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提要】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产棉甚少却需大量棉料的云贵特殊经济地理，以及洋纱与织布相互结合作为近代手工业的兴起来看，云贵近代手工业正是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云南“种上鸦片以之支付做衣穿的棉布”、“黔省出产只有烟土可供输出，以资抵偿”棉布等生活所需的合力作用下，才得以在两广等客商“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中得以兴起与变动。

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

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力的吸引之下，从而使鸦片在云贵高原广泛种植，而客商也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技术、工具等输入云贵，赊购或转卖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

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云贵还继承了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云贵军阀改而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1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以洋纱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使云贵高原的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切围绕战争所需的战时手工业。

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间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于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贸往来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因素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