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来年里，周轶君从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到凤凰卫视国际新闻制片人，一直在返回她的写作母题，也就是中东报道观察。即便在中国人走遍全球的今天，真正关心这个地区的人还是小众。
周轶君的观察，具有中文世界里罕见的真诚深入的态度。《走出中东》是她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既概述所到之国的历史和当下政治与社会动态，又跨越欧洲、美洲、中东和北非。她试图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角度，寻找中东北非巨变的答案。
谢谢覃里雯。正午书架今天推荐的是周轶君的两本新书。
当20世纪的世界坍塌
文 | 覃里雯
20世纪的世界正在坍塌，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却没有兴趣仔细看一眼。
2010年，遥远的北非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Mohamed Bouazizi自焚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这叶尖颤动扇起的风暴，直到革命蔓延北非和中东。其时，中国在尼日尼亚有5万工人，在苏丹3.5万，在赞比亚4万，在安哥拉3万，在阿尔及利亚2万，还有数以千计的工人星罗盘布在整个非洲大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成功撤侨行为，也就是当下热议电影《战狼 II》中经过好莱坞式尽情发挥改编的故事“原型“：中国军队一周之内从战火中的利比亚撤掉35860中国员工，正是那之后不久的事。
然而，革命真的如此突然、无法预测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先知的预言被忽视了。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那本饱受争议的《文明的冲突》里，早已引用了一群社会学家在1996年做出的预测：在2010年到2012年，穆斯林国家将会有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职业人士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十多岁到20来岁的年轻人将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至少高中毕业，成为城市人口的主力，加上这些国家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巨大的变化就会产生。
如果说这样的预测太过众多和遥远，容易被遗忘，那么还有更短期直接的警告在前：在2011年初，就在突尼斯小贩自焚后几天，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新英格兰复杂系统学院院长Bar-Yam就把一份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和阶段转型科学的研究成果发送给了美国政府：如果不马上采取剧烈手段降低全球飙升的食物价格，那么大规模的暴力就可能出现。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因买不起食物而引发的暴动瞬间触发了整个北非的“阿拉伯之春”。
真正妨碍绝大部分全球博学广闻的专家学者媒体人预见变革的，其实是一种陈旧的思维。这种思维有时源自僵化的习惯，有时源自权力的傲慢。在过去三十年里，人们对强权政府的信任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而这种思维完全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忽略正在发生的变化——人的变化，也就是亨廷顿从社会学家的预测中看到的变化。
这些强权政府的领袖不少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他大国也为这种陈旧思维导致的忽略买了单：美国大使在班加西被暴众处死，而中国丧失了利比亚的油田，这还只是损失清单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在穆斯林世界里，究竟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在革命后蜂拥而至北非和中东的记者、外交官、研究者和猎奇者各自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在中文世界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周轶君的这本《走出中东 :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而另一本《中东死生门: 巴以行走观察》则可以作为它的前奏曲来看。
在过去十来年里，周轶君从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到凤凰卫视国际新闻制片人，一直在返回她的写作母题，也就是中东报道观察。即便在中国人走遍全球的今天，真正关心这个地区的人还是小众。
在既往中文世界的中东北非报道和文章游记里，常见几种不太真诚的视角：第一种是官报视角，即秉承20世纪后半叶团结第三世界兄弟的外交原则，描述中国中东和北非政策如何发展，领导人如何对话，而通常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没有任何描述，即便有一些，也是千篇一律，面目模糊；第二种是借用殖民帝国东方学语境的伪殖民视角，雄性伪殖民视角感慨“悠久的历史，彪悍的民族”，雌性伪殖民视角感慨“多灾多难的土地和人民”，以此肤浅地采访和选取材料，塞进一些“荡气回肠”之类的滥调，把普通民众作为背景，铺垫衬托作者作为天降来客之丰富心灵；第三种视角，虽然看起来更生动，但比第二种更糟糕，就是把中东北非作为展现自我的雄性气质舞台，一般此类作者都是军事迷，在别人的灾难里玩儿得很开心，一会儿跟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军人扛枪合影，一会儿跟独裁者拍肩搭背，一会儿开着吉普车驰骋沙场——作者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忽而暴力英雄崇拜、忽而怜悯民众的精神分裂症有什么不对劲。这三种视角的写作，在帮助中文世界了解中东北非上作用不大，后二者反而常常造就了偏见和误解。
