除任何形式的集体身份，并将个人主义推向了荒谬的极端。

这一过程可以从20世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位标志性人物身上体现出来。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他主张拒绝任何规定人们应该思考或做什么的意识形态。这仍然属于旧的古典自由主义范畴，倡导完全的个人自由以及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场经济。

他的学生卡尔·波普尔进一步深化了对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将矛头指向柏拉图和黑格尔。在波普尔的思想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他将自由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称为“开放社会”，而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被归为“开放社会的敌人”。更为激进的是，他甚至主张，在这些人尚未对“开放社会”造成实际危害或阻碍其发展之前，就应当先行将其消灭。

波普尔的追随者乔治·索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呼吁推翻所有非自由主义政权，支持最激进的（往往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运动以反对这些政权，并对西方内部“开放社会”的反对者采取无情的惩罚、刑事化，甚至彻底消灭的手段。索罗斯将特朗普、普京、莫迪、欧尔班等人视为私敌，并积极利用通过投机积累的大量资本与他们展开斗争。他成为东欧、后苏联地区、伊斯兰世界乃至东南亚和非洲“颜色革命”的主要组织者。

特朗普主义主张逆转这一由哈耶克、波普尔到索罗斯的思想发展路径，并回到起点——即哈耶克那种倡导所有反对极权主义且某种程度上属于经典自由主义的理念。一些特朗普主义者更进一步，呼吁回归美国内战之前的根本性美国传统主义。

▍特朗普主义内部的矛盾

本概述提供了关于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轮廓。然而，即使在这一总体框架内，目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甚至部分对立的极端派别。尽管所有特朗普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上述核心要点，但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以极端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中一个显著的分歧点是近年来被称为“右翼技术官僚与右翼传统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的“技术右翼”（tech right）与“传统右翼”（trad right）之间的对立。

毫无疑问，技术右翼的领导者和象征人物是埃隆·马斯克。他将技术未来主义（tech futurism）与其著名的人类登陆火星的承诺及新技术开发相结合，同时倡导保守价值观，并积极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马斯克的立场广为人知，整个西方世界正密切关注他的每一步动向。

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之前，马斯克便开始通过他的社交网络平台X.com积极推广新的右翼保守议程，实际上试图取代索罗斯的全球议程。索罗斯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左翼自由主义网络，通过贿赂政客和更迭政权，无论是在敌对国家还是在中立甚至友好的国家，都推动其议程。

而现在，这一任务似乎被埃隆·马斯克接手，并可能得到扎克伯格的支持。这位“元宇宙”（Meta）系统的创始人不久前加入了特朗普主义阵营，并承诺在他的Instagram和Facebook平台上取消“觉醒”（woke）审查制度。马斯克、PayPal的创始人彼得·蒂尔以及扎克伯格共同构成了“右翼技术官僚”的一极。

然而，在美国国内，特朗普主义者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由其内部反对者组成的团体，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史蒂夫·班农——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班农及其支持者被称为“右翼传统主义者”（trad right）。

这一冲突的起因在于是否应为合法移民提供居留许可的问题。马斯克对此表示支持，而班农则强烈反对。班农明确阐述了美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其支持者也是特朗普最重要的选民基础之一。他们主张加强美国公民身份的获取程序，并提出“美国属于美国人”的口号。许多人站在班农一边，认为马斯克加入保守派阵营的时间尚短，而美国民族主义者已经为这些价值观奋斗了数十年。

因此，特朗普主义内部出现了右派全球主义、未来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一方，与右派民族主义另一方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场争论最近被美国“反觉醒文化”（anti-woke）的喜剧演员萨姆·海德以一种诙谐的方式生动呈现出来。

另一条对立线出现在特朗普主义者内部的亲以色列派与反以色列派之间。众所周知，特朗普本人、副总统万斯，以及被提名为新一届政府国防部长的佩特·赫格塞特，都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的当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亲以色列立场，以及对内塔尼亚胡的全面支持。犹太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影响力极为强大。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现实主义者，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杰弗里·萨克斯，以及著名的非主流记者和调查员亚历克斯·琼斯，坚决反对特朗普主义中的亲以色列倾向。他们主张，美国应更加理性地看待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并推行符合自身直接利益的政策，而这些利益往往与以色列的利益并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阵营中的某些人物在这两条分歧轴线上可能持有不同的立场。例如，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的亚历克斯·琼斯支持马斯克，而反对马斯克的史蒂夫·班农却倾向于支持以色列。

