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来年里，周轶君从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到凤凰卫视国际新闻制片人，一直在返回她的写作母题，也就是中东报道观察。即便在中国人走遍全球的今天，真正关心这个地区的人还是小众。
周轶君的观察，具有中文世界里罕见的真诚深入的态度。《走出中东》是她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既概述所到之国的历史和当下政治与社会动态，又跨越欧洲、美洲、中东和北非。她试图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角度，寻找中东北非巨变的答案。
谢谢覃里雯。正午书架今天推荐的是周轶君的两本新书。
当20世纪的世界坍塌
文 | 覃里雯
20世纪的世界正在坍塌，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却没有兴趣仔细看一眼。
2010年，遥远的北非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Mohamed Bouazizi自焚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这叶尖颤动扇起的风暴，直到革命蔓延北非和中东。其时，中国在尼日尼亚有5万工人，在苏丹3.5万，在赞比亚4万，在安哥拉3万，在阿尔及利亚2万，还有数以千计的工人星罗盘布在整个非洲大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成功撤侨行为，也就是当下热议电影《战狼 II》中经过好莱坞式尽情发挥改编的故事“原型“：中国军队一周之内从战火中的利比亚撤掉35860中国员工，正是那之后不久的事。
然而，革命真的如此突然、无法预测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先知的预言被忽视了。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那本饱受争议的《文明的冲突》里，早已引用了一群社会学家在1996年做出的预测：在2010年到2012年，穆斯林国家将会有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职业人士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十多岁到20来岁的年轻人将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至少高中毕业，成为城市人口的主力，加上这些国家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巨大的变化就会产生。
如果说这样的预测太过众多和遥远，容易被遗忘，那么还有更短期直接的警告在前：在2011年初，就在突尼斯小贩自焚后几天，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新英格兰复杂系统学院院长Bar-Yam就把一份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和阶段转型科学的研究成果发送给了美国政府：如果不马上采取剧烈手段降低全球飙升的食物价格，那么大规模的暴力就可能出现。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因买不起食物而引发的暴动瞬间触发了整个北非的“阿拉伯之春”。
真正妨碍绝大部分全球博学广闻的专家学者媒体人预见变革的，其实是一种陈旧的思维。这种思维有时源自僵化的习惯，有时源自权力的傲慢。在过去三十年里，人们对强权政府的信任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而这种思维完全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忽略正在发生的变化——人的变化，也就是亨廷顿从社会学家的预测中看到的变化。
这些强权政府的领袖不少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他大国也为这种陈旧思维导致的忽略买了单：美国大使在班加西被暴众处死，而中国丧失了利比亚的油田，这还只是损失清单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在穆斯林世界里，究竟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在革命后蜂拥而至北非和中东的记者、外交官、研究者和猎奇者各自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在中文世界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周轶君的这本《走出中东 :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而另一本《中东死生门: 巴以行走观察》则可以作为它的前奏曲来看。
在过去十来年里，周轶君从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到凤凰卫视国际新闻制片人，一直在返回她的写作母题，也就是中东报道观察。即便在中国人走遍全球的今天，真正关心这个地区的人还是小众。