周轶君的观察，则超越了这几种窠臼，具有中文世界里罕见的真诚深入的态度。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毕业于阿拉伯语专业，所以能超越很多依赖于二手资料的中东北非记者，但也跟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她一直是个反高潮的人，非常不喜欢一惊一乍，讲话声线也比较低，绝大部分荷尔蒙都展现在喝酒和工作上。2003年第一次在以色列见到她时，黑乎乎的像个假小子，眼睛却很明亮，永远带着点儿狡黠的好奇，总是在问各种问题，有严肃认真的也有异想天开的。她似乎从来不羞怯于问任何问题，被问题驱使着一路向前，也不管对方是不是会被问题惹恼的走私商贩或者恐怖分子。
当时，阿拉法特发起的“因地发打”游击运动正盛，爆炸和轰炸频繁，加沙地带只有她一个常驻的外国记者，还不会看地图。近处轰炸还好找（她刚去不久就被来了个下马威，吓到了地上），听到远处轰炸的时候，她就只能开上吉普，一脚油门踩到某个路口，向人询问：“轰炸在哪里？”然后一路受人指点而去。她在第一本书《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里，对自己在加沙的艰难遭遇有不少诙谐自嘲的描述，这使那本书读起来非常清奇有趣。
但那本书最大的价值，也就是她后来一直秉承的风格，却不在于这些个人内心奇遇，而在于她敞开了耳朵和心胸，认真倾听和体会了中东普通人的思考和情感。“去时想法很简单，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长久的绝望与煎熬，带我沉下去，看见更多。”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她和恐怖分子、贩夫走卒、街巷男女、鸿儒政客不设限地交谈，与自己的巴勒斯坦助理一家人交友，在爆炸后带他的孩子们去吃冰淇淋，安抚孩子的心。与此同时，她也深知在那个戏剧化的地方，情感很容易被过度使用，她以足够的自制保持了自己的客观中立态度。虽然这种冷静会约束她做出自身的判断，但却是年轻观察者一个必要的练习。在后来的年份里，她慢慢超越了这个约束。
这个超越在《走出中东 :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这本书中已经非常明显。这是周轶君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既概述所到之国的历史和当下政治与社会动态，又跨越欧洲、美洲、中东和北非，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角度寻找中东北非巨变的答案。虽然这些答案已经有了不少提供者，但她坚持要用自己多年的观察和行走，以及与在全球搭建的广泛网络保持的联系，做出自己确信的结论：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 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 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 年……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少数中产+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
在万里路上，她的追问没有停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伊朗遭遇的一个故事：拜访伊朗时值斋月，她满城采访，坐在车上又渴又饿，遂在后座上偷偷吃巧克力饼干。这时，前排的大胡子司机把倒后镜调整了一下，正逮到这个女人头巾下沾了一圈褐色的鼓囊囊的嘴。她正在忐忑中，谁知司机勾了勾手指，意思是“给我也来点儿“。这样的故事本来足够有趣了，世故的人就会心照不宣地笑笑，自以为彼此理解和达成共谋。但周轶君愣是不识好歹地追问：”斋月？（意思是你怎么不守斋）“没想到，司机的答案令她震动：” 斋月，阿拉伯，伊朗，居鲁士。“也就是说，居鲁士大帝创造的波斯，不应该被后来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所束缚。如果没有这一句追问，我们就不会知道，遥远的异乡人并不是靠嘴馋和软弱达成了共识，这背后复杂的历史情感和思考，只有穷追不舍的访客才能得知。
这样的故事，也就是普通人在被宗教、政权、富人阶层和国际势力绑架的漫长历史面前自觉的思考和小小反抗，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它构成了宝贵的证据，也是帮助中文世界读者理解其他大陆的最佳途径。“这些年，我见到中国读者对别国变革的品评，常以成败论。眼见他楼塌了，扔下一两句冷嘲热讽背过脸去。然而在现场的不同角落，在对人物的反复采访中，我看到变革过程的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选择，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异。“这是我们时代国际问题作者最好的态度，也是任何优秀作家应该有的态度。
让我们尝试回到世界通行的功利主义态度，回到社会学家和大数据对变革的预测——在每一个时代，决策者可能都面临信息过度的问题。无数的研究和献计献策，如何选取？如果说北非中东革命已经有了什么借鉴之处，那就是在决策者的脑子里，傲慢和绝对的权力垄断思维是最大的枷锁。这种思维使得掌权者在诸多变量之中会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人对尊严的追求。亨廷顿引用的社会学家的预测是否可信？这是完全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来检验的——但是对强权的信仰使这种调查的结果被一再忽视了。这种忽视带来的结果，是本可避免的玉石俱焚，中产阶级并不是这当中唯一的受害者。
“诸多不确定中，如果说谁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应该说是统治者本身。变革突发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传统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统治者在执政后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空间，因此人们对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变革和转型也才相对平稳，不像利比亚，没有一丝公共空间允许表达，一上来就是内战。“这样的观察是诚实可靠的，然而也是容易被僵化的思维忽略的。