▍特朗普主义与代际理论

这里简要介绍威廉·施特劳斯和尼尔·豪尔两位作者先前提出的代际理论。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历史中的地位。

根据这一理论，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由大小周期不断交替构成的系统。大周期约为85年（即一个人的平均寿命长度），而小周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

每个大周期（又称“世代”或“世纪”）由四个部分或“转向”（turning）组成。这四个转变可被类比为一年中的四个季节：第一个转向称为“高峰期”（High），对应春季；第二个转向称为“觉醒期”（Awakening），对应夏季；第三个转向称为“解构期”（Unravel），对应秋季；第四个转向称为“危机期”（Crisis），对应冬季。每个转向约持续21年，与特定的一代人相对应，因此这一理论被称为“代际理论”。

正因如此，人们在讨论诸如“最伟大的一代”（1900—1923年）、“沉默的一代”（1923—1943年）、“婴儿潮一代”（1943—1963年）、“X世代”（1963—1984年）、“Y世代”（1984—2004年）或“Z世代，千禧一代”（2004—2024年）时，通常会以这一理论作为背景依据。

在威廉·施特劳斯和尼尔·豪尔的理论中，20世纪40至50年代被描述为一个大周期的第一阶段，即第一个“转向”，作者称之为“高峰期”（High）。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勃兴、社会的全面振兴以及社会机构的巩固。它是一个充满热情、乐观、团结以及价值观高涨的时代。

随后是第二个转向：20世纪60至70年代，被称为“觉醒期”（Awakening）。这一时期的核心是对内心世界的关注——这是嬉皮士文化、迷幻文化和精神探索的时代。同时，社会经历了一场向（精神上的）个人主义的转变，社会团结逐渐被削弱。这是一个摇滚音乐兴盛、道德解放成为主流的时代。

随后，美国进入了逐渐瓦解的时代——20世纪80至90年代，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构期”。此时，社会从精神上的个人主义过渡到更为日常化、物质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性逐渐被侵蚀并开始衰退。嬉皮士文化和经典摇滚让位于朋克、电子音乐（Techno）以及工业音乐（Industrial）。社会文化的裂痕开始显现，团结的纽带进一步削弱。

从2000年至2020年代，美国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危机期”（Crisis）。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纽约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制造了震惊全球的灾难。随后，美国在多个地区进行密集的军事干预行动，接踵而来的还有全球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完全瓦解，乐观情绪消失殆尽，社会在急剧退化中经历着周期结束时的剧烈阵痛。在这一阶段，无论执政者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表现出极度的无能。例如，小布什、自恋的奥巴马，以及高龄拜登，都成为这一时代的缩影。

个人主义逐渐演变为对扭曲行为的合法化，这正是“觉醒文化”（woke）的时代，其特征包括性别政治、后人类主义以及黑暗生态学。

因此，根据代际理论，2023年的选举无疑标志着一个世纪（saeculum）的更替。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主义象征着迈入一个新时代，并开启其第一个转向——新的“高峰期”（High）。此前世纪中的所有趋势，尤其是“危机期”（Crisis）的特征，将被彻底废除。而以“觉醒文化”形式存在的自由主义也将被完全抛弃，为新的价值体系让路。

一个具有新目标、新原则和新规则的全新的周期由此开始。特朗普结束了“危机期”，标志着向“高峰期”的过渡。

在代际理论刚刚提出时，批评者对其态度相对友好。然而，当自由派意识到这一理论对其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后，他们迅速反应，对其进行激烈的批评，试图证明这一理论的不科学性。

令人意外的是，有关这一理论科学性与否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2024年选举的结果，以及“深层国家”对特朗普胜利的接受。有迹象表明，“深层国家”的某些派别可能已经了解了施特劳斯和豪尔的理论，并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左翼自由主义及其结构的迅速解体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没有必要将特朗普主义视为一种短暂的现象，认为其之后会回归之前的路线。更可能的是，这种回归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一个大周期已经更替。至少在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下，这种解释显得相当有说服力。

▍特朗普主义的地缘政治

接下来看特朗普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对外政策。在这一领域，核心原则是将重心从全球视角转向以美国为中心的立场，以及推动美国的扩张主义。

最鲜明的例子包括特朗普提出的将加拿大并入美国作为第51个州、购买格陵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言论。这些言论是国际关系中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甚至可以说，这标志着威尔逊主义主导一个世纪之后，美国重新回归门罗主义的路线。