在既往中文世界的中东北非报道和文章游记里，常见几种不太真诚的视角：第一种是官报视角，即秉承20世纪后半叶团结第三世界兄弟的外交原则，描述中国中东和北非政策如何发展，领导人如何对话，而通常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没有任何描述，即便有一些，也是千篇一律，面目模糊；第二种是借用殖民帝国东方学语境的伪殖民视角，雄性伪殖民视角感慨“悠久的历史，彪悍的民族”，雌性伪殖民视角感慨“多灾多难的土地和人民”，以此肤浅地采访和选取材料，塞进一些“荡气回肠”之类的滥调，把普通民众作为背景，铺垫衬托作者作为天降来客之丰富心灵；第三种视角，虽然看起来更生动，但比第二种更糟糕，就是把中东北非作为展现自我的雄性气质舞台，一般此类作者都是军事迷，在别人的灾难里玩儿得很开心，一会儿跟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军人扛枪合影，一会儿跟独裁者拍肩搭背，一会儿开着吉普车驰骋沙场——作者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忽而暴力英雄崇拜、忽而怜悯民众的精神分裂症有什么不对劲。这三种视角的写作，在帮助中文世界了解中东北非上作用不大，后二者反而常常造就了偏见和误解。
周轶君的观察，则超越了这几种窠臼，具有中文世界里罕见的真诚深入的态度。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毕业于阿拉伯语专业，所以能超越很多依赖于二手资料的中东北非记者，但也跟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她一直是个反高潮的人，非常不喜欢一惊一乍，讲话声线也比较低，绝大部分荷尔蒙都展现在喝酒和工作上。2003年第一次在以色列见到她时，黑乎乎的像个假小子，眼睛却很明亮，永远带着点儿狡黠的好奇，总是在问各种问题，有严肃认真的也有异想天开的。她似乎从来不羞怯于问任何问题，被问题驱使着一路向前，也不管对方是不是会被问题惹恼的走私商贩或者恐怖分子。
当时，阿拉法特发起的“因地发打”游击运动正盛，爆炸和轰炸频繁，加沙地带只有她一个常驻的外国记者，还不会看地图。近处轰炸还好找（她刚去不久就被来了个下马威，吓到了地上），听到远处轰炸的时候，她就只能开上吉普，一脚油门踩到某个路口，向人询问：“轰炸在哪里？”然后一路受人指点而去。她在第一本书《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里，对自己在加沙的艰难遭遇有不少诙谐自嘲的描述，这使那本书读起来非常清奇有趣。
但那本书最大的价值，也就是她后来一直秉承的风格，却不在于这些个人内心奇遇，而在于她敞开了耳朵和心胸，认真倾听和体会了中东普通人的思考和情感。“去时想法很简单，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长久的绝望与煎熬，带我沉下去，看见更多。”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她和恐怖分子、贩夫走卒、街巷男女、鸿儒政客不设限地交谈，与自己的巴勒斯坦助理一家人交友，在爆炸后带他的孩子们去吃冰淇淋，安抚孩子的心。与此同时，她也深知在那个戏剧化的地方，情感很容易被过度使用，她以足够的自制保持了自己的客观中立态度。虽然这种冷静会约束她做出自身的判断，但却是年轻观察者一个必要的练习。在后来的年份里，她慢慢超越了这个约束。
这个超越在《走出中东 :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这本书中已经非常明显。这是周轶君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既概述所到之国的历史和当下政治与社会动态，又跨越欧洲、美洲、中东和北非，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角度寻找中东北非巨变的答案。虽然这些答案已经有了不少提供者，但她坚持要用自己多年的观察和行走，以及与在全球搭建的广泛网络保持的联系，做出自己确信的结论：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 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 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 年……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少数中产+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
在万里路上，她的追问没有停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伊朗遭遇的一个故事：拜访伊朗时值斋月，她满城采访，坐在车上又渴又饿，遂在后座上偷偷吃巧克力饼干。这时，前排的大胡子司机把倒后镜调整了一下，正逮到这个女人头巾下沾了一圈褐色的鼓囊囊的嘴。她正在忐忑中，谁知司机勾了勾手指，意思是“给我也来点儿“。这样的故事本来足够有趣了，世故的人就会心照不宣地笑笑，自以为彼此理解和达成共谋。但周轶君愣是不识好歹地追问：”斋月？（意思是你怎么不守斋）“没想到，司机的答案令她震动：” 斋月，阿拉伯，伊朗，居鲁士。“也就是说，居鲁士大帝创造的波斯，不应该被后来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所束缚。如果没有这一句追问，我们就不会知道，遥远的异乡人并不是靠嘴馋和软弱达成了共识，这背后复杂的历史情感和思考，只有穷追不舍的访客才能得知。
这样的故事，也就是普通人在被宗教、政权、富人阶层和国际势力绑架的漫长历史面前自觉的思考和小小反抗，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它构成了宝贵的证据，也是帮助中文世界读者理解其他大陆的最佳途径。“这些年，我见到中国读者对别国变革的品评，常以成败论。眼见他楼塌了，扔下一两句冷嘲热讽背过脸去。然而在现场的不同角落，在对人物的反复采访中，我看到变革过程的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选择，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异。“这是我们时代国际问题作者最好的态度，也是任何优秀作家应该有的态度。
