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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国庆75周年，「献礼片」发展全解！

菲林考研 · 公众号 · · 2024-10-12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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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漫过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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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再现历史和记忆历史的重要载体，它“不只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更多的是通过日常琐碎的生活表现传递生产者和创作者的历史观，以此认同或是反对某种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 1959年诞生的国庆献礼片旨在以文艺形式总结和宣传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开启了主旋律电影的先声。及至1989年的《开国大典》、2009年的《建国大业》和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等，国庆献礼片已然成为一种“电影现象”和“文化现象”。

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数据，2024年国庆档，我国电影票房为21.04亿元，观影人次为5209万。《志愿军：存亡之战》《危机航线》《爆款好人》《只此青绿》……今年国庆档有多部新片上映。此外，《里斯本丸沉没》《出走的决心》《野孩子》等中秋档前后上映影片依然保持一定热度。在这个特殊的档期，《志愿军：存亡之战》作为国庆献礼片，收获了8.05亿元的票房，领跑国庆档。作为一部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影片，《志愿军：存亡之战》重点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但本篇不再分析国庆档票房得失， 将会从“献礼片”的辨析、历史梳理以及现状进行相关介绍。

“献礼片”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58年的河北北戴河会议。会议指出要集中力量组织拍摄一批优秀影片作为迎接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从概念界定的角度看，献礼片一般是指以纪念重大节日、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为契机，以革命历史、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以传承历史、塑形精神为主要目标而组织拍摄的影片。如书写建国、建党、建军等重大历史题材的《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建觉伟业》《建军大业》等;讴歌领袖、社会先锋等重要人物的《铁人》《邓稼先》《袁隆平》等。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和制作观念的变化，国庆献礼片历经了不同历史形态，从国庆10周年的异军突起、40周年的历史还原到60周年的群星荟萃，再到70周年的故事“里烧”，呈现出差异化的时代气质、文化追求和叙事立场。制作民间化、叙事微观化、人物个体化等方式促使了移情、共情效应的发生，促进了文化记忆、文化价值的大众承载，其主流价值文化倾向也逐渐向大众文化方向更迭。

从本质上说，早期国庆献礼片属于意识形态电影，从策划、制作到发行都或多或少存在意志的干预和浸润，通过还原革命历史与建设历程，构建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文化记忆，生成集体共识与文化自信。自新历史主义以来，记忆可以被书写已被普遍认可。记忆是一种“知识生产的过程”“历史书写的结果”“人类生命的自我持存”，它不仅包括个体亲身经历的记忆，也包括被植入的关于家族、集体、国家的文化记忆。

新中国成立时期：革命题材与英雄主义

1958年8月17 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组织文化部拍摄一批优秀影片作为国庆献礼片。这是“献礼片”概念的首次提出。周扬指出献礼片的原则是坚持“三好”：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

1959年前后，以夏衍为代表的电影工作者们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的指引下，将对祖国建设的满腔热情投入电影创作中。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数量高达18部。在全国电影厂都在拍摄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礼片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一马当先，推出了由著名导演和演员郑君里、金山、崔嵬、赵丹等加盟的一批重大题材影片，如反映鸦片战争、二·七大罢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等题材的《林则徐》《风暴》《万水千山》《青春之歌》以及描写大音乐家的《聂耳》，阵势颇大，先声夺人。

而长春电影制片厂却因未找到较理想的重大题材剧本，调整了战略方向，打造了一批“小片”精品，选题集中表现了平凡生活中的个人，最成功的是四部小巧型青春片《五朵金花》《冰上姐妹》《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战火中的青春》，前三部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设时期，后一部反映战争年代的军营生活。这四部电影的导演王家乙、武兆堤、苏里、王炎，主演杨丽坤、莫梓江、卢桂兰、于中敬、李亚林等人，当时都是初入影坛的新人。这四部电影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当时的黑马，与重大题材的大片同台争锋，直至今日依然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五朵金花》为例，该片讲述了白族青年阿鹏与金花在经历种种波折后，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影片表达了高昂向上的氛围，没有反面人物，只有阴差阳错的“误会”和好心办坏事的“群众”。该片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时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和社会面貌改善，全国人民都充满了对劳动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献礼片无论是选题大小都同时表现了同一题材，即对重大历史革命题材或个别英雄人物典型的重现和改编，主要表现的是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与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改造”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献礼片意识形态话语真正的核心词，与此同时，建国前的“成长”、“集体主义”、“牺牲精神”、“英雄主义”等解放区文艺主题也得到了延续。