19世纪的门罗主义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是控制北美大陆，并部分控制南美大陆，以削弱并最终消除旧大陆欧洲列强在新大陆的影响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威尔逊主义成为美国全球主义者的行动纲领。这一理论将关注的中心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转向了一项全球性使命，即向全人类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规范，并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这种体系。在这一框架下，美国本身退居次要地位，为履行国际使命让路。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无暇顾及威尔逊主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议题重新被提上日程。在过去几十年里，威尔逊主义事实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格陵兰岛或巴拿马运河的归属自然变得无关紧要，因为这些地区都由受到全球主义精英控制的自由民主政权统治。

如今，特朗普对焦点进行了大调整。现在美国又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并要求加拿大、丹麦和巴拿马不再服从“世界政府”（实际上，特朗普正在解散这一机构），而是服从华盛顿、美国以及特朗普本人——这一“高峰期”时代的哈里斯玛型领导者。

一张包含五十一个州（如果包括波多黎各）、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美国地图，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从威尔逊主义向门罗主义转变的趋势。

▍欧洲全球主义的解构

最令人惊讶、也让西方感到困惑的是，特朗普主义者甚至在尚未完全巩固权力的情况下，就以极快的速度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例如，自2024年12月起，埃隆·马斯克便通过社交网络平台X积极推动政策，试图罢免那些不符合（这一次是特朗普主义者的）美国利益的领导人。

此前，这类行动通常由索罗斯的机构代表全球主义者执行，而马斯克则抓紧时机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只是方向完全相反——支持反全球主义者以及欧洲的民粹主义者，比如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以及法国的玛丽娜·勒庞。

马斯克的行动还涉及到丹麦政府，因为丹麦拒绝自愿交出格陵兰岛，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明确反对将加拿大变成美国事实上的第51个州。这些举动进一步表明特朗普主义者正在以强势且明确的方式重新定义美国的国际角色。

欧洲的全球主义者作为旧秩序的组成部分，对这一局面感到极为困惑，并开始反对美国对欧洲政治的直接干预。对此，马斯克和特朗普主义者合理地回应称，过去索罗斯及其干预行为从未受到反对——那么现在也请接受我们的版本！如果美国是世界的主宰，那么请同样服从——就像过去服从奥巴马、拜登和索罗斯，也就是所谓的“深层国家”那样。

马斯克，以及很可能包括彼得·蒂尔、扎克伯格和其他全球网络的掌控者，已经开始解构全球主义体系，首当其冲的是欧洲。同时，他们推动并支持那些与特朗普主义者理念和战略一致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最容易融入这一模式的，是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斯洛伐克的菲佐政府以及意大利的梅洛尼政府。这些政权本身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传统价值观，并以不同的力度对抗全球主义者。

然而，在其他国家，特朗普主义者计划通过一切手段更换政权——实际上，他们采用的方式与此前的全球主义者别无二致。目前，马斯克正在英国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针对的是基尔·斯塔默，将其描绘成“在英国放纵甚至纵容巴基斯坦移民暴力团伙的辩护者和帮凶”。如果这样的强硬攻势来自华盛顿，英国民众或许别无选择，只能相信这一指控。类似的行动也已开始针对法国的马克龙，以及试图遏制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迅速崛起的德国自由派。

欧洲本已是严格的亲美阵营，但如今华盛顿正在调整其意识形态方向，虽然未必是彻底的180度转变，但至少发生了90度的偏离。对于那些刚刚学会像驯服的马戏动物般顺从地执行“主人”每一个意愿的欧洲领导人来说，这样的剧烈变化无疑是痛苦的。他们现在被要求立即谴责自己曾信仰和效忠（或更准确地说，以虚伪和谎言为基础）的事物，并被要求重新效忠新的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有些人会选择重新宣誓效忠，有些人则会抵抗。

然而，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特朗普主义者正在摧毁欧洲的自由派和全球主义者。而这一切严格遵循亨廷顿的思想遗训。特朗普主义者需要一个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整合统一的西方，将其视为一个文明整体。本质上，这意味着建立一个完整的美式帝国。

▍特朗普主义者的中国观

特朗普主义者在国际政治中的另一条重要路线是对抗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代表着左翼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的获利者。在特朗普主义者的眼中，中国不仅是两者的结合，还与美国本土全球主义者的政策紧密相连。

当然，当代中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但特朗普主义者的共识基于以下几点：中国作为非白人、非西方文明的堡垒，在全球化中获利，不仅提升了自己取得了独立一极的地位，而且还收购了美国很大一部分工业、商业。美国工业的外迁在追求更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丧失了自身的工业主权和工业潜力，国家变得依赖外部资源。同时，中国独立的意识形态使其从根本上无法被华盛顿所控制。