让我们尝试回到世界通行的功利主义态度，回到社会学家和大数据对变革的预测——在每一个时代，决策者可能都面临信息过度的问题。无数的研究和献计献策，如何选取？如果说北非中东革命已经有了什么借鉴之处，那就是在决策者的脑子里，傲慢和绝对的权力垄断思维是最大的枷锁。这种思维使得掌权者在诸多变量之中会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人对尊严的追求。亨廷顿引用的社会学家的预测是否可信？这是完全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来检验的——但是对强权的信仰使这种调查的结果被一再忽视了。这种忽视带来的结果，是本可避免的玉石俱焚，中产阶级并不是这当中唯一的受害者。
“诸多不确定中，如果说谁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应该说是统治者本身。变革突发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传统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统治者在执政后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空间，因此人们对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变革和转型也才相对平稳，不像利比亚，没有一丝公共空间允许表达，一上来就是内战。“这样的观察是诚实可靠的，然而也是容易被僵化的思维忽略的。
除此之外，20世纪的世界在坍塌着，我们能得到的启示依然不多。不仅是在中东和北非。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带来了升级的贸易战、地区危机、右翼和保守主义回潮、恐怖主义蔓延、通行一个多世纪的外交规则被漠视。就在7月23日，越南政府在德国柏林市中心一个游客密集的公园里，当众绑架了一个叛逃的国企官员，德国驱逐了越南驻德大使和情报官员，但这能改变什么呢？在默克尔面对特朗普混乱随意的安全政策，宣称欧洲不得不寻求安全独立的时候；在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逃离战火、在人口稀少的德国小镇安家时；在中国人不断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逐步接纳了越来越多的非洲移民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对我们会意味着什么，但是，知悉和接受“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对不同国家的普通人以真实深入的了解，会给人赋予真正理解世界的能力，进而获得理解自身的尊严。这正是周轶君这样的作者为中文世界赋予的价值。
《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
《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作者： 周轶君
出版时间 ：2017年8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周轶君：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文学学士。CCTV“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任新华社常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时事观察员。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华社派驻巴以地区，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关于巴以冲突的文字、摄影作品获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06年至2014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朝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变革，也曾实地观察美国与欧洲政治。
爱在德黑兰
《走出中东》第二章 （节选）
文 | 周轶君
一
背后脚步急促。来不及回头，后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个黑影，迈开两条长腿，飞身弹开。朋友追过去用波斯语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来，扮个鬼脸，一闪又不见了。
我和朋友都穿着长袍，自然跑不过他。一辆汽车戛然停在我们面前，中年男人探出头，问要不要帮忙。少年已不见踪影。这样的事情在德黑兰每天都会发生，朋友和车里的男子齐声骂了几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罢。「因为你是外国人。」朋友说，虽然本地女子也会遭黑手，但外国人是过客，更容易被欺负。
「伊朗35%的男子性压抑。」贾维尔这样向我解释这件事。他坚称是官方统计数字，但又找不到出处。反正，这情况很普遍就是了。