改革开放时期：民族认同与人文关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恢复生产，“思想解放”成为时代主旋律，文化荒芜的电影市场逐渐出现新气象。但相较于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形势而言，国家对文化和电影的管理及电影生产体制的变革明显滞后。在政治“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创作者日益关注文化复归和人性表达。

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和五十周年献礼片中，人文关怀和类型化元素日益凸显，电影生产机制步入的新的历史阶段。 1989年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多达几十部，且类型多样，如《百色起义》《巍巍昆仑》《布达拉宫秘史》，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鸿篇巨制《开国大典》正诞生于这样的创作环境，该片获得了1.7亿元的票房神话。电影展现了从三大战役胜利直至开国大典的历史过程，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宋庆龄等人都被观众评价高度还原历史人物。影片主要表现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加入平民视角，拉近领袖与群众关系，讲述伟人的平凡生活。容易出彩的战争场面，如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大型战役被一带而过，但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的每个伟人的心路历程被刻画得血肉丰满。

创作者们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价值观重新得到肯定，观众能够跨越历史与其产生情感共鸣。 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如《国歌》《世纪之梦》《共和国之旗》，革命领袖从银幕中心走向后景，开始以“大国意识包装国家认同，实际表现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用民族认同替代革命认同的一种非政治化转变”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表达。

对观众理想主义的召回和革命精神的重温成为了献礼片新的创作主流。如电影《国歌》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电影《共和国之旗》以国旗“五星红旗”为主题，二者作为新中国重要的象征符号，具有非同寻常的国家意义，更加激励了观众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时期对英雄的审美和消费依然是不变的献礼片主题。电影创作在始终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多维度呈现变革的前提下，开始日益强调叙事的人文关怀，平凡的“人性”英雄渐渐取代高大的“神性”英雄，革命精神时隔多年唤起了人们的再次情感认同。

新世纪：商业时代与大片模式

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也是国家强调推进“试行股份制，调整产权结构”后，国有电影事业单位转企改革基本完成的新时期，这从根本上推进献礼片从单纯的反映国家意识形态调整至重视商业效益。 2001年通过的《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电影类型化、产业化、商业化的运营体系开始建立，弥补了献礼片创作易陷入空洞说教和忽视市场效益的短板。如中影集团、上影集团等企业虽然国营资本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民营资本开始广泛介入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国营和民营合作参与电影生产成为主流。

与此同时，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主旋律电影面临着好莱坞大片等蕴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商业电影冲击，本土市场不得不重审自己，电影工作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进一步关注宏观中的微观、历史中的个体，在对历史的想象和想象的历史中构建符合现代观众审美体验和情感诉求的影片。

新世纪的首个十周年献礼，全国30多家制片公司筹备拍摄了50余部献礼片，《建国大业》《风声》《南京！南京！》等献礼片几乎成了2009年银幕的主力军。从国家投资的主旋律电影到合作投资的新主流电影，从包场看“爱国主义革命教育”电影到“商业大片”，新主流电影加入到商业市场的洪流中，并试图占有一席之地。《建国大业》开辟了新时代献礼片“大题材、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的“大片模式”，全片由172位明星出演。影片利用明星效应和票房号召力，将献礼片的商业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相较于偏纪录片风格的《开国大典》，《建国大业》更注重戏剧性、细节性和历史人物的心理刻画，情节也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部分改编。同时，随着观众对于人物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影片为陈坤饰演的蒋经国设计了整治上海经济，却在四大家族内部腐败前无奈受挫的情节，这是对过往扁平式人物的突破性呈现。

通过众多明星的强大号召力扩大受众，其背后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逻辑：只有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看到这些影片，才能获得更多意识形态“消费者”的认同，从而形成“聚焦效应和规模效应”。《建国大业》重现了“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历史，4.2亿的票房刷新了国产片票房纪录，可以视作是将商业类型电影机制融入献礼片的力作。此后随《建国大业》而来的《建党伟业》（2011年）《建军大业》（2017年），共同构成了“建国三部曲”，献礼片的商业时代正式拉开帷幕。