除此之外，20世纪的世界在坍塌着，我们能得到的启示依然不多。不仅是在中东和北非。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带来了升级的贸易战、地区危机、右翼和保守主义回潮、恐怖主义蔓延、通行一个多世纪的外交规则被漠视。就在7月23日，越南政府在德国柏林市中心一个游客密集的公园里，当众绑架了一个叛逃的国企官员，德国驱逐了越南驻德大使和情报官员，但这能改变什么呢？在默克尔面对特朗普混乱随意的安全政策，宣称欧洲不得不寻求安全独立的时候；在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逃离战火、在人口稀少的德国小镇安家时；在中国人不断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逐步接纳了越来越多的非洲移民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对我们会意味着什么，但是，知悉和接受“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对不同国家的普通人以真实深入的了解，会给人赋予真正理解世界的能力，进而获得理解自身的尊严。这正是周轶君这样的作者为中文世界赋予的价值。
《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
《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作者： 周轶君
出版时间 ：2017年8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周轶君：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文学学士。CCTV“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任新华社常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时事观察员。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华社派驻巴以地区，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关于巴以冲突的文字、摄影作品获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06年至2014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朝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变革，也曾实地观察美国与欧洲政治。
爱在德黑兰
《走出中东》第二章 （节选）
文 | 周轶君
一
背后脚步急促。来不及回头，后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个黑影，迈开两条长腿，飞身弹开。朋友追过去用波斯语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来，扮个鬼脸，一闪又不见了。
我和朋友都穿着长袍，自然跑不过他。一辆汽车戛然停在我们面前，中年男人探出头，问要不要帮忙。少年已不见踪影。这样的事情在德黑兰每天都会发生，朋友和车里的男子齐声骂了几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罢。「因为你是外国人。」朋友说，虽然本地女子也会遭黑手，但外国人是过客，更容易被欺负。
「伊朗35%的男子性压抑。」贾维尔这样向我解释这件事。他坚称是官方统计数字，但又找不到出处。反正，这情况很普遍就是了。
找贾维尔聊天，起初是为了了解德黑兰地下音乐。很快我发现没有外界想像得那么「地下」。他的四人乐队，常在一个展览馆门前演出。那里有一片草地，参差几棵树，天气好的晚上，路人聚拢来听歌，还可能留下一点钱。乐队有一杆银笛，两把吉他，有时玩爵士，有时由贾维尔唱些欧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写歌，还在练习吉他。
他们在这里演出已经三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禁止音乐创作和表演。宗教音乐的演奏者要躲在布帘后面，不让观众看见乐器。三十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法律表述没有松动，在德黑兰见到街头乐队丶海外唱片的几率还是很高。一些异常生猛的波斯乐队跑到欧洲或者杜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风向时紧时松，贾维尔他们跟地区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专门找茬儿。用他的话讲，伊朗街头音乐表演是「非法而公开」。但今年他们惹怒了附近一个新住户。这位高等法院法官冲下楼威胁：「太吵了！信不信我把你们关起来！」乐队答应小点声。「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们，还是得交给警察。」贾维尔说起来满不在乎。
第一次见贾维尔和他的乐队时，刚聊了一会儿，一个当地摄影师急匆匆赶来，拉我去看一个「地下乐队」排练，说是只此一次机会。贾维尔和我们同去。汽车七拐八绕，四十多分钟后仍不知身在何处。就在我开始紧张时，摄影师指着一扇居民楼铁门：「到了。」按门铃响，里面的人警告：最多两个人进去，停留不超过十分钟。
贾维尔留在外边。我和摄影师转上三楼，厚厚的门板背后，整个房间隔音良好，还有一间调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传统乐器演奏。问他们唱的内容，「鱼乐队」主唱说，只是乡村生活。大概是我问了两遍歌词内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问政治吗？我们不唱政治。」
他们急着要走，不是有什么风险，而是要赶去看世界杯球赛。走出来的时候，贾维尔倚在车上吃霜泣淋，带点嘲讽地问我：「怎么样？」他说给其他搞音乐的朋友打了电话，了解到这支乐队的背景：「他们是有钱人，不愁吃喝，现在玩音乐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时髦罢了。」
贾维尔写下他的歌词：
如果我们没钱／打倒美国
如果我们吸毒成风／打倒美国
如果梨树结不出苹果／打倒美国
「不管伊朗发生什么，政府都会迁怒外来势力。」他还写过一首《狼与狗》，讽刺伊朗总统选举候选人都差不多，「他们只是俄罗斯的马前卒」。正当我惊讶于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贾维尔又转入伊朗式阴谋论：「世界不过是由一百来人统治着，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微不足道。」
我们在乐队经常演奏的草地上坐着，吉他盒摊开在旁边。贾维尔嫌自己弹得不够好，不像乐队另一个成员阿拉达旺，玩吉他十四年，技艺纯熟。「他自己就是把乐器，而我的武器是想像力。」贾维尔非常享受和乐队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几年前，他曾捅下大娄子：一个巴斯基跟弟弟发生口角，向他喷胡椒水。贾维尔过去打成一团。巴斯基落跑后，贾维尔情绪失控，沿着公园高声叫駡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警察闻讯抓人，关到深夜，直到爸爸过来领人。他还记得警察说：「赶紧回家吧，别出来闹了。」贾维尔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为什么要骂精神领袖呢？」