找贾维尔聊天，起初是为了了解德黑兰地下音乐。很快我发现没有外界想像得那么「地下」。他的四人乐队，常在一个展览馆门前演出。那里有一片草地，参差几棵树，天气好的晚上，路人聚拢来听歌，还可能留下一点钱。乐队有一杆银笛，两把吉他，有时玩爵士，有时由贾维尔唱些欧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写歌，还在练习吉他。
他们在这里演出已经三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禁止音乐创作和表演。宗教音乐的演奏者要躲在布帘后面，不让观众看见乐器。三十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法律表述没有松动，在德黑兰见到街头乐队丶海外唱片的几率还是很高。一些异常生猛的波斯乐队跑到欧洲或者杜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风向时紧时松，贾维尔他们跟地区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专门找茬儿。用他的话讲，伊朗街头音乐表演是「非法而公开」。但今年他们惹怒了附近一个新住户。这位高等法院法官冲下楼威胁：「太吵了！信不信我把你们关起来！」乐队答应小点声。「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们，还是得交给警察。」贾维尔说起来满不在乎。
第一次见贾维尔和他的乐队时，刚聊了一会儿，一个当地摄影师急匆匆赶来，拉我去看一个「地下乐队」排练，说是只此一次机会。贾维尔和我们同去。汽车七拐八绕，四十多分钟后仍不知身在何处。就在我开始紧张时，摄影师指着一扇居民楼铁门：「到了。」按门铃响，里面的人警告：最多两个人进去，停留不超过十分钟。
贾维尔留在外边。我和摄影师转上三楼，厚厚的门板背后，整个房间隔音良好，还有一间调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传统乐器演奏。问他们唱的内容，「鱼乐队」主唱说，只是乡村生活。大概是我问了两遍歌词内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问政治吗？我们不唱政治。」
他们急着要走，不是有什么风险，而是要赶去看世界杯球赛。走出来的时候，贾维尔倚在车上吃霜泣淋，带点嘲讽地问我：「怎么样？」他说给其他搞音乐的朋友打了电话，了解到这支乐队的背景：「他们是有钱人，不愁吃喝，现在玩音乐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时髦罢了。」
贾维尔写下他的歌词：
如果我们没钱／打倒美国
如果我们吸毒成风／打倒美国
如果梨树结不出苹果／打倒美国
「不管伊朗发生什么，政府都会迁怒外来势力。」他还写过一首《狼与狗》，讽刺伊朗总统选举候选人都差不多，「他们只是俄罗斯的马前卒」。正当我惊讶于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贾维尔又转入伊朗式阴谋论：「世界不过是由一百来人统治着，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微不足道。」
我们在乐队经常演奏的草地上坐着，吉他盒摊开在旁边。贾维尔嫌自己弹得不够好，不像乐队另一个成员阿拉达旺，玩吉他十四年，技艺纯熟。「他自己就是把乐器，而我的武器是想像力。」贾维尔非常享受和乐队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几年前，他曾捅下大娄子：一个巴斯基跟弟弟发生口角，向他喷胡椒水。贾维尔过去打成一团。巴斯基落跑后，贾维尔情绪失控，沿着公园高声叫駡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警察闻讯抓人，关到深夜，直到爸爸过来领人。他还记得警察说：「赶紧回家吧，别出来闹了。」贾维尔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为什么要骂精神领袖呢？」
回忆那天的突然崩溃，他说是因为多年和父母弟弟挤在狭小的房间，逼仄难忍。「那年我21岁，从来没有女朋友。」
「如果没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领袖。」我替他续了一句歌词。
贾维尔笑了：「这真得怪他们。」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顶层是「自我成就」，最底层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划了个叉：「我们的政权非常聪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于是我们满脑子就剩下这些，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开恋爱。尽管女人戴面纱丶男女授受不亲等伊斯兰习俗，在1979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会存在，但是革命之后才写进法律，出动风纪警察监管。性禁忌还常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异议者不管做了什么，对他们的谴责首先跟性丑闻扯上关系，并迫使他们向公众忏悔。「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保守，一提『性丑闻』，大家马上觉得这是个坏人。」贾维尔说。
性有时还比政治更危险。贾维尔有一本乔治·奥威尔《1984》——这本书刻画了一个处处受到监管的虚拟社会，在伊朗翻译并出版的波斯文版，删去了几处温斯顿与茱丽叶温存的性描写，其他都保留了下来。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贾维尔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发行日期是在1979年革命之后。