随着我国电影整体产业水平的日渐提升，市场规模和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献礼片具备了转型发展与探索创新的基本条件。于是，“我和我的”三部曲、两部《长津湖》等影片在主题性创作上保持了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内核，并在形式上积极探索商业化的生产运作的逻辑和模式，从而出现了被业界称为“新主流电影”的类型范式。陈凯歌与黄建新在谈到《我和我的祖国》故事创作时总结，新主流电影需要 “用影像呈现个人命运与历史大潮迎头相撞的戏剧性瞬间，往往才能真正唤起并创造观众的共同记忆。” 献礼片的沉浮以及其特征的新发展正映衬于此，聚焦于英雄、个人，贴合观众的商业化审美，都成为了其票房与受众的保证。 以下便是部分献礼片向新主流电影迈进的特征。

叙事模式:“英雄审美”“平民史观”

“英雄审美”更是不变的主题。新时代献礼片对英雄的人物刻画上更加生动和立体，更加关注个人的情感和命运。《我和我的祖国》以集锦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体现了平民英雄的闪光点，七个短片表现了不同时间节点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多个视角构建出全景中国和百姓人生，用低视角平民化的方法切入叙事，呈现各个时代的“英雄”就在身边。

新时代献礼片往往以历史大事件为题，刻画了多个背景、性格、职业各不相同的个体，从微观层面切入，挖掘大事件背后的小细节，描摹历史的另一面，人物形象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与早期的政治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相比，“高大全”、“舍小家为大家”以及牺牲奉献非死即伤的“神性”英雄已经淡淡隐去。新时代创作者们用低位化的方式描摹英雄背后的平凡，把握普通人性和英雄神性之间的张力和尺度，回归英雄人物个体，以“平民史观”延续“英雄审美”。

商业模式:“类型化”“大片模式”

如今，《战狼2》《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主旋律题材影片的专业评价、票房收入、观众口碑及文化影响等指标均表现不俗，使“新主流大片”、“献礼片”成为新兴类型片逐渐立足于电影商业市场。献礼片从早期的“计划”发展到“市场”,其风格也从观赏性弱、娱乐性弱，转而兼顾艺术性和商业性。新时代献礼片的类型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机长》和《烈火英雄》是“新主流电影”和“灾难片”的类型融合，《攀登者》是和“登山片”的类型融合，《我和我的祖国》是和“集锦片”的类型融合，类型化的表达兼顾了冒险、明星、奇观等商业元素，迎合了当代观众的观影心理。

献礼片从1959年《五朵金花》“不喊口号”的目标开始，经历了1989年《开国大典》讲述伟人平凡故事的1.0时代，到2009年《建国大业》商业化实践的2.0时代，再到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3.0时代。献礼片显示了电影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2024年的国庆档献礼片中，《志愿军2》在混乱低落的市场环境下夺得冠军。而上部《志愿军》豆瓣评分6.9，以及8.68亿的票房成绩，很显然不能让心高气傲的陈凯歌导演满意。尤其是跟同类题材的《长津湖》进行比较，无论口碑和市场成绩，均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此次朱一龙联合主旋律大片“标杆”吴京，已在这国庆当中拿下8.05亿的成绩。

献礼片历经七十多年的发展，映射着中国电影与社会状态的起起落落。在电影市场与献礼片发展渐缓的节点上，我们也需要去思考，什么电影才有资格成为献礼片，献礼片的重点又是什么。答案或许也非常简单，周恩来总理曾经对献礼片做出过批示，即“ 人民群众真正喜爱的” 。

很多创作者似乎都搞错了， 献礼片的重点从来不该是「献礼」，而是「片」。

参考资料：

[1]曾仙乐.国庆献礼片的文化记忆书写与叙事流变——以70周年为例

[2]闫怡涵，鲜佳，国庆献礼片的发展与嬗变

[3]饶曙光,刘婧.“另一种电影”：献礼片的新境界与可能性

[4]献礼片70年流变考，深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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