回忆那天的突然崩溃，他说是因为多年和父母弟弟挤在狭小的房间，逼仄难忍。「那年我21岁，从来没有女朋友。」
「如果没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领袖。」我替他续了一句歌词。
贾维尔笑了：「这真得怪他们。」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顶层是「自我成就」，最底层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划了个叉：「我们的政权非常聪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于是我们满脑子就剩下这些，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开恋爱。尽管女人戴面纱丶男女授受不亲等伊斯兰习俗，在1979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会存在，但是革命之后才写进法律，出动风纪警察监管。性禁忌还常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异议者不管做了什么，对他们的谴责首先跟性丑闻扯上关系，并迫使他们向公众忏悔。「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保守，一提『性丑闻』，大家马上觉得这是个坏人。」贾维尔说。
性有时还比政治更危险。贾维尔有一本乔治·奥威尔《1984》——这本书刻画了一个处处受到监管的虚拟社会，在伊朗翻译并出版的波斯文版，删去了几处温斯顿与茱丽叶温存的性描写，其他都保留了下来。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贾维尔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发行日期是在1979年革命之后。
跟巴斯基打架之后没多久，贾维尔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们「找来一本书」才知道该如何亲近，经常更换约会地点，出门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说不好什么时候警察上来检查身份证。非正常交往令贾维尔焦虑，「女朋友像毒品一样，越交往越空虚」。他的女友换了好几茬儿，最后认定一个人清净。「在这里什么都是不自然的，笑话也不能乱讲。爱情，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需求，因为得不到，我们只想要它。」
他说自己追求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像上星期乐队表演西班牙语歌——他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从网上下载不知谁的歌来模仿。晴朗的夜晚，树下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两三百。贾维尔从手机里翻出录音，放给我听：乐队重复一句歌词「哈比落罗罗罗、鸟哪儿多多」，所有人跟着唱，录音里传来年轻女子银铃般的笑声，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没人知道唱的是什么，只是不知所谓、纯粹的快乐。「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带着笑意。那晚，法官没有出现。
二
有天我经过车站广场，三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对面石护栏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听着，手里攥住一迭广告传单。
乐声暂停。他转过头来，满面光彩，对我说：「我喜欢街头乐队，他们把人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
21岁的赛义德，翻译刚才那首歌结尾，反复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说你爱我」。「可是我的爱情并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来。他想跟陌生人聊聊爱情。
「你知道，这里不能公开谈恋爱。」他没有犹豫，甚至没有问我想不想听。有天他跟女朋友约在商场碰面——赛义德平时在伊朗北部念书，放假才回德黑兰——两人三个月没见了，赛义德激动得抱起她亲吻。「你猜怎么样？周围竟然响起了掌声！商场里的人为我们鼓掌！不过我赶紧拉着她逃走，这会惹麻烦的。」
说到恋爱的惩罚，他的一个朋友带女友回家，遭邻居举报。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险的是邻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着窗帘。警察冲进来抓走两人，验身发现女孩不是处女，各判一百五十鞭。结果，女孩在家庭压力下，上法庭指证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挞，遍体鳞伤，三个月下不了床。
「那恋情当然无法继续，他只记得他喜欢的人满嘴谎言。」赛义德和女友萨巴见面非常小心。他对她一见锺情时，那女孩才16岁。三年来，他们密会的地点，在一个咖啡馆顶楼废弃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见训斥，两人迅速逃脱。他们情感的障碍在于，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个穷小子，她家很富有。」
为什么愿意告诉我这些呢？「你是外国人。」他相信我会把这些故事带走，像一个装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写他们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爱的人有宣之于世的冲动。这真是难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当地人热情待客的传统，但同时，他们的担惊害怕又是那么强烈。有时他们向你敞开心扉，又慌忙合拢，那是高压底下形成的自我保护。我建议赛义德下次带女朋友一起来，他说萨巴一定很高兴跟我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