跟巴斯基打架之后没多久，贾维尔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们「找来一本书」才知道该如何亲近，经常更换约会地点，出门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说不好什么时候警察上来检查身份证。非正常交往令贾维尔焦虑，「女朋友像毒品一样，越交往越空虚」。他的女友换了好几茬儿，最后认定一个人清净。「在这里什么都是不自然的，笑话也不能乱讲。爱情，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需求，因为得不到，我们只想要它。」
他说自己追求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像上星期乐队表演西班牙语歌——他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从网上下载不知谁的歌来模仿。晴朗的夜晚，树下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两三百。贾维尔从手机里翻出录音，放给我听：乐队重复一句歌词「哈比落罗罗罗、鸟哪儿多多」，所有人跟着唱，录音里传来年轻女子银铃般的笑声，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没人知道唱的是什么，只是不知所谓、纯粹的快乐。「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带着笑意。那晚，法官没有出现。
二
有天我经过车站广场，三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对面石护栏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听着，手里攥住一迭广告传单。
乐声暂停。他转过头来，满面光彩，对我说：「我喜欢街头乐队，他们把人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
21岁的赛义德，翻译刚才那首歌结尾，反复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说你爱我」。「可是我的爱情并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来。他想跟陌生人聊聊爱情。
「你知道，这里不能公开谈恋爱。」他没有犹豫，甚至没有问我想不想听。有天他跟女朋友约在商场碰面——赛义德平时在伊朗北部念书，放假才回德黑兰——两人三个月没见了，赛义德激动得抱起她亲吻。「你猜怎么样？周围竟然响起了掌声！商场里的人为我们鼓掌！不过我赶紧拉着她逃走，这会惹麻烦的。」
说到恋爱的惩罚，他的一个朋友带女友回家，遭邻居举报。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险的是邻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着窗帘。警察冲进来抓走两人，验身发现女孩不是处女，各判一百五十鞭。结果，女孩在家庭压力下，上法庭指证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挞，遍体鳞伤，三个月下不了床。
「那恋情当然无法继续，他只记得他喜欢的人满嘴谎言。」赛义德和女友萨巴见面非常小心。他对她一见锺情时，那女孩才16岁。三年来，他们密会的地点，在一个咖啡馆顶楼废弃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见训斥，两人迅速逃脱。他们情感的障碍在于，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个穷小子，她家很富有。」
为什么愿意告诉我这些呢？「你是外国人。」他相信我会把这些故事带走，像一个装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写他们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爱的人有宣之于世的冲动。这真是难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当地人热情待客的传统，但同时，他们的担惊害怕又是那么强烈。有时他们向你敞开心扉，又慌忙合拢，那是高压底下形成的自我保护。我建议赛义德下次带女朋友一起来，他说萨巴一定很高兴跟我交谈。
三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了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淮像：居民楼水泥外墙上，刷出星条旗，「条」的尾端挂上炮弹，「星」变成骷髅。「条」的间距，尺子量过一样齐整，配上横向标语「打倒美国」。马路斜对面，是更大的一幅，欧巴马穿着闪亮蹩脚的西服，跟一个穿中世纪头盔铠甲丶临时演员模样的人靠在一起。寓意解释起来很曲折，跟什叶派宗教故事有关，讽刺美国总统言而无信。而「反美宣传画」大展，就是美国大使馆门前了。1979年11月，伊朗人冲击美国大使馆，抗议卡特政府允许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去美国治病。2012年奥斯卡获奖影片《逃离德黑兰》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不过电影细节与真实情况多有出入。现在，美国大使馆还封存着，围墙上国徽模糊，有斧凿痕迹。原本插美国国旗的地方，换上一面黑色方布，画着星条旗包裹的老鹰在燃烧，下面「USA」三个字母冒起白烟。左上角和最底端各有一行英文字「伪善终将消亡」、「终结独裁」。德黑兰的反美宣传总是做得那么细致。使馆周边，每一片水泥墙都是一幅16×9的美术作品：自由女神的脸变成骷髅丶伊朗国旗覆盖倒下的士兵丶霍梅尼在鲜花丛中。颜色鲜艳，可能定期涂抹。每一幅都不像是愤怒的野火喷发，而是精心修饰的成果。闲置三十多年的美国使馆，看上去像个来自1979年的纪念品。