特朗普主义者们将中国奇迹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本国的全球主义者，因此中国也被视为其为他们的主要对手敌人。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显得次要得多，目前几乎完全从视野中消失。而中国则成为头号敌人。同时，全球秩序的混乱再次被全部归因于美国的全球主义者。

▍特朗普主义的亲以色列趋势

特朗普主义在对外政策中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支持以色列及其极右翼势力。尽管特朗普主义者内部对此并未形成完全共识，因为其中也存在反以色列的阵营，但总体上其主要方向是亲以色列的。

这一立场基于新教的犹太-基督教理论，该理论认为，犹太弥赛亚的到来将成为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契机，并且在整体上拒斥伊斯兰教。特朗普主义者的伊斯兰恐惧症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与以色列的团结（反之亦然）。这一立场总体上构成了其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主义者将伊斯兰教中积极推行反以色列政策的什叶派势力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他们对伊朗、伊拉克什叶派、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抱有强烈的敌视态度。特朗普主义展现出鲜明的反什叶派倾向，并总体上支持右翼及极右翼的犹太复国主义。

▍特朗普主义反对拉丁裔

拉丁裔因素在美国内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问题上，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尤为关键。他早在数十年前就指出，拉丁美洲移民的大规模流入对北美的身份认同及其核心类型——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拉丁美洲移民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份认同，即天主教-拉丁文化。

亨廷顿认为，在某个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熔炉”体系可以成功同化其他民族，但面对拉丁裔移民的大规模涌入，这种同化机制已经失效。因此，在美国，移民恐惧症逐渐呈现出更为明确的方向——对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大规模移民的强烈反感。正是针对这一移民浪潮，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启动了“边境墙”的建设计划。

这种态度也决定了特朗普主义者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看法：他们普遍将这些国家视为左翼势力的象征，同时也是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回归门罗主义意味着美国需要对拉丁美洲国家实施更为严厉的控制。这直接导致与墨西哥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升级，并进一步促使美国提出对巴拿马运河实施全面控制的要求。

▍忘记俄罗斯，遑论更不用说乌克兰

在特朗普主义者的国际政治观中，俄罗斯被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他们不像全球主义者那样抱有意识形态上或先验的恐俄情绪，但也未对俄罗斯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在特朗普主义者中，确实存在一小部分亲俄派，认为俄罗斯是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指出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中国怀抱是一种错误且轻率的行为。

然而，仅有少数人持这种观点。对于大多数特朗普主义者来说，俄罗斯无足轻重。经济上，俄罗斯并不像中国那样构成重大竞争；在美国境内，俄罗斯也没有庞大的侨民群体；而与乌克兰的冲突则被视为区域性且无关紧要的问题，其责任被归咎于特朗普主义者的敌人——全球主义者。

当然，做好能结束俄乌冲突的准备。但如果无法迅速解决，特朗普主义者会将这一问题留给欧洲的全球主义政权来处理。这些政权将在这种对抗中耗尽力量，变得更加虚弱，而这正符合特朗普主义者的利益。

至于乌克兰，它根本算不上一个重要或关键的问题，其意义不过在于揭露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在腐败冒险中的所作所为。

当然，俄乌冲突中，大多数特朗普主义者并不持亲俄立场，但他们同样不会支持乌克兰，尤其是拜登时期史无前例的支持力度将不会重现。

▍特朗普主义的被动多极化

值得探讨的是特朗普主义对多极化的态度。多极世界的理论很难被特朗普主义者完全接受。实际上，特朗普主义是一种美国霸权的新版本，但其单极性与全球主义者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在这一体系的中心，是美国及其传统价值观——白人基督教的西方文化，颇具宗法制性质，但同时承认自由、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选择只有两种：要么追随西方，要么被排除在西方的繁荣与发展的圈子之外。这已不再是包容性的，而是有限的、具有排他性的。西方被视为一个俱乐部，想要加入这一俱乐部，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获得资格。

因此，特朗普主义者对其他文明毫不关心。如果这些文明坚持自己的立场——随他们去吧，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坏事。但如果他们想要融入西方，就必须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验。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仍会被视为二等社会。

换言之，这并不是一种正向的、明确支持的多极化，而是一种被动的、被许可式的多极化：如果不能成为西方，就保持自身原貌即可。特朗普主义者并不打算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但也不反对多极化的出现。这种世界秩序会自然形成。并非所有文明都能成为西方，其他的要么努力追求这一目标，要么接受继续保持自身现状的事实。

