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希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4月30日，我正在宋朝参知政事赵抃的故乡浙江衢州，参加王瑞来教授《大宋名臣赵抃》新书发布会暨赵抃勤廉风范文化交流活动。一同参加活动的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突然告知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不幸于4月29日晚9时仙逝。闻知噩耗，一阵懵然，难以置信。十数天来，德毅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萦回脑际，除请家齐教授代为转达沉痛悼念之意外，一直在搜集材料，准备写一些追思的文字。今天（5月11日）是德毅先生举行安息仪式之日，谨回忆聆听德毅先生教诲40年来其中的三件事，以寄托哀思。
我与德毅先生交往要追溯到40年前的1984年。当年秋天，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春树先生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并担任历史学系主任，遂发起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大陆由邓广铭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郦家驹研究员带队与会，台湾则由中国文化大学宋晞教授和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带队与会。另外，还有一些香港及欧美的宋史学者参加。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大陆与港台尚无学术交流。对于大陆、港台哪些学者参加？研讨会日期、议题等问题，需要以通信方式反复讨论、协商。当时大陆方面的信函都是邓广铭师口授、由我起草以邓先生的名义发出的，香港方面则是由李弘祺教授起草以张春树先生的名义发出的。在信函往返的过程中，让我了解到德毅先生的生平事迹和道德文章。这次国际宋史研讨会于1984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海峡两岸三地及欧美学者共聚一堂，当面交流学术，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三地宋史学界的第一次学术交流盛会，也是两岸三地历史学界的第一次学术交流盛会。德毅先生为开创两岸三地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5月，邓广铭师与徐规先生共同发起，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在杭州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从1980年邓广铭师发起成立中国宋史研究会以来，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暨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从1986年起，岳飞研究会也经常召开岳飞学术研讨会。从2006年起，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也经常举办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德毅先生从1991年7月到杭州参加“纪念岳飞诞辰888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岳飞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之后，经常前来大陆参加有关宋史的学术会议。我作为邓先生的学生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助理（后任副主任、主任），经常与德毅先生见面，聆听教诲。
1992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发表了《宋代殿试制度述论》一文，认为宋太祖创立殿试制度，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精辨否臧，克叶至公，防止势家垄断科举，致塞孤寒之路，更主要的是鉴唐之弊，收揽威权，在收兵权之后，把取士大权也收归皇帝亲自掌握，防止知贡举官与及第进士结党营私，以巩固和加强赵宋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其重要依据即是柳开《与郑景宗书》。柳开的这封书信中记载：开宝六年，下第进士徐士廉“伏阙下，求见太祖。太祖夕召与之见，士廉即具道贡举人事，请太祖廷试之，曰：‘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惟岁取儒为吏，官下百数，常常赘戾，以其授于人而不自决致也。为天下国家，止文与武二柄取士耳，无为其下鬻恩也。’太祖即命礼部所中、不中贡举人，到于殿廷试之，得百二十七人，赐登高第，开幸在其数。”宋朝殿试即自此始。我原来将“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点破为“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这篇论文曾寄给德毅先生请教，先生即指出我将“前出”点破的错误，说“前出”是一个词，不应点破。“前出”是一个军事用语，意为派遣小股部队到大部队的前方，用于探路、侦察、掩护、排障等战术用途。查《辞源》《汉语大词典》和《辞海》，均未见“前出”的此条，而是见于古代史籍的记载之中。德毅先生一眼看出我的断句错误，可见其学识渊博，远超常人。
宋人陶岳《五代史补》卷三载：“齐己作《早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郑谷改‘数枝’为‘一枝’，齐己下拜，时人称郑谷为‘一字师’。”郑谷是晚唐诗人，此后“一字之师”遂成为一个成语，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明人张岱《与周伯戬书》等均运用过。德毅先生即是我的“一字之师”。当然，德毅先生对我的教诲决不止于此，此后我经常将论著送给先生指正，先生教诲良多，“一字之师”仅为其中一例。虽为一字，但使我终生难忘。徐士廉“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一语为我首先引用，我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等论著中再次引用时，均已按德毅先生的教诲改正，但现在有的学者引用徐士廉这句话时仍然沿用我过去的断句错误，可能是被我误导，希望也予改正。
1995年12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史学研究所拟由文学院院长宋晞教授主持在台北举办“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50余位学者参加。当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邀请了杭州大学徐规教授、河南大学王云海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朱瑞熙教授等10位大陆学者参加研讨会。那时海峡两岸尚未“三通”，大陆学者赴台，需经过香港，住宿一夜，第二天飞往台湾。至于参加研讨会的手续，更是十分复杂，在台湾，不仅需要中国文化大学发出邀请，还需台湾大陆委员会根据大陆学者提供的有关申请表格予以审查批准。在大陆，则需要学校与教育部的层层审查批准。
当年8—12月，我在韩国高丽大学历史学系讲学，很想参加这次盛会，但是无法与国内学者一道，通过正常办理各种手续赴台参会。德毅先生是台湾学术组织“宋史座谈会”的主持人之一，而宋史座谈会是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的协办单位之一。于是，我将参加会议的意愿写信告诉了德毅先生，并提交了论文《宋代宗室应举制度述论》。德毅先生非常热心，动用了许多关系，找了许多有关部门，作了许多担保，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给我办理好了参加研讨会的各种手续。从韩国的汉城（今首尔）到台北，需要办理入境手续，德毅先生又通过有关部门进行了妥善安排。12月26日，我终于如期从汉城飞到了台北。其中的曲曲折折，可以借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一句话：“不足为外人道也。”
参加中国文化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到台北之后，即受到德毅先生的热情款待，当天中午即由他自己出资为我设宴接风。除德毅先生和我之外，还有几位德毅先生的学生参加。宴会上尽是台湾的美食。我不是美食家，30年前具体吃了哪些美食，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对喝纯正的金门高粱酒，却印象深刻。德毅先生接我来台，十分高兴，酒兴很浓；我虽然不胜杯杓，但盛情难却，也超水平发挥，喝了不少。总之，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举行，与会学者下榻于六福客栈。研讨会及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大学期间，德毅先生与他的学生、作为观察员与会的宁慧如硕士，多有照顾。记得一次由台北中央图书馆返回六福客栈途中，与会学者乘坐的大巴堵车，德毅先生与我乘坐宁慧如硕士开的小轿车则先行顺利回到了驻地。