除了特意寻找的这几个地点，我还在一家西饼店老板的T恤衫上看到前后两面印着「911」飞机撞大楼的画面。问他为什么穿这个图案，老板伸出大拇指朝下，「打倒美国」。但实际上，伊朗政府在「911」之后是支持北约的。这家是全城最出名的西式曲奇店，卖得很贵。
当地朋友说反美标语不止我看到的这些，还有直白朴实些的，比如「我们把美国踩在脚下」等等。但终究没有我想像中满街「反美话语的海洋」。十多年前伊朗学者搞过一次民意调查，74%受访者愿意跟美国谈判，64％支持跟美国复交。结果，组织调查的人被关起来了。
伊朗的「性禁忌」常跟「西方文化渗透」联系在一起。霍梅尼说：「公共场合男女混杂，是外国人的阴谋，用来瓦解穆斯林青年的意志。」「外国」很多时候单指美国。
街边居民楼屋檐下，凹进去的门洞里，站着一个小伙子，两只手抱在胸前，眼神空空望向前方。我和女伴走过的时候，扫了我们一眼。擦肩而过，在我回头的瞬间，他的右手从左臂下抽出，手里光碟一闪，又迅速塞回。我拉住女伴转回去，小伙暂态笑容满面，一把光碟塞进我们手里，「稍等——」他跑进看不见的角落，回来时多了一麻袋光碟。这时，旁边两个蹲在地上的路人甲乙，也好像被吹了一口气似的，忽然活了，不知从哪里变出自己的光碟麻袋。
最新最热门的好莱坞片，应有尽有。我帮朋友选了几张，自己留下一张《华尔街之狼》，封面上莱昂纳多高高举起红酒杯，波斯文写着：「高清、配字幕。」
小伙子阿富辛，19岁，平均每天能卖出五十张碟，赚十来个美元。他抱怨盗版影碟业竞争激烈：「你看这扇门里头就有三个。」伊朗人对电影的口味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女生喜欢言情片，男生爱看动作片。正说着，两个戴头巾的女生走进屋檐下，左挑右选。
盗版业服务周到，甚至可以「点播」，小众电影价格会高一些。阿富辛说，这几年卖得最好的，是《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成套成套卖疯了。挑光碟的女生不愿跟陌生人讲话，听到这里却「吃吃」笑起来。伊朗政府禁播的《斯巴达300勇士》（丑化波斯历史）丶《逃离德黑兰》（丑化伊朗人民），一时间需求大增。「因为禁了，很多人想看看怎么回事。」
近来阿富辛自己中意的片子是2013年好莱坞言情片《安全天堂》（Safe Heaven）。塑胶封套背后，一对男女在碧海蓝天下拥吻。「我喜欢美国，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但伊朗没有『safe heaven』。」阿富辛有些得意地提到，自己有「好几个女朋友，不过最近都断了」，他一心赚钱淮备报考人类学。
四
贾维尔始终没找到「35%性压抑」数据的出处。倒是伊朗议会在2014年夏天，发布一份82页正式调查报告，承认80%伊朗未婚女性有男友，中学生谈恋爱都十分普遍。受访的14 200名学生中，17%承认同性取向。本地媒体对这份报告不做讨论，我是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读到的。
贾维尔中学时在伊朗全国数学比赛中拿第一。家里需要他挣钱，所以他没念大学，先后从事的工作有：旅行社职员、货车司机，服完兵役后，现在是一名正骨按摩师。
草地演出收入微薄。解囊最多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上了年纪的父辈丶祖辈。「他们经历过国王时代的开放，未必欣赏爵士乐，但是会怀旧。」贾维尔说年轻人反而麻木了，也没什么闲钱。
他抱怨做机械工的父亲成天在电视前消磨时间，供养弟弟上大学的担子就落在自己身上。最近几年家里经济条件稍有改善，租了个稍大些的房子。可是他看不到这么工作下去能有什么前途。「你看看我国的总统们议员们，到现在还是伊斯兰革命第一代元老。」贾维尔今年28岁，正是伊朗全国男子平均年龄。
跟贾维尔交谈很愉快，但有时也会被他的「伊朗式阴谋论」刺到，比如他忽然问：「你不是为伊朗政府工作的吧？」伊朗人普遍对外国人既热情又猜忌。「一切由外国势力操纵」甚至贯穿伊朗人对近代史的认知。整个19世纪，伊朗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任由摆布，20世纪「外国势力」的主角换成了美国，就连获得华盛顿支持的巴列维国王，都常常觉得阴谋无处不在。「美国被秘密势力控制了。」他跟大臣们说。贾维尔写歌讽刺伊朗政府什么都怪罪美国，可是他自己也难以摆脱这种思维。还好，他热情的一面多一些，猜忌多疑只在不如意的时候冒出来。
德黑兰当代艺术馆，安迪沃霍的梦露与黑纱女子。摄影：周轶君。
五
再见赛义德的时候，萨巴没来，跟来一个不相干的男亲戚。赛义德还是想保护女友。男亲戚作陪，避免单独跟外国女人交谈的嫌疑。本来要坐下来说话，但交通拥堵我们都迟到了，当时我正要跟贾维尔去找其他采访对象，于是边走边聊。赛义德和贾维尔站在一起，外貌上完全是两种人。贾维尔留着长卷发丶T恤牛仔，怀抱吉他，浪漫愤青。赛义德发型规矩，方格衬衣，西裤笔挺，脚踏实地。我知道赛义德不想别人听他的故事，就同他走在前头，男亲戚和贾维尔跟在后面。
赛义德没出过国，英文却极好，都是从盗版好莱坞电影学来的。「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们的故事太曲折了……」走了一段，我们决定搭地铁。四个人一起上了普通车厢。可能因为是工作日下午，人不多，只有我一个女人，乘客的眼光扫过来扫过去。德黑兰每趟地铁都有女士专用车厢，外界误解是「必须跟男人隔开」，实际上女人可以选择坐在普通车厢，或者女士车厢。