▍美国内部的多极化问题

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其对美国内部问题的优先关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和“美国优先”的口号明确体现了这一点。因此，特朗普主义者与多极化现象的交锋主要不是发生在对外政策领域，而是在国内事务中。尽管他们试图在新的思想基础上重新确立美国的霸权，但内政仍然是他们的优先事项。特朗普主义首先面对的是各州内部多种独立文明多极化现象的挑战。

根据多极世界理论，全球主要存在七大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欧亚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

它们构成了一个七极结构（heptarchy），其中一些极点已经巩固为“文明国家”，而另一些仍处于虚拟状态。这正是亨廷顿（包括日本-佛教文明在内）所描述的结构。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主义对七极结构并不太关心。与全球主义者不同，特朗普主义者的目标既不是破坏多极化进程，也不是攻击金砖国家（BRICS），但他们同样也并不热衷于推动多极化。因此，七极结构在特朗普主义的对外政策中并不显得突出。

然而，在内政方面，这一结构却极为敏感。美国国内存在大量且有时具有重要影响的移民群体（侨民）。随着“觉醒文化”（woke）和包容性政策的取消，美国重新开始自由地讨论种族、族群和宗教认同的问题。这使得七极结构在美国国内显得尤为突出，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拉美裔移民群体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它对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身份构成威胁，并削弱这一身份。因此，逻辑上产生了对与拉丁文化相关一切事物的妖魔化：包括族裔黑帮、通过边境墙的移民潮、拉美毒品集团的毒品贩运以及人口贩卖等。拉丁美洲在美国国内的整体形象是负面且具有破坏性的。因此，拉美这一极点注定会以负面的方式被看待，这已经在美国与墨西哥关系的升级中显现。

特朗普所倡导的门罗主义要求美国在新大陆拥有无条件的主导地位，这显然与拉丁美洲形成独立极点的趋势相冲突。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主义者可能会采取不同程度的激进态度。

第二个国内因素是日益增长的恐华情绪。中国是美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强大的中国因素在北美经济中的存在会加剧这一问题。这一七极结构中的中国极点，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都会被视为对手。

对于美国右翼保守派来说，伊斯兰世界历来被视为对手。特朗普主义者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无论其行动多么极端——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他们的伊斯兰恐惧症。穆斯林社区广泛存在于美国及整个西方，而在特朗普主义者眼中，这些社区被视为潜在的敌人。

印度因素则完全不同。如今，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印度裔移民群体，尤其是在某些领域，例如硅谷，印度裔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中有许多是印度裔，例如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和卡什·帕特尔。副总统万斯的妻子是印度裔，而图尔西·加伯德虽然是夏威夷的毛利族人，但她接受了印度教作为自己的宗教。

尽管特朗普主义者中的民族主义派别（例如史蒂夫·班农和安·库尔特）最近开始反对印度裔在美国以及特朗普周围势力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但整体而言，特朗普主义者对印度作为美国内外的一个极点的态度是积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毫不掩饰其意图：希望让印度取代中国成为廉价工业劳动力主要支柱。因此，特朗普主义者对印度文明的态度总体上是正向的。

非洲本身的问题对特朗普主义者来说并不特别重要，但这一极点主要通过美国国内的非裔美国人问题得以体现。在全球主义者的推动下，非裔美国人以反对白人种族的方式进行种族凝聚，被特朗普主义者视为一种威胁。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特朗普主义者更倾向于推动非裔美国人的进一步同化，并反对其在社会上的分离趋势。同时，这也涉及对来自非洲的移民进入美国的严格管控和规范化。

七极结构的另一个成员是俄罗斯。然而，与其他文明不同，俄罗斯人在美国的存在极其有限。他们并未形成任何显著的族裔群体，大多数情况下完全融入了美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与其他欧洲民族的代表一样融入白人群体。

因此，作为一个极点，俄罗斯很难被特朗普主义者清晰地定义，大多在回溯历史时才被关注。苏联曾是美国和整个西方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这一历史形象有时会投射到当代俄罗斯身上。然而，这种敌对形象在全球主义者主导的前一阶段被过度利用，其负面意义已没有深度挖掘的可能。

对于特朗普主义者的新路线来说，俄罗斯更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而非敌对的对象。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这里既包括恐俄的极端立场，又包括极为少见的亲俄立场。

因此，特朗普主义者对多极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将由美国内部的进程所决定。

总之，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既具有政治哲学的维度，也涵盖地缘政治的层面。这一意识形态将逐渐以更加鲜明和明确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其主要特征目前已经不难加以概括。

编辑 | 渡波、陈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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