出席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的学者，都是宋史学界的大家。如台湾的宋晞教授、王德毅教授，大陆的徐规教授、王云海教授、朱瑞熙教授，美国的陶晋生教授、包弼德教授，新加坡的陈荣照教授等。诸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评议人的中肯评议，使我增长了许多学问，真是受益匪浅。如果没有德毅先生的特别邀请和鼎力相助，我是不可能参与这次宋史学界的盛会的。我参加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之后又回到高丽大学，然后回到北大。此后不久，有人写信给北大校方，告我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参加了台湾的宋史学术研讨会，是有问题的。北大校方认为我在韩国讲学期间应邀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也正常，没有问题。在当时这种氛围下，德毅先生的特别邀请、鼎力相助，使我得以参加宋史学术研讨会这一盛会，与宋史学界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更使我非常感激，永远铭记。
德毅先生是台湾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长期主持台湾宋史学界的“宋史座谈会”。该座谈会邀请台湾地区或访台的宋元史学者报告目前关注的问题或进行的研究，并且进行共同讨论。自1963年创会迄今，已举行过220次聚会，编辑出版了36辑《宋史研究论集》，成为展示宋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德毅先生长期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桃李满园，著作等身，主要著有《李焘父子年谱》《王国维年谱》《洪迈年谱》《姚从吾先生年谱》《宋代灾荒救济政策》《宋史研究集》初集、二集；编有《清人别名字号索引》《明人别名字号索引》《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合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合编）等。
德毅先生的突出学术成就是对宋代史学和宋人传记的研究。对于其他学术著作暂且不论，现谨说一下主要由他编纂和增订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该书是一部检索宋人传记资料的大型索引工具书。本索引共采用宋人文集347种、元人文集20种、总集12种、史传典籍90种、宋元地方志28种、金石文8种，总计505种，其他单行的年谱、事状、言行录、别录及期刊中属传记性质的论文尚未计算在内。全书所涉及的宋代人物共计2.2万余人，凡有事迹足叙、言行可法、著述可考者，皆为之编撰传记资料索引，且就收集所得为每人撰一小传，注明生卒年、字号、籍贯、亲属、科第、仕履、事功、封赠、特长和著作等。全书共六巨册、5000余页。首册附有引用书目，著录所引书目的卷数、作者及版本，以便读者查阅；末册为《宋人别名字号封谥索引》，也非常适用。全书既是一部宋人小传资料的汇编，又是一部收罗颇为详备、检索极为方便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工具书。本书自问世以来，使海内外宋代历史、文学和哲学研究者获益甚大，备受好评。邓广铭师总将《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放在案头，以便随手查阅，说这是宋史学者的必备之书。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从1968年开始编纂，到1976年由台湾鼎文书局出版第六册，历时八年有余。1977年又由德毅先生增订再版。2001年再出版增订第三版。1986年，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王瑞来教授得到美国宋史学者转赠的一套德毅先生增订再版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认为此书堪为研究宋代文史哲学者的至宝，十分难得，决定影印此书。当时大陆尚未加入有关版权协议，遂不顾《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版权页上所写“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于1988年3月影印出版了中华书局版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大概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不通，中华书局影印《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事前既未征得德毅先生同意，事后也未向德毅先生支付稿酬。多年之后，王瑞来教授见到德毅先生，当面向他致歉。德毅先生非常大度，认为中华书局翻印《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是嘉惠学林，没有予以追究。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还成为“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首批传记资料源。“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建立的一个开放性的大型资料库。2004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包弼德教授提出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负责将德毅先生增订再版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的宋人传记资料按照有关要求录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我和邓小南教授等与包弼德教授就“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框架结构、资料录入等问题，在北京和台北进行了多次讨论。2005年3—4月，我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应邀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作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教授一起到芝加哥参加亚洲年会。在亚洲年会期间，我和包弼德教授、田浩教授一起共进午餐，最后达成了合作协议。
2005年暑假期间，我即和邓小南教授等组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宋辽金史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利用星期六和部分寒暑假的时间，将德毅先生增订再版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的宋人传记资料按照有关要求录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研究生的劳务费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按月支付。前后大概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2.2万多人宋人传记资料的录入工作。这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创立的良好开端。此后，陆续录入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等，截止今年2月，共收录了53万多人的传记资料，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人物传记资料库，进行在线服务，为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主要是德毅先生编纂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是德毅先生参与编纂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等书为“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提供了最早一批传记资料源，成为“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德毅先生编纂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等书，就没有“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德毅先生编纂的传记资料嘉惠学林。大家在使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进行学术研究之时，一定会铭记德毅先生最原始、最基础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