地铁隧道又深又广，战时也可作防空洞。末代国王时期做了规划，承包给一家法国公司，可还没动工，革命就爆发了，于是被迫搁置下来，直到伊斯兰共和国也长出现代交通的烦恼，国王时代的地铁图纸才被翻出来，请中国长春和上海的公司来参与建设。
德黑兰地铁电子味道少，金属碰撞声重。咣当咣当的车厢里，赛义德压低声音，急促讲述他的爱情故事。萨巴的姐姐知道他们的恋情，但不支持，她自己嫁了国家排球队员。伊朗男排近几年在国际比赛中表现出色，也被政府用作爱国主义新燃料。姐姐的婚姻是旧富新贵结合，「而我只是个穷小子」，赛义德不断重复这一句。三年了，女友的父母不可能一直蒙在鼓里。女孩报名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其实只是为了溜出来约会。两人在商场闲逛，被萨巴母亲撞见，悄悄尾随。虽然她没有当场张扬，但回家后却要求女儿断绝来往。「其实我也去过她家，趁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一个穷小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能逾越的。」
列车到站开门。一个男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袋子上车，四下张望，忽然掏出一个玻璃瓶，举到我面前，堆满了笑：「黑海鱼乾，两美元一罐，只要两美元！」我谢过，摇摇头。他叹口气，苦着脸：「祝你今天愉快！」转向其他人。整个车厢无动于衷，他在车门关上前离开。
「他的英语不错！我有点惊讶。」赛义德说。确实，那人讲得很流利，没什么口音。「他们很少有外国顾客，大部分伊朗人不会讲外语。伊朗有许多有天分的人，但他们的天分没什么用，只能用来咬喝鱼乾。」
赛义德在巴博尔省科技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我会很努力，但是还有一年才毕业，毕业找个工作，也不可能马上达到萨巴家人的要求。」赛义德的父亲原先是施工队队长，心脏接受手术之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劝儿子放弃恋情，儿子不答应。这对小情侣违反习俗，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私下订婚了。赛义德给我看手机照片，求婚时他用红白玫瑰花瓣，从废弃的天台一路铺到咖啡馆门口。女孩从此便一直戴着戒指，不过，全家人都假装看不见。
赛义德要回去工作了。我们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又聊了几句。他意犹未尽：「德黑兰是座不忠的城市。因为公开恋爱不允许，人们有机会『就干点什么』，这里充满了谎言。我在外地的学校有很多机会，身边朋友都那么做，可是我爱萨巴，非常忠诚。你知道，忠诚的恋爱，在这里非常痛苦……」
他假期推销的传单，是一所技术学校的广告。每天工作九小时，一小时赚一个美元。我重新上车，地铁咣当咣当在深邃的地下前行，车厢空荡荡。我分明感到，随着赛义德的离开，空气里有些东西也被抽走了，剩下一团浑浊。贾维尔从车厢另一头踱回来。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怎么看待「忠贞」。「也许每个人看法不同，在德黑兰，我不相信任何人。爱情是低智商的表现。」
马斯洛需求层次倒数第三层：「爱与归属感」。
「如果伊朗人不相信爱情／打倒美国。」
我脑海中蹦出一句。
六
传说马兰迪博士是美国公民，家里还有少年时加入棒球队的照片。现年48岁的他，是德黑兰大学北美研究所成员、国际关系系主任，经常用美式英语在国际媒体上为伊朗政府辩护。
上午十一点，马兰迪办公室门外已是一片忙碌，很多人等着见他。楼下门卫看见我，眼神一变，转向我的男性陪同说：「叫她把头巾戴整齐！」他甚至不愿跟女人说话。
我和马兰迪的谈话从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开始。他认为西方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指控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人袭击伊朗，我敢保证，伊朗人只会恨袭击者恨美国人，而不是伊朗政府。」
我慢慢把话题引向他的个人经历。国籍，似乎不是让马兰迪最舒服的问题。「您持什么护照呢？」「这么说吧，反正我很久没更新美国社会保险了，我要是走进美国使馆，他们不会欢迎我的。」
他肯定自己没参加过棒球队，美式足球队倒有可能，「那时候男孩只有两种运动可以玩」。他出生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学校里每天早晨对着星条旗唱歌」。他哼了几句，停下：「听着，别试图找出什么心理问题——不是因为我在美国受了什么气，才回伊朗说反对美国的话。」过了一会儿，他提到，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美国散发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传单时，被抓了。1977年巴列维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美国警察向抗议者释放催泪弹驱散。当时他11岁。「我很小就知道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谎言。」马兰迪最近在卡达半岛电视台网站上发表三篇「驳斥主流意见」的文章，结果编辑被降职了，「这世界充满了不公正」。还有一次，他应邀去美国的学校讲演，在海关被请到一边单独检查，这更令他愤怒。
我问他怎么看，实际上德黑兰到处都可以买到美国光碟，年轻人喜欢美国文化。「不，你看到的只是个别情况，你说的不是主流。」他又说，「我们并不是『反美主义』，而是反对一种文化霸权。」
马兰迪与人印象随和，我便问起关于面纱的强制。「美国人过去也穿很多衣服。」这个问题难不倒他，他强调着装要求是伊朗的传统文化。
临走，我习惯性伸出手，马兰迪用眼神制止了我。合影照片上，我们都是双手下垂。走出大楼，陪同告诉我：「你和他说话的时候，有段时间头巾完全掉下来了，我很担心马兰迪的反应，但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异样的表情。」
马兰迪博士后来发给我一些连结，有他写的文章，也有其他人的新作，多次提到「伊朗模式」。2011年以来，中东一些国家持续动荡，伊朗的情况相对稳定。伊朗政权于是有信心让自己的管治模式成为效仿对象。
我请教一位长期生活在德黑兰的外国学者，如何理解「伊朗模式」。她在邮件中这样回答我：「伊朗强调的『有限民主制』，让自由有生存的空间，同时让宗教领袖的权威统治具有合法性。」这位女性学者不希望公开她的名字，「但是，你接近这个体制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压抑和前途渺茫……结果更多年轻人失去了信仰。」
七
伊朗议会2014年夏天发布的报告，对「自由恋爱泛滥」给出解决方案：申请临时婚姻——什叶派教义允许的一种变通，时间可以短则数小时，长则几十年。我拿这份报导给贾维尔看，他不屑一顾：「人们每天都在做，不需要教士批淮，没人会去申请什么『临时婚姻』，教士们只是想主导社会上的变化而已。」
夏天快结束时，警察终于冲击了乐队演奏，收走所有乐器。相熟的警察夺走贾维尔的吉他时留下一句：「你惹了什么人吧？」贾维尔心情很糟。他在脸书上留言：「我脑子里一片空洞，冒出些危险的主意。」「统治世界的那些人决定让世界崩溃了……不只伊朗，全世界……」
我在电话里劝他不要「冒什么危险的主意」，比如又去草坪上骂人。他终于笑笑，转而说要介绍新朋友给我：「跑酷，听过吗？」
Parkour（跑酷），一种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城市里攀墙走壁，有点像传说中的轻功，强调突破身体与意念的极限。这在伊朗遭到禁止，更何况是女生跑酷。贾维尔住在城南，认识这样一群女孩，「她们现在被政府招募当消防员了」。
和萧贝儿说好在广场转盘见面，贾维尔有事没来。到了时间，电话响，叫我转身看街对面有人招手。那女孩的萤光绿跑鞋很是扎眼，她使劲挥手却不过来：「你站的旁边就是警车。」
「跑酷」队伍有男有女，十几个人走到附近一个儿童乐园。他们飞身越过石墙，才想起要把我拽上去。抽起地上软垫，迭成半人高，攀爬跳跃练习开来。他们大概每隔两星期在户外训练一次，平时各人在健身房练。女孩居多，其中萧贝儿年纪最大，21岁，其他的都在十七八。萧贝儿也是领头的，做些示范动作。她个子不高，弹跳轻盈。一会儿爬上五六米的石墙，凌空后翻。
空中翻身的时候，她一只手捂在棒球帽上，帽子下面是头巾。训练跑酷已经「非法而公开」，她们不想再为头巾招惹路人报警。
不一会儿，又来了两拨女孩，各自带着男教练。不同跑酷群组间认识，却不见得亲密，各练各的。她们都是从一部电影《13区》中师承了跑酷创始人法国人大卫·贝尔。现年42岁的大卫，从小在房顶上跑跳，长大后糅合体操丶田径和武术技能，开创了这项运动。大概他不会想到，影像把跑酷传播到了世界的这个角落。这些伊朗年轻人跟着电影自学。他们没有多少运动底子，只是在消耗体力和冲动。
一个穿黑袍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儿童乐园。玩了一会儿秋千，发现下面软垫都抽走了，眼前人体横飞，也就推着童车走开了。
男生的先天优势更明显。他们在女孩的掌声中，沿着矮墙顶箭步流星——刹那间，我怀疑拍我后腰的那个黑影练过跑酷。还有人爬上电线杆纵身而下。跑酷与街舞相通，休息时间他们把手机放在地上，音乐开到最响。男孩里领头的那个，是萧贝儿的男朋友。「爸爸知道肯定会打死我。」她说。听贾维尔说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大多保守，对她们的限制很多。「为什么喜欢跑酷？」「它让我浑身上下快乐起来，比其他运动更刺激。」她说玩跑酷的女孩子居多，因为男生的运动选择更多。
萧贝尔这时告诉我为什么不去警车边见面——不是因为她扎眼的鞋子，而是跑酷女孩好几次去那个广场，就在警察眼前，交通高峰时间，跳跃汽车顶。「那是最大的快感。」警察在后面追，她一路飞过车流。有人从汽车里钻出来，停在路边张大嘴看。也有人鼓掌加油。「我必须专心跑，不能盯着看人们的反应。」有一次她从车顶摔下来，被警察按住了，「那些警察认得出我们，所以不能去那里见面」。
她们约定，不在警察追赶的情况下爬建筑物。四年跑酷中，有人摔下来过，死了。
我问她们一般什么时候会去挑衅警察。我的意思是「白天还是黄昏」，戴面纱的女孩子齐声答：「闷了的时候！」笑声震天。18岁的阿蒂法姗姗来迟。她从头到脚都是粉红，假睫毛好几寸长。一来就跟大家拥抱，还拉我进去团抱：刚刚训练完的女孩们，身体滚烫，心脏剧烈跳动着。
跑酷是禁止的，但萧贝儿们当上了政府消防队义工，教儿童防火知识。她给我看手机照片，一群女义工穿着黄色制服黑色横条，有点像蜜蜂。「男消防队员救女人不方便，所以需要女义工。」
天快黑了，萧贝尔唱着歌送我上计程车。走到公园外，她忽然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嗯，你是外国人，没关系——我也许会改信基督教。我相信基督教更宽容，我们这个，太压抑了。」说完，她把我塞进汽车，关门，挥手。
我什么也来不及说。当禁锢变得有弹性，权威也在权衡，但是在谎言与现实之间，年轻人选择转身离开。
——完——
本月轮值主编是谢丁，若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写信给他：[email protected]。非诚勿扰，不保证会得到回复。三天之内没有收到回复的投稿